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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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者在数量上是不同的，农业劳动力是指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

而农村劳动力既包括在农村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的劳动力,而且包括一部分在城镇从事有收入职业的农村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说来，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在数量或质量上实际充分有效地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农村人口，由于这一群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所以称为剩余劳动力。

但实际上，不仅是没地种的农民叫剩余劳动力，还应看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的边际生产率的高低。

一个人耕种1亩土地收300公斤粮食，人均年生产率为300公斤，2个人耕种1亩地收400公斤粮食，人均年生产率为200公斤，生产率反而下降了。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增加的这第二个人创造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就是劳动力剩余，应该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投入到别的领域中去。

所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农村中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而得不到充分就业的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非农业劳动力转化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过程。

（二）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及经验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很小，一般在10%以下，有的国家该比重不到3%。

而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较高，但并未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

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

但这些国家受本国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各具特色。

　　1、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及经验。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

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

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

然而，随着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

　　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

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验。

第一、圈地运动是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因此提供了大量的有较强流动性的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流向第二、三产业，由农村流向城市。

第二、限制制度废除促进了剩余劳动力转移。

早期英国人口流动受旧有法律制约，如《济贫法》，之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有法律不断修改，最终这些限制都被取消。

第三、大量海外殖民地使本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对外转移。

总之，英国的国家政策、工业革命、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海外殖民地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及经验。

（1）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从转移时间看，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实行转移。

从转移模式看，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

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

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剩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

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

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

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

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

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

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2）美国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经验。

第一、美国农业人口的转移形式灵活多样，且因时制宜。

第二、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农业人口加速转移的催化剂。

美国农业人口的各种形式的转移之所以较快实现，是和联邦政府采取的有力政策和措施密切相关。

　　3、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及经验。

（1）日本“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模式。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规定从1971-1975年，在城市郊区建立销售总额为9万亿日元的各类工业区，吸纳100万人就业，其中，60%来自农村。

到1975年8月，全国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这项计划，已建成机电、金属加工、运输机械等各类工厂686家，吸纳了大批劳动力，其中，半数左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

日本在战前的早期发展中，十分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

在1880～1930年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

（2）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验。

第一、良好的外部条件。

一是有利的人口背景。

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二是非农部门就业容量增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后期，日本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特别是工业地区的劳动需求更旺盛。

第二、政府积极的劳动力诱导政策。

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迅速向城市转移，政府的农业劳动力动员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一方面，日本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减少了农业产业对劳动力需求。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

第四、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

日本农民对非农部门就业适应性很强，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几乎不存在素质差距，对非农部门就业的适应能力并不逊色于城市劳动力。

　　从这三个不同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见，政府政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制度创新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有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各省市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上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积极大胆探索转移方式，力争实现转移效果最优，农民收入最佳，产业发展最快。

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方式：

　　1、以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从而提高转移容量的模式。

农业产业化即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头，实行区域化布局，建立专业化生产基地，以基地联农户，形成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可增加就业机会，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是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使农业生产从种植业为主转向种植业与养殖业并举、农牧结合，从单一的粮食种植转向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农业生产从土地密集型转向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进而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二是通过将一个农业产品发展为一个产业，使农业从单一的种养业、原料生产向精加工、深加工以及保鲜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延伸以拓展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

农业产业化经营即通过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

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通过对加工的农产品进行销售转移剩余劳动力；

通过开发农业中的多条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延长，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

通过农科教及社会化服务体系消化剩余劳动力。

　　2、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增加就业岗位的模式。

城市的发展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发展城市经济是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解日益尖锐的就业矛盾、调整城乡间经济关系、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整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乡一体化就是合理发展与改造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心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扶持并稳妥发展小城镇，在主要区域初步形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结构协调、规模适度的多元化城镇体系，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尽大地增强城市吸纳就业容量，使农业劳动力逐步转向二、三产业就业。

　　3、以提升城镇化率从而实现多领域转移的模式。

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一是继续发展乡镇民营企业。

通过民营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之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场所。

二是加快实施小城镇建设的战略规划。

在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时，结合各地实际，分阶段、分步骤的有效推进，扩大农民就业容量。

三是小城镇建设走工农商贸文体一体化发展的综合路子，通过多业并举、多渠道安置就业来实现转移。

　　4、以开展异地劳务输出从而实行“外销”转移的模式。

劳务输出是解决农村尖锐的劳动力富余矛盾的最简便、最直接、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手段。

随着沿海地段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输出占据了主导。

农民外出打工经商，有助于开阔视野，熟悉现代化市场运作方式。

有些农民经历了一段时间市场磨练，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回乡创业，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同时部分剩余劳动力通过职业培训后实现了国际劳务输出。

　　5、以资源优势开发农村旅游实现就地转移的模式。

许多地方以农村地区为特色，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活动为内容，以农民为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旅游，丰富旅游内容，拓展旅游市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湘西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分析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

辖7县1市,总人口275.83万人,其中土家族和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以上，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全国十八个贫困片之一，是湖南省唯一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是湖南省扶贫攻坚和湘西地区开发的主战场，也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一）湘西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湘西州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但同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更为滞后，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大，有效转移任务艰巨。

　　1、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有限。

一是工业化程度低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

湘西州是农业地区，工业基础尤为簿弱，全州规模以上企业仅354家，2009年实现工业增加值仅91.8亿元，仅占全省的1.9%，不及长沙市浏阳县，低产出的工业企业承载劳动力能力十分有限。

二是城镇化滞后造成劳动力无法转移而过剩。

虽然该州大力实行城镇化战略，但实际上湘西州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省内其它地市，2009年全州城镇化的水平达到了35.5%，比全省低7.7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滞后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档次不高，规模不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

　　2、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

一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起农村劳动力过剩。

近几年来，湘西州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先后形成了柑桔、狝猴桃、药材等产业，大量的土地向能人大户集中，生产和培管技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劳动力使用率相对下降，随着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程度提高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边际报酬递减影响十分明显，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

二是人口增长较快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重要原因。

湘西州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国家实行的是允许农村生育两胎的政策，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农户违反计生政策都生养3-4个孩子，2005年到2009年，该州人口由220.05万人增加到275.83万人，年均增加11.16万人，人口递增量大势必导致劳动力过剩率提高。

三是农村耕地渐进性缺失使劳动力过剩。

自2005年以来，由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该州很多耕地和林地被征用，土地渐进性缺失明显，人口增长与土地减少矛盾使农村劳动力过剩。

　　3、农村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受制。

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州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但随着入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原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由于管理水平低下，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效益不佳基本破产，仅存的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因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减弱。

为数众多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式的兼业性摆动就业人口，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从事非农产业可以说是临时性的就业，并没有真正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他们随时可能重新回归土地。

与此同时，农村个体、私营工商业等其他非农产业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减弱。

4、制度和体制障碍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

2009年湘西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4％，从事农业人口中贫困地区人口92.6万人，占农村人口40.4%，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关在城门之外，在狭窄的土地上，进行低效劳动，致使大量的劳动力长期封闭在农村，不能流动。

因为农村的劳动供给量大于城市的劳动供给量，而且农村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农民是劳动的净输出者。

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封闭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城镇化发展水平，也严重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约。

现行的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有所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在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下，他们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竞争的权力和待遇，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小孩上学等方面造成许多因难。

这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成本加大；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不能长期稳定地就业，致使相当部分的劳动者在城镇干几年后又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

同时，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在联产承包的实施中，土地可以实现流转，但由于产业发展速度和程度不够，土地产出效益低，许多土地闲置和抛荒，劳动力出现过剩。

加之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劳动，因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

（二）湘西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点

　　近年来，外出打工收入已经成为湘西州农民增收的主体,外出从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30%左右。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使农民“挣了票子”，而且“洗了脑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分析湘西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主要呈现五个规律性特征。

　　1、从产业流向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服务业。

2009年全州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4.06万人，占8.3％，从事第二产业26.48万人，占54.1％，从事第三产业18.41万人，占37.6％。

在二、三产业中，从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分别有17.87万人、8.86万人和14.73万人，分别占外出务工总数的36.5％、18.1％和30.1％，且大都在生产第一线和较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

　　2、从流动方向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主要分布在省外特别是沿海地区。

2002年全州农村劳动力县市内转移4.3万人，占8.8％；

州内转移6.21万人，占12.7％；

省内转移9.25万人，占18.9％；

去外省打工的有29.19万人，占59.6％。

输出地域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共有25.7万人，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2.5％。

　　3、从组织形式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通过“三缘”关系和自发组织，且有明显的兼业性。

湘西州劳务输出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和人缘关系以及自发外出，存在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据不完全统计，全州外出务工人员由劳动部门组织的仅7.5万人，占15.3％，经人介绍20.75万人，占42.4％，自发组织外出务工20.7万人，占42.3％。

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明显的“候鸟式”特征和兼业性。

全州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务工3个月以内1.86万人，占3.8％，3－6个月5.63万人，占11.5％，6－12个月18.2万人，占37.2％，1年以上23.26万人，占47.5％。

　　4、从年龄层次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2002年全州农村共有外出务工人员48.9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6.7％，其中男性25.6万人，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2.2％，女性23.35万人，占47.8％。

全州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30岁以下的28.63万人，占58.5％；

30－50岁的19.48万人，占39.8％；

50岁以上的0.84万人，仅占1.7％。

　　5、从工资收入上分析,外出打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主渠道。

湘西州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58元，据调查,2009年全州农民从劳务收入中，人均年获收入979.6元，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4.3％，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年均纯收入约在3000元以上。

　　（三）湘西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主要问题

　　虽然湘西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近年来有所发展，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明显增加，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认识不够难以适应建设新农村要求。

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没有真正把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来规范管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抓手来狠抓落实,作为政府及部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力度不大。

担心外出务工人员过多而影响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影响城镇居民就业,影响城市规范管理和社会治安。

同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城市和农村之间无形的鸿沟使部分农民对外出务工存在惧怕心理，安于现状，不想背井离乡，不敢外出务工。

　　2、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低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和产业升级需求。

2009年全州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序19.58万人，占40％，初中23.15万人，占47.3％，高中4.75万人，占9.7％，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仅1.47万人，占3.0％；

经劳动部门培训的仅4.91万人次，培训率仅为10％。

外出务工人员绝大部分局限于一些技能要求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干一些脏、苦、累的工作，工资收入少。

据调查，全州外出务工人员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占28.6％，3000－5000元占49.2％，5000－10000元占17％，年劳务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仅占5.2％。

而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紧紧抓住国际产业梯度大转移和国际资本加速向我国流动的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大幅度提高,东部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已经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全省在推进“一化三基”进程中,对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也要求更高,处于目前状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很难适应形势，就业机会和务工收入都将可能下降。

　　3、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难以适应组织化程度和输出效率提高。

湘西州八县市均建有劳动力市场，大部分乡镇建有劳动保障服务站，但由于各级财政困难，劳动力市场硬软件建设落后，大多数劳动保障站编制、人员、经费难以落实，无法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有效地指导、培训和服务,劳动力巿场发育缓慢和劳动力培训规模小。

同时，劳务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劳动力市场信息滞后,管理不到位，中介服务水平低下,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进程。

　　4、体制和政策障碍难以适应构建公平和谐就业环境的要求。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在就业准入方面，仍然存在隐性或显性的城乡歧视。

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拖欠或克扣工资、工伤事故得不到赔偿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

农民外出务工证卡办理难，各项收费不规范，输出输入地存在变相收费、加码收费和搭车收费现象，增加了务工成本。

在城镇福利制度方面，农民进城务工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入学、劳保等政策待遇,抗风险的能力很弱。

加之城镇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