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理论文献综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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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竞争模型起源于理想的Tiebout模型：

这个模型和私人物品的完全竞争市场相似，地租相当于利润，效用相当于价格。

因此,这个模型的均衡是有效率的:

中央政府无法重新配置商品和资源，使得一些人变好，而其他人不变差。

这其中就隐含着税收竞争,给定提供的公共品数量，地方税收必须足够低，以吸引居民来居住。

税收采取有效率的人头税形式，给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的数量，每个居民的税收支付等于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的成本。

这种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导致有效率的定居决策。

Tiebout（1956）认为，对可移动的居民进行竞争可提高福利，主张允许要素自由移动的政策，使得各级政府在大多数政策领域能自主决策。

　　税收竞争模型与理想的Tiebout模型的差异主要在于存在地区间的外部性，即一个地方政府增加自己居民福利的措施会导致其它地区居民福利的降低.这些外部性包括：

（1）财政的外部性，即一个地方政府预算的公共政策对其它地方政府的影响（Wildasin1989）。

比如,当一个地方政府降低资本税率，其它地区资本会流入，从而这个地区的资本增加，而其它地区的税基就会减少。

（2）金钱的外部性，即一个地区足够大，能影响其它地区面临的产品和要素价格。

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地区间无效的政策差异和无效的要素配置。

（3）政府无法纠正的私人市场的无效性.（4）地方政府不以本地居民利益最大化为政策制定目标，这种行为会导致很多地区间的外部性。

　　二、资本税竞争

　　早期税收竞争的文献都围绕资本税竞争展开.Oates（1972）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税收竞争的概念，直到Zodrow和Mieszkowski（1986）以及Wilson（1986）才建立正式的模型，被称为基础税收竞争模型。

他们模型的关键假设是，每个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内所雇佣的资本征税,用以提供公共产品，而整个国家的资本总量固定.由于资本外流，修正了公共物品供给的Samuelson法则：

公共品的边际收益等于更高的边际成本。

此模型中的资本税率代表了额外一单位资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机会成本的差异,因此地区从资本流入中受益。

一个地区税率的提高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但这个地区政府仅关心本地居民的福利，忽略了这种外部性，从而导致过低的税率和公共品供给水平。

　　Bucovetsky（1991）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区域和小区域间的非对称税收竞争,两个地区的居民数量不同,每个居民拥有相同的资本和劳动禀赋。

在大区域中资本成本对税率的改变没有小区域那么敏感，结果大区域的税率较高。

这就是税收竞争模型中的小国优势,均衡时小国的资本成本较低，企业的每单位劳动可以雇佣更多的资本,提供更高的工资.结果小国居民就比大国居民的状况好.Wilson（1991）证明，如果地区间差异足够大，小地区在税收竞争中比没有税收竞争，而征收人头税时的状况好.由此可见,尽管税收竞争是无效率的，但它可使一些地区受益。

非对称税收竞争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就是，一个地区可能会过度供给公共品。

地区大小、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差异会使得一个地区出口资本到其它地区。

资本进口地区有额外的激励增加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

Depater和Myers（1994）将这种贸易条件效应称为金钱的外部性，正是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导致资本进口地区过度供给公共品，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出口地区的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

Hoyt（1991）进一步证明，随着竞争地区的减少，公共品供给和税率都会增加。

　　不同的地区选择不同的税率会导致资本的无效配置，那么地区间私人商品贸易是否也被扭曲了？

在基础的税收竞争模型中，私人消费被整合为一个单一商品，不存在私人商品贸易问题。

Wilson（1987）讨论了一个有多个地区的系统，存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私人产品。

发现即使最初地区间不存在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创造性差异，低资本税率地区仅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提供较低公共品供给；

高资本税率地区仅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较高公共品供给.但模型假设所有消费者都是同质的，那么不同地区居民消费不同集合的私人品和公共品数量就是无效率的。

这就产生了税收竞争模型中的又一个无效性。

　　在讨论资本税竞争的基础上,很多文献研究了多种税收工具存在时的税收竞争情况.如果地区政府能征收人头税或其它不扭曲私人部门行为的一揽子税收，则不存在税收竞争问题。

大多数税收竞争文献排除这种税收，以分析政府对可移动要素的征税。

此外,在实际操作中,一揽子税显失公平，且不具有政治可行性.Wilson（1999）讨论了资本税和其它具有扭曲性税收的组合是否还存在税收竞争的无效性问题。

假设资本和劳动都是可以移动的，此时仅对劳动征税仍然会导致公共品过低供给。

相反，当政府对资本征税时，公共品有效供给的Samuelson法则仍然成立。

由此可见，当存在其它税收工具时，对可移动的资本征税并不一定会导致公共品的过低供给。

　　开放经济中最优税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最优商品税系统来满足收入需要，则不应该使用扭曲商品和要素贸易的税收工具.具体来说，不应该使用基础税收竞争模型中的“source—based"

资本税，即对本地区内的资本收入征税。

而应该使用“residence—based"

资本税，即对本地居民在所有地区的资本收入征税。

Bucovetsky和Wilson（1991）讨论了一个同质地区系统，采取一个两期模型,来分析地区的税收政策.发现当政府可以征收“residence-based”资本税时，就不存在税收竞争问题.但在实际中，“residence—based”资本税的征税成本太大，政府也可能偏向于使用“source-based”资本税和补贴，所以税收竞争问题就无法避免.

　　六、税收竞争的效率提高作用

　　尽管Tiebout模型产生了“有效的税收竞争"

，背离了理想的模型假设会产生不同形式无效的税收竞争.比如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税收竞争文献也开始引入不完全信息问题，企业的私人信息使得企业能获得“信息租金”。

Mezzetti（1997）证明，与两个委托人合作相比，税收竞争（在他的模型中即独立合约）提高了企业的信息租金，结果委托人的总福利水平降低。

此时税收竞争仍然不利于福利，但无效性产生于新的原因。

Bond和Gresik（1996）运用共同代理人方法分析了多国间的税收问题.本国和外国独立面临着补贴和贸易税问题,共同竞争一个企业的收入。

与合作制定政策相比,税收竞争降低了两国总福利水平，使得两国状况都变差，税收竞争的无效性使得所有人都受损。

近来大家开始研究这种背离也可能使得税收或非税收竞争也有提高效率的作用。

　　Black和Hoyt（1989）认为对企业竞价不会降低企业选址决策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提高其有效性。

King，McAfee和Welling（1993）在一个动态两期模型中讨论了对企业生产力有不确定性时的情形。

发现重新选择可能性的存在意味着失败地区的投资并不是社会的浪费，事实上，他们证明这种均衡是有效的。

　　这两个模型与以往的文献一样，都假设政府仅关心本地居民的福利。

Biglaiser和Mezzetti（1997）的模型假设，对移动企业的竞争，是向选民反映地方官员能力的不完全信号.企业的选址决策的无效性与大的项目或企业本身无关,而是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

即使能对企业进行补贴,地区间的外部性仍然起到重要的效率提高的作用,但此时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对企业的过度竞争。

通过提供补贴，竞争外国企业比无补贴好，但均衡时的补贴水平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最优的.

　　如果一个企业很大，就不能忽视不完全竞争问题。

Janeba（1998a）将策略贸易的动机和税收竞争模型结合起来，证明均衡不是完全有效的，但税收竞争起到了提高福利的作用。

基础模型和这个模型的区别在于关闭边界时，政府的行为不同。

在基础模型中均衡是完全有效的，但当存在不完全信息时，会出现浪费的补贴。

因此，税收竞争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能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在基础模型的竞争环境中没有这个作用。

这个比较说明，基础模型在“洗牌时作弊"

，忽略了不存在资本流动时可能的无效率的根源，从而否定了税收竞争的效率提高作用.

　　基础税收竞争模型假定，政府承诺一个税收系统，接着资本所有者选择投资的地方。

但现实中，一旦做出选址决策，企业和资本就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这就出现了承诺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对新企业承诺最初的补贴或“税收假期”，从而缩短承诺实现的时间。

但这种政策会增加企业背叛的可能性，一些企业会在最初的税收折扣到期后选择到别的地方享受税收折扣。

Wilson（1996b）将吸引新企业的最初补贴模型化,发现过度的企业背叛确实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Bond（1981）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经验证据.

　　Janeba（1998b）证明税收竞争有助于解决承诺问题。

他研究了一个企业,两个地区，三个时期的模型。

发现只要投资成本足够低，企业会选择投资在过度生产能力上，以制造税收竞争。

可见,承诺问题使得税收竞争具有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以往的文献都假设，政府最大化居民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基础模型和其拓展模型都不考虑居民间的差异性，因此对哪些居民偏好给出较大权重并没有冲突.在基础模型中，仅有的潜在的无效性根源就是税收竞争，因此易于得出税收竞争有害的结论。

Brennan和Buchanan（1980）提出，税收竞争能够提高福利，因为若不存在税收竞争，政府规模会过大.Rauscher（1996，1998）以及Edwards和Keen（1996）在不同的集权模型（Leviathan）中研究了这个问题，政府最大化公共领域的规模,得出税收竞争的福利影响是不定的。

但这三篇文章都假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仁慈的.

　　为了着重分析支出竞争的效率提高作用，Wilson和Gordon（1998）比较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中的均衡。

在封闭经济中，没有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政府官员无法通过额外的公共供给来拓展税基，而要依靠其它的激励机制.开放经济中存在支出竞争，因而提高了政府官员使用税收的有效性，政府的浪费减少，支出竞争提高了所有地区的福利。

尽管税收竞争带来了效率损失，因为支出竞争的存在,开放经济中的福利大于封闭经济中的福利。

但这也可能扭曲了公共投入决策，使得在那些不提高资本生产力的公共品和公共投入上的公共支出过少。

这与Keen-Marchand（1997）的结论类似.

　　综上所述,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从能得出直接结果的简单模型向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复杂模型发展,最初认为税收竞争导致过低的税率和公共支出水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也成立。

大家也开始研究其它无效性发生的环境,以及非税收工具的竞争。

政府间竞争的福利结果并不像当初那样有直接结论.事实上，近来的工作开始研究这种竞争的有利方面。

将政府的目标函数拓展到自利政府的模型，政府间对移动要素的竞争被证明起到了有利的作用,能减少政府的浪费。

Tiebout模型假设独立的政府间的竞争与私人部门的竞争类似，因此有积极的效率意义。

相反地,税收竞争模型认为政府间竞争背离了标准竞争模型的假设，否认了其效率特性。

Sinn（1997）强调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的特性，因为他们是竞争市场不能很好作用的产品和服务，引入政府间竞争同样也会引入市场失灵。

政府间竞争的政治方法采取了折中。

一方面，按照Tiebout的方法，肯定了这种竞争引入了提高效率的激励。

另一方面，背离了Tiebout模型，意识到这种激励是在一个市场失灵的环境中，一个完全有效的均衡是不可得的。

因此，政府间竞争既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关键在于政府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

这就使得中央集权者的参与有了意义，但必须考虑到政治和信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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