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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
全文分上、下两期刊登。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中国特色中国模式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问题研究”总课题组中的分课题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
总课题组负责人：
陈佳贵。
分课题组负责人：
刘树成、吴太昌；
顾问：
张卓元；
执笔：
常欣、刘树成；
主要成员：
韩朝华、张平、胡家勇、张晓晶、林跃勤、袁富华等。
本文将载于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一书，《经济研究》刊登时略有增删。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30年。
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30年的神州巨变。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胜利向前。
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由此，使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1979～2007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如此长时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世界银行专家组曾评论说：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世界银行，1997）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形成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在国际上被冠以“中国模式”。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核，从9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进行探索性的归纳和总结。
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
纵观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开启的。
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互动的进程，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进程。
1.改革起步阶段（1978～1984年）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在改革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并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这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突破所完成的：
一是关于端正思想路线的理论突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
1977年2月7日，有关报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促使人们思考“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观点进行了否定。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大讨论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早在1977年2月，“两个凡是”刚一提出，邓小平就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第155页）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他强调：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1994，第143页）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大讨论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二是关于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理论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很重要的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把握。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邓小平，1994，第128页）他多次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要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出发，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
（邓小平，1994，第163、164、312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的研究也趋于活跃，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论点，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论断，并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些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部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三是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突破。
在改革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邓小平，1994，第135-136页）该年12月，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1994，第141、150页）关于对外开放，早在1978年9、10月，邓小平曾提出，我们现在有了过去所没有的好条件，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他指出：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邓小平，1994，第127、132页）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要开辟出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道路，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
2.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4～1992年）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从1978年确定改革的方针，特别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
早在1979～1981年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经济理论界的思想活跃起来，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许多经济学家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主张经济生活中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
（参见张卓元主编，1999）197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联合发起下，于无锡市召开了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即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
与会人士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
（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79）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与市场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传统认识。
但这一提法实际上仍强调计划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仅仅具有从属的补充作用。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该《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
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设想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加之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排斥市场调节的历史背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探索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为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
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第1006页）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1985年9月，在由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该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参见刘国光等，1985）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而1989年，在针对经济过热的治理整顿中，指令性计划调控的作用有所加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这种提法又侧重到计划经济上。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解决了关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专有属性这一重大认识问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最终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3.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年）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主流由“是计划还是市场”的取舍选择，转向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
这一阶段的理论突破和创新突出地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这两个重要问题上。
一是所有制理论的突破。
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深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概括，是对所有制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的突破。
一者，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解释是根本不同的。
由此，把多种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融合在一起，把非公有制经济从地位和作用上的“补充”、“拾遗补缺”，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者，在公有制的含义和实现形式方面，突破了公有制经济只有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传统观念，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这是基于“所有制不能等同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一重要论点。
所有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主要体现为一种法律上的关系。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财产关系具体的组合形式、企业制度与经营方式。
一定的所有制总是要通过某一具体形式来体现，但是某种所有制与其实现形式并不总是完全对应的。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有利于突破公有制过分单一的实现形式，为找到更加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开辟了道路。
特别是关于股份制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在理论界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科学的分析：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三者，在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突破了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数量比重上去考虑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提出应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质量上去考虑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应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这是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为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二是分配理论的突破。
分配问题，特别是分配方式和分配原则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领域。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关于分配问题的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其一，由否定按要素分配到确认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曾掀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集中讨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特点，以及劳动力个人所有、劳动力成为商品与按劳分配的关系等问题。
之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并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到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这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将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对立起来的观点。
确认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方面的贡献，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可以充分激励全社会进行财富创造，有助于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其二，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思想对于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
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窠臼，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公平分配才有物质基础。
同时，没有公平的分配，效率的提高也会受到抑制。
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一提法及所强调的重点的变化，反映出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至今）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进入21世纪，对中国来说，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世纪更替，而且也是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这里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
（1）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从而进入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任务的新阶段。
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2）从奋斗目标看，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2年党的十六大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这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3）从社会主要矛盾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新特点。
特别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矛盾加剧；
经济总体发展与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尚未根本扭转；
快速增长的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
要克服这些矛盾背后的体制性障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4）从外部国际环境看，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总之，在新世纪和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即在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关键阶段，首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理论为基础，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此时的理论创新集中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提出，以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30年来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以及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完整统一的概括和鲜明科学的大整合。
这就是：
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历史新时期我们所高举的旗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相应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探索中所走过的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大整合，深刻总结了30年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宝贵经验，排除了当前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坚定地回答了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理论为基础的重大问题。
这是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项历史性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
它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对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理论体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内部先后形成的各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一脉相承”体现在：
（1）在理论渊源上，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2）在理论主题上，都面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命题；
（3）在理论品质上，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4）在理论基点上，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
（5）在理论目标上，都坚持以人为本，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时俱进”体现在：
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的各个重要理论成果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探索和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在理论发展和创新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它们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就提出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其中已经体现了在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要全面发展的思想。
2003年，我们战胜了重大“非典”疫情，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该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了系统阐释：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这里的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以人为本，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协调，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可持续，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统筹兼顾，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这也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
如何把握改革的性质，是关系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
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紧紧把握住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的正确的改革性质，使改革不断深入，生产力不断发展，政治社会稳定，整个国家蒸蒸日上。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表层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从其根本性质和作用来说，是革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解放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因而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邓小平明确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邓小平，1993，第113、135页）
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那次革命而言的。
那次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每个人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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