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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非一德，厚德载物非一功，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其《易》之门户，道从此而出，德从此而入也。
苍苍者无正，浩浩者无极，天不可以体求也。
理气浑沦，运动于地上，时于焉行，物于焉生，则天之行者尔。
天体不可以人能效，所可效者，其行之健也，唯异端强求肖天地，而君子安于人道而不敢妄。
乾道大矣，君子仅用之于自强不息，不敢妄用之也。
妄用者，为妄人。
自少至老，为而不倦，初上之行也；
自穷而达，不失不离，二五之行也；
自危而安，不变其塞，三四之行也。
君子于道，周遍省察，知其宜于修身之用，以之去私，期乎必净，以之复礼，期乎必纯，以之尽心，期乎必至，斯乃如天之自健其行而不于事物见健焉。
品物流形，非天之有意也；
万国咸宁，非君子之有心也。
道大而用之以约，所以为无妄，无妄则诚矣。
阳气奋兴自下而起，自强之道也；
乾体已成，因而重之，不舍其健，至于上而无间，不息之几也。
太虚无健，其行健也；
君子无强，唯自强也。
◤自少至老，为而不倦，初上之行也；
乾卦初九及上九爻辞分别为“潜龙勿用”和“亢龙有悔”。
以龙比喻天之阳气，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
亢的意思是过，知进忘退，故有悔意。
晋人干宝如是解读：
“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
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里之爻也。
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
亢，过也。
乾体既备，上位既终。
天之鼓物，寒暑相报；
圣人治世，威德和济；
武功既成，义在止戈。
盈而不反，必陷于悔。
”
王船山说，从少年以至老年，人的一生应该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知疲倦，这是初九及上九爻辞之意。
而面对穷困与通达之不同境遇，君子应该保持进取之心，不间断地修养德操，这是乾卦九二及九五爻辞之意。
这两则爻辞说的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以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仍然是晋人干宝的解读：
“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
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里之日也。
故曰利见大人”。
“五在天位，故曰飞龙。
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
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
君子见危不乱，安佚而不惰，不因事见阻隔而改初衷。
这是乾卦九三及九四爻辞之意。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干宝说，君子忧深思远，朝夕不敢懈怠。
仰则担忧嘉会之不序，俯则恐惧义和之失。
所以终日乾乾。
这大概是说周文王开始理政之时，那样一种状况。
无咎，乃忧中之喜，当思将善补过，增修柔顺，以怀多福。
干宝说，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
或跃，是有所怀疑之意。
这大体上是说周武王举兵孟津，行孟津之誓之时，那样一种状况。
若固守柔顺，则有违天人之应，而若一味地采取权谋之道，则有违平日修德养性的教诲之道。
所以圣人行事，有不得已而为之者，故其辞疑矣。
近人梁启超则从儒家勇于担当这一点来解读“君子以自强不息”。
梁启超认为，儒家是利用人类同情心之最低限度，为人人所共有者，而灌植之扩充之，使达于最高限度，以完成其所理想之“仁的社会”。
故，孟子曰：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这种理想，自非旦夕可致。
所以孔子说：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古者三十年曰世。
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之后，或可实现仁政。
孔子还说过：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所谓“王道无近功，至治非小补”，这一点，孔夫子是有充分的认知的。
《论语·
宪问》中那个晨门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可谓一语中的。
而事之“不可”，固然是宇宙之常态，人之所以行人道者，却必须“为之”。
子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那么，面对此情此景，君子保以处之？
承担使命，自强不息。
（参见《梁启超讲国学》）
◤王船山先生释乾卦之象言“君子以自强不息”，说到了一个诚字：
“道大而用之以约，所以为无妄，无妄则诚矣。
王船山说，天道体大，而用之以简约，是为无妄，无妄即诚。
哲学家贺麟先生在其作于1941年的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解说儒家所谓“诚”这一概念时说：
“儒家所谓仁，道德意味比较多；
而所谓诚，则哲学意味比较多。
《论语》多言仁，《中庸》则多言诚。
所谓诚，亦不仅是诚恳、诚实、诚信的道德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诚的主要意思是指真实无妄之理或道而言。
所谓诚，即是指实理、实体实在或本体而言。
《中庸》所谓‘不诚无物’，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皆寓有极深的哲学意蕴。
诚不仅是说话无欺，复包含有真实无妄、行健不息之意。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孔子借川流之不息以指出宇宙之行健不息的诚，也就是指出道体的流行。
其次，诚亦是儒家思想最富于宗教意味的字眼。
诚即是宗教上的信仰。
所谓至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至诚可以通神，至诚可以前知。
诚不仅可以感动人，而且可以感动物，可以祀神，乃是贯通天人物的宗教精神。
贺麟先生在这里说“孔子借川流之不息以指出宇宙之行健不息的诚”，是对孔子那一句经典的感叹“逝者如斯夫”的精准解读。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读之者每附以感伤之意，释逝为“光阴的消逝”。
钱穆训逝为往，去者之意。
清人黄省三《论语后案》及李卓吾《论语评点》，亦训逝为流也，进也。
这样，孔子之意则为，君子当自强不息，一若斯水，昼夜不舍以进取。
贺麟先生尤其强调，传统儒家思想中这样一种向上的精进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在其作于1944年的《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贺麟旗帜鲜明地为宋儒张目。
时人多以宋儒的学问不能挽救国族的衰亡，甚或反有以促进国家的衰亡，其原因大概是认为程朱陆王之学为虚玄，为空疏，为不切实用。
贺麟认为，如果只是在道学或哲学的角度，认为他们的学问不如政治、经济、军事、工程之学实用，这或许有些道理。
但是，若认为他们只是哲学家，于社会没有什么用处，这样的见地则未免过于偏狭，因为哲学的用处本来就是有限的，哲学本来就是玄虚的，作为智慧之源，是不堪临时抱佛脚之用的。
而说这些话的人不要忘了，创立宋明理学学派的开山大师，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几人，除伊川纯粹是秉承师道尊严的老师宿儒以外，其他几人都是在世俗所谓功业方面有所建树的。
“朱子曾先后任潭州及浙东提刑，颇有声威，办社仓，亦惠及人民；
陆象山曾任知荆门军，治绩颇佳；
王阳明平边患，治内乱，皆有军功”。
所以，说宋儒虚玄不切实用，从几位开山大师的学行来看，就不甚切当。
而反过来专以哲学之影响而言，程朱陆王的理学与心学成为影响中国人思想的正统哲学，对中国人的信仰及道德礼仪生活发挥着历久弥新的作用，这一点，亦堪称厥功至伟。
也就是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先师的教训，即以颇受后人指责的宋儒而言，亦是以身作则，以言行树立了楷模的。
而后人之见，其误解及误读处，未免多了些。
◤以言行立世，在古人那里，是有所确指的，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原则。
《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疲。
此之谓不朽。
”唐人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界定如下：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当然，与此准则在一定程度上相悖逆的行为，总是存在的。
叛逆的出现，原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但是在中国古代，主流的士君子，从来都是以此“三不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的。
这一终极目标左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
立德之不朽，与普通人的距离比较远。
一般而言，那是圣人之举。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
”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这样解释立德：
是要创制垂范后世的准则，作为天下苍生共同遵守的规范；
圣德是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乃至周文王、孔子等先贤所立，而其恩泽将泽被无穷。
后人当然也可参与立德，比如宋明理学家的作为，堪称立德，但更多的情况只是依照先贤的要求，努力使自己的德行臻于完善。
大体上而言，立德之德，既包含个人修养方面的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范畴，更包括治国安邦，施行仁政的政治手段。
而其自上而下的具体落实，即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要求者：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要从个人的修养出发，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立功的意义则比较明确，自天子以至庶人，成就一生之事业，俱是立功之所指。
“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于其大者，皇帝所追求的文治武功，当然是立功这一不朽目标的具体内容，若乾隆皇帝每自我夸耀之“十全武功”，若《尚书·
大禹谟》所说的养民之政“六府三事”，被称之为九功。
于其小者，春秋时诸子百家之活跃者，奔走各国，希图自己的治国理政之策被明主采纳，是立功之心使然；
苏秦、张仪行其诈术，亦未尝不是基于立功之心的一番作为。
而其通俗化解读，则是天下所有人，拘于义与利之纠结，一旦突破重围，有所建树，皆可立功。
这是儒家正统观念普及于民间的一个例证。
大则建功立业，小则有所作为，总要自强不息。
立言则是一个相对而言容易懂的概念，因为其具体要求，到现在也离我们很近。
尤其是在今日，所谓著书立说，作为我们依然恪守的君子原则，常常是易于做到的。
古之时，立言亦常常是圣人或大人之事，说起来，必然是传之后世的大言。
若司马迁所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但是，自曹丕《典论·
论文》之说开始，其意义则平易起来。
立言大体上说的是两件事，一是阐发事理，以为后世鉴借；
一是创作文章，文以载道。
而后者又逐渐包揽了这二者的全部内容。
曹丕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自“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一思路，一路下来，到清人李卓吾那里，终于走上了一条极致之路。
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
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呜呼！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童心说》）
在李卓吾，所谓可以载道之文，非必《论语》、《孟子》，戏曲、小说、科举八股文等，皆可称之为文。
而六经、《论语》、《孟子》这些圣贤之作，其意义以及出处亦不是不可怀疑。
依这个意思来理解立言，今日含义宽泛的各种写作都可以被包括在内了。
就是说，李卓吾的文学或文化构想，如今已成为现实。
岂止纸上文字皆立其言，他老人家还不知道可以无纸化立言这一回事呢！
在电脑上写，亦可立言。
听起来也许有些古怪，但是，若行君子之道，修身养性，自强不息，今日以何种方式立言，均可称大丈夫之举。
——王夫之
□张威/绘
◤补白
因《弟子规》以说学
读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人公B博士遭到纳粹分子一种很“别致”的迫害，在相当长的日子里，B博士一直被迫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无所事事”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B博士偷到了一本棋谱。
这样，B博士便靠着这本棋谱来打发光阴，尽管他从来没有受到过一个棋手最起码的训练，尽管他20多年没有下过棋，但他还是平了国际象棋冠军琴多维奇。
这就是说，读懂读透一本书就够了，哪怕那是一本棋谱。
当然，《象棋的故事》是一本小说，书的主旨也不在此。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怕是有断章取义之嫌。
还可以说说刘师培。
论学问，当属泰山北斗；
论人品，则为变色之龙。
他先入满清科场，又力主排满，几为民主革命斗士，不想后又沦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后来，则干脆背叛革命，充任直隶总督端方的幕僚，后端方被杀，刘师培亦为革命党所执，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惜其才，不忍杀之，不意又去拥戴袁世凯称帝。
称帝失败后，刘师培倒是沉寂了两年，后来去了北京大学，不想又闹出了《国故月刊》风波。
再后来，他死了，他是一个错误到底的人。
这里就不说刘师培的人品了，单说他的学问。
章太炎说刘师培“世治左氏”，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以为《春秋左氏传》作新疏而列名《清史稿·
儒林传》。
刘师培说自己自小“束发受经，思述先业”。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人一家子世世代代就读《春秋》，读《左氏春秋传》。
读通了，也就成了大家，即使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儿。
可是自己呢，一想起来就上火，18000多字的《春秋》，到现在也没读完过，倒是买了几个版本的《春秋》，带批注的不带批注的，可是你想，一个连《金瓶梅》都要挑着读的人，有可能“夜读春秋”吗？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无非是谈到了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意思是学有所专。
《弟子规》讲：
“有余力，则学文”，这句话是承接前面的意思而来的，孔子认为，就修身而言，首先品行要过关，具备了基本的“孝弟”等品行以后，还要学习文化知识。
而学习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什么，二是怎么学。
我上面啰里啰嗦地说了半天，当可归于“怎么学”。
《弟子规》的《余力学文》一节，讲的也是“怎么学”的话题，而“几案洁，笔砚正”，“非圣书，屏勿视”等句，更强调的是学习态度问题。
接下来的话题是学什么，我们可以看《三字经》为我们开列的课程表。
周秦时代，学校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号称六艺。
而按照钱文忠先生的解读，虽然“数”排在最后，但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学习却是从数数开始的。
就是说，首先要“知某数”，然后再“知某文”。
钱文忠说：
“数学，本来就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按照古代的规矩，贵族子弟六岁入学，入学后首先要学数字和方位。
到了八岁，还要掌握四则运算，这和现在一样，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也必须学四则运算。
学了四则运算，也要学习“训诂”。
这些都是属于小学，掌握了这些技能之后，就要开始学习“四书”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是“六经”，“诗书易，礼春秋”，再然后是“五子”，“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这些都读通了，就可以“读诸史”了。
《三字经》成书的时候，是“廿二史”，现在怕是又增加了。
可说起来容易，真要学起来，那就难了。
达到那等修为的，不是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的科考，取士内容单为《四书》。
这样，“应试心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观点，除了教化以外，它还体现了一种公平的原则。
因为那个时候，书籍很贵，也不容易得到，而流传颇广的“四书”，就相对容易了，穷苦人家的孩子，至少可以借来抄。
如果那个时候，学习成本也如现在这般高，那就更不是好事了。
阿莽来源：
辽宁日报
作者：
2015-04-2211:
57:
50
编辑：
xushuo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周易》之乾卦象传。
《周易集解》又引晋人干宝的解读：
以，用也，体此卦之德以用也。
六十二象自乾坤而出，象有阳皆乾之阳也，象有阴皆坤之阴也。
苍苍者无正，浩浩者无极，天不可以体求也。
自少至老，为而不倦，初上之行也；
阳气奋兴自下而起，自强之道也；
太虚无健，其行健也；
乾卦初九及上九爻辞分别为“潜龙勿用”和“亢龙有悔”。
晋人干宝如是解读：
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里之爻也。
“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
” 王船山说，从少年以至老年，人的一生应该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知疲倦，这是初九及上九爻辞之意。
而面对穷困与通达之不同境遇，君子应该保持进取之心，不间断地修养德操，这是乾卦九二及九五爻辞之意。
仍然是晋人干宝的解读：
君子见危不乱，安佚而不惰，不因事见阻隔而改初衷。
” 干宝说，君子忧深思远，朝夕不敢懈怠。
干宝说，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
近人梁启超则从儒家勇于担当这一点来解读“君子以自强不息”。
（参见《梁启超讲国学》） 王船山先生释乾卦之象言“君子以自强不息”，说到了一个诚字：
” 王船山说，天道体大，而用之以简约，是为无妄，无妄即诚。
至诚可以通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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