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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师长一手策划，做下圈套，勾引沈凤喜上当；
护兵卫士闯进沈凤喜的家中，砸碎玻璃，持枪威逼，形同绑架。
……刘德柱是这张黑网上的一个黑蜘蛛，他明知沈凤喜已经‘有主儿’，却公然宣称：
‘有主儿有什么要紧！
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的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
’”这一段话体现了张恨水对黑暗社会的较为统一的认识，也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以刘德柱为代表的军阀身上所拥有的特征。
好色、残暴、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小说文本中直接体现出来的。
刘德柱被凤喜所迷住完全是因为其美色，且看小说中刘德柱第一次见凤喜时的情景：
“当雅琴在浴室里说话之时，刘、尚二人的眼光，早是两道电光似的，射进浴室门去。
及至凤喜走了出来，刘将军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凭空走出这样美丽的一个女子来……”
在刘德柱的眼中，凤喜是青春美丽的，而这样的视角便定性了凤喜只是被观赏的、引起占有欲的一个花瓶，之后打麻将时刘德柱故意输钱给凤喜，看完戏后送凤喜回家时的行动，送给凤喜珍珠项链等等行动看起来是那般熟练，所以凤喜不是刘德柱第一个想得到手的花瓶，她是可以被替代的，实际上，她本身就是一个替代品，所以到后来她发了疯，刘德柱将其扔在医院便草草了事，继而又把攫取的目光转向了关秀姑。
刘德柱拥有军队，拥有权力，拥有金钱，最初是想用金钱来引诱凤喜归顺于他，当利诱失败之后，他便借查户口为名，运用军队的威慑力与沈三弦合伙把沈凤喜骗到住宅，将其囚禁起来，逼迫凤喜就范，对于得到手的花瓶，他用金钱将其圈住，而后来当他发现凤喜背着他同樊家树见面时，他便立马翻脸，挥鞭相向，“他也不管，把脚步走着咚咚地响，掀开帘子，直到屋子里去。
在外面就听到他大喝一声道：
‘我今天打死你这贱东西！
’只这一句话说完，就听见鞭子刷地响了一声，接上又是一声‘哎哟’，号啕大哭起来。
顷刻之间，鞭子声，哭声，嚷声，骂声，东西撞打声，闹成了一片……只见凤喜蹲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头发蓬成一团，满面都是泪痕，口里不住地嚷，人不住地左闪右避。
刘将军手上拿了鞭子向着桌子腿与人，只管乱打乱抽……秀姑看看他不会打了，闪开一边，只见屋里的东西，七零八乱，满地是衣袜瓷片碎玻璃。
就是这一刻儿功夫，倒不料屋子里闹得如此地厉害！
再看桌子底下的凤喜，一只脚穿了鞋，一只脚是光穿了丝袜，身上一件蓝绸旗衫，撕着垂下来好几块，一大半都染了黑灰，她简直不像人样了。
张恨水在此处用了浓重的笔墨把凤喜被打的过程写了出来，刘德柱的凶狠、残暴可见一斑，之后又借杨妈之口将刘德柱更残忍、冷酷的一面揭露出来：
“姨太太回来了，只刚上这楼，将军走上前就是一脚，把她踢在地下。
左手一把揪着她的头发，右手在怀兜里掏出一管手枪，指着她的脸，逼问她从哪里来。
姨太太吓慌了，告着饶，哭着说：
‘没有别的，就是和表哥吃了一会儿馆子，听戏是假的。
’我们老远地站着，哪敢上前！
只听到那手枪啪啪两下响，将军抓着人，隔了栏杆，就像爱那个楼下一扔……”没有丝毫的对女性的怜悯之情，没有丝毫的对生命的尊重，就像一件物品，破了、坏了，便弃之如敝屐。
20世纪初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时期，他们地位最高，拥有最大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是男权主义的集中代表，如刘德柱这样的军阀，当在社会上取得了金钱、权力和地位之后，便开始追逐内心中其他膨胀的欲望，“色”便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没有爱情，只是无尽的欲望，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无聊或休闲时赏玩和消遣的对象，或者说是“天使般的‘物品’”，
能够用金钱买到，或者用权力得到。
此外，他们有着强烈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因为千军万马都听其指挥和调遣，只有命令，没有违抗，所以待在他身边的天使物品必须臣服于他，对他忠心不二，而一旦越过了雷池，触动了他们的尊严和地位时，这件物品便没有使用和存在的价值了，这是以刘德柱为代表的残暴军阀，虽然在续集中出现了像沈国英那样善良、正直的军队掌控者，但他仍旧难以脱去思想中的男权意识，他对待凤喜也只如报复何丽娜的工具，凤喜仍旧是一件替代品。
二、上层权贵政客
其实，樊家树算半个权贵，舅舅是总领事，表兄陶伯和“在外交部有差事”，
叔叔樊端本是天津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又得到北关监督一职，他虽是一个学生，但“家里人又做大官，又开银行，还少的是钱吗？
因此，他与上层权贵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了，除了陶伯和夫妇，便是一直爱恋他的何丽娜了。
以何丽娜和陶伯和夫妇为代表的上层权贵政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经常出入于高级饭店、剧院、电影院等交际场所，生活极为穷极奢华的，在小说中，张恨水用了比较多笔墨来进行描写。
第二回中，陶伯和夫妇第一次出场就是由一个鞋盒和一双鞋子引出来的：
“只见中间圆桌上，放了一只四方的玻璃盒子，剥离棱角上，都用五色印花绸来滚好，盒子里面，也是红绸铺的底……不多大一会儿工夫，陶太太出来了。
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
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白色的长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穿着一双银灰色缎子的跳舞鞋。
沿鞋口也是镶了细条红辫，红辫里依样有很细的水钻，射人的目光。
横着脚背，有一条锁带，带子上横排着一路珠子，而鞋尖正中，还有一朵精致的蝴蝶，蝴蝶两只眼睛，确实两颗珠子……陶太太道：
‘北京人说，净手洗指甲，作鞋泥里踏，你没有听说过吗？
不要说这双鞋，就是装鞋的这一个玻璃盒子，也就很不错了。
’”
到后面谈到鞋子的价钱，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作为“两三千块钱生意”的谢礼，也是价格不菲的了。
何丽娜作为何署长的掌上明珠更是奢华至极，衣服装扮不说，就是每年插花瓶用的钱就有千儿八百块，小说中通过樊家树的视角侧面烘托了何丽娜的奢华：
“日记上有几句记着是：
‘从前我看到妇人一年要穿上几百元的跳舞鞋子，我已经惊异了。
今天我更看到一个女子，一年的插头花，要用一千多元。
于是我笑以前的事少见多怪了。
不知道再过一些时，我会看到比这更能花钱的妇女不能？
或者今天的事，不久也是归入少见多怪之列了。
’”“白天自己给那唱大鼓书的一块钱，人家就受宠若惊，认为不世的奇遇。
真是不登高山，不见平地。
像她这样用钱，简直是把大洋看作大铜子。
若是一个人作了她的丈夫，这种费用，容易供给吗？
张恨水或用正面直接描述，或借樊家树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看待，突出了上层权贵奢华的生活。
此外，他们有钱，能受到最好、最先进的教育，如用“密斯”、“密斯脱”来称呼对方，而一般的下层民众不会也不懂这样的称谓；
他们是中国各阶层中接触西方文明最早的也是最容易的一批，在穿着、言语和行为上都很时髦，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
如小说中的两段对何丽娜衣着的描写：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露了许多在外面。
”“她今天只穿了一件窄小的芽黄色绸旗衫，额发束着一串珠压发，斜插了一支西班牙硬壳扇面牌花，身上披了一件大大的西班牙的红花披巾，四周垂着很长的穗子，真是活泼泼的。
”
裸露的肌肤，西班牙硬壳扇面牌花，西班牙的红花披巾，这些在传统的中国中是不会出现的，此外，对于女人的修饰，陶伯和发出了这样的看法：
“伯和道：
‘这话也不算侮辱啊！
女子好修饰，也并不是一定有引诱男子的观念，不过是一点虚荣之心，以为自己好看，可以让人羡慕，可以让人称赞。
所以外国人男子对女子可以当面称许她的美丽，我不但不妒忌，还要很喜欢的。
然而她未必有这个资格。
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已经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改造，沉迷于纵情享乐之中，一味地追逐豪华的生活，他们不用为生活而奔波，整日无所事事，只能穿梭于各大交际场所中打发无聊的时间，然而无可避免的是，他们的内心极度空虚，又正因为内心的极度空虚，又重新在交际场所中打发时间，如此循环往复，正如朱周斌在《怀疑中的接受——张恨水小说中的现代日常生活》所说：
“从一个平面的世界到另一个平面的世界所构成的单线图，根本不能满足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追逐。
单维世界虽然不在乎是否追求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它还是能感到自身的单调和乏味；
并且，恰恰由于它是单维的，所以它愈加容易厌倦和害怕这种单调。
由于失去了理想世界，它自身一开始便是匮乏的，也正因为失去了理想世界，它便丧失了超越的能力，因而这种匮乏滋生了更多的匮乏。
作为匮乏的象征，也作为匮乏滋生的结果，现代单调/单维的世界在平面上展开它喧哗的表象。
三、知识阶层
在张恨水的小说中，知识阶层有贫有富，比如《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美人恩》里的洪士毅，《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等等，然而无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他们都是张恨水的缩影，都带有一些相同的特质。
以《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为例，他身上抽象出来的知识阶层的特质就有一下几点：
1、朦胧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
“在这个男主角身上，杨杏园式的高傲雅洁的旧文人习气淡薄了，平民意识加强了。
樊家树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做过大官，叔叔在天津银行当总经理，但他有着一种朦胧的平等思想。
他与人交往从不以吃穿的好坏以及身份的高低来评判，“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
他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可谓是“平民化的大少爷”，“人要到哪里说哪里话，遇到喝咸水的时候，自然要喝咸水。
在喝甜水的时候，练习练习咸水也好……像我们后生，一点能力没有，靠着祖上留下几个钱，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没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咸水心安。
他愿意与朴实的关大叔交往，而不愿去舞场结识权贵；
他乐于助人，且不计较金钱的得失，在关寿峰穷途末路、生命垂危之际“分金续命”，正是由于他这种平和侠义的性情，才使得关寿峰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打探凤喜的消息，将其从绑匪手中救出。
然而，他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还是比较朦胧的。
在第一回中，刘福介绍他去天桥玩风景的时候，他便认为天桥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内心是把自己划分到上层社会中的，并且对下等社会中的居住、生活环境带有一些嫌弃之意，当他第一次到凤喜家，看到简陋的房屋，破旧的摆设时，他便“心里暗算，住在很华丽很高贵的一所房子里的人，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
这样想着，浑身都是不舒服”。
他帮助凤喜一家改变贫困的生活，并资助凤喜上学，除了使其增长知识自立以外，还想抬高其身份，除了爱情，还有一种门当户对的思想在里面。
2、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体。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樊家树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交融和冲突的地方。
温奉桥在《张恨水新论》中如此评价樊家树：
“《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文化理想的人物，他出身于江南中产阶级家庭，‘很会玩风景’，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接受了较多的‘五四’新思想，‘讨厌乡下人那种升官发财的勉励’，具有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的现代意识，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是个最‘平民化的大少爷’；
同时，在他身上又处处流露出浓烈的传统文化的‘名士’意识，虽然自小‘住惯了上海的养房子’，但更欣赏北京的红砖绿瓦，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依恋情怀和归宿感。
”这种交融是樊家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何丽娜才会对其如此的一往情深。
从整体来看，樊家树融合了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然而从小说中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倾向性。
如在第二回中，第一次见到何丽娜的装扮而产生的感想：
“中国人对于女子的身体，认为是神秘的，所以文字上不很大形容肉体之美，而从古以来，美女身上的称赞名词，什么杏眼，桃腮，蝤蛴，春葱，樱桃，什么都歌颂到了，然绝没有什么恭颂人家两条腿的。
尤其是古人的两条腿，非常地尊重，以为穿叉脚裤子都很不好看，必定罩上一幅长裙，把脚尖都给它罩住，现在染了西方文明，妇女们也要西方之美，大家都设法露出这两条腿来。
其实这两条腿，除富于挑拨性而外，不见得怎样美。
这一段对于露不露大腿的议论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处，在最后的总结中可见樊家树对于传统文化的赞同，这也就是樊家树喜欢清媚寒素的沈凤喜，而不喜欢美丽放荡的何丽娜的原因了。
当然，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阶层来说，樊家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代表。
当时大部分文人都站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遗弃了先人的文化遗产，全盘接受西洋文明，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而樊家树——实际上就是张恨水自己——站在“五四”主流文化的外围，用一种平和、理性的儒家“中庸”思想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四、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张恨水笔下很重要的写作对象，他“能够体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们的微末而又实际的人生欲求，并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热情熔于这种人生行为方式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与他们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因此，他“笔下流出来的故事能真切地体现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欢和生活真相”。
所以，当我们在读《啼笑因缘》的时候，看到的虽只有沈凤喜和关寿峰两个代表人物的生活，却能够窥视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和价值理念。
小说的第一回，张恨水就以樊家树的行踪为视点，将北京下层群众聚集的地方游览了一遍：
“到了那里，车子停住，思维乱哄哄的，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
在自己前面，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
……一个大平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
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
大概是买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
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盘满在锅里。
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
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
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
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
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铁铜器。
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点，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片黑泥浆，流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
”“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
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
右一个木棚，围住一圈人。
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会俱乐部。
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相当普通、粗糙的，不像上层贵族那般高雅、精致、富有装饰性；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随性的，不像上层贵族那样矫揉造作；
他们整天地为生计而努力，生活很充盈却很单调，不像上层贵族有时间、有金钱去赏玩、去消遣。
这样的生活，是生活在都市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所独有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他们特有的文化心态。
1、世俗理性。
这是《啼笑因缘》中最能突出以沈凤喜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最大特点。
不说凤喜是如何被刘将军的金钱收买而背叛了樊家树，也不说凤喜又是如何用金钱来买断与家树之间的感情，只说她在拿到刘将军在汽车上给的一卷钞票之后的心里便可以看出她虚荣的心理和贪图享乐的本质。
“凤喜一挨着枕头，却想到枕头下的那一笔款子。
更又想到刘将军许的那一串珠链，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尚师长家里那种繁华，设若自己做了一个将军的太太，那种舒服，恐怕还在雅琴之上。
刘将军有些行动，虽然过粗一点，那正是为了爱我，哪个男子又不是如此呢？
我若是和他开口，要个一万八千，决计不成问题，他是照办的。
我今年十七岁，跟他十年也不算老。
十年之内，我能够弄他多少钱！
我一辈子都是财神了。
想到这里，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佣人，都一幕一幕地在眼前过去。
这些东西，并不是幻影，只要对刘将军说一声‘我愿嫁你’，一齐都来了。
生在世上，这些适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不到，为什么自己随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
虽然是用了姓樊的这些钱，然而以自己待姓樊的而论，未尝对他不住。
退一步说的话，就算白用了他几个钱，我发了财，本息一并归还，也就对得住他了。
这段对白，特意以凤喜的梦境形式出现，挖掘出了凤喜注重实利，贪图享受的本质，而“最后,她在爱情、金钱欲和良心的反复挣扎之后,还是决定放弃了较为虚幻的‘情’,而选择了更为实际的‘欲’”，
实际上，樊沈之间的爱情本身就是不纯粹的，樊家树对沈凤喜的情感如刘将军一样是建立在“色”之上的，而沈凤喜对樊家树大部分都是以金钱为纽带，这样的爱情，“是世俗的，是植根于世俗烟火中的最普通男女的爱情，是一种凡俗人生的爱情故事，既不高尚，也不纯洁，更谈不上浪漫，没有光环，没有信誓旦旦，也不轰轰烈烈，生生灭灭，平平庸庸，甚至琐琐碎碎，充满了世俗性的算计和物质性的考虑，”
此外，他们之间无论是从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追求上来说都是不一致的，他们“感情基础建立在不同的取舍点上，这就导致了这场爱情如空中楼阁，虚无飘渺，最终演化成悲剧。
凤喜在爱情与金钱上的选择代表了当时一种市民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和新的时代的欲求，“她曾经生长的环境和经历是其爱情金钱因素的深层世俗背景。
她是下层贫苦人民，以唱大鼓书为业，从又脏又破的家里到又脏又挤的天桥底下，这样的生长环境必然助长了她日后对金钱和权势的倾慕；
生活的艰辛让她明白金钱的重要性，受过钱的折磨，让她越发迷恋它”，
这就是市民文化心态中的世俗理性。
2、安于现状，让他人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
夏衍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市民阶层这一特点：
张恨水的小说“很典型地描画了一幅彷徨在封建势力和殖民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中间的无自觉而又没有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态，他们爱好虚荣，讲究体面，对生活没有反省，对不平没有反抗。
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模糊哀伤，怯弱的逃避。
……他们苦闷，他们挣扎，他们睡眠在意识底下，只在祈求着一种好的生活。
可是，他们没有自觉，没有决心，所以尽受压迫，尽受欺凌，但是他们始终不能离开这一圈子。
他们在拥挤的天桥卖唱、献技，以此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有任何改变，如果碰巧，遇到了一个稍微有钱并且乐于资助的人，便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完全交付予他，看第五回中凤喜对家树说的一段话：
“老实说吧，我们家里，真把你当着神灵了。
你瞧他们那一份儿巴结你，真怕你有一点儿不高兴。
我是更不要说了，一辈子全指望着你，哪里会肯把你忘了！
别说身份抬不高，就是抬得高，也全仗着你呀。
人心都是肉做的，我现在免得抛头露面，就和平地登了天一样。
想这样的恩人，亮着灯笼哪儿找去！
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樊家树用钱把凤喜一家都买了回来，凤喜也自愿成为依附在家树身上的物品，在这里，凤喜到还有一点人身自由，当她后来嫁给刘将军之后，她便完完全全属于刘将军，其命运也掌握在刘将军的手上了。
3、以传统为主，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文化心态。
“市民文化又是一定地域文化的沉淀，价值观念在思想层次并不甚高的市民群中容易形成一定的社会交往规范，一旦这些观念在他们心中生根结果，如果没有比较强烈的外来文化力量的刺激、冲击，其心理定势就不易改变。
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很传统，另外，他们在都市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受到新式教育，也接触不到新思想，本身也缺乏一定的自省意识，所以当何丽娜在用英语与西崽对话，在舞会上大跳草裙舞的时候，关秀姑还在读着《刘香女》《孟姜女》《儿女英雄传》等中国传统小说，而他们稍稍认得几个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社会是逐渐开化的，变化也不单单只在上层社会中发生的，当比较强烈的外来文化对中国进行刺激和冲击的时候，最底层的小市民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力图追上一种社会文化风尚，当凤喜一开始上学时，就吵着要家树办几样东西：
第一是手表、第二是两节式的高跟皮鞋、第三是白纺绸围巾，“过了几天”，又要自来水笔，玳瑁边平光眼睛、赤金戒指等，虽不及何丽娜性感的肉色丝袜和香气逼人的巴黎香水，却也算得上是当时社会的某种开化风气的典型物品了。
然而，西方文化对市民阶层的影响只是表层的，没有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否则，他们也不会甘于做别人手中的玩偶也不去追求自由、平等和自立了。
张恨水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的言情小说中，《啼笑因缘》只是冰山一角，但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他小说中的社会分层一般都是按照“军阀、上层权贵政客、知识阶层、市民阶层”这样的模式来建构的。
但是，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心灵都是比较粗放的，“并不甚注重形象内在世界的丰满性、复杂性、细腻性”，虽然说这是“市民化思维模式的文本体现”，
却使人物形象显得单一、平面化，因而这样的社会分层不免有些狭隘和模糊。
注释
（温奉桥《张恨水新论》）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21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2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9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物品”天使与被禁闭的疯女人——《啼笑因缘》中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古大勇）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7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40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6页，27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70页，第30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8页，第83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6页）
（袁进《张恨水评传》）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9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32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8页）
（张涛甫《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J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3页，第14页）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33页）
（朱静一《言情小说<
啼笑因缘>
中的金钱因素和世俗意识》,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J2007年第6期）
（温奉桥《张恨水新论》，第106页）
（张琦《同是天涯沦落人——浅析<
中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沦亡之路》，《文学界》第61页）
（夏衍：
《欢喜冤家》，《晨报》，1934年7月2日）
（张恨水《啼笑因缘》，第59页）
（张涛甫《试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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