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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和正向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在短期内显著，在长期内二者的关系也存在稳定的均衡，黑龙江省的民间投资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
1绪论
1.1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失业率的降低、恩格尔系数的降低等等。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正是产业间不断的循环发展才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黑龙江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大省之一，一直支撑着全国的发展动力。
在农业方面，黑龙江省有“国家大粮仓”的美誉，在工业方面，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地也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从近些年的经济指标来看，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于国内发达省份比较落后，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要依靠经济增长来带动，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投资则被认为是更强劲有力的方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按投资主体不同可以粗略分为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
政府投资可能存在效率不高和挤出效应的问题，依靠外商投资很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可能会威胁一国的经济安全，所以大力发展高效率的民间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近些年民间投资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国务院颁布的“新36条”从政策层面推动了民间投资的增长，国家统计局从2012年3月份开始公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月度数据，黑龙江省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发展民间投资，可见民间投资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因此，本文试图研究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规律，通过发展高效的民间投资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在动态完善的产业结构作用下，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地理，自然资源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大部分都依赖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正是由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近些年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省份的地区。
很多研究表明民间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潜力，因此，试图大力发展民间投资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黑龙江省今后经济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龙江省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和和作用原理，得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2.2研究意义
国内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具体到黑龙江省也有类似的研究，但涉及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问题的文献仍然比较少。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发展情况各异，研究结果会有很大差别，以国内的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为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就更加欠缺。
在这种背景下，以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为题，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把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联系到一起的研究较少，尤其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是少见。
通过分析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丰富了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和投资增长理论，为民间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黑龙江省的民间投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实意义方面，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民间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对二者的相关分析，能够了解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联，为黑龙江省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另外，通过对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分析，可以为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明确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对于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3国内外现状及评述
1.3.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在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方面。
早在1776年亚当·
斯密[1]就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经济增长的途径，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2]则从投资需求的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一定消费倾向下，投资增加会促进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有效需求的增加，进而拉动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
这就是投资对国民收入影响的乘数效应，该乘数的值为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并且边际储蓄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和为1。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3]在1939年发表了《成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
该模型认为产出增长率的变化能直接影响投资支出的变化，同时最初的自发性投资对产出结果的影响不同，结果主要与投资的增长是否平稳持续以及乘数加速数的值等因素有关。
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系统地从长期和动态角度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认为一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最终总是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具有不稳定性，索罗和斯旺对其模型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资本产量比可以变动，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尤其强调存在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
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把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因素都作为外生变量处理，所以其模型又叫做外生增长模型。
后来的索罗和斯旺模型最大的特点是把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处理为内生变量，从模型的内部来研究经济的增长，所以又叫做内生增长增长模型。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以具体的国家或者地区为样本，研究不同的投资形式或者不同的投资领域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效果。
DeLong和Summers[5]（1991）对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归回分析，得出结论为投资率能够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率，特别的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更显著。
Young[6]（1995）以东亚地区国家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他认为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投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DhaneshwarGhur和BarryGoodwin[7]（2000）对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财政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发达程度能够影响投资对经济拉动的效应。
Podrecca和Carmeci[8]（2001）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刺激投资增加。
Madsen[9]（2002）通过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能够相互促进。
黄色沈俊MartaBengoa和BlancaSanchez-Robles[10]（2003）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拉动美洲国家从1970年至1999年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发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投资是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而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在长期中才能发挥作用。
MelinaDritsaki,ChaidoDritsaki,AntoniosAdampoulos[11]（2004）以1960年至2002年希腊的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时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二者能够相互促进。
NadiaTecco[12]（2008）研究认为，投资的领域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能够更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
TakaoFujii、KazukiHiraga和MasafumiKozuka[13]（2012）利用VAR某型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效率，他们认为，公共投资存在寻租问题，因此公共投资只能在特定的领域，所以，在资源配置方面私人投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IrfanUllah、MahmoodShah、FaridUllahKhan和RaoufBoucekkine[14]（2014）研究中东国家1976年至2010年与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的长期动态关系，认为投资与经济增长一直存在长远的双向因果关系。
其次，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主流理论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是指产业内部的结构、内容和发展水平等不断的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15]指出，商业部门的收入最多，其次是工业部门，而农业部门的收入最少。
克拉克[16]则在威廉·
配第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找到劳动力转移的规律：
劳动力并非在一个产业保持不变，而是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7]提出三条规律：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和国民收入比例逐渐下降；
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略有上升趋势，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比例大致是上升的；
服务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上升，服务部门的国民收入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略有上升趋势。
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18]出版《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书中他收集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专门针对工业内部结构的演进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工业中消费行业和资本品行业的关系，最终得出霍夫曼比率。
现代的产业结构研究更注重单个产业或者对产业影响因素的专项研究。
Wurgler[19]（2000）收集了65个国家从1963至1995年的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因素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金融服务的发达程度是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Hotopp[20]（2005）以欧洲的中部国家和东部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了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贸易往来的机制，他认为技术发达程度不同、劳动力密集的程度不同是造成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进一步得出，影响区域经济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贸易差异。
MagunsBlomstrom和AriKokko[21]（2006）则以东欧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为研究的重点，他们认为芬兰和瑞典等国家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实现了由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形式变为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形式，借助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完成了以原材料为主导的初级产业向多元经济的结构转变，并且第三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RonABoschma和Wenting[22]（2007）研究了从1895年到1968年，英国汽车业73年间的进出口数据。
他们以产业演进理论为依据，得出集聚经济、附加品产值和进口额等都是影响英国汽车业的重要因素。
Pavlinek和Petr[23]（2009）同样以汽车业为研究对象，他们选取中欧国家的数据为样本，依据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法，得出欧洲汽车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外的直接投资刺激。
Aghion.Howitth和M.Foulk[24]（2010）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角度研究新兴产业的发展级，他认为融资成本高，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
Azadegan·
A和Wagner·
SM[25]（2011）通过对300多家企业的数据分析，得出产业结构演进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并且强调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
1.3.2国内研究现状
首先，有关民间投资方面。
改革开放以前，囿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国内学者没有对民间投资进行过非常系统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为了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而推动了我国学者对民间投资的研究。
王剑、张会清[26]（2009）系统的研究我国民间投资历史演进和阶段特点，并且主要分析消费、出口和信贷因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他们认为上述三项要素的不确定性将严重影响民间投资的未来前景。
陈真玲[27]（2010）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构建VAR模型，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频繁地依靠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国债对经济增长会有消极的影响，因此要开启民间投资大门，必须大力发展壮大民间资本运作，才能使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张晓丹[28]（2011）通过研究我国民间投资的状况，认为我国民间投资缺乏跟进的体系，主要原因在于投资的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启动全社会的民间投资需要政策的保障、投资机会的创造以及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
陈时兴[29]（2012）基于1980年到2010年的中国数据研究政府投资对民间的投资挤入与挤出效应。
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投资规模扩大对民间投资存在部分挤入效应，也存在部分挤出效应，但是，从总体上看，累积的挤出效应并不存在。
陈时兴认为，中国民间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带动，但民间投资不能仅依赖政府投资的刺激，应该形成民间投资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
王志会[30]（2013）系统的研究了民间投资状况与鼓励政策。
他认为民间投资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
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有利于增加就业。
所以政策上应该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鼓励。
徐灵通[31]（2013）以甘肃省为例研究民间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制度因素是制约甘肃省民间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他认为提高民间投资的效率不仅需要加大财政支持，而且还要改善行政府的政效率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丁雪玲[32]（2014）以全国31个省市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我国民间投资的效率问题，她认为民间投资已经逐渐的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林勇、郭庆[33]（2014）分别构建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民间投资的VAR模型，结果显示相比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显著，并且东部地区的民间投资比中西部地区更有效率。
其次，有关产业结构方面。
汪菁、何大安[34]（2008）则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耿修林[35]（2010）运用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对1980年以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投资活动的关系进行了测算分析，他认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沈俊[36]（2011）以浙江省为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他认为民间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巨量的民间投资还远远没有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潜能，这主要由于受到政策、体制、市场坏境以及民间投资者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
谷小菁[37]（2013）研究认为，从1995年至2010年，我国的财政金融政策能够整体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果存在时期和地区的差异。
杨安[38]（2013）实证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他认为现阶段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国际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王淑梅、张霞[39]（2014）运用ICOR等指标分别分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实证分析以沈阳市为例，得出沈阳市投资效率较低，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
杨天宇、朱林[40]（2014）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
他们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时，应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金融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方向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有所区别。
最后，有关黑龙江省民间投资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行长王迅[41]（2012）在黑龙江省民间资本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黑龙江省的民间资本发展存在总量偏低、发展相对落后、比例过于失衡等问题。
李国义[42]（2012）研究认为黑龙江省民间投资体制改革与全国同步，投资项目备案制便是改革的产物。
但是，民间投资者还面临着体制中的某些障碍，需要黑龙江省在实行中央政府统一政策的框架内和在本级政府的权限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调动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
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发挥服务与监管双重职能，既提高民间投资效率，又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李思源[43]（2013）系统的研究了黑龙江省民间投资体制的优化问题，他认为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相对于发达省份滞后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场制度、政策条件和思想观念等因素。
1.3.3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与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从最早的亚当·
斯密到近现代的投资理论研究，都一致认为投资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很少有文献单独区分民间投资和社会总投资的效应，所以民间投资的研究在国外较少。
国内对于民间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视角：
民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关系以及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国际主流理论以产业演进理论为主，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现代研究更注重单个产业的专项研究。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主。
综上，国内外的文献大多都单独研究民间投资或者产业结构升级，很少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联系，以黑龙江省的数据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4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研究内容
本文以黑龙江省的数据为例，主要研究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试图找出二者的相关关系，并且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策建议。
首先，对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进行了界定，按着时间顺序对投资的相关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其次，分别对黑龙江省民间投资与黑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和目前状况进行分析，定性的分析了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然后，通过建立模型、对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对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二者相关关系和影响程度；
最后，针对全文的论述和定性定量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
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文章的创新。
第二章为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对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投资的相关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投资的相关理论包括投资乘数与加速数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主要介绍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包括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和霍夫曼经验法则。
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包括二元结构转变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和两基准理论。
第三章为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介绍了黑龙江黑民间投资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然后，介绍了黑龙江黑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最后，分析了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理，包括市场竞争机制、政府指导机制和产业关联机制。
第四章是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章是论文的重点章节，主要是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运用stata11.0软件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确切关系。
检验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脉冲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等。
第五章为优化民间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本章根据以上章节的研究结论，针对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就如何通过发展民间投资促进黑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1.4.2研究方法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以便得出更为准确的研究结论。
文中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
第一，文献检索法。
与本文研究命题相关的文献数量繁多，通过整理这些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找到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同时理顺出国内外的对此问题的研究发展情况和研究现状。
第二，统计分析法。
单独一期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只有找到数据的发展趋势才对研究有价值，统计分析主要是把历史数据归类整理，根据同比分析、环比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相关统计指标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
第三，对比分析法。
对比包括与自身历史数据的对比和与其他同类数据的对比，本文中的对比分析包括黑龙江省历史各期数据的对比以及黑龙江省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
第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法。
定性分析主要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研究结论，而定量分析主要通过建立模型得出研究结论。
如果只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服力不强，如果只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没有理论基础支撑，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所以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首先在理论上得出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相关关系，然后建立模型，用模型检验结果证明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第五，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分析法，文章首先解释了民间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接着理论上分析二者存在相关关系，然后用实证检验证明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最后针对实证检验的结论基础，就如何通过发展民间投资促进黑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1.5研究创新
本文创新之处有三点：
首先，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中，大多把民间投资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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