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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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已经提前实现GNP比1980年翻两番的增长目标，而且还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GNP翻两番。
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为1978年的6.8倍，每年平均增长9.8%。
今年中国将全面实现第9个5年计划预定的目标，年均增长速度将超过原预计的8%，并将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民生活在80年代末基本解决温饱后，20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处于低收入国家与下中收入国家的边缘，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名列150名之后。
中国进一步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三步发展战略，在实现了前两个战略目标，即人民生活先后达到温饱和低水平的小康目标后，将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
进入21世纪，将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现在正在着手研制21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到2010年将要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GNP比2000年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这意味着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起步阶段。
二、新阶段的重大转折和主要特征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并进的重要时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重大转折和主要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从生产力发展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看。
经过20余年的大发展，一般性工农业产品普遍供不应求的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目的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逐步转向同时注重质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为主逐步转向集约型为主；
经济发展的约束由资源、供给约束为主逐步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
产业结构调整由协调比例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主。
——从经济体制的变化看。
经过20余年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但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并未完全解决，新体制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21世纪初改革将从破除传统体制为主转入全面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改革将涉及更为复杂更深层次的问题，其难度将大大超过前一阶段。
——从国际环境的变化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在结束了封闭半封闭状况后，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2000年可望加入WTO，标志着世纪之交中国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纪元，中国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
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将越来越直接。
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努力规避其风险，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应对的大问题。
三、21世纪初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21世纪初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
第一是消费市场容量大。
我国有12亿多人口，目前人均消费水平不到400美元，国内市场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非常巨大。
中国出口总值只占国际贸易总额3%左右，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
即使在出口环境不利时，仍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凭借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中国目前处于基本完成工业化初级阶段，正向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迈进。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大规模开展，新兴产业的迅速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实施，中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
加上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有着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也将带动中国经济较快增长。
第三，中国有较高的储蓄率，预计21世纪初将保持35%以上。
中国将继续积极引进外资，但社会投资资金80%以上来源于国内储蓄，不会像某些过度依赖外资的国家那样，一旦国际资本流入发生问题就会陷入经济危机。
当前我国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够顺畅，是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障碍。
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来消除这些障碍，中国的投资需求将会迅速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第四，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的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劳动力成本低廉仍将是21世纪初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比较优势。
第五，经过第8个5年计划后期和第9个5年计划时期的强化建设，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瓶颈”，已大大缓解，钢材、水泥、煤炭等主要工业基础产品供给充裕，而且节能、节材、降耗的潜力很大，能够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
第六，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现在仅及3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将会大量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以大大快于第一、第二产业的速度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第七，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中国企业的效率会有较大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会有较大改善，这将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已经有两个10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今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高速，颇多争论。
一种意见以日本、韩国等国经验为例，认为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今后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而将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
另一种看法从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事实着眼，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市场容量拓宽潜力，高储蓄资金潜力，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潜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并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持久不衰的发展动力，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尽管不会继续像改革开放后20年那样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仍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7%-8%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
后一种看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是人口和就业压力。
中国虽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但因人口基数大，人口和劳动力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量很大，将长期存在着沉重的就业压力。
近几年城镇实际失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此外在3亿农村劳动力中有1.5-1.6亿剩余劳动力。
统计分析，21世纪前10年仍是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高峰期，预计2005年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将由2000年的8.6亿人增加到9.1亿人，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3亿人左右。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将使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
这些都预示着21世纪初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就业压力也成为制约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一个因素。
老龄化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人口负担。
80年代以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00年将上升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
21世纪初中国只能用较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资源来解决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遇到的老年人口负担问题。
第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中国拥有世界22%的人口，却只有世界7%的耕地和7%的淡水。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均耕地和人均水资源将进一步紧张。
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并不丰富，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供给不足的制约。
如石油，据预测，中国石油供求缺口2000-2010年将达20%-45%。
由于某些资源的短缺和价格提高，使中国有关工业品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速度在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人民健康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城市大气中悬浮微粒的年、月平均值普遍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50%以上城市的地下水受到污染；
80年代酸雨只在少数几个地区出现，90年代以来已扩张到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尽管自80年代以来，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仍在迅速推进，人口在增加，而可用于治理生态环境的资源有限，因此在21世纪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会越来越严重。
第三，技术落后和国际竞争的压力。
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工业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更高。
这一环境变化，对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既提供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严峻挑战。
从产业竞争力方面分析，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尚可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则明显处于劣势，而产业升级则要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产业，因此我们将在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面对更加开放环境下的国际竞争。
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相当一部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市场已被外国公司占领。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对外国企业和产品开放中国市场，但由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政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样，要考虑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既要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继续扩大开放的程度，又要适度保护高加工度产业处于幼稚期的发展，这就使中国面临着复杂的政策选择。
除上述制约因素外，还要考虑中国经济转型（数量型转质量型，粗放型转集约型等）对企业素质、技术开发和体制、机制支持的要求更高，消除增长的体制性障碍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都构成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难点。
所以，期望21世纪初我国经济能继续保持前20年那样的平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在7%-8%平均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能创造出比过去在10%左右速度时更好的效益，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将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佳境。
中国中长期规划预计21世纪头10年GDP将再翻一番，即每年平均增长7.2%，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考虑。
四、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
在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中，中国要重点完成下列战略任务：
——实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促进地区经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深化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制度创新取得新的进展；
——实施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提高全民素质为核心的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科技教育；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平衡相协调的基础之上；
——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由低水平的小康走向比较宽裕的小康。
以上各项任务中，核心任务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中国在实现上述战略任务的过程中，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加入WTO后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将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会，注入新的推动力。
初步预计，仅21世纪头10年，中国进口的货物总额就将超过20000忆美元，每年引进外资规模将超过600-700亿美元。
五、若干重点问题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繁重的任务。
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扩大国内需求问题。
近两年来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一时出现的内需不足现象，中国政府推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
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不应只是短期政策，而应是经济发展的长久根本之计。
我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有很大的扩张余地。
近两年出现内需不足，有体制和结构两方面的原因。
要通过深化改革，清除扩大国内需求的体制性障碍；
依靠结构升级化解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既要扩大投资需求，也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从中长期看，应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
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偏高，达到35%左右，国民收入使用中的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21世纪初，要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消费政策入手，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
在投资需求方面，要在继续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社会、民间投资的作用，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向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西部开发和城市化建设等方向引导。
2.调整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后，供需结构矛盾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不足和产业升级缓慢形成的供给结构僵化，不适应进入小康阶段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21世纪初和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要以市场为导向，使供给结构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总的方向是改善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
中国人多，粮食需求量大，世界上也有人提出“谁养活中国”的问题。
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粮食供应要立足国内，以确保粮食安全。
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提高集约化程度，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积极稳妥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完善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结构要优化升级。
一方面，要淘汰严重供过于求的落后生产能力，用先进和适用技术加快改造轻纺、建材、冶金、化工等传统加工工业，振兴装备制造业。
传统加工工业的技术改造量大、面广，改造后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代，也可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加强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航空等高技术产业。
特别要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全社会各行各业推广应用信息技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既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不能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
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注意多吸收劳动力，并逐步提高劳动密集产业环节的知识含量，促进劳动与技术、劳动与知识相结合，培育智力型产业发展。
这是我国资源优势和潜力所在，也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政策目标所要求的。
第三产业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还通过扩大和改善对生产和生活的服务水平，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要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当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着力点。
采取有力的政策扶持措施，加快信息、金融、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事业的发展。
3.西部大开发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80年代初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设想。
“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项测算表明，199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人均GNP之比为100:
55.4:
42.8。
西部地区包括十个省市区；
面积占全国56.7%，人口占23.1%，而GDP只占14%，社会商品零售额只占13%。
西部大开发有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潜力和市场潜力，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也有条件支持和帮助西部地区。
在此背景下，不久前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发展的决策，在当前和进入21世纪后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抓好几件关系西部地区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包括进一步加快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条件，着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
国家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同时完善相关政策，更大胆地吸引外资和我国东部资金的进入。
目前我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靠几代人的长期努力；
21世纪初只能先从努力缓解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做起，争取以后逐步缩小差距。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内地经济发展，与继续保持东部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不矛盾。
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发挥对内地经济的辐射和带动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要大力推进东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口支持，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
4.关于城市化建设。
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199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而城市化指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30%左右。
城市化水平显著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1997年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2%-50.8%）。
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不利于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吸纳；
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已成为现阶段我国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结点。
有鉴于此，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建设应有一个大发展。
要在政策和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消除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体制障碍，进而出台一些加快城市化的政策，这样就有可能使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争取城市化率由现在的30%左右，到2005年达到35%左右，再进一步向同等中低收入国家平均40%以上的城市化率迈进。
目前中国城市化建设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小城镇发展问题。
发展小城镇可以促进乡镇企业集中布局，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
不久前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提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但对于中国城市化的道路，究竟是全力发展小城镇，还是也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还有不同认识。
中国地广人众，各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不能也不必提出全国同一的城市化道路。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还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适度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引导城市群的发展，在全国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规模适度的城市体系。
5.推进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
21世纪初我国经济改革将进入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体制创新阶段。
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仍然是国有企业。
目前国有工业企业占用工业资本的2/3，银行工业贷款的70%，但只创造工业总产量的1/2。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这反映了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的迫切性。
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当前关系全局，影响深远，必须解决的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要结合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来进行，主要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继续抓好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在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国有资产有进有退，调整的重点是收缩不适宜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产业和企业，同时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须确保的重点产业和企业。
国有资本主要应集中于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只能由国家来兴办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包括自然垄断性部门、提供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等。
对国家需要扶持的新经济增长点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时间内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引导，待条件成熟后，逐步退出，然后再投入需要扶持的新产业。
要使国有资本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集中，在企业重组的基础上培育、组建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柱力量。
总结和推广近两三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并使之不断完善，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制度和建立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来实现有效的政、企分开和保障出资者的权益。
要改变90年代企业改制中大多选择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以及法人治理结构有名无实的做法。
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时，国有资本根据情况可以保持控股地位但也可以不控股。
大多数小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主要是股份合作制，改造为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私营、个体企业、以及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一支新的经济力量，21世纪初还要有一个大发展。
为此需要在改变对民营企业的传统歧视观念上，在解除某些重点部门不准民营企业进入的限制上，在加强对民营企业的资金和人才的支持上，以及在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上，继续作出努力。
以国企改革为中心，21世纪初要全面推进金融、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体制创新。
面对21世纪初加入WTO的新形势，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探索既符合国际规则的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涉外经济体制方面的创新。
6.关于正确处理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我国的经济改革处于攻坚期，发展处于转型期，结构处于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较前有所减缓，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难度增大。
由于深化改革引起利益关系的大调整，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由于增长速度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资金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导致就业机会相对减少；
以及社会腐败现象的滋长漫延等等，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正确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就是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适时适度地掌握有关政策，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经济转轨中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保留字段】本文系作者2000年3月30日在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讲演稿。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发展历程、特点及经济效应分析
陆亚琴
【摘要】：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发展经历了萌芽、小幅增长、快速发展、低速发展和持续发展五个阶段;
其在华产业流向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状态,产业投向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而加剧了我国世界工厂的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域分布也是非均衡的,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大大低于东部地区,这种吸收外资的差异也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
从来源上看,我国所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对内地的投资为主发展为外资来源地日趋多元化。
同时,毋容置疑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迅速增加了我国的资本量,弥补了资本缺口,在推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增长、税收增长、促进出口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
中国对外贸易探讨之贸易摩擦
姓名：
戴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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