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
在中国科大五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五十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
这种千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在我国高校中列名第一，且遥遥领先。
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文革前入学的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一千人中，出了七位院士，比例为千人出七院士。
而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五百名毕业生中，出现了五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
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学生为例，那么在近代力学系二百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现了三位院士，形成了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的格局。
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
这一人才培养成绩的得来，绝非偶然。
学习、研究和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既具理论意义，又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
……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
”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的是：
“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九人、十几人、几十人。
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
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
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火箭组的成员阅读学习。
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
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
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的铝制外壳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
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
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
“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
有一件事至今令我深感遗憾。
那就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
这封信火箭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传看过。
记得在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
后来校方开展保密教育及保密工作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科大党委一科，即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的保密科），作为可能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
以后科大下迁到了安徽。
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多方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
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北京玉泉路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
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
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
”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了，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
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回收小火箭。
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
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
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作为第一步，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
钱学森主任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
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
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以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
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
1960年夏天，我们主要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瞩目的进展。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和校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王卓同志等，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
同期，科大力学系火箭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亦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此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上千支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吉林、云南等地进行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试验。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设计。
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
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
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由当时火箭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同学送往中科院院部。
这段5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
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的形成，对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许多经验至今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与发扬光大。
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科研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6,7]。
六、钱学森先生重视管理科学
1963年我在科大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教师，从事气体动力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83年。
1980-1983年期间，我担任近代力学系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兼气动大组组长。
编著了《膨胀波与激波》一书，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
与他人合译了《可压缩流体动力学》一书，198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9]。
1984至1987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学院（CCNY）作访问学者时，与美方教授联名完成研究论文和技术报告[10]，1988年4月发表在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AIAA-J）上。
1982年至1983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组建管理学院（后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
1988年在科学院的组织与协调下，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组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2004年经整合，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国科大管理学院在京部分并入中科院研究生院）。
当时管理学院急缺师资和业务骨干，于是管理学院的有关负责同志来到合肥中国科大本部，想动员一批教师去管理学院工作，我也是被动员者之一。
但是，要想让一个从事原专业教学与研究达20年的教师改变专业方向是很难的。
当时管理学院的负责同志说：
“你们在原专业领域内有很强的业务背景和教学、科研成果，正是你们转搞管理科学的优势”,“科学院的管理学院将以科学研究的管理为重点，有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经历，对于转搞科学研究的管理正是难能可贵的”,“不要求你们放弃原专业的研究甚至教学工作，只是希望你们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兼搞国家所急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等等。
条件够宽厚的了，又是调回北京工作，但仍难以令人下决心。
管理学院负责同志带来的下述信息对我最终愿意调往管理学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国家急待建立与发展管理学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还有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等，也都极力主张和倡导加强管理科学的建设，包括加强对管理科学人才的培养。
这也是科学院组建管理学院的背景和重要原因。
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钱学森先生工作那么忙，有一个时期，他还坚持每周一次，到有关研究所参加例行的系统科学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
1983年8月我调入管理学院，先在“管理科学教研室”工作，后又兼任过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
自己从事的业务工作领域，逐步由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转向管理科学。
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我实际上是跨气体动力学和管理科学两个学科工作。
我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指导的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1993年毕业。
直到1995年，我还在国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一级学术刊物如《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1,12]。
1994年后，我开始指导管理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审管理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
1989、1990和1995年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波士顿和北京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年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科技园区建设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我成为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会员，并于1990年后担任了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学术秘书。
之后，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跨入本世纪以来，我对从美国引入的一门著名的高端管理培训课程进行了汉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研发。
先后应邀在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华北电网、国家电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及中科院力学所、高能物理所、合肥分院，还有新疆昌吉市委市政府，徐州市经贸委等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展管理培训。
2002年5月，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月刊《管理世界》上发表有关文章[13]。
2008年夏，我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应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之约，为奥运志愿者中的48名管理骨干进行了为期近4天的题为《有效的管理者》的课程培训，受到热烈的欢迎[14]。
奥运结束之际，我获得了北京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颁发的“优秀志愿者”奖状，同时还获得了我申请成为奥运志愿者时的原推荐单位“欧美同学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当我从事管理培训取得成功，受到普遍欢迎的时候，我时常不由得想到钱学森先生对管理科学的态度及其对我转向管理科学的重要影响，使我步入了众多企业和事业单位有迫切需求的一片新天地。
七、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郭沫若校长为科大题写的校训是：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又红又专曾经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与人生的航标。
至于什么是又红又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解读可能略有不同，但其精髓与核心内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红”，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与优良品德。
“专”，是指精通业务，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
钱学森先生就是一位很具代表性的红色专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
正因为这样，当他知道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
当时的美国当局制定了所谓的“麦卡锡法”，反共是他们的第一要义。
他们相当了解钱学森的才华。
他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秋，去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
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获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二战期间，用冯·
卡门的话说：
钱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15]。
虽然，因当时华人在美国受歧视而使钱学森晋升正教授一事阻力重重，但他依然在1947年，即36岁时，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
钱学森先生向往新中国，这更是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移民局说：
“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
”（注）1950年，钱学森先生就在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被捕，之后遭长期软禁达五年之久。
他的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在被软禁期间写成的[16,17]。
该书在译为中文版发行之前，就以英文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发行了。
美国政府对阻挠钱学森回国，限制钱学森人身自由一事始终封锁消息。
后经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最终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
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密写给祖国的、经多方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证据，据理力争，使钱学森先生终于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祖国这片热土。
他刚回国不久，有位记者问他：
“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
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他答道：
“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
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
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有人感慨地说，钱学森的这一肺腑之言，既是他在海外学习、教学、研究、工作20载的重要体验，也是他归国后殚精竭智50多个春秋的行为准则（注）。
多少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开创我国的航天工程，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可以那样地呕心沥血，且功勋卓著；
为什么他那样拥护中国共产党，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们也敬仰他，爱戴他！
以“高风亮节，国之瑰宝”来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不为过[18]！
八、结语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以下信息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中，有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
“1959年11月23日：
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
“1961年12月25日：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学校
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
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的体会是：
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
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
让我们学习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学习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而又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非凡的治学本领；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断以
科学发展观创新教育理念，更加卓有成效地培养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以及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懈奋斗，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明天！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