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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商学院的波特教授于1985年次提出。
他认为价值链是企业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生产及销售起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
寇伽特（Kogut，1985）认为价值增值链是将技术、物质资料、劳动投入品组合在一起，投入加工、营销、传送的过程。
一个单独的企业可能处于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有可能高度垂直一体化。
格里芬（Gereffi，1994）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理论。
全球商品链包括围绕商品中的一系列组织间网络，这些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将家庭、企业以及政府连接起来，这些网络组织嵌入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
之后关于价值链的应用开始逐渐增多，这与当时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分化是分不开的。
之后很多很多学者借鉴价值链的理论考察分析农产品问题。
（Freidberg，2004;
DolanandHumphrey，2000;
Gibbon，2001a，2001b;
Ponte，2002a，2002b;
Raynolds，1994，2002，2004;
Talbot，2002）。
2.1.2价值链的治理
Gereffi等（2001）认为治理是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化协调，治理是商品链分析中的关键问题。
Humphrey和Schmitz（2001）认为，全球商品价值链中的治理是指能够使商品链中非市场的协调活动得以顺利实行的企业间关系和制度机制。
治理不仅包括链条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还包括使链条顺利连接的制度机制。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动力机制，根据Gereffi等（1994）的观点，有“生产者驱动型”（producer-driven）和“买者驱动型”（buyer-driven）两种。
“买者驱动型”即指诸如大型零售商、市场、或品牌公司等大买家在不拥有所有权的情况下，推动分散的生产和传送系统协调。
Dolan和Humphrey（2000）通过对园艺业的研究验证了Gereffi“买者驱动”的观点。
不过Raynolds（2004）认为这种区分是典型的二分法。
很多时候，驱动主体的划分是复杂的，即便是买者驱动的商品链，也存在很多不同的驱动主体。
如一些是受如超市等的大型零售商，另一些是加工者，也有一些是国际上的大贸易商，或者还有一些是国际品牌。
（Dolan，Humphrey，2000;
Ponte，2002a;
Gibbon，2001a），也有一些受环境和劳工组织影响（Vandergeest，2007）。
Humphrey和Schmitz（2001）认为环境团体和逐渐崛起的第三方认证在实施生产加工标准中逐渐发挥作用。
Islam（2008）通过对孟加拉国虾养殖的分析，发现在从池塘到餐桌的价值链中虾养殖受两种驱动力量共同作用。
一是主导企业负责供应链的网络管理，另外还有SSOQ（ShrimpSealofQualityOrganization）这个第三方认证结构以及其它的NGO组织共同制定规范标准。
Gereffi（1999）本人也认为在生产者驱动和消费者驱动外还存在网络关系的驱动形式。
自从科斯提出市场和企业的边界问题后，关于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的探索逐渐增多。
Walter等（1990）将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为市场、层级制和网络三种组织形式。
Humphrey与Schmitz（2001，2002）根据主导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成四种类型：
网络型（networks），准层级型（quasi-hierarchy）、层级型（hierarchy）、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
在Humphrey和Schmitz分类的基础上，Gereffi等（2003）指出，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性以及交易双方权利的对等性这三个条件，他们概括出五种治理结构即市场（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层级制（hierarchy）。
从市场型的市场结构到等级型的过渡，交易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权利也是越来越不对等。
他们认为这五种结构是受以上三种因素影响，但不是静态的，也存在一些协调。
他们认为农产品的市场结构也存在上述关系的变化。
传统的农产品市场由于产品的同质性，买者和卖者很多，可以无障碍的进入因此多属于市场型的交易方式。
但随着农产品的差异化生产，交易成本也越来越高。
Gereffi等考察了肯尼亚对英国的蔬菜出口，观察到蔬菜市场从传统的现货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过渡到明显得协调为主的价值链控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今食品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如何确保质量安全构成了对农产品生产组织的考验。
农产品质量标准也在逐渐提升，新的质量标准不仅仅是关心诸如杀虫剂残余以及食品添加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还将产品质量和社会环境等联系在一起。
（Henso，Reardon2005;
Reardon，Codron，Busch，Bingen，Harris2001），因此治理结构也相应的要做出改变。
可以说需求的改变也是决定农产品市场结构改变的因素之一。
传统的分散化的市场缺少足够的标准满足基本的食品安全需求。
更不要说那些社会和环境的标准。
Grunert（2005）认为过去农产品的生产基本同质，随着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以及商家多样化策略，这些信息需要回溯到农民。
在农场层次上一旦开始差异化种植，就产生了可隔离以及可追溯性的需求。
这都需要价值链上很好的沟通交流，以及成员间的密切合作，特别是农民和加工者之间的合作。
Humphrey（2004）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农产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价值链协调，由于买者对于质量、供应的可靠性、信认以及可追溯性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规制标准，这是低收入国家的农产品市场逐渐的从传统型市场到一体化的协调型市场过度的主要原因。
另外农产品也逐渐的开始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在对发达国家蔬菜的出口中，北美等发达国家获得了稳定供应，发展中国家寻找到了市场机会。
为了追求经济规模实现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的全球化迫使价值链结构变化。
Humphrey（2004）认为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买者更加注重对食品的要求。
包括：
1、保证生产、加工等一系列过程中的商品质量，这要求过程控制的实施。
2、基于过程控制的食品安全，包括杀虫剂残余化学物质使用。
3、与社会的劳工、环境标准相协调。
4、可追溯性，以确保满足1、2。
5、真实性。
6、充足供应。
7、协调供货量和运送时间。
8、产品差异化以增加附加值。
前五条只需要标准认证既可以达到。
后面三条传统市场难以满足要求。
要求价值链结构改变以确保满足消费者需求。
Minten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超市等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逐渐取代了传统市场。
他对以超市为主导的现代市场以及传统市场这两种供应链进行了比较，认为传统市场主要是大量的贸易者进行交易，没有前向订购，市场的信用、合同实施、保险情况都不够完善，并且搜寻成本较高，买者和卖者的信息不完全且不对称。
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则主要是关系主导型的生产方式。
要求高质量。
拥有生产基地。
超市保证新鲜农产品的供应的竞争策略形成了超市主导的农产品价值链。
垂直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在于消费者需求标准的提高。
消费者驱动逐渐增加的对质量以及攻击可靠性以及信用品的特征以及可追溯性以及逐渐增加的各种规则。
很多公司越来越多的去向垂直协调的原因如下：
及时生产和传送；
满足消费者需求；
向消费者传达一些无法观测的信息；
确保供应链中的成员的成本能够得以满足；
满足规制标准，包括卫生和环境标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导致了垂直一体化的产生。
但由于垂直一体化的协调管理成本较高，更多的是采取了合同农业的方式。
Mahoney（1992），如果因为长期的不确定导致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少，那么采取战略依赖或合同形式比完全的垂直一体化要好。
在不确定性低的情况下即便交易频率很高，也可以从市场上进行交易。
但具有专用性投资的交易使得企业经常面临机会主义行为。
由于在现货市场中监督实施成本比较高，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合同或者垂直一体化形式。
（Williamson1979，DoumaandShreuder1992，Hobbs1996c）。
在合同农业中要保证质量，不仅要审核发展中国家供应者的运输、生产过程还要为其提供必要的投入品，以及信用、技术管理建议（Mintenetal.2009;
WorldBank2005）。
2.1.3价值链的福利效果
Kinsey（1997）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新的体验和口味，迫使产品差异化和分化，繁荣妇女进入劳动，以及工作时间增加使得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增加。
更加意识到食物和健康的关系。
由于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超市竞争策略，促使了食品标准的提升。
Bureauetal（1999）认为消费者对净卖食品、方便食品的需求使得消费者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公共机构对食品安全的检查和控制。
但是食品安全中的质量检查成本过高，很多属于不可观则的特征。
标签和认证能够有效的缩减成本。
很多人对公共和私人标准引起了大量的研究，考察标准的作用，产品是否更加安全、健康、合乎社会和环境标准，还是为了阻止贫穷的小农户进入而创造的进入障碍（Garcí
aMartinezPoole2004）。
高标准商品的效应一直都存在各种争论。
虽然高的安全质量标准会使得生产成本提高，但同时也会降低交易成本（Henson，Jaffee，2007；
Reardon，Farina，2005）。
Swinnen（2007）认为最近的经验研究中小农参与高质量的价值链是普遍存在的。
.通过测度福利效应发现对发展中的国家小农来说一般福利增加，不管他们是直接参与价值链还是作为产业工人。
在一些由垄断的出口商组织的情况下也有明显的福利改善。
Islam（2008）认为认证标准可能会更加阻碍分散的小农户加入，或是提高他们的认证成本。
虽然SSOQ声明它会在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帮助下组建一个“小农户团体”以确保“集体认证”，但是，该行业参与者仍对对行业整合及其对小生产者的持续影响仍然十分关注。
Humphrey（2004）认为标准具有品牌效应，控制并制定标准对价值链结构以及链条上的利润分配都有重要影响。
Machiel（1999）认为信息和各种生产知识在农业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这些知识越来越多的由私人部门提供，因此能否获得这些知识将决定农业生产中的比较优势。
零售商和超市实施外包策略，运用它们的买者权利实施安全质量标准，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很多环节联合集聚在一起，很多当地的大出口商崛起，排挤了很多不能满足标准的小农。
（Dolan，Humphrey2004;
Maertens，Swinnen2009）。
小农生产者现在更需要等级和级别认证，包括诸如质量可追溯性和食品安全，而且比过去更加进入垂直一体化的进程。
（Vorley2007;
Reardon等2003;
Reardon，Barrett2000）
Humphrey认为尽管价值链中一般倾向于接纳大的生产者和出口商，但这并不会缩减减贫的步伐。
Geriffi（2009）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市场的要求一般比国外市场要求低，因此很多被排除的小农可以进入国内市场，园艺出口更加偏向于大企业而不是小的所有者，但通过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表明这不影响减贫效果，也没有证据表明低收入国家无法进入。
但一个系统的食品安全情况很容易传导入另一个系统。
其实对于中国农产品来说可以划分为三个市场：
国外市场、城市市场、乡村市场。
很多研究表明更严格的食物标准会导致集聚，加工的集中以及越来越紧密的垂直协调。
制造上的集聚会影响利润分配最终结果。
小企业的集聚能够克服他们目前面临的专业化技能、投入品、技术、市场准入、信息资金以及外部服务等约束（Humphrey，1995;
Nadvi&
Schmitz，1999;
Rabellotti，1997）。
农产品市场中农民一般不容易获取投入品，存在市场进入风险。
另外由于小农的分散，不容易形成有效地合作和集体行动，他们的声音和利益无法得以表达。
要通过合作，形成生产者协会达到经济规模，满足市场标准形成市场过程中的集聚并且获得公共服务。
Schmitz（1995）提出了“集体效率”的概念以定义当地经济外部性和联合行动带来的比较优势。
外部经济的概念最早由马歇尔与1920年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
Schmitz（1999a）认为偶然的外部因素可能对杰斯工业集聚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自发的因素，共同行动。
（jointaction（JA）.）这种自发行动可以在垂直或水平的连接上发生。
具有集体效率以更好的参与进入价值链，获得更多的利润分配。
Gereffi（2009）基于对中国牛奶产业的研究，认为价值链治理结构和食品标准之间的差距可能是造成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由于牛奶生产者高度集聚，但原料的供应仍依赖于分散的小农户，再加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对农户的奶源监督成本较高，无法保证价值链的有效监管。
只有标准的步伐能跟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价值链的转移才不至于带来大的风险。
Swinnen（FAO）认为由于消费者对质量要求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无法提供生产高质量农产品所需的资本技术，因此上层的注入超市等的零售商为农民提供所需的投入品，这就是合同农业，他认为，合同农业比传统农业的效率高，但是，效用在农民与之间的分配却取决于二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讨价还价能力则一般的取决于其拥有的资产专用性水平以及市场结构。
他认为零售商的竞争增加，并一定有助于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Swinnen（2009）认为为了满足挑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质量标准越来越重要。
高质量标准产品附加值高，但对供应者的要求也高。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没有足够的条件，作者考察了农产品公司对其进行必要投入的一种情况。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作者运用理论模型，分析了合同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得以顺利完成。
以及有第三方实施、以及竞争、发展等条件下对合约实施的影响。
作者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在没有第三方实施下，小农的福利会有于效率溢价的存在较高。
即为了抑制小农的机会主义行为，农产品公司给小农提供的价格会比完全竞争市场要高。
可见并不仅仅是产品市场结构和价值链形式会影响质量安全标准，质量安全标准反过来也会影响市场结构。
不过在中国另外一种情况也会存在，农民参与了合同农业，但结果企业或超市毁约。
由于农民的集体行懂协调成本高，且每个人的收益不大，因此农民一般自认倒霉，在下一次拒绝参与类似的合同。
多期博弈的均衡结果是不参与合同农业，依旧采取原来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
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升级也是一个研究的重点。
升级涉及到厂商有能力创新以增加产品和工艺过程中的增加值，包括生产更好的产品、更有效率的生产、以及转向更有效率的活动（Humphrey，Schmitz，2002a;
Kaplinsky，Readman，2001;
Porter，1990）。
Porter（2009）在其对南非酒类产业的分析中发现并不只有一种向上的方向才为升级，向下的升级也有可能。
但从长期来看，依靠降低成本会有风险。
Humphrey和Schmitz（2000）考察了不同治理结构下升级模式。
他们认为半等级制的治理结构下一般会促进产品和工艺升级，但会阻碍功能升级。
网络结构比较有利于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利于这种结构组织的形成。
（Humphrey&
Schmitz，2002b）的动态研究表明治理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若现有的生产者获得新的能力，权力关系有可能发生改变；
半等级制的维持对于主导厂商来说维持成本相对较高，因交易的专用性投资相对这种结构不够灵活；
厂商的集聚经常发生在一个链条中，因此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应用在其他的链中。
2.2国内文献述评
池仁勇等（2006）的一篇文献综述系统回顾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归纳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及研究成果。
他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驱动力及创新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前沿及发展动态。
桂寿平等（2006）针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耕地资源日益萎缩、新一轮竞争力的挑战压力不断增大等问题，介绍了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六个增值环节组成的产业链和U型结构价值链，提出将此两链进行协同管理，并给出了相应策略。
顾丽琴（2007）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价值链发展现状。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
主要表现有：
第一，农业产业价值链短，农产品的加工率低于发达国家。
第二，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落后，农产品加工业增值低。
第三，流通不畅。
中国农户的分散生产和分散销售，提高了生产和交易成本，也使我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流通受阻；
第四，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差。
周立群等（2004）通过考察塞飞亚公司与农户签约的“历史”，分析了“公司+农户”合约”和“公司+农户+基地”的“准一体化合约”的各种现实约束条件，并解释了在公司和农户各自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下，并未缔结经典企业理论所定义的一体化科层组织结构的原因。
傅晨（2000）通过对温氏集团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公司+农户”这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
温氏集团的成功，除了自身有较好的内部体制外，与科研单位结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积极开拓市场、占有市场，尤其是建立了公司与农户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均是是重要原因。
作者详细考察了这种形式下的利益分配情况。
米运生等（2009）认为企业作为合作网络的节点，因契约而相互联系；
核心成员可凭借契约资本优势，反串它与对方的交易形式，交易形式因而变为状态依存。
以温氏集团与农户的交易形式为例，从信托投资变为市场交易基础上的合作生产之后，因契约不完全，在上游、下游环节，利用契约资本优势，温氏集团将市场交易反串为管理交易。
。
反串使温氏集团实现了成本与生产风险的外部化，节省了监督成本，回避了道德风险，获得了较大的价格竞争力。
农户获得三重收益：
非农业就业收入、投资收益和温氏集团从高端价值链二次分配而来的经济剩余。
郭晓鸣等（2007）比较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模式，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是最优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经济绩效与农业产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化模式呈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向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逐次演化的路径。
并对中国现阶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建议。
以上都是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分析农业的经济组织，也有人深入探讨企业组织形式的博弈关系。
王亚静等（2007）分析了我国契约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关系，并结合相关的案例进行了补充性的研究。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在契约不完全、机会主义倾向等前提下，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有效监督双方的履约行为，“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这一契约模式可以最终从根本上保证订单的履约率。
郭红东（2006）建立了一个企业与农户订单履约的博弈模型，提出了订单安排和订单履约关系的理论假设，然后运用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实行“保底收购、随行就市”的订单履约率要明显高于其他价格条款的订单履约率；
对农户专门投入有要求和有奖励措施条款的订单履约率要高于没有这些条款的订单履约率。
周可（2007）以荷兰花卉产业为例，对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的运作体系进行研究，发现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上的各利益主体具有“共生”的特点。
以花卉种植者合作社为主体的拍卖市场是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上的核心企业；
发达的花卉业物流服务是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和谐运行的保证；
政府和花卉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花卉产业价值链的整体链条环节中起了重要的监督、协调和服务作用。
要实现价值链上各节点企业的利益“共生”，必须改变传统的企业关系。
传统的企业关系是交易型的，而一条成功的价值链条上的节点企业间的关系必须从交易型向伙伴型转变，从而在价值链上产生最大的增值流。
各成员根据自身的贡献大小，来分享利益，使得多赢目标得以实现。
尹云松（2003）等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鼓励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商品契约等多种方式，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兴办稳定的农产品原料基地。
，公司农户之间的商品契约的稳定性，决定产业化各经营主体间利益分配关系，对于确保龙头企业原料供应，联结农户的小生产与市场，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通过对5家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现实经济中公司与农户间商品契约的类型及其特征，并试图从理论上诠释影响商品契约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以及什么样的商品契约可能是稳定的，同时指出在选择提高商品契约稳定性的途径时应注意的问题。
三、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导论。
主要是介绍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在这个基础上，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部分。
主要是介绍农产品价值链、农产品质量标准、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组织理论等理论基础知识，并对国内外农产品价值链研究现状做总结性的述评。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值链现状。
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收益更低，且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目前农产品的一些问题。
我们试图通过理论以及模型分析解释目前农产品“锁定”在低标准价值链的原因。
并考察农产品从低标准价值链到高标准价值链的演化趋势。
我们认为质量标准提升以及交易成本缩减的需要是农业价值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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