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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宋再置义阳县。
南朝的齐政权建立后，除复置平氏县外，又在今桐柏北部设立围山县，中部设柏源县。
南朝的梁政权在今桐柏东部设淮安县，后被北周改为义乡县。
隋朝统一后，598年设桐柏县，县治在今固县镇。
从隋到五代，今桐柏境内平氏、桐柏二县并存。
北宋建立后，于972年废平氏县为镇，划归泌阳县。
973年，北宋政权将桐柏县治由今固县镇移到今淮源镇。
北宋政权将县治西移的同时，又将淮渎庙由固庙东移至今县一高中老院处，为以后大规模扩建淮渎庙奠定了基础。
宋金对峙时期，淮河——秦岭一线为双方争夺的前沿，桐柏归属多变，时而为南宋疆域，时而属于金的边地；
时而为县，时而为镇。
境内人口锐减。
元朝时，桐柏一直属于河南行省南阳府唐州泌阳县管辖。
在此后的二百年间，中央政权对桐柏的统治相对减弱，地方政府奖励农耕，注重水利，使得桐柏一带的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人口开始回升。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中央政权的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中原一带失去土地的人民潮水般涌往巴蜀、荆襄、桐柏山一带谋生。
这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农忙时为人佣耕，农闲时采食山果野菜，一遇天灾，他们便恃众强吃“大户”，致使不少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也沦为流民。
据史料记载，那时的桐柏是“百里无人烟”，土地荒芜，园宅废弃，地方官屡屡上奏“匪满为患”。
桐柏知县汪云在“桐柏碑记”中记载，虽“勤劳王师”不断剿杀，但始终未能“根株悉拔，故不几年间，流徙之民转甚于前日，包藏祸心几不可测”。
成华十二年，都宪原杰、监察御史吴道宏经实地考察，受命处置此事。
1476年，分唐县三分之一复置桐柏县。
明政府下令从湖北孝感、河南确山等地移民1715户来桐柏，并招募工匠近千人按服军役例制建县城于今址。
新县城“方圆四里，四定门，墙高二丈，宽一丈，护城河深八尺，阔一丈五”。
城内县衙、文庙、监狱等设施一应俱全。
特别是经过清朝扩建，它终于成为桐柏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节古代桐柏的经济
一、农业生产
桐柏属北亚热带季风大陆型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
全年无霜期达231天，年日照数平均2027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168毫米。
这种南北过渡性气候，为多种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桐柏人很早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已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充分证明，从远古时代起，桐柏境内的农业一直比较发达。
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豆类等。
桐柏早在汉代起就实行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虽然产量较低，但一般不会绝收。
有这样一段顺口溜“一亩田九道沟，地种小麦田种谷，人家不收我能收，旱地不收水田收。
”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当地条件的耕作制度。
有的至今沿用，如一年一熟的“冬闲——春播，夏炕——秋播”；
还有的是两年三熟制——“春稻——小麦——夏稻——绿肥”。
桐柏的可耕地面积狭窄，但勤劳、勇敢、聪明的桐柏人民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基本达到自给有余。
特别是粳、糯两种水稻，明朝时已经非常著名。
二、水利建设
水利是桐柏人的命脉。
自古以来，桐柏人就与水牢旱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桐柏发生了近百次较大的水旱灾害。
面对大自然的肆虐，桐柏人奋起自救。
元朝以前的水利设施已无处可寻。
明清两代，桐柏较大的水利工程有四处：
一是“断龙口”改河造地工程；
二是“龙门口”分洪工程；
三是“万粮古陂”；
四是泄洪渠。
“断龙口”位于桐柏县城东吴城西北约1.5公里的黄土坡处。
这里原系一条黄土岗，南北走向，拦截来自西北方向的桃花河水不能直下月河，桃花河水只得沿黄土岗绕道吴城、朝城东边，从板桥入月河。
明朝嘉靖年间，官府出面组织人力把黄土岗挖断（旧称断龙口），使桃花河水通过断龙口直入月河。
“龙门口”分洪工程位于县城西约27公里出的老店岗。
老店岗是自大复山麓延伸到今312国道上的一条土岗。
澧水（今洪仪河）到此受阻。
每当山洪暴发，商店、板桥、洪仪河等村庄以及大片农田就没入水底。
清朝乾隆年间，官府组织农民切开老店岗，打开了“龙门”，使得洪水得以分流。
“万粮古陂”在县城西，据雍正十三年《河南道志》记载：
“广一顷四十二亩”，周围堤高一丈二尺，其水灌田，颇受效益。
该古陂建于何时，不见记载。
清代雍正时修建的水渠共两条。
一条自平氏东起到芦家河长约3公里，宽2.2尺，深3尺；
一条自平氏接头铺起到双河镇止，长约4.5公里，宽2.5尺，深3尺。
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在农业方面发挥了效益，同时也显示了桐柏人民敢于同天命鬼神斗争的精神。
三、手工业
采矿冶炼是古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桐柏古代的采矿冶炼业相当发达。
自春秋战国以来，桐柏人民就已经露天开采铁矿石并冶炼。
如黄岗镇小黄庄的冶铁遗址距今2500多年；
固县镇张畈村的汉代冶铁遗址的熔炉构造令今人叹为观止。
毛集镇铁炉村从汉代到南朝的几百年间，一直是豫南的冶炼中心。
1973年在毛集铁矿发现的汉代采矿遗址表明，那时人们已经由露天开采进入坑道开采，古坑道深入地下10米以下，长度近千米，在坑道内发现汉代铁锲一件，在附近还发现大面积的冶炼遗址以及部分熔炉炉壁和鼓风管碎片等。
南朝时，桐柏的采矿冶炼已经由原来单一的冶铁扩展到金银冶炼。
南朝宋政权曾筑隔城于今桐柏西北部，用来保护围山采炼场。
南齐为了更多地冶炼金银特设围山县于桐柏北部。
488年，北朝魏政权在桐柏西的澧水北筑澧阳城，对围山金银冶炼虎视眈眈。
隋朝设桐柏县，以便于对毛集的铁、围山的金银的控制。
北宋以后，桐柏的采掘冶炼一直不断。
明朝神宗25年（1597年）围山的高家洞、杨家洞、邵家洞三个银洞同时开采。
据调查，破山银矿在清代以前，历经开采，“山头削平数十米”，可见当时开采的规模和盛况。
晚清至民国，桐柏的采掘冶炼日趋萎缩。
第三节古代桐柏的文化教育
一、教育
古代桐柏的教育大体有两种形式：
私塾和官学。
一般来说，私塾是初等教育，官学是中等教育。
不论官学或者私塾，教育的内容均以儒家经典为主。
明朝以前，由于桐柏的建置多变，教育比较落后，明朝以后教育有所发展。
明成化十二年，桐柏知县汪云主持建立儒学，立启圣祠；
万历四年，知县钟大鹏捐资建社学于平氏；
万历三十八年，县儒学内建魁星楼；
崇祯年间，知县江海晏主持建儒学大成殿。
由于政府的提倡和鼓励，明代知识分子出身的桐柏籍官员不绝于史书，举人、秀才等人数不断增加。
明朝276年间，仅桐柏籍的岁贡就有43人之多。
清初，随着政治上的日趋稳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桐柏教育也有所发展。
顺治十一年，南阳府通判欧阳世逢建奎楼；
康熙三十二年知县高士铎重修桐柏明伦堂。
康熙以后，桐柏一些教师讲课授业之余，还著书立说。
如康熙五十四年的刘荩侯就著有《引端讲书》和《学庸讲书》等。
但清朝的文字狱也对桐柏的教育带来影响。
到嘉庆十二年，桐柏全县入学人数仅有8人。
道光以后，桐柏入塾入学人数又开始回升。
如道光六年，毛集王湾人王庆培考取拔贡，二十年后；
吴城王湾的王氏家族，从道光到光绪年间，考取秀才的就有20多人。
二、宗教
由于桐柏山清水秀，又远离喧嚣的都市，并且桐柏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因此，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继流传于桐柏。
1、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时开始现成。
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正一经》等为主要经典。
据《诸真宗派》记载，道教有大小86个派别。
比较大的是正一道、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四大派，现在主要是正一道和全真道两派。
桐柏道教主要是全真龙门派。
传说，道教始祖鬼谷子王婵曾在桐柏修道。
张良辅佐刘邦定天下后也隐居在桐柏辟谷修道。
汉代光武帝刘秀在毛集光武建的老君庙。
一直到解放前才废毁。
南北朝时，桐柏金庭观为全国著名道观之一。
唐朝以后，道教蓬勃发展，当时的淮渎庙、城隍庙、玉皇庙、太白顶的云台寺、桃花洞、水帘洞等庙宇，均为道人所居。
2、佛教：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文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隋唐时期佛教传入桐柏。
桐柏山是南阳地区佛教最集中的地方，自县城东的祖师顶大悲寺到平氏男的黑明寺相距百里，就有寺庙50余处，僧众600与人，庙宇高大，佛像雄伟。
平氏金山寺内，有唐太宗贞观年间铸铁佛三座，均高丈余，重4000余斤，历经1000多年风雨完好无损，遗憾的是“文革”中被毁。
唐初名将尉迟敬德曾在回龙的天目山监造慧照寺，“内铸铜铁二佛，高九尺，木石神像四十余座”。
一千多年来，佛教在桐柏几经兴衰。
开始道教排外，佛教徒难以插足，后来禅宗把佛教中国化。
据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川宁远府西昌县紫薇山临济宗四十一世和尚端德云游五台山，返回途径太白顶，以佛教真功降服道教，并招收慧照、慧净、惠通、慧空四大弟子。
自此，佛教在桐柏山迅速发展。
佛教终于同化了道教，形成了禅宗白云系。
桐柏山由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转化为南阳乃至河南最大的佛教僧尼聚居地之一。
3、基督教：
基督教产生于小亚细亚一带，1854年传入桐柏。
1914年在平氏设立总教堂，下辖城关、张庄、江河、安棚等分教堂。
桐柏基督教派别主要有遵道会、真耶稣教会、自立会，还有少量的耶稣家庭等。
解放前，桐柏有教堂八处，信教人数1300多人。
先后在桐柏传教的牧师9人。
1947年桐柏解放，外国传教人员全部回国。
4、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七世纪中期传入我国，明末清初传入桐柏。
清初，桐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居住在淮河两岸的城关、月河、固县等村镇。
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建有城关、月河、固县清真寺三座。
三、古代建筑
桐柏现存的古代建筑不多，现存古建筑的代表是淮渎庙。
淮渎庙始于西汉，建于井铺（今固庙村），最初称“淮祠”，继称“淮源庙”，再称“长源公庙”、“长源王庙”，最后称“东渎大淮之神庙”。
“淮渎庙”始建于太白顶下的固庙，汉时称“淮井铺”。
据汉《郊祀志》载：
“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祀淮渎于平氏（县），使者持节侍祠。
”《桐柏县志》（乾隆版本）载：
“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正月，南阳太守中山奴卢君增广庙制，躬身致祭，并遣官致祭者再。
”当事者曾刻碑立于庙前，文曰：
“淮出平氏，始于大复，潜行地中，见于阳口。
立庙桐柏（今固庙村），春秋崇奉”。
《水经》云：
“庙前有碑，南阳郭苞立”。
汉碑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漫不可读。
到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由翰林侍制吴炳重书隶书碑。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遣使将淮渎庙东移到龙潭河西岸（今一高中老院）。
为什么迁庙？
宋代路振在《重修淮渎长源公庙记》中说：
“先是长源公庙，在桐柏县之西南，地方湫隘，渊流沮洳。
伏牛之潦，至隼之墉屡毁。
开宝中，太祖皇帝遣使徙其地焉。
”桐柏新地址地阔基高：
“巍山峙其前，长淮荡其后”。
新修的庙宇：
“僚坦屹立，回廊四合，雕甍高映，邈倒影而上，千崇扉洞。
开列方轨而并进。
夫制作之盛，邦家之壮观也”。
该庙随着朝代的更迭，不断扩建整修，殿宇房厨曾达526间，农田550亩。
据清康熙年间，桐柏县知县高士铎撰修的《桐柏县志》载：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修补正殿，寝殿等处，共八十七间，其余香殿，碑楼等房共四百三十九间未葺。
成化中（成化八年，即公元1427年）工部尚书王复题准，太常卿俞钦大修淮渎庙。
中建正殿七间，翼两庑各十二间，左右钟鼓楼碑各二间，前戟门五间，东西各建馆五间，东翼两厢共十间，中御香亭，右神库，左牲房，门楼西向，又建道房五间。
翼两厢十间。
门楼东向。
四周土垣计一百九十丈，砖山门三间，东西角门各一间。
”山门外，石狮、石兽并列；
山门里碑碣林立，古柏掩映，铁狮雄踞，铁桩肃穆。
再加古树“桐包柏（桐干里长柏树）”，“楸包桐（楸树干长桐树）”，尤其是康熙帝手书的“灵渎安澜”和雍正的“惠济河槽”的巨匾高悬正中大殿，更使庙宇蔚然壮观。
淮渎庙以及孔庙大殿（现文化馆院内）、金山寺庙宇（平氏）、无梁殿（毛集文昌阁）、龙头石桥（平氏镇北）等建筑，充分显示了古代桐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
四、人物
物华天宝、民风纯朴豪爽的桐柏，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古往今来，孕育着贤者、智者、勇者并代代层出不穷。
《后汉书·
法雄传》记载，宣帝时，法雄为平氏县令，为政清廉，扬善除恶，深受人民爱戴。
《三国志·
蜀·
魏延传》记载：
“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桐柏固县镇）人也。
”如今该镇还有魏岗、魏家小河等古地名可考。
魏延少年习武，生性勇猛，以基层军官身份跟刘备进四川。
他身长八尺，面似重枣，目如朗星，声象闷雷。
因数立战功，升迁为征西大将军。
朱序（？
－393），字次伦，东晋义阳平氏（今桐柏县平氏）人，生于名将世家，父亲焘，377年，前秦攻陷东晋襄城，朱序被俘，任为尚书。
383年，苻坚率80万秦军与东晋在淝水决战，朱序暗中报告敌情，刚一开战，朱序在军中大呼：
“秦军败了”，秦军闻声纷纷溃退，这是古代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典故由此而来。
历代文人游览桐柏时，留下了对桐柏山水的留恋之情。
如唐代大诗人宋之问写到“蓬莱阁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
宋代大文豪苏轼游桐柏时写下“河时桐柏山，一洗庚公尘。
此去断佳景，独自常惨神”；
元好问在此写下“明月不离桐柏水，浮云自发石门山”。
第四节古代桐柏人民的革命斗争
桐柏人民创造了桐柏历史，但古代的桐柏长期处于“城廓荡空，居民十不存一”的悲惨年代。
哪里有压破，哪里就有反抗。
早在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风暴延及桐柏。
西汉末年，桐柏一带是绿林起义军的根据地之一。
公元303年，平氏县吏、义阳人张昌起兵反晋，聚众十万，义军转战于江淮之间。
隋末唐初，数十万江淮义军驰骋于桐柏一带。
883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途径桐柏，沿路打富济贫，桐柏人民夹道欢迎。
南宋初年，岳飞率兵收复襄阳、桐柏后，以桐柏山为依托，屡屡出击金兵。
1206年，南宋将雷世忠进军桐柏，在农民义军的支持下，歼敌数千并一举收复唐州。
元朝末年，桐柏山区又成为红巾军的根据地。
1352年，红巾军王权部从桐柏出发，连克数县。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以刘六、刘七、赵凤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桐柏严惩贪官污吏，除暴安民，吓得地主豪强龟缩在县城里惶惶不可终日。
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大军转战于桐柏一带，在桐柏点燃了反抗明王朝的熊熊烈火。
清王朝中期，活动于川陕鄂豫边界的白莲教也在桐柏一带屡屡打击清军。
1792年3月10日，白莲教首领齐王氏率数千人自桐柏出发到泌阳沙河店，11日与团练激战一昼夜，击毙团练头目数十人，乡勇数百人。
第二章近代前期桐柏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桐柏人民受到双重压破。
勤劳朴实的桐柏人民在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第一节太平军和捻军在桐柏的斗争
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捻军在转战过程中，曾在桐柏境内战斗一年多，并在桐柏山进行休整。
他们在桐柏斗争中，得到了桐柏人民的大力支援。
公元1857年，捻军将领张道川率领一万多人转战到桐柏东部的固县、毛集一带，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歼灭追剿的清军千余人，缴获大量物资。
1858年1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领两万多人由随州进入桐柏，配合太平军，挫败了追剿的清军，镇压了地主武装。
一些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抗拒太平军，纷纷依山筑寨，如洪仪河北的歇马岭寨，回龙的万家寨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修筑的。
为了推翻清朝统治，1853年4月，太平军孤军北伐。
为了援助北伐军，太平军将领吉文元奉命率军北上，受挫后进入确山境内。
黄岗捻军起义响应，于7月19日，首领雷六带领捻军围攻桐柏县成，知县潘树森带领乡勇于吴城阻击捻军。
在激战中，潘树森被击毙，乡勇伤亡过半。
1854年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围攻湖北应山县城未克，转入桐柏山区休整并镇压了顽抗的地主武装。
1858年，泌阳角子山的捻军陈大安率部进入桐柏县境内。
8月，枣阳捻军在王之义、卢文成的率领下进入安棚一带。
当地清军闻讯追击，捻军在桐柏人民的支持下，安全转移到桐柏南山地区。
1861年，桐柏遭受大旱，粮食几乎绝收，官府照样催粮，地主照样逼租，饥寒交迫的人民被迫反抗。
同年8月，杨玉汤领导的数百饥民并联合捻军在唐、桐交界处的石柱山起义。
唐、桐两县的知县亲自带领乡勇围剿起义军，在石柱山大战一天。
唐河知县高天宠部、桐柏知县恩奎部均被打败，并击毙了桐柏武生梁风玉。
1862年10月，清军再次围剿石柱山的起义军和捻军，杨玉汤兵败惨遭杀害，余部转移到湖北继续斗争。
豫南捻军首领陈大喜是河南平舆人，于1860年11月在汝宁（汝南县）城外范寨一带起义。
豫南各县几乎都举陈大喜的捻军旗号，陈大喜成为豫南人民反清斗争的中坚。
面对遍地燃烧的革命烈火，清政府急忙派遣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刽子手、河南布政使张曜率领清军和地方乡勇追剿陈大喜捻军。
1862年1月，陈大喜捻军为了摆脱清军的追剿，率军进入固县、吴城一带。
张曜尾追到桐柏境内，陈大喜捻军突然东去，在回龙东的乱麻山于张曜部展开激战，杀得清军尸横遍野，张曜也差点丢掉性命，带领残部向信阳逃窜。
1862年2月，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派遣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等，率领一支太平军远征西北赖文光、陈得才等在征战途中闻之陈玉成兵败被俘，决定回师急救，与从安徽、新蔡而来的太平军和捻军十多万人会师于平氏。
会师义军进军南阳，经半个月的围城激战，攻克南阳。
随后又分兵活动，一支转战于西北；
梁成富率部再来平氏。
陈大喜在乱麻山大败清军后转战于豫东，同年秋再回桐柏，在平氏于梁成富会师，转战于桐柏山、大别山、大洪山之间。
陈、梁义军在桐柏期间，得到了桐柏人民的大力支持。
12月28日，陈大喜部又在固县、吴城一带再次大战张曜。
陈大喜以主力埋伏，用少量捻军诱敌进攻。
清军以为捻军主力撤走，就全力进攻，在吴城东北中伏，伤亡两万多人。
战后，南阳知府金梁、桐柏知县邱坦中、固县营守备张锡升等均被革职。
此后，陈大喜转战于确山、息县一带，继续抗击清军。
1863年12月27日，捻军首领张宗禹率部三万余人，由桐柏入随县，在当地农民的配合下，杀敌千余人。
1864年4月，张宗禹、赖文光两支捻军主力在随县会师后进入桐柏山区，后转战于豫东地区。
天京陷落后，张宗禹等推举赖文光为捻军统帅。
赖文光整顿捻军，扩编骑兵，成为一支抗清斗争的主力。
捻军整顿后，张宗禹部于1866年12月23日，由枣阳入唐、桐、泌县境。
第二年，赖文光也率部经唐河、平氏，转入信阳，不断打击清军。
第二节桐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獗。
桐柏境内的平氏、毛集、吴城和县城等地都建有教堂。
一些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配合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
有的收租放债，包揽诉讼、敲诈勒索，鱼肉人民……。
一些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争相入教，依仗教会势力欺压人民，充当教会的爪牙。
当百姓和教会发生争端时，地方官吏总是袒护教会，欺压人民。
因此，桐柏人民和全国一样，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
1901年，义和团战士彭大方从山东回到回龙，在回龙东的乱麻山脚下的彭庄设“坛”传授拳棒，提出“灭洋”口号。
这时候，在乱麻山东的邢集镇（今信阳明港境内），洋教堂的传教士霸占农民田宅，奸淫妇女，摊派教税，私设公堂，迫害贫苦百姓。
由于传教士作恶多端，引起百姓愤怒。
1902年春，邢集的百姓邀请彭大方协助铲除洋教堂。
彭大方率众去邢集烧毁了教堂，镇压了外籍传教士。
1864一一1866年的几年中，平氏、县城等地人民接连掀起捣毁洋教堂的反帝斗争。
1864年6月27日，1865年5月29日，桐柏县城群众两次捣毁县城天主教堂。
1866年6月17日，平氏天主教堂聚集教民做礼拜，一些群众感到新奇，前往观看，天主教士强令围观群众也跪在地上听牧师宣讲，群众不跪，教士拧观众耳朵强令下跪，当即激起群众公愤。
愤怒的群众自发地砸毁了教堂，并痛打了恃强作恶的教民。
而清政府却采取了卖国媚外方针，对人民实行镇压，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向人民勒索银两，赔偿教堂。
如：
1901年7月21日河南巡抚松寿函告总署称“去年发生在黄河以南各府县教案大体均已议结”，南阳、唐河、桐柏等十九县共赔银“六万两，钱近三万串”。
特别是1900的庚子赔款又加在人民身上，使度日艰难的人民负担倍加沉重。
洋教士及其走狗奸淫妇女，敲榨勒索，更激起了人民对洋教势力的憎恶。
在矛盾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唐桐泌边界地区人民终于酿成了抗清灭洋的“齐心会”农民运动。
1902年初，唐河罗振杰、桐柏毕西奎，泌阳张云卿、陈义歧等十几人，齐集安棚西的苟庙东岳大帝神豫前，由罗振杰带头，歃血盟誓，决定组织“齐心会”一一齐心协力，抗粮抗捐，反清灭洋。
大家推举罗振杰为会首（罗振杰生于1840年，排行第六，人称罗老六，念过私塾，好习武功，在地方上驱邪扶正，抑强扶弱，深孚众望）。
起义首领聚会盟誓后，接着在唐、桐、泌三县边界的安棚、王集、苟庙、盘古山、大河、大磨、二郎山等地，分别举行亮兵仪式。
安棚、王集数千农民高举五色彩旗，腰束黄带，手执武器，齐集罗庄西南清凉寺，陈义歧点燃三垛麦秸为号，杀了洋奴邓老七以祭刀。
褚湾地主“教民”叶长荣闻讯，跑到泌阳县城报告“齐心会造反”，陈义歧率众当夜杀了叶家四人。
南阳、信阳总兵、道员招集唐、桐、泌三县县令会集安棚，策划镇压群众和强收赔款的办法。
齐心会闻讯迅速包围了他们。
罗振杰手执大刀架在唐县县令的脖子上，厉声问到：
“洋款还加不加?
免了便罢，要加就砍！
不仅砍了你，还要砍尽一切狗官！
”剑拔弩张，群情激愤，吓坏了这群狗官。
南阳总兵当即写下“永久不交洋款”的字据，群众才放他们回去。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
“齐心会真是好，专门为咱百姓来撑腰”的民谣。
桐柏乌金沟大教堂头子是恶霸地主顾高顺。
这个洋奴搜罗了一群无赖做“教民”，崇洋媚外，认贼作父，取得了南阳主教安西满的欢心，被戏封为“吏部天官”。
在催派洋款的过程中，他为虎作伥，趾高气扬，玩弄手法，贪污中饱，群众恨之入骨。
1902年8月14日，齐心会会众冲进了教堂，首先抓住了作恶多端的顾高顺等五人，拉到清凉寺祭坛处死，接着烧了教堂，当场烧死“教民”4人。
接着安棚教堂和张林教堂也被群众捣毁。
齐心会首领在乌金沟教堂听说教士罗瑞兴已躲进泌阳县城刘万谦家里，当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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