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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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谁都出不了主意：

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

老先生几十年集藏的图书这样蓬蓬茸茸才好看，衬得起案头那盏孤灯的相思。

　　序“我的书房”流沙河

　　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

没有书房，书还得读。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

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

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千珍籍被囚禁一室。

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

“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

”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

有书读，那就好，要什么书房。

　　遥想元明之际，王冕牧牛读书，陶宗仪耕田写作，不但书房，连书桌也没有。

晚明归有光少年有书房，名叫项脊轩，有一篇《项脊轩记》，读中学背诵过，艳羡他。

他生在官宦人家，所以享有书房。

寒门子弟居处逼窄，休想。

不过，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焉。

旧社会再黑，也给读书人留了一条出路，使斯文一脉得以延续，薪火不绝。

　　最可怕的是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浩劫，珍籍搜掠殆尽，无书可读。

拿一本书给你，你也不敢读，装憨作傻，胼手胝脚，或有助于偷生保命。

莽莽神州，此时仅有极少特权新贵如姚文元者，以及他手下的棍子们，能够徜徉于书房之内，翻档查籍，以构陷天下的臭老九。

什么书房，我诅咒它！

　　天道好还，黑暗终有尽头，隧道终有出口，命大不死的老九们终于爬出洞来，抬头见到天日，且有自己的书房了。

当然，有的精致些，有的简陋些，不一。

好在“鹪鹩所栖，不过一枝”，都不在乎这个。

精的固佳，陋的亦不坏。

所撼者壮岁不复返，其间七老八十“春秋鼎盛“的在本书内已占绝大多数，而“富有春秋”的如伍立杨、刘俊也满四十岁了。

愿我读者拭目看个仔细，这是一群天鸡，登金陵之凤台，啼文化之清声。

事关风雅一脉，非徒娱人耳目。

“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声动金石，旨在呼唤大光明，瞻望新时代，而不是在各赞美其鸡窝，如胥靡小知者之沾沾自喜也。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三年前搬家到大慈寺路，总算有了专用书房（从前那个兼作睡眠与会友之所）。

就怕自己驽骀成性，日无一得，对不起高书橱和大书桌。

川剧《做文章》那个少爷逃学，三年才读完一本《百家姓》。

叫读《论语》又认不得曰字，惊叹道：

　　“噫，三天不进书房，日字就长胖了！

”我当引以为戒。

　　二○○四年十二月四日成都

　　1、我的书斋绿原

　　小董同志来信，约我写一篇《我的书斋》，这可给我出了难题。

一是我没有过书斋；

二是书读得少，够不上有个书斋；

三是谈起书来，还有惨痛的记忆。

既然命题作文，请原谅，就拿这三“难”来敷衍一下。

　　据说爱书的人没有一个书斋，要比未必爱书却拥有很大一个书斋的人多得多。

看来，承认自己没有书斋，也用不着难为情了。

不过，我除了起居面积始终狭小而局促，还因为“书斋”这个概念对我有一段心理距离：

书斋应当是什么样子？

有它比没有它又有怎么不一样？

我一直不太了然，也不太关心。

它似乎不单纯是个摆书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很有使用价值的西方学者所谓的bibliothek。

按照它的汉语字面，再加上五颜六*的修饰语，首先总少不了高不可攀、雅不可近的味道；

依晚年受贿而蒙羞的世界级“大腕”培根的说法，这可是“保存和安歇古圣贤遗迹的神殿”。

这样被启发一下，爱买书的白丁们谁敢作非分之想，把本来转不过身来的起居室叫做一个书斋呢？

　　刚才以“爱书”自诩，仿佛读过很多书似的，事实恰巧不然。

职业所致，书倒是有一些，多少年来一直乱七八糟地塞在橱柜里、摆在桌子上、堆在地板一角。

大部分是为了“将来有空”，准备去读，其中一些迄今很少翻过，有的连封面包装纸都没有拆掉；

读过的几本，也是为了业务需要，想要阅读一点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读懂、读完。

因此，那些书虽然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却很陌生，行同路人，实在不敢宣称他们属于我。

更糟糕的是，由于不懂自学，或者更怪生性疏懒，放书不讲次序，没有条理：

几本《诸子集成》和《莎士比亚》落在一起，威尔士《世纪大纲》压在《太平广记》下面；

要我找一本什么书，脑袋找破了都找不到，却忽然从墙角旧书堆里，翻出了去年记不起它来、到处向别人借的那本《外国地名译名手册》，或者一本手头正少不了的拉丁文法简编意于附庸风雅，又不能体现内在的使用价值，可作埋头做学问状。

就此说我有一个“书斋”，实在不好意思。

　　过去的生活动荡，居处逼仄，没有一个书斋，是可以理解的。

近二十年来，日子过得还算太平，住的也稍微宽敞，书斋的外在条件似乎有了。

那么何如见“贤”思齐，把领地装修一番，在四面墙壁上再动电钻，钉出一排排堞墙似的取书方便的单层书架，正经八百布置出了一个书斋呢？

再来没有动过的念头，无奈几次惨痛记忆犹新，想到为了几本破书耗费如许人力和物力，觉得实在划不来，也就不免心灰意冷了。

小董同志，恐怕这才是我向你应命作文而不免踌躇的真正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书累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打来了，为了轻装逃亡，不得不把积攒半年早点钱才买的几本《古文观止》、《千家诗》和一部《水浒》全部忍痛抛弃掉。

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在“复员”大潮的末期，买不到正规船票，只好向水手行贿当“黄鱼”，躲在货舱底层，做“还乡”好梦，这时又不得不把抗战八年陆续杂旧书店碰到的几部英语名着和工具书全部忍痛抛弃掉。

第三次和第四次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前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两柜子新旧图书连同全部信件和稿件一股脑儿被抄走。

二十五年后一部分信件被发还，图书和稿件因年深月久，显然尸骨无存了；

后一次是一九六九年，“破四旧”的余威未尽，适值孩子上山下乡，我将去“五七”干校，街道造反派强迫我家削减住房面积，老伴留守蜗居，随时准备被取消北京户口，这次又不得不把迫迁后根本摆不开的好几麻袋中外文图书当作废纸几分钱一斤，实际上白送了收破烂的。

　　一生受过几次这样的“生死离别”，我不敢说别人，对于自己和书的因缘不能不讲点宿命论了。

小时候发现，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

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

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

又再摧毁，又再编结……这种同灾难较劲的本领，不知在一些爱书成瘾的人身上是不是也有。

近十年来，不知道怎么又有了一些书，还多多益善地多下去。

在这样“多下去”的同时，我往往下意识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藏书家”，即使把书藏到“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说不定一不小心碰上什么厄运，旋踵而至的灰飞烟灭不会比我所经历的几次学界前辈的书斋的命运要好吧？

不论从其中散发的书香的浓烈，还是从其中产生的学术成果的厚重来看，它们才真正称得上是书斋，而其主人才真正称得上是“精神上的富翁”。

但到他们分别作古以后，我常为那许多名贵典籍的下场感到迷惘，后来听说分别捐献给了本单位的图书室，才稍微放了心，否则真不知会散失到哪儿去了！

谈起书籍的沧桑史，还记得四十年代，抗战胜利不久，我在重庆地摊上买到一部皮面“国际”版《圣经小百科》（theinternat“ional”handybibleencyclopediaconrdance），扉页上赫然触目的是三位书主在三个年代的签名，签的都是西方姓名且不论，令人感叹的是一九〇〇、一九二三、一九三九这三个年代所反映的这本书每二十年易手一次的规律性

。

我刚买到它，不久为形势所迫，只好把它留在重庆，自己“轻装”走掉了；

行*匆匆，我没有也不想在前三位书主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径直让它去找它的主人了。

今天无奈又有了一些书，同任何藏书家相比，这几本破书简直连“小巫”也称不上，它们未来的下场不问可知。

那么，目前且在它们的包围之中，设一张床，摆一张桌子，安一台电脑，俨然可谓乐在其中了。

尽管书放得乱了一些，找起来困难重重，但信手拈来，倒也不嫌单调，偶尔还意外享受到某种乐趣。

何况来日无多，就让那几本书堆在那儿，顺手抽到哪一本，随手翻翻，翻到没趣，就又塞将回去，也算物尽其用了。

你说呢，亲爱的同志？

　　绿原，一九二二年生。

原名刘仁甫，曾用名刘半九。

湖北黄陂人。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主要作品有《葱与蜜》（诗话）、《我们走向海》（诗集）、《离魂草》（文集）等，译着有《浮士德》等。

　　　　2、说说我的“书房”谷林

　　收到《开卷》四卷二期，并得宁文来信，告第四期为创刊三周年，拟出纪念号，令草短文说说敝寓“书房内外的情况”，即以“我的书房”命题，最好附有照片云。

《开卷》始刊，一见倾心，今已积藏全套。

又曾偶寄“补白”小稿，幸邀葑菲之采，从而攀附结交，喜乐无尽，何可抗忤！

但我乱糟糟的起居之所，有哪间配称“书房”？

住在这个院里三十多年，院子宁静空旷，地段是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带。

院内住有极相契合的老友，“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还有什么可说？

　　那就掉头且说“内”吧。

　　内室两间，坐东朝西，因为是“筒子楼”，涤垢洗瑕另有公房去处，只有冰箱、微波炉以及瓶瓶罐罐都得收容安置，加一张饭桌，占了一间内室的一半。

另一间，挨左壁是老伴的折叠床，东边堵了通往过道的门，横放我的木架床，稍宽些，枕畔能放两摞“大字本”，可以用来催眠引梦。

我们两老住这么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照说也可以对付了，却又老觉得转不过身来似的，症结就出在常有人把它随口唤做“书房”！

　　那两架床的屋子，触目惹眼的是窗下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边又是能“后放前伸”的靠背椅。

那椅子是女儿第一回领到她自己的工资当天，专程跑去买来，换掉原来一条方凳，安置妥帖的。

从此这里成了我的安乐窝。

桌上是报刊乱书、来信去札、本子散页，尽管一团糟，我则举手可得。

白日平时老伴与我各处一室，只有外孙带着作业来度长假，我的桌椅才有被分享的机缘。

无非把桌上的堆垛略加规整，我们就能交互使用桌椅。

当然首先让他做作业，作业完了，他会问我：

“姥爷，要写东西吗？

”我知道他想要背窗坐着玩会儿游戏机了，而我也总有些要动笔伏案的事件，于是我们就换个位。

有一次他却问我：

“姥爷，有稿件要我给抄写吗？

”这使我很感动，连忙说：

“不用，不用！

”

　　我是在“文革”中被“革过一革”的。

但从干校回到北京，真是日久顽生，不知不觉架满了、橱满了、箱满了，壁角床底均已无可容身，怎么办？

我遵宁文的吩咐，附上照片，不知哪位看了能帮我出个主意！

　　谷林，原名劳祖德。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生于浙江省鄞县。

一九三七年从鄞县县立商业职业学校高级银行科毕业。

自此，在银行和工商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建国后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继续任职会计。

一九七五年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历史文献的整理，至一九八九年退休。

其间独力完成了一部二百三十万字的《郑孝胥日记》的点校，后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

此外，写过两本小书：

《情趣·

知识·

襟怀》，八万多字，由《读书》杂志编辑部列入《读书文丛》，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三联书店出版；

《书边杂写》，十五万多字，由脉望策划列入《书趣文丛》第一辑，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于次年四月重印。

这都是一些业余闲览的小札，却通过它们结交了很多书友，构建了“晚岁上娱”的退休生涯。

　　3、我的“静轩”李文俊

　　“静轩”是一幅拓片，两个大字为隶书，后面三行小字：

“板桥郑燮书于淮署”，又恢复为他的“板桥体”了。

这拓片是若干年前从琉璃厂淘回来的，让我装入紫檀木镜框，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姑且借来充当自己的“轩名”。

书桌是花梨木的，很大。

当初（说起来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花四百元高价从隆福寺拉回来的。

有一阵，这也是餐桌兼小儿的课桌。

现在，除了老妻偶尔要在上面折晾衣服外，已经是“专物专用”，名正言顺成为我的写字桌和电脑桌了。

陆灏的一句“金克木八十岁还学会了电脑”刺激了我，周晓苹的不断撺掇成全了我。

何况家中还有儿子这样一个比马俊仁脾气小得多的教练呢。

　　我的书房看着很大吧，不过照片未收进处放有饭桌，右方还放有电视机。

因此这里也是餐厅、客厅与起坐间。

好在自从生过一场大病之后，我晚上已不工作。

来客极少，看电视（或ｄｖｄ）的人里也有我一个。

因此，谈不到受打扰的问题。

　　说起来还得感谢当今的务实政策，它使我们能在前年夏天贴了一些钱买下现在的比较宽敞的居所，使我这病后之身，得以在搬家后效率不算低地译成两本书，写成一部《福克纳画传》，还涂鸦出几篇小文章。

这里离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极近，周日可以去淘淘古董（这方面经常要打眼）与旧书（这上头，老板您可就蒙不了老朽了）。

用两三元一本的代价，我差不多配齐了英国“侦探小说女王”p·

djames的dalgliesh系列。

而不久前我为译林出版社译的一本伯奈特的《小公主》，原书也得自这里的地摊。

　　在这个书房里，我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笃悠悠每天做上几小时喜欢做的工作，一边听听包括郎朗、李云迪在内的新录制的cd（来路欠正，请工商多多包涵）。

有时会蹬上旧自行车，去买点菜，买点鲜花与水果，哄在家里那位伊丽沙白三世的欢心。

见到那位笑容满面（雀斑也满面）卖茶叶的南方人女摊主，就跟她聊聊新“龙井”何时能到货。

倘若这一天，还收到了自己新作新译的样书，那就是个大喜的吉庆日子了。

我会快活得像只“大牛虻”，那位“快乐的战士”（华兹华斯语），即便调我去当广东省或海南省的省长，我都不干。

这里歪用了“南面王”的意思，还得敬请各位高明原谅。

　　李文俊，一九三〇年出生于上海。

原籍广东中山。

编审。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

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八月在中国作协工作；

一九六四年八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曾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导师。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任《世界文学》主编。

社会工作方面，曾任全国加拿大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主任；

又为中国作协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会员，《世界文学》、《博览群书》编委。

于一九七九、一九八二、一九八六年三次赴北美作短期学术性访问。

　　除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外，还着有：

《美国文学简史》（合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初版，二〇〇三年修订再版；

《福克纳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

《妇女画廊》，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出版。

编有：

《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一九八七年修订再版；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大系·

英美卷》，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出版；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

北美卷》，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出版。

译着较多，主要有：

《喧哗与骚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出版；

《我弥留之际》，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出版；

《去吧，摩西》，一九九六年五月出版；

《押沙龙，押沙龙！

》，二〇〇〇年七月出版。

以上四书均为威廉·

福克纳所作，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近年出版的译作有《我爱你，罗尼》（二〇〇二年）与《九故事》（二〇〇三年）等。

一九九四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二〇〇二年获《世界文学》“思源”翻译奖。

　　4、我的书斋何满子

　　自一九七八年冬我从放逐地被召回上海重*旧业起，整整十年局蹐于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六一居”中。

何谓“六一”？

即既是书室，又是卧室、餐室、起居室、会客室，研究生来听课又兼作教室，一室六用的意思。

但称之为“六一”，就有高攀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之嫌，故自榜曰“一统楼”，取鲁迅诗“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意也。

　　直到一九八九年迁居，才有了现在这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差称窗明几净；

窗外望出去是闹市，却无市声，可谓闹中取静。

我曾作五言排律《新寓有写作陆辉摄书斋》以自庆。

但多年来，书和什物要增添而书房的空间不会膨胀，前年只得重新装修一番，将书架减肥，变成苗条瘦削，顶天立地；

卧室和另一间也增添书架，让一些书移民过去。

虽然大量疏散，书架上的书仍只好委屈它们双皮立，有时要找一本稍冷门的书实在不易。

往年记忆力好的时候，书上的文字还能记住；

如今老年昏盹，要查对原文的次数更多，写文章简直不敢使用引文。

要想换个较大点的房子吧，即使有条件再置新居，一想起搬迁的麻烦便气馁，只能在这里终老了。

　　熟人们几乎都已改笔，我则自知手笨，电脑那玩意儿我学不会。

想起年轻时学钢琴，羊上树似地学了两三天，老师就摇头叹气了；

使用鼠标和键盘肯定不行，故而不作此想。

不料春节小女儿从长安来过节，花言巧语地硬让我买了一台电脑，无处可放，只好塞进阳台。

但我对它的使用价值毫无信心，不到一个小时写成的一篇短文，在电脑上敲打了三个钟头只打出了三分之一，不胜恨恨。

看来，电脑也只能当当摆设，白占了阳台上的空间。

　　伟人说过：

书放在桌子上不会跑，笔拿在手里不会飞，比杀鸡杀猪方便得多。

诚哉斯言！

还是老老实实坐在书房里，把弄着书，用笔写靠得住。

如此一想，书桌边一坐，环顾左右架上的书，也就心安理得了。

　　何满子，浙江富阳人。

一九一九年生。

一九四九年前曾任报社记者、编辑、总编辑。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任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五五年株连入胡风案系狱一年半。

一九五六年任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

一九五七年被扩大化为“右派”。

一九五八年发往宁夏支边，拉板车及劳动多年。

一九六四年回上海工作。

一九六六被谴回原籍务农。

一九七八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职称编审，同时任几所何满子手迹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

一九九二年退休。

主要着作有：

《文学对话》（与耿庸合作）、《画虎十年》、《中古文人风采》、《五杂侃》等。

　　5、我的“书房”丰一吟

　　我父亲在缘缘堂时，据说曾以楼下西房为书房。

但我小时候看到他已经搬到楼上中间的书房兼卧室了。

抗日战争以后，有时一家人只住一间房，条件好的时候，才有父亲单独的书房兼卧室。

即使在建国后，父亲住上了陕西南路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基本上也还是书房兼卧室。

所以，在我心目中，书房似乎一定是兼卧室的。

　　父亲去世，我家从陕西南路迁到漕溪北路后，我有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不仅书房兼卧室，还兼起坐、会客用，有一阵子还兼吃饭用。

　　两年半以前，我家改善住房，女儿女婿买下了现在的斜土路二二〇〇弄内的公寓套房，面积几乎翻了一倍。

我以为可以住得宽敞一点了。

哪里知道，现在流行厅大房小，我的房间还是只有十五平方米，而且是手枪式的。

那手枪柄最多两平方米，充当了我的“书房”。

　　我坐东面西，左手是南窗，前面的书桌紧靠西壁。

人坐在椅子上，椅子只能往后退一步，多退一步就是东墙了。

右手是我写文章用的电脑，再过去就是我的卧床和起坐的沙发、藤椅。

我那已经十五岁的胖外孙不肯一人独居一室，还要跟我挤一张床，把杂七杂八的书啦、光盘啦、玩具啦，堆在我房里。

不过，他怎么堆也不敢侵犯我“神圣”的书桌。

我书桌上的东西，谁也不会动。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客厅确实很宽大，但我只是在那儿放了四只书橱，难得会会客。

要说我的“书房”，应该就是那两平方米的手枪柄了。

面对着这手枪柄，很难拍照，所以我至今没有拍一张“书房”的照片。

　　文人雅士往往有一个斋名，请书法家题了字悬在壁上。

我也有一个斋名，叫“石珊楼”。

因为无论在旧居或新居，我家都住在十三楼。

但我只请人刻了一枚图章，没有写成字挂在壁上。

壁上只挂了我父亲书写的陶渊明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正因为“岁月不待人”，我工作时，不愿意随便站起来去放东西。

如果要把东西放到别处去，我往往先在旁边小凳子上放一下，工作做完后，再站起来一一放到该放的地方去，这样可以节约许多时间。

为此，我的椅子左、右、后，常常安排些小凳子，专供我临时放东西用。

没有小凳子的时候，就把东西放在地上。

在这种时候，我犹如四面受困，动弹不得。

但我如果能在这两平方米里坐上半天，就很有收获，大部分东西都可取诸左右，方便极了。

　　所以我的“书房”不是“何陋之有”，而是“何小之有”，乐在其中。

　　丰一吟，女，汉族。

一九二九年五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

一九三七年抗战起，全家随父逃难到大西南，一九四六年从重庆返回江南，定居杭州。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五年制），一九四三年入学，一九四八年在杭州毕业。

一九四八年九月随父游台湾，十一月到厦门定居。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上海正行女中、金陵小学等校任教图画等课，因患肺病离职。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先后就读于上海苏侨俄专和中苏友协俄文学校（夜校）。

一九五三年一月毕业。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任上海万叶书店（后联营为新音乐出版社）编辑。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新音乐出版社迁京，改为北京公私合营音乐出版社，任上海特约编辑。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肺病复发，在家休养。

从事俄文翻译（笔译）工作。

先后译校约三百万字。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九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后改名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一月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室工作。

同时开始研究丰子恺生平和创作。

一九九六年任浙江省金华县丰子恺研究会名誉会长。

一九九〇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丰陈宝、丰元草、丰一吟合编《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四册），一九九二年出版丰陈宝、丰一吟合编文学卷（五～七册）。

一九九八年十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丰一吟着《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