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x

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x

《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质疑《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影响力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

按该文作者原意，“中国文学的队伍”是指“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的学者队伍，而不是指热爱中国文学、从事中国文学创作和欣赏的整个文学队伍。

但该文作者多次混淆概念，有意扩大概念外延，所以，我建议将“中国文学的队伍”改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这样才不至于造成理解的歧义。

从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出，被引用的增长率只超过了论文作者的增长率，却低于发文的增长率。

发文篇数增长最快，增长率最高，可见不是“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因为衡量质量（或叫影响力）的标准是所发文章在近几年中被别的论文引用次数。

这说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和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一样，科研文章数量增长快，质量却不高，影响力也不大。

例如，从1994－20xx年的SCI数据看，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是不成比例的，论文数量排名居世界第9位，但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第18位，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证次数更低，排世界第124位。

（1）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国学术界要提升学术质量。

但该文作者有意淡化发文数量增长的数据，将发文数量增长率为36％的数据用注释的方式放在文后，予以淡化，并且有意混淆这个增长率，将36％显示为0.36％。

（2）可见文章所下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是有意为之的，有意颠倒了量和质的增长关系。

结论二：

“中国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目前仍处于生长期，而不是衰退期。

仅依据这三个数据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更是没有说服力。

2000年以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的确是在壮大，其原因很多，都是非文学因素使然。

一是1999年我国开始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

许多高校扩大院系规模，而文学院系扩大规模的更普遍，因为它的物质投入相对较少。

所以高校文学教师队伍的壮大，使论文作者和发文量有了增加。

原因之二还是高校扩张的结果。

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后，许多高校“攀层次、上水平”，新增硕士和博士点，并扩大招收硕、博研究生数量，而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才能毕业，因此，有些根本不具备研究能力和水平的研究生也被逼上梁山，非写、非发论文不可。

原因之三还在高校，这就是高校学术机制在作怪。

近年来，各高校盲目追求“学术成果”，几乎所有高校都把教师出书数、发文数和期刊档次与获得学位、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申报科研项目挂钩，许多国家评价机构也以此来衡量一所高校的地位。

于是很多高校用经济激励了刺激教师写论文、出著作，被SCI、EI、ISTP等索引的论文有的奖金高达数千元至上万元。

还有一些学校给教授、博导、博士规定了发文任务，不能完成任务的就要取消职称资格或扣发津贴。

所以，近年来，高校教师不是忙于教书育人、看书学习，而是忙于写文章、出专著，搞泡沫“科研”。

所以，近年来，期刊发的文章也好，新出版的各类专著也罢，几乎很少有人买，也很少有人看，看的人也是为了再写文章。

宁波大学的郑岳青教授，2002－20xx三年在SCI源刊发文82篇，每篇获奖金4千元，而他的大量论文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种现象很普遍，被称为“郑岳青现象”。

（3）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

所以，凭这种泡沫学术成果的增长率就能断定中国文学学科处于生长期吗？

结论三：

“可见，当下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文学被边缘化’和‘艺术走向消亡’的悲观论调没有根据的。

这一悲观论调之所以能在文坛盛行，恐怕主要还是来自文学界自身的过敏神经，即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媒介的蜂拥凸起所引发的相对的自我失落感，而并非客观事实。

该文作者的这种乐观论断很令人鼓舞，但这个结论却是有些武断。

据我所知，当下流行的是“艺术终结”论，而非“艺术消亡”论，因为，“终结”只意味着已有的事物告一段落，可能蕴涵着新的变异与发展，并非“消亡”，更非本体的完结。

这个已经有学者辨析过，（4）我就不再重复。

至于文学是否“被边缘化”了，凭这三个数据更是无法确定的。

关于文学边缘化的讨论，其中心和边缘的界定，是从中国当下整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相互比较出发的，并非从文学内部出发，因为文学内部是无法比较文学是否被边缘化。

首先，从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文化与人文科学文化相比来看，“重理轻文”是世界现代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尤甚。

从科研项目立项的数量和资金标准就可看出，一个理工重大项目的科研经费高达数千万元，而人文社科的国家重大项目最多也就几十万，准予立项数少的可怜。

原因就在于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

理工项目能出物质文化成果，而人文项目不能出物质文化成果。

其次，从精神文化自身看，以往的文学被国家政治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承担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承担着政治道德思想素质教育，认识社会人生、人性人情，教育大众向真向善向美的责任，所以在各种精神文化中，文学是中心，是重点，是“经国之大业”；

可是，随着80处代至90年代文学界追求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文学研究的独立后，文学真的由“他律”走向了“自律”，文学自己放逐了自己，文学写作再也无法承担这些神圣使命，或变成供学术研究的实验品而被束之高阁；

或成为仅供娱乐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满街泛滥；

或成为某些美女俊男的“私秘化”手记而被偷窥。

总之，文学活动者自己揭掉了过去一直套在文学身上的神圣外衣，自甘沦落为被少数读者喜爱。

正如白烨所说：

“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

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

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得却少了；

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

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

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

”（5）另一事实是，文学被政治放逐后，又被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收编，成为他们自说自话的职业资源，成为他们的饭碗，总之，文学成为了少数“学者”津津乐道的精神财富。

况且，我国的大学是公有制的产物，专业培养的无序状态相当突出，文学大军何去何从也是难题。

幸亏可以教授中学语文、从事文秘等工作。

当下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已是困难重重。

我们的文学教授仅仅依据文学研究的几个增长率，就乐观地发布文学没有边缘化的信息，还认为这是“神经过敏、自我失落”，实在令人担忧。

结论四：

“客观事实是：

在各种社会文化媒介兴盛的同时，文学不但没有走向衰退，反而紧随时代潮流一起前行，无论是在作者数量、发文量、被引量，以及机构数量和期刊表现等方面都呈上升趋势。

这个结论与三个数据就离得更远。

首先，这里的“文学”应该改为“中国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研究”的兴盛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兴盛。

再看“各种社会文化媒介兴盛”后，文学是否一样火热地前行。

在此因为无法将当今中国人看文学作品率、看文学论文率与看报刊率、收视率、上网率等做比较，所以只好从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其它文化媒介的社会作用进行一些比较。

孔子早就说过《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因为那个时代文化传播很不发达，从社会各界收集起来的《诗经》，也就能较好地“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相互沟通”、“怨刺上政”等，文学的确能起到这些作用。

后来的曹丕也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梁启超也提出“小说救国”论，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普遍将文学的社会作用概括为：

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作用。

的确，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在纸质传媒为主要文化传播媒介的时代，在电视、互联网还没有兴起的时代，文学的确能承担起这些社会作用。

但是，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文化媒介，更能兴人情、观社会、相沟通、表怨情；

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快捷便利地、真实可信地认识社会人生，了解各种知识信息，受到各种教育，获得丰富的审美娱乐享受。

报纸、电视、网络的新闻，以及电视的访谈、科教、说法等节目，可以让人们了解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比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具体、更广泛、更直接、更生动、更惊人、更全面、更感人，而且更富有时代感，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现代传媒及时了解周围和世界所发生的事实，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物质和精神的行动指南。

文学能代替这些现代传媒的作用吗？

只要稍有传播学知识的人就知道答案。

当然，文学也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有文学的特殊魅力，也有人需要它，但更多的社会大众需要现代媒介传递的信息。

在现代信息时代，还指望文学能担负起上述那些社会作用不变，则是自欺欺人。

就连高校文学院系的学生都厌烦那些文学教授高深的学术讲座。

我举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经常聘请一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文学教授给学生作学术讲座，每次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哪些班级学生必须来听讲座，如果不安排就几乎没有几个人来，而每次讲座中途都有一些学生开溜，弄得那些专家很难堪，我们这些组织者也无可奈何；

而我们文学院新闻传媒系的师生共同拍摄的校园DV剧每次公映时，整个大教室都塞满了学生，包括讲台在内的所有地下都坐满、站满了人，就连窗户上都趴满了人；

这两种不同景象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各种现代文化传媒的影响力，正在代替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力；

就连作家们都千方百计寻求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触电”，一旦文字作品拍成了影视，这个作家才能被更多的观众知道，才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二、暴露了几个问题

从CSSCI反映的数据看，这种“科学统计法”显示出来的结果，既暴露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该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这些主要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问题一：

该文列表发布的很多信息不能代表影响力。

一是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不能代表该学者的影响力。

因为这种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是不论长短、是否有新思想，以及这些文章是否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

况且，从该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也可以看出，那些积极参与当下文学热点问题讨论的学者发文量都较多，其文章被引次数也较多。

而那些关于文学热点话题讨论的文章，只有少数有较高学术价值，很多都不具备较高的学术含量。

另外，一些文学刊物也乐于发表热点问题的文章，发表名家的文章（即使没有新思想的），发表现当代文学的文章，还有一些权威期刊不注重文学个案研究的文章，喜发宏观研究、综合研究的那种既无不当、也无的当的文章。

因此不能根据学者发文数量来认定其影响力。

但就在该文发表后不久，很多大学的校园网上就发布喜讯，宣布该校的某某教授排名第几的消息。

看来，该文章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二是发文作者和发文数量增多，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在增强。

这一点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经陈述。

三是该文所发布的被引论文论著的次数也不能完全代表其作者的影响力。

按国际惯例，发布学者的影响力，是看该学者在所统计数据年限内发文多少，所发文章被别人论文引用次数多少，综合衡量该学者的影响力。

而该文所录被引论文论著是一个没有分类的综合统计，即只要这些被收录的论文引用了的材料，不管是谁的，一并统计，所以，这个被引用的数据只能说明在当下文学研究中，我们还在利用的思想资源，却不能完全用来作为当下学者和论文论著有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问题二：

中国文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从发文作者数量、发文数量和被引文数量看，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是最多的，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几千年历史，古代文学的价值地位和影响是无可替代的，是中国文学真正的经典与精华，决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

而且，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教学的学者数量也决不少于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学者的数量。

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该数据库收录论文的源刊选择有关，也与该数据库管理者发现、挑选、收集论文的判断力有关。

该数据库2000－20xx年度“中国文学”收录期刊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红楼梦学刊》、《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明清小说研究》、《文学自由谈》；

20xx－20xx年度取消了《文学自由谈》，增加了《南方文坛》、《当代文坛》、《东方文化》（20xx年停刊）；

2006年增加了《中国文学研究》。

从这些源刊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刊物较多。

特别是《鲁迅研究月刊》发文章数量肯定较多，因此研究鲁迅的文章多，引用鲁迅文章的次数也位居第一。

这也的确说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逾越的地位。

”但是，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关于鲁迅的评价存在争论，过去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评价中参与了种种非文学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也存在重新衡定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政治思想评价中淡出，走向文学性评价。

近年来，文学理论领域也是新问题不断产生，以往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理论，再也无法解释新时代新文学的现象问题，所以，新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可见，发文量多、被引用量多的领域，也是学术思想和理论不成熟、不稳定的领域，而不是影响力大所致。

此外，从被引论文论著看，当下学者的论文和论著的被引率是很低的，2000－20xx年间出版的专著一部都没有进入列表，这个年间发表的论文进入列表的只有10篇，不到10％。

这说明当下搞文学研究的人，一般不太关注最近出版的著作、最近发表的论文，这是文学研究中学术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

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被引率就更低（没有进入），也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者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漠视，过分关注理论问题，忽视对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更有许多评论当前文学问题的文章，不谈作品，只谈空洞理论，被叫做“不及物”批评，只引用名人名言作理论论据，不要作品实例的事实论据，这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学术浮躁的又一重要表征。

问题三：

中国文学这个古老的学科终于彻底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了。

只要看看该文中发文数量多的41位学者的单位就知道，几乎都在高校。

这说明中国文学这个影响久远的学科，终于彻底学院化了，学术化了，小圈子化了。

其结果却是：

文学研究职业化了，文学活动的圈子就小了；

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更加具体细致化了，学者的研究领域就更窄了，知识面就更狭隘了；

文学学者数量多了，文章数量增加了，读文章的人却少了，影响面也小了。

刘锋杰在辨析“文学终结说”的《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说得好：

“文学研究职业化后，拥有这种职业的学者，往往是从职业出发而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结果也就千方百计地试图使用新方法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便生产成果，满足任职的需要。

这一现象，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更加突出，因为职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挖空心思使用新方法以期获得新成果，也就成为一种职业的规则被大家所接受并狂热地执行着。

因此，职业化，其实是将文学研究弄得越来越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机制。

”于是他得出结论说：

“只有当文学研究不是一种职业，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才能摆脱职业利益的驱使而能较为本真地接近文学的本身了。

”（6）这再次说明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研论文增长是职业和利益驱使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兴盛。

中国文学研究的学院化、职业化，是走西方的科学化研究之路的结果。

“五四”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走的都是西方的路子。

而文学研究一旦走科学化的路子就等于自掘坟墓。

文学研究一旦科学化、学术化、职业化，就丧失了文学本身的魅力，也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思想魅力。

文学是最个性化的，科学是最共性化的。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总能打破各种既定模式和共性规范，给新时代的新读者带来生机与美感；

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总是力求排除个性化、个别，寻找一般的共性的规律。

所以，当文学研究变成科学研究，它就不再属于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学术、一种职业，并且阻碍文学的发展变化。

最终就必然像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样，走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

因为，文学学术化后，除了那些文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们能理解文学外，除了那些聪明的文学学者能运用各种方法、玩弄各种花样来阐释文学外，大众是不敢问津于文学的，就连许多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都害怕文学研究，害怕文学教授出的花样翻新的考试题，这样的文学研究能促进文学发展吗？

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关注文学、参与文学活动吗？

它势必会造成文学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核心地位的丧失，文学必然成为了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边缘文化。

而文学研究内部搞得再热闹，增加文章再多，也只能说明文学研究在业内还是火热的，还有大学体制在供养一批学人从事这种学术研究，无法证明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