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比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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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叙事论理,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出现的喻体多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风雷雨雪、金玉骨石,这正是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在比兴中的集中体现。

而下面语句中的喻体,则渗透出鲜明的现代物质文化气息。

如:

　　①杨女士:

您最遗憾的是什么?

　　欣婷:

我常常只能当一架计算机按输入的程序工作而不能自己编制程序。

②505是您贴身又贴心的保健医生。

制度文化是人文环境的中层,它反映出一个民族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制度、风尚习俗等文化信息都或隐或显潜存于汉语比兴的喻体之中,如婚姻制度是与人类的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

下面四例喻体便集中地折射出汉民族婚姻制度习俗文化的诸多信息。

　　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②待晓堂前拜舅姑。

　　③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

　　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①以“鸠占鹊巢”比喻新夫人抢夺原配夫人的宫室,喻体中透视出其时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习俗。

②诗人以新妇自况,以舅姑（公婆）喻指主考官,从而折射出当时社会表兄妹开亲以及科举行卷等习俗风尚。

③高大的树木喻男子,柔曼的藤葛喻女子,喻体中渗透出汉民族婚姻制度文化中女性对丈夫的依附。

④喻体折射出女子低下的婚姻地位与宿命的价值观念。

2.汉民族的日常生活活动对比喻的影响。

一定社会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经济因素等生活活动背景会对比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例如,在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有些作家用“怒涛”来比喻生活,“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涛里。

”（杨朔《潼关夜》）。

相比之下,在和平年代,我们在写文章时,则大都会选择“生活是一杯酒”、“生活是一团麻”等说法。

另外,在当今时代,随着人们对体育、科技的关注日益增多,不少竞技术语、科技名词等也融入到比喻中来。

二、比喻与汉民族精神世界

认知语言学的比喻认知观认为,比喻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们以一事物认识、理解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模式。

1.汉民族哲学思想对比喻的影响。

哲学是观念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我国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农家等都有较强的经世致用色彩,都是一种客观化的哲学;

传统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说,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流,影响深远。

另外,汉民族的比喻修辞中的借喻式成语及喻体形式上的成对互补现象,也根源于汉文化中的哲学思想。

郭焰坤在《从比喻的演变看文化对语言的影响》[31]一文中还认为,哲学思想在汉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人们外部世界知识的日益丰富、充实,人们的目光开始由对象世界转向自身,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看重主体世界的意义。

“存在就是被感知”、“魏晋玄学的以无为本”和“禅宗顿悟成佛”的内省式认知方式等哲学思想都使哲学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从而表现在文学趣味上,就是文学由重视“再现”客观发展到更重视“表现”主观,文学作品中的比喻也就变得主观化、个性化。

汉人语言哲学思维的特质模式与比喻的系统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比喻,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从属于一定的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民族比喻内在的规律系统。

通过汉语社团传统文化哲学的思维特质模式,便可窥见汉语用喻诸多的规律。

如透过汉人用喻时,思维的整体性直觉体验与感悟,其感官通移联觉之思维特点便可认知,当以事物作喻体时,其相似点往往有多“边”之规律。

因着阴阳对立统一,喻体某一相似点因情感的褒贬而有喻之二“柄”。

透过阴阳互根且与五行对应,以及对偶均衡的审美情趣,便可窥见汉人描写爱情的喻体,常常喜用阴柔美感的月、水,比并谐和的花草:

并蒂连、连理枝以及双栖偶居的小动物:

鸳鸯、比翼鸟……

《老子》二五章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从山中之木因不材故得终天年而主人之雁因不材致死而体悟出“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处身原则;

老子从辐毅有间、瓦罐中空、室必凿墉总结出有无相用的哲学辩证法;

唐代谏臣魏征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给了孟子的“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一个形象通俗的注解，而清代的郑板桥则将“删繁就简三秋树，领新标异二月花”上升为一种为人为文的美学风格。

2.汉民族传统直观性思维影响着比喻的产生和发展。

秦崇海在《论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18]中认为:

“在语言表达上,汉民族倾向于将复杂事物描述的简单化,把抽象的事物说的直观化,人们往往从小处着眼,从日常直接经验出发,根据事物之间某些外在特征的相似、相关、相同点,来解释大的、远的、抽象的事实。

”于是汉语的比喻辞格便在这种思维文化中应运而生。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它是表达、储存和传递思维成果的工具。

思维是语言的物质内容和表达对象。

语言和思维都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具有民族性。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

这些说法都揭示了中华文化习惯于从整体上对思维客体进行间接把握的特点和对客观事物进行具象思维的思维模式。

在思维过程中，人们往往从直接的感受体验出发运用形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具象化，表现在词汇上就是汉语的词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菜名中比喻辞格的运用，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方式。

如菜名“梅花欢喜漫天雪”、“明月映玛瑙”等，形成了别有诗情画意、令人浮想联翩的具象，不仅建构了独具情趣的自然美景，而且体现了人们的一种高洁品格和高雅追求，这既是思维方式的体现，也反映了人们崇尚自然、追求生活情趣的热望。

以饮食文化为例,汉语中有很多以饮食作喻体的比喻。

有以饮食比喻爱情或美貌的,曹植《洛神赋》“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沈约《六忆诗》“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成语“秀色可餐”等等。

有以饮食比喻政治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

六十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道义也”（《孟子·

滕文公上》）,“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

告子上》）。

有以饮食比喻阅读的,如用“囫囵吞枣”比喻不求理解的阅读。

现代汉语中的饮食比喻更是丰富多彩,如用“吃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用“吃现成饭”比喻坐享其成,用“吃鸭蛋”比喻成绩得零分,用“吃定心丸”比喻得到支持,胸有成竹,用“吊胃口”比喻勾起某种兴趣,用“倒胃口”比喻令人厌烦,用“小菜一碟”比喻举重若轻,用“捞油水”比喻得到不正当利益,用“炒鱿鱼”比喻解雇员工等等。

究其原因,这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观念在语言表达模式上的投影。

3.汉民族整体性思维对比喻的影响。

汉民族传统观念中“天人合一”“万物齐一”的思想使人们往往用整体和综合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

田荔枝在《汉语比喻与传统思维方式》[33]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具有从整体综合把握的模糊化特征。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和文化传统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具有突出的主导地位,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和理解事物时,通常不重视物质的具体分析和观念反思,而企图凭着一种直接透视来推究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最深邃本质。

孟宪爱在《汉语比喻和汉文化》[21]一文中则认为,汉人思维重视整体性,重视事物之间某种联系,因此万事万物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便增加了汉文化中的某种神秘的比喻关系,如“五行”对应的诸种事物之间构成了比喻关系;

又如中国古代的气功文献中,不少比喻充满了神秘色彩,如龙和虎是最常见的喻体。

图腾崇拜是原始先民的一种宗教仪规，它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这一影响也表现在各民族语言的比喻中.如汉民族先民以“龙”为图腾，炎黄子孙都自称“龙的传人”。

“龙”在汉文化里象征了吉祥、喜庆，又喻指帝王或才俊之士。

汉语里“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比喻说法皆基于此.

4.汉民族类推思维和意象思维对比喻的影响。

彭焱清在《比喻与传统思维》[34]一文中认为,比喻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不是对事物的内部结构、固有规律作实证考察和逻辑分析,而是根据不同事物之间的类似点来推知事物的内在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为类推思维。

在汉民族的观念中,我们把自身看成是自然的产物,人和自然具有相同的属性,是相通并可以互相转换的,我国很早就有“通天下一气耳”和“万物一体”的说法,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许多比喻句中的本体和喻体的属性相同,用来作比,并非表达的临时想象和需要。

”聂炎在《论比喻的创造与民族文化》[16]一文中认为,由于东方人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亲相近,因此,东方人往往用自然万象比喻人体;

此外,中国存在阴阳五行学说,因此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存在“肝象木”、“心象火”、“脾象土”、“肺象金”等等神似性的比喻。

此外,汉民族的宗教、神话对比喻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汉民族的图腾、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是汉民族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属于民族文化的成员,他们也会影响到比喻,给比喻染上神话、宗教等民族特色。

神话传说是民族文学之滥筋。

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它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意识形态。

这一点在语言中的反映就是大量的与神话传说有关的比喻的运用。

中国文学里，诗人历来喜欢用“红豆”比喻情侣相思，如“红豆生南国，·

·

一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

“红豆不忍看，满眼相思泪。

”（牛希济《生查子》）红豆的这一文化内涵，是以一思妇眼泪变成红豆的古老传说为渊源。

中国人常把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的人比作“陈世美”，把那些不争气的人喻为扶不起的“刘阿斗”，民间以“半吊子”喻指知识不丰富或技艺不熟练的人（旧时以钱申一千曰一吊，半吊为五百，不能满串），等等。

这些比喻都植根于汉民族特定的历史背景。

三、比喻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属于深层文化,它对一个民族语言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固性特点。

1.汉民族文化心理制约了喻体的选择范围。

中华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情志的表现,这与西方注重逻辑形式的细密严整有本质不同,在语法修辞上,汉语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内向、含蓄、保守的表现特征。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喻体的选择范围。

孔祥馥在《浅谈汉语比喻的民族文化性》[15]一文中认为,凡是汉族人常用的喻体,不论是历史人物、自然山水抑或是动植物和食物,它们在汉族人的文化心理中都占有更高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换句话说,比喻辞格的运用是受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

比喻的构筑进入文化结构的最高层次,喻体便深深地打上言语者心理情感等精神世界的烙印。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虽然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喻的构筑,本喻二体间的相似,也都离不开思维心理的相似联想,但此诗中的多个喻体,无一不饱浸着诗人的哀愁与思念,从而打上余光中精神情感的多维烙印。

此外喻体的民族精神文化蕴涵,还表现在许多喻体本身就是汉民族精神文化的创造物。

七仙女、牛郎织女、桃源、蛇足、画饼。

比喻的民族差异性表现在喻点上,便是同一个物理世界的存在物,不同的语言社团只会选择某些相似点进行比喻的构建,而忽视、抹煞甚至抵制另外一些方面的相似性。

“狐狸”,客观外貌可爱、漂亮,但在汉文化中,狐狸常用来比喻风骚女性利用姿色勾引男人乱情;

而在西方文化中,狐狸则用来比喻美貌可爱的心上人。

在西方文化中,绿头苍蝇与天使安奇儿相似,在苍蝇与战士之间有着“勇敢”这一共同属性,因而有“金苍蝇展开安奇儿的双翅”之说,但这在汉文化中是不可想象不能接受的。

文化是一个多维、复杂的综合体。

汉文化制约着汉语比喻的相似点、视点切入的指向,或者说汉语比喻结构的喻点折射出汉文化蕴涵的多层面多维向:

时地差异引发相似联想的不同视点切入指向。

如一种圆柱体形状、内有圆孔的煤球,北方人因蜂窝之形象联想而制码为“蜂窝煤”从而占有它;

南方人则因莲藕之形象联想而制码为“藕煤”从而占有它。

当所尽之意为事成定局无可挽回,稻作文化区用“生米煮成了熟饭”,而木匠艄工则多用“木已成舟”。

心理联想的视点切入指向与喻之多“边”。

汉语社团的语言世界观,整个儿的文化特色是重整体性的把握,注重体验的、人情的、伦理的、辞趣的、价值观念的感与悟,如“月亮”是个多边的综合观念意义,其所指物,取其视觉形象特征的“圆”,可有:

“月饼”、“面如满月”;

取其色彩“洁白”,则有“窗前明月光,凝是地上霜”;

取其“明”与“圆”,则可喻镜;

而“恨君不似江楼月……”,”恨君恰似江楼月……“更是诗人吕本中先取“月光如影相随”后取”月亮圆少亏多“之物象表征,将看似矛盾的两端巧妙地对立统一。

“君”与“月”间的多维相似点,极其哀婉地渗透出汉民族重土难迁、重团圆伤离别的文化心理。

2.汉民族审美文化心理对比喻形式的影响。

“修辞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行为,它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

”[44]此外,汉民族在审美心理上喜欢对称均衡的心理机制,如莫彭龄在《成语比喻的文化透视》[39]一文中认为,汉语比喻的格式受汉民族“以偶为佳”,讲究对偶、对称的审美心理的影响,因此汉语比喻中存在大量的“四字格比喻”形式。

另外,比喻中相似度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美心理对比喻的影响。

在人类早期社会中,还没有把自身与自然外界明确区分开来,这使得古人在运用比喻时,本体和喻体的相似度很大,喻体也趋向于选择自然物象。

而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思维的演化,汉人的审美心理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进入唐朝后,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融入了更多抽象化的物象。

心理联想情感的褒贬二端与喻之二“柄”。

在汉人整体性直觉体悟的社会心理认知层面,“牛”是一个体型强壮硕大的动物,两只长角、动作迟缓、忠厚勤苦、任劳任怨。

着眼其体大,情感褒扬时则有“体壮如牛”;

情感贬抑时则有“其笨如牛”。

又如向日葵,其生理属性特征:

恒定向阳。

在下面两个比喻中却一褒一贬:

“葵霍向太阳,物性固难夺”,诗人杜甫之情感深处,这一属性是忠贞不二;

“除掉向日葵外,天底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和东西了”,在钱钟书的感情深处,向日葵恒定向阳这一属性乃是趋炎附势。

透过汉文化基因对汉语制码的钳控,自然会感知到,比喻的构建及操作要法“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立象尽意”、“象”为核心、类比联想、想象喻证、对立统一等内在的规律性系统性。

“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

”虽然以抽象思维的眼光看世界,万物绝无完全相同者。

然而在某一

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以其民族语言世界观看客观世界,自同者观之,万物皆同。

因而“危崖、峭壁、苍松、古柏、饿狼、鹰隼、雄马、箭猪、荆棘、锉刀、李逵、武松、泼妇”与“面条、汤圆、家禽、驯羊、蜗牛、西湖风景、雨花台石、绣珠、轻风、柳絮、棉花、阳萎、悬疣、谭延、黎元洪、好好先生”两组事物分别具有了某种相似性而类聚成群。

在林语堂的《涵养》中作喻体,分别描写“没受过教养的人”与“受过涵养的人”,两组喻体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汉文化传统中的岁寒三友“松竹梅”便是此类系统规律的典型代表。

因着汉文化的钳制,汉语对汉文化的记载与传承,汉语本喻体之间还会形成某种固有的模式:

静女———脱兔;

癞蛤蟆———天鹅肉;

黄鼠狼———鸡;

篱笆、桩子———好汉、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