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的商会与孙中山Word文件下载.docx
《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的商会与孙中山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的商会与孙中山Word文件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都督集一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作为革命时期的一种临时性制度，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此后，这一制度欲罢而不能，且愈演愈烈。
1912年4月，黎元洪曾首倡“军民分治”②，以分都督之权，并在自任都督的湖北首先实行，也得到袁世凯的赞同；
5月，唐绍仪就任内阁总理时，亦提出以“军民分治”为施政纲领之一③，但因遭到各省都督的反对而作罢。
到1913年1月，袁世凯颁布《现行都督府组织令》，在规范制约都督权限的同时也使都督制成为定制。
1914年，袁世凯针对“二次革命”后都督势力的扩张，为了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曾一度废除都督之制，另行将军制，由中央所设的将军府向各省派出一名将军为最高军事长官。
1916年，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又废将军之制，另设督军为各省最高军事长官。
此外，类同督军的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在督军之上还有巡阅使。
各省督军的权力原本是有限制的。
按照《现行都督府组织令》规定，督军的权力限于指挥省内之陆军，并须秉承总统或陆军部、参谋本部之命令行事。
但在实际上，他们往往擅自扩军，并凭借武力专横跋扈，强行干预地方行政，把持地方财政，甚至互相勾结，强行干预中央政务，使国家和地方财政多为军费所占，国家政治陷于混乱之中。
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为扩张势力，扩军之势愈演愈烈。
据统计，全国陆军正规军总数，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为46万人，到1919年增至138万人。
与此相应，军费开支亦急剧增加，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上升到“十之七八”。
④1920年之后，军阀的扩军之势仍在继续之中。
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阀之间的战争，日益成为危害社会经济的首恶，“废督裁兵”之呼声在全国各界、各地逐渐响起，并开始从舆论声讨走向实际努力。
早在1919年1月，尚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开始参与革命活动的陈公博，就集自己之研究印行了《督军问题》一书。
他在书中指出：
民国以来，“无一时不在困苦颠连之内，其间所谓国会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南北问题，一若盘根错节，纠纷而不可解，吾得一言以蔽之，谬结此种种问题之固因，皆胎自督军之恶制度者也。
”并论述了废除督军制度的六大理由：
不废督军不能有民治；
不废督军不能有政府；
不废督军不能有财政；
不废督军不能有军政；
不废督军不能有吏治；
不废督军不能有法律立宪之国。
此外，督军之制，“因军政而窒教育之生机，碍实业之发展者，其损失尤不可以表统计”。
总之，不废督军不足以言立国。
废督裁兵被作为一个解救时局方案而正式提出，则始于南北议和之时，并被作为双方议和的一个重要条件。
1918年底，南方的护法政府与北方的徐世昌政府开始酝酿议和，废督裁兵便被作为一个关键问题而受到各方关注。
在由上海商绅所组织的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向议和会议提出的主要建议便是“废督军，去军队”⑤。
同时，在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京报》、《北京日报》、《新民报》的记者亦相继呼吁“裁兵废督”，并主张“南北宜同时裁兵废督”⑥。
1919年2月南北和谈期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致电和谈代表朱启钤指出：
“裁兵、分治等重要议案，中外注目，岂宜久搁”；
南方代表唐绍仪则将“废督裁兵”列入新提出的十三项重要条件之中。
⑦孙中山亦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曾在给湖南靖国军第五军总司令林德轩的信中说：
“近和议说起，众志多期其速成，而裁兵废督，尤为多数主张，势将见诸事实。
”⑧民间亦有不少舆论要求废督裁兵，如《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的《废督》和《去兵》社论，指出“和议而开始，废督为必要”，并详论废督去兵之必要和可行的理由。
⑨在此期间，南北双方虽然都打出了废督裁兵的旗号，但其用意所在均试图以此裁减对方之督和兵，如孙中山曾致函沈止敬说：
“如此次沪上平和会议中议及裁兵问题，其关于粤中各军应特别予以维持之处，当嘱南方各代表力为保全。
”⑩不久，南北和议破裂，而废督裁兵的呼声却日益高涨。
到1920年4月，在直皖两系军阀争权之间，又有作为废督裁兵对象的督军自提废督之事。
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在23日通电废督，其通电说：
“就理论而言，共和国体下，督军制似不相宜……知欲救国家之危亡，必先牺牲个人之权利，废除督军制，实为今日切要之图。
”（11）并提出自己愿先行废督。
卢永祥此举，背后虽含有皖系与直系相斗的策略因素，即以自己之裁撤逼直系督军之裁撤。
直系军阀亦知此意，遂由曹锟出面于30日发表通电，“赞同废督，但并须严禁军人入党”。
（12）其他督军亦相继表态，“赞成、反对各半”，双方僵持不下。
最终，总统徐世昌出来收场，“召集高级军官讨论，结果从缓实行。
”（13）此外，南方护法军方面的云南督军唐继尧，亦为配合南方所提重开南北和谈之议，“于六月一日即行解除云南督军职务，云南督军一职即于是日废除”。
（14）这一场督军们玩弄“废督”斗争的游戏，虽然无果而终，但亦引起了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废督裁兵活动热潮的出现，商会亦于此开始参与这一活动，并表现得颇为积极和认真。
二、商会对废督裁兵运动的介入
商会介入废督裁兵运动，以上海总商会为首倡。
1920年12月，在江苏省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上海总商会代表汤节之等提出了废督裁兵的主张。
他们在有关税制改革的提案中提出：
“目下举国人民均訾议政府以岁收十分之八充作军费”，使国家财政陷于绝境。
因此，“对于政府，吾人主张：
（一）军事应大改造，废除督军制，全国军队直辖陆军部，用以保卫国家，非为残杀同胞；
（二）裁减一部分军队，被裁之人，必使为国家有益之事；
（三）恢复地方自治，促进国家工商、教育事业。
”这可谓是商会方面最早提出的有关废督裁兵的系统阐述，不仅要废督裁兵，而且要安置好被裁之兵，使之有业可就，避免沦为无业游民，继续危害社会；
并要将裁兵所节省之经费用于工商和教育事业。
（15）其设想颇为完美。
1921年1月，孙中山第二次举起护法大旗，重提废督裁兵之主张。
他发表《统一南北意见》，强调要将“联省制”和“废督裁兵”作为重开南北议和的两大先决条件，并声明：
“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
否则，余非达到以南方统一北方之目的不止”。
（16）其言辞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强硬。
在南北议和破裂以后，南北护法战争演化为西南军阀、北洋军阀各自的内部争斗，战争时起时伏。
这时的护法战争性质已发生变化，与其说是为再造共和而战，倒不如说是为军阀争权夺利而战。
护法战争性质的变异，使商人们觉得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进行护法前途渺茫。
1921年9月，上海六路商界联合会曾致电孙中山等护法领袖说：
“广州自树护法旗帜以来，联省解体，两粤自残，国人素抱以宪法奠邦基者，已无几希[线]之望”（17）。
于是，他们进一步寄希望于废督裁兵。
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上，各地商会的代表进一步筹谋废督裁兵的方略。
江苏武进商会提出的两件议案指出：
“窃思现在之政府，代表军阀，非代表人民”；
“督与兵为民国不祥之物……财力尽于养兵，祸乱起于养兵，政治败坏于军阀，教育毁灭于军阀”。
因此，欲修明中国之内政，必须裁兵；
要裁兵则先须废除拥兵割据之督军。
（18）此外，镇江商会提出的《组织和平会议以求统一息兵案》、汉口总商会提出的《组织弭兵会以定国是案》、太仓县商会提出的《内政外交统一方法意见书》等议案，也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这些商会所提出的废督裁兵主张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形成了废督裁兵的决议，并在大会的《整理内政宣言》中提出了废督裁兵的具体方法：
（1）由各省公民集议，裁兵至军费为本省财政收入的30％以内为额；
（2）将若干军队改编为工程队，或从事“浚河筑路”，或“酌办工厂”，或屯垦荒地；
（3）“将巡阅使、督军、总司令等名目，一律改称裁兵专使”，按计划进行裁兵。
最后还向各省军政当局表示：
“上述目前救国要图，为国民所责望于当局之最低限度，苟尚不能力行，即系滥窃高位，坐视危土……果因执行民意，感受困难，定当合全国民力以盾其后；
倘尚畏难因循，不能副国民之责望，我国民惟有行使约法赋予之主权，促其退位”。
（19）这一决议，既施以要挟，又许以援助，态度颇为坚决，方案亦较完整。
此后，到1922年五六月间，直奉战争结束，奉败直胜，依托于奉系的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直系之吴佩孚等则力捧黎元洪恢复总统职位，军阀们再次演出了“废督”合唱。
黎氏曾在1916年6月至1917年7月接替袁世凯出任总统之时，深受督军干政之苦，此时直系请其复任总统，不免前车之鉴，不敢贸然应允。
最后斟酌再三，提出以废督为复任总统之条件，于6月6日发表了一个长达3000余字的通电，历数“督军制之五大害”，一为扩军，二为增税，三为争权，四为干政，五为乱政；
并指出“废督之事不足虑者六，应先决者三”，“主张尽废巡阅、督军、护军各职，不设总司令，不设军区长，军官以师长为最高级，一切直隶陆军部”。
其通电中还说：
“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症结维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
”（20）黎元洪的这一通电，虽不无沽名钓誉之意，但所言切中督军制之要害，且有情有理，言辞坚决，因而颇得民心，使督军们不得不做出表示。
在黎元洪发出通电后的几日之内，直隶之曹锟和吴佩孚、山东之田中玉、江西之陈光远、浙江之卢永祥、湖北之萧耀南、东北之张作霖，云南之唐继尧等督军相继发表通电，赞成废督裁兵，并均表示愿意率先实现。
（21）尤其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表演最为突出，于6月15日“延请各法团，召集所部将校，即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之职”，只任第十师师长之职。
还提出裁兵办法说：
“裁兵一节，应俟合法政府成立，确定公平标准，一律实行，如华会（华盛顿会议）削减军备之例，方可免于流弊。
若任一二人任意支配，强干弱枝，集中军权，以为操纵政治之便，则为害视今尤烈，尚望我国民注意及之也。
”（22）并将维持浙江治安之事托付所属各师，自己即行离杭赴沪。
但是，卢永祥宣布废去督军职务后，在场的各界代表当场表示担忧社会治安无人维持，对善后问题商议不决，仍请卢氏继续驻杭维持，并决定成立“军务善后委员会”，推卢氏为督办。
各界代表还议决“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规定“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
这等于“变相之独立”。
（23）于是，卢永祥从受民反对的“督军”变成了受民托付的“督办”，不仅仍手握浙江之军政大权，且获得了民意基础和割据理由。
此外，自行宣布解除督军职务的，还有被广东北伐军打败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以及已败回老家并改称保安总司令、副司令的东三省督军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这四位已都是名存实亡的督军，宣称废督已无实际意义，不过博取名声而已。
同时，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拟任命吴佩孚为陆军总长，他们也对废督裁兵有所表演。
黎元洪于6月14日召集阁员开会，商议南北停战和废督裁兵问题。
吴佩孚亦“拟召集一裁兵委员会，以国务总理、参谋总长”、内阁各部总长、“各省巡阅使、督军、都统、护军使、镇守使、省长及军政界各要人为委员”；
并提出了废督裁兵的详细设想，主张“应裁各职为巡阅使、将军府、督军、护军使、都统及镇守使等”。
（24）但最终并无实际举措。
在黎元洪发出废督裁兵通电的同日，孙中山为应对北方军阀以徐世昌去职逼停护法，亦发有一电，指出徐世昌去职并未解除中国战乱之祸源，欲使国家“有长治久安之望”，惟有裁撤军队，化兵为工。
其具体主张是：
将现有军队“以次悉改为工兵”，“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然后“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其兵额以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止”。
当下，应由直系“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条件。
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
直系诸将如能履行此项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
（25）兵既全裁，督自废除。
可见，孙中山将废督裁兵的切实施行作为护法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军阀们的废督表演，尽管没有废除武力割据，实行归政于民的实质；
孙中山的化兵为工主张，亦无任何效果，但他们的言语举止较前有所进展，因此也获得了商人等社会各界的赞许和支持。
黎元洪的通电发表后，6月9日，北京学商各界即予以赞扬说：
“凡吾民所吞声饮泣而不敢言者，我公依然言之，直不啻代表我四万万无枪阶级之良民，与彼数十万有枪阶级之军阀宣战，[可谓是]和平之使，自由之神”。
（26）16日，上海广肇公所等工商团体亦向各省总商会发出通电，希望全国商会共同促进废督裁兵，其电文指出：
“设督乱国，养兵害民。
废督裁兵，为今日挽救危亡一定不易之法。
自黄陂首倡，各督和之，中山宣言，南北舆论已归一致。
然督促实行，责在吾民，设此不图，将无噍类。
用是恳请全国一致主张，共策进行。
”（27）20日，北京的商会、农会、教育会、全国商会联合会、银行公会、律师公会六团体，联合发起成立“国民裁兵促进会”，“以联合地方公民促进裁兵为宗旨”。
其具体进行方法为：
“
（一）研究改革军制及裁兵方法；
（二）宣称裁兵理由及其必要；
（三）要求并监督政府实行裁兵计划”。
（28）7月初，上海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粤侨商业联合会、华侨联合会、浙江丝绸机织联合会、中国花边联合会、旅沪商帮协会、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工商研究会等20余个工商团体，联合发起成立“裁兵促进会”，发表宣言，主张“废督裁兵”、“化兵为工”，敦促各督军：
“今既全国民意一致主张裁兵废督，正应顺从民意，永留去思，而救己身与民国之危亡”。
（29）
1922年11月23日，全国商联会第四次大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裁兵问题，决定成立“裁兵委员会”，推举黄任之（炎培）、聂云台、蒋梦麟、余日章为裁兵劝告主任，劝政府及各省督军实行裁兵，使商会的废督裁兵活动进入组织化阶段。
同时还决议：
向国会请愿，“速成宪法”，并增添禁设督军之类的军职和禁止“军人干涉政治”的条文；
“联络全国银行界，合组监督财政机关”，以防滥支军费；
要求“各国于我国未实行裁兵前，不得接济军械及借款”。
（30）试图从民意、法律、财政和外债四个方面促进废督裁兵。
三、商会的废督裁兵活动及其与孙中山的呼应
商联会大会结束后，出席会议的上海总商会代表叶惠钧、冯少山即返沪促动上海总商会做出督促政府裁兵的举动。
12月9日，该会第25期常会讨论了裁兵问题，冯少山提出：
“前在汉口时，既已举定余、蒋、聂、黄四人任劝告[裁兵]之职，则机关不可不早日成立，经费不可不设法筹集”。
会议决定“组织一委员会”，专门负责促进裁兵之事，发表“裁兵通电”。
（31）会后，随即成立了由袁履登、闻兰亭、谢蘅牕、冯少山、徐乾麟、朱吟江、聂云台、田时霖、沈九成、赵晋卿、谢永森、许建屏、曹慕管、余日章、穆藕初、劳敬修、方椒伯、朱赓石、沈信卿、黄任之20人组成的上海总商会裁兵委员会。
这可谓是上海总商会有史以来所设的一个规模最大的专门委员会，足见其对裁兵运动的重视。
该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于15日议决“致国会、商会及各省军事当局通电三件，并主张邀集本埠商学各公团参加组织”。
随后于20日举行第三次委员会会议，应邀参加的上海各业各帮商人团体有：
“丝业会馆、纱厂联合会、宁波同乡会、钱江会馆、振华堂洋布公所、广肇公所、绍兴同乡会、福建同乡会、钱业公会、山东会馆”，以及江苏省教育会等十二团体。
会上决议：
此裁兵委员会“以商会为组织主体，由各公团加入，协力进行”。
（32）裁兵委员会的这些举措，都在12月23日总商会第26次常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由此，督促政府裁兵已成为上海商界的一致性行动。
上海总商会于15日所发出的致各省商会及参众两院通电，除痛陈督军制之危害外，在商联会第四次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提出要求三项：
“
（一）将现有之军队竭力裁减，以足敷维持治安为度……嗣后应行留存之军队名额，由国会另以法律规定之；
（二）整理财政，收支公开。
公共之财源，应专以维持公共事业，绝对不许供一系一派之利用；
（三）迅速制定适合国情之宪法，并于宪法中列入专条，凡设置类似督军之军职，以及军人干涉政治，均为厉禁。
”（33）力图从法律和制度上根绝督军之制。
为了让商界和国人进一步明了这一通电的涵义，《上海总商会月报》还发表了会董冯少山的文章——《今日之三大问题》，通论制宪、裁兵、整理财政之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中关于裁兵问题，该文首先指出督军制之危害：
“所谓督军，所谓巡阅使，莫不各提私兵，耽于私争，既以其私兵事私争私利，又以其私兵劫掠良民财货，其乱暴无所不至，殆与匪徒同，于国防上不能有丝毫裨补”。
其次指出裁兵之必要：
这种军队，“自国家平和之点、保护良民生业之点、减少私争内纷之点、节约国费之点言之，宜裁汰之刻不容缓者也”，“故裁兵为中国目前急应研究之问题，诚无庸疑者”。
最后提出裁兵办法：
分三期实施裁兵，对所裁之兵，“或由国家资送边陲开垦荒地，或修筑铁路，或修浚河道，或组织移民公司，设法移殖于南洋各地”，并“由各省派出代表组织全国裁兵委员会”执行之。
总之，“裁兵之举，希望于各省督军及北京政府既不可能……吾国民对于裁兵问题，宜急起直追，为深切之讨论，以促其实行者也”。
（34）
1923年元旦，商联会四位裁兵劝告主任发表劝告裁兵通电，除提出召开裁兵会议、化兵为农、化兵为工的裁兵方法外，特别赞成孙中山的化兵为工主张，说“中山先生倡议于前，士夫响应于后，言满天下。
”（35）这则通电，使因陈炯明兵变而孤身避居于上海的孙中山感到后援有人，故发出由衷的赞叹：
“足使孤行独往之士，闻之勇气百倍，感甚佩甚”（36），称赞该电“所陈理由既深切若明，所订方法亦切实可行，浏览之余至深快慰”。
并指出：
“国民之表示主张，自以劝告当局为第一步，然而与虎谋皮，久垂明鉴，故第二步之办法，不可不为积极之准备，以免徒蹈空言。
”既肯定商人们先前的劝告政府裁兵之举，更希望商人们以后采取更为有力的实际举措。
1月8日，上海总商会提出了敦促裁兵的具体措施，通告各省金融界，拒绝承募政府债券。
其通电曰：
“本会讨论再四，以为裁兵救国中外同声，而国民之呼号，纵使声嘶力竭，当局终乏采纳诚意，故非予以深刻之苦痛，不能启其彻底之觉悟。
用敢昭告全国金融机关，自本日起，我金融界同人，对于中央政府，或各省军民官厅，无论用何种名义承募一切借款债券，概予拒绝”（37），以此对无实意裁兵的当局表示抗议。
稍后又明确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发行1200万元“十二年公债”的要求：
“本会曾于一月蒸日通电中外，在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财政整理以前，万勿再行承受借款。
政府现拟发行此项新债，殊与国民期望相反，誓不承认。
”还希望银行公会“通告各行，勿予承募”。
（38）26日，孙中山又回应商人们的举动。
他从顺应商人及社会各界的裁兵求和要求出发，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指出：
北京政府“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息，乃嚣且尘上”。
因此，“和平之要，首在裁兵”。
并继续重申“化兵为工之旨”。
（39）对孙中山的这一宣言，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30日发表通电进一步表示赞成，称孙中山的化兵为工之策“实转害为利之良策”，“老成谋国，独具深算，各界谅表同情”。
（40）接着又组织“裁兵委员会”，力图扩大“群力合作”之范围，“以达裁兵救国之目的”。
（41）商人们与他们的政治领袖孙中山一呼一应，将“裁兵救国”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涨。
1月31日，上海总商会又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加速制定废督裁兵办法，态度益发坚决。
该电指出：
目前国家之最重要者，“惟在速行制定适合国情之宪法，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
确立裁兵理财之基础，以防军人之怙势擅权”。
但国会自复会以来，于此迟迟无所作为，使人们大失所望。
因此警告国会：
“方今全民政治，已有代议会政治而兴之势。
诸君若举措乖方，终无觉悟，人民本不难援用撤回代表之通例，以行使其主权在民之权利……迷途未远，幸速图之”。
（42）
3月17日，广州总商会开始起而相应，集合各法团各界，会议裁兵事宜，到者千余人。
会议宣称：
“去年全国商会联合会提出裁兵、理财、制宪三大主张，揭示全国，同时本省总商会又经两度赞同裁兵、理财之通电。
现在上海总商会特举李煜堂先生回粤鼓舞，是则裁兵问题，已成为全国一致之舆论”，“现在我粤组织裁兵协会”。
（43）
1924年8月，上海总商会改选，虞洽卿当选为会长。
此后，上海总商会继续积极致力于废督裁兵之事。
11月17日，虞洽卿致电即将出任执政的段祺瑞，要求“确定裁兵废督办法，见诸实行”，就此结束“军阀政治”。
12月1日，又致电段祺瑞，条陈废督裁兵事宜，指出：
“方今要务，莫大于废督裁兵，早裁一日，即早脱一日人民于水火”。
并提出建议4条，其中三条涉及废督裁兵：
（一）对各省出缺之督军不予补设，使“数省之督，不折箠而自废，然后推行全国”，实施废督裁兵；
（二）国家财政“破各省把持截留之积习”，“举全国之岁入，先以整理债务，次以支配政费，再次支配军费”，“并补助实业、安插裁兵、移民屯垦之用”；
（三）“开拓交通”，以便实行“移民屯垦，裁兵实边”。
2日又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的名义致电段祺瑞，请将“上海护军使、镇守使两职即予裁撤”，今后上海勿再驻兵。
（44）同时，上海其他各团体亦向段祺瑞提出了这一要求，（45）形成上海工商界的一致要求。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还分别劝说军阀自行去职裁兵。
如对于自行宣告辞职下野的冯玉祥，致电表示赞赏和祝贺，称赞冯之此举“开民国十余年来拨乱反正之局面，垂之史册”。
（46）还先后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劝说他们效仿冯玉祥亦自行辞去巡阅使之职，以为全国表率。
（47）1925年3月2日，针对江苏宣护使卢永祥所发表的“请撤销宣护及江苏军务善后督办等职，驻苏国军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通电，上海总商会立即致电段祺瑞，“请速予核准施行”。
（48）第二天又发两电，一致卢永祥，请其“将国军移防要塞，与苏军改编二事，先行切实筹备”；
二致各省各团体，指出：
“裁兵一举，尚多阻力，未许乐观，此事为国家存亡绝续所系，碍难缄默，应请速向本省军事长官及各省善后会议代表，喻以大义，晓以利害，查照卢公感电，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