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鲁迅胡适等曾经明确反对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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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故宫文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文物的迁移历程中,当时的学者们意见不一,互有争论。
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
而在将故宫文物南迁之前,还挑选一部分远赴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并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赋予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
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南京。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被运抵四川,直至抗战胜利后被运回南京。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
在15年的时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批南迁文物中,最终有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留在南京的文物,在1951年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文物南迁中的争论。
1故宫内部对南迁有争议即使在故宫内部,也对是否应当把文物南迁有争议,比如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就反对蔡元培的文物南迁之议。
吴稚晖又称吴敬恒,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
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
编辑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
从这封1200余字的公开信来看,吴敬恒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反对意见的。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文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决主张南迁,以免国宝沦落日寇之手。
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
一来普通民众对战局的判断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寇未必敢于进占北平,或者说不相信中国军队无力抵抗;
二来当局高层人物如孙科等,也颇重视“民意”,认为此时不保土守民,却大费周章的去迁移古物,是舍本逐末,会失去民心。
因此,当时的反对声音也相当大。
在信中,吴敬恒说:
说起故物,弟都当他是虞舜进瞽叟的钵头,周公挞伯禽的杖,孔夫子设教书坛的席,虽也跟着人称故物,骨子里还是对牛操琴。
半月前,我从家中到市上去,经过马霍路,在洋车里看报,刚看见政治会议决议,派我为古物保管会委员之一,对面梅白格路口,刚有两个石人,我便联想到吴县江弢叔的诗调,冲口而出,吟曰:
“行向仲翁成一笑,吾身今与尔同看。
”(翁仲原来是仲翁,不是我杜撰的,凑韵聊一用)。
于是想到我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故物,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别的故物?
讲起故宫故物来,最初只是北平的一班人,如江(瀚)马(衡)易(培基)诸先生,主张不迁,我说对啦,这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
现在日本小鬼,没有情理讲的来欺侮我们,我们应该抵抗,应该死守很久如常山、睢阳一样,只叫做维持人格。
说起打胜仗,恐无把握罢,北平抵抗到三年,全城陷落,故物让他拿去就是了,可是临去的时候,对他说,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
我们历史上也有所谓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故物已经装箱,也就不必分辩。
弟本来根本瞧不起这类的臭东西,然弟又相信我的朋友,个个十分忠实,他们主张搬西安,如何如何安全,我觉得十分有理,又有人主张搬洛阳开封,弟觉得同样的有理,又有主张迁南京,弟觉得他的理由也充足,又有人说迁上海,弟觉得理由同样的充足……2鲁迅赋诗讽刺南迁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就此发表意见。
鲁迅曾赋诗一首讽刺,诗云: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胡适也提出,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
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
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
第三,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起来。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
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时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他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回忆道,“我一度与易培基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
‘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
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
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
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
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
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
吴敬恒的信中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
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
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
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
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
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
而“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
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
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3蔡元培力挺文物南迁蔡元培于1934年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应该说,当时文化界反对文物南迁的声浪还是很大的。
反对的意见中,一种是把保全文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监督或者战后归还。
自己不掌握国家珍宝的命运,反而交由他国掌握,无疑是幼稚的。
另一种是担心以文物南迁之名行出售文物之实,比如顾喆刚等教授就联名致电政府,要求不要迁移文物并拍卖,而要妥善保存。
当然,支持文物南迁的学者也很多。
比如黄炎培,他在中山文化教育社的茶话会上提议“取北平文化古物速运沪”。
而当时学术教育界的大腕、时任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站了出来,公开支持文物南迁。
蔡元培谈道:
“北平故宫古物,及本院所有者,均属吾国数千年来之国粹,若不妥善加以保存,后患诚难设想,故宁未雨绸缪,即使苟有损坏,但以全局被夺与损坏小部相较,孰轻孰重?
”概而言之,蔡元培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而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则是吴公开表达与蔡的不同意见。
无论吴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去反对古物南迁,从信中的内容来看,古物已然开始南迁。
再从这封公开信中所涉及的古物究竟迁移至何处的各方意见来看,这封信也并不是吴自己在古物南迁之前的率先表态,而应当是在收到古物南迁途中蔡元培的某种要求或建议之后,才有感而发的表态。
查阅《蔡元培全集》,可以看一看故宫古物南迁途中,究竟出了什么大事,蔡向吴求助究竟所为何事?
原来,1933年2月10日、11日,蔡元培曾两次致信吴敬恒,皆因“忽接中央政治会议命令不准过江,并有即运洛阳之说……洛阳既无保险之建筑,尤无充分之军警,恐不妥当”,并提议“应如何设法补救,使这批古物不向洛阳而向沪,务请迅速进行”。
应当说,这是两位故宫博物院理事之间紧急磋商的公函,吴对此应答与否、怎样应答,都不应当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出来。
但吴偏偏就这样做了,其态度显而易见,一句话,给蔡送上一碗“闭门羹”。
吴本来就不支持古物南迁,至于南迁到哪儿,洛阳还是上海,他都毫不关心。
那么,之后的南迁线路如何,蔡究竟如何应对?
从目前可以寻获的文献资料来看,蔡元培之后再未就故宫古物南迁事宜致信吴敬恒,蔡、吴两位故宫博物院元老理事的相关工作交流就此中止。
4争议声中文物最终南迁当年,仅从北平《世界日报》对古物南迁的跟踪报道来看,自第一批2018箱古物于1933年2月7日出发,2月9日即抵达南京之后,南迁古物终将迁往何处的相关报道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迁去洛阳的动议及计划,似乎一步一步将成为现实。
但一个月后,1933年3月6日的报道,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最终去向:
第一批古物中的1054箱运往上海,其余部分存南京行政院内。
当时的媒体报道故宫文物开始南迁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装箱待运至于古物为什么没有迁至洛阳,而仍按原计划迁往上海、南京等军政核心地区,则没有相关报道予以披露,蔡元培从中做过哪些努力,对古物南迁的策略有过怎样的坚持与调整,至今仍不十分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蔡元培一直全力支持着古物南迁,并且凭借自己在国内文教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让蒋介石、宋子文等当局高层人物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古物南迁获得了更多的、来自国家权力顶层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保障。
正是在当局高层人物的亲自过问之下,古物南迁去向的种种争论得以遏止,最终都以统一暂贮上海法租界及中央银行,再分批转运南京而尘埃落定。
事实上,故宫及其古物保护的头绪纷繁,在当时国内军政各种势力交错之下,除了要为古物南迁出谋划策、铺平道路,蔡还要坐镇北平,为整个不可迁移的故宫及其遗存文物之保护,而四处奔走、呼吁呐喊。
就在蔡元培等通力协作之下,1933年5月23日,由故宫运抵上海的第五批古物,安全送达中央银行暂贮。
在这最后一批古物运抵上海之前,北平的故宫及其文物保护工作并未中断,还有所加强。
当年5月9日,蔡还向蒋介石致电呼吁,请其“勿在故宫内驻兵”,但同时又要求其为故宫安设防御工事,“免使代表国粹及伟大建设被破坏”。
一年之后,1934年4月4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一致推选蔡元培为理事长,并决定存沪古物中的部分文献档案运至南京保存。
5月8日,蔡元培又在南京行政院,组织召开了首次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会议。
除了审议人事任免、年度预算等,还特别提到彻底清查整理故宫的家底。
而故宫文物保存库的建设经费,也增拨了二十万元,即刻可以开工。
之后,蔡连任三届理事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蔡才离开北平。
就这样,他南北交驰,在动荡时局与战火绵延中,为故宫及其古物的守护全力以赴。
在蔡连任三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期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专为保存古物的库房也相继建成,南迁抵沪的故宫古物又分批转运南京。
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迁古物也因之开始了更为崎岖多舛的大迁徙,全力向更为偏僻、相对安全的西南方向分散保存;
分批多路转运至长沙、贵阳、巴县、宜昌、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贮存,直至抗战胜利,方才再次运回南京。
而遗憾的是,这些负载着中华文化精魂的国宝,还在跋山涉水、辗转四方之际,蔡元培已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未能亲自见证这些国之瑰宝百转千回的最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