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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钱锺书言:
“按之《吕用晦续集》,则《宋诗钞》中小传八十三篇,出晚村手者八十二篇;
荆公、广陵、东坡、山谷、后山、简斋、诚斋,无不在品定之列。
”[3]（P366）可见吕留良是《宋诗钞》的核心编选者,但黄宗羲和吴之振亦发挥着重要影响。
从历史的大势来看,《宋诗钞》的编选正值宋诗重新被重视之时,清初有识的诗学家已深刻认识到明前后七子宗唐黜宋而得伪之弊。
《四库全书总目》云:
“盖明季诗派最为芜杂,其初厌太仓、历下之剽袭,一变而趋清新;
其继又厌公安、竟陵之纤佻,一变而趋真朴。
故国初诸家颇以出入宋诗,矫钩棘涂饰之弊,之振是选即成于是时。
”[4]（P2663）而《宋诗钞》的编选者本身也对嘉隆以来尊唐黜宋习气的不满,力图树立新的诗学风气。
如吕留良云:
“于时文中见所著瑰奇宵缈,知非经生家。
后于孟举处得所贻诗,清挺傲俗,又知非时下伪盛唐诗人。
”[5]（卷一）吕留良对友人诗的称赏,以时下伪盛唐诗人为反衬,说明其对时习学唐得伪的异常痛恨。
吴之振亦有诗云:
“王李钟谭聚讼场,牛神蛇鬼总销亡。
风驱云障开晴昊,土蚀苔花露剑芒。
争诩三唐能哜胾,敢言两宋得升堂。
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战谁来撼大黄。
”[6]（P714）“驱除王李聱牙句,摒当钟谭弇呓词”[6]（P693）均表现出对嘉隆以来尊唐黜宋风气的不满,并呼吁对此风气予以抨击和打压。
更重要的是,《宋诗钞》的编选者不仅痛恨学唐得伪的时习,而且能充分意识到宋诗本身的价值,甚至延伸至创作中学宋。
如吕留良认为宋诗“脱落声律尘,澡以冰雪姿。
”[7]（《再过州来柳浪》）而且“信手摩卷怗,翻吟宋人诗”[7]（《再过州来柳浪》）,黄宗羲认为“诗不当以时代而论。
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
”[8]（P50）而且“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
”[8]（P60）吴之振在《宋诗钞·
序》[9]（P190）也剖析七子之偏颇,指出宋诗之价值:
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蓃购最难得。
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
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购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
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
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则见与不见等。
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之唐也。
[2]（序）
其创作亦以宋人为法,沈德潜云:
“孟举刻《宋诗钞》共百数十家,己所成诗亦俱近宋人。
”[10]（P617）
如果说,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意念的契合本身就孕育了《宋诗钞》产生的因子。
基于对宋诗价值的认识和对宋诗的喜好,他们会不自觉的对先前的宋诗选本进行一番审视。
而之前的宋诗选本确实存在不少缺陷:
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
曹学佺亦云:
“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
”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
余与晚村、自牧所选盖反是,尽宋人之长,使各极其致,故门户甚博,不以一说蔽古人。
[2]（P3）
以前的宋诗选本如《宋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宋诗部分）明显存在以唐诗的标准铨选宋诗的倾向,因此无法体现宋诗的真面目,不能表现宋诗的真实价值。
如此情势下,一种新的宋诗选本确已呼之欲出。
当然,《宋诗钞》的编选旨在为宋诗争一合理的诗学地位,而无意于与唐诗进行你死我活的门户较量。
“又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
近者更欲编次宋以后文字为一书,此又进乎诗矣。
”[5]（卷一）黄宗羲亦谓:
“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
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
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
于是缙绅先生问谓余主张宋诗,噫!
亦冤矣。
”[8]（P51）而吴之振也特别指出“非尊宋于唐也,欲天下黜宋者见宋之为宋如此。
”[2]（P4）
不管《宋诗钞》的编选者对宋诗的重视是因由天然本性的爱赏,或是出于某种历史的寄托（以宋言明）,还是基于学问宗仰下的爱屋及乌（由宋学延伸到宋诗）;
也无论他们对唐宋之争的回避是真实心境的自然流露,还是基于客观情势所作的策略性迂回。
在笔者看来,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本文也不想对此详加纠缠。
关键的是,《宋诗钞》的编选者普遍对宋诗抱有好感或持兼容的态度,都充分意识到前后七子尊唐得伪带来的诗学弊病,力图拨乱反正,客观上为诗坛输送了一股清风。
一退西昆进元之
一般而言,选集之冠首多出自选家的深思熟虑、精心策划,不可小视。
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将钱谦益冠首[11]（P10512）,《宋百家诗存》将贺铸冠首[4]（P2666）,均有各自的深意。
《宋诗钞》以王禹偁冠之钞首,翁方纲有过评论:
石门吴孟举钞宋诗,略西昆而首取元之,意则高矣。
然宋初真面目自当存之,元之虽为欧、苏先声,亦自接脉而已。
至于林和靖之高逸,则犹之王无功之在唐初,不得径以陶、韦嫡派诬之。
若夫柳、种、穆、尹学在师古,又不以诗擅长矣。
[12]（P1402）
显然,翁方纲对《宋诗钞》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无疑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
《宋诗钞》以王禹偁冠首,而对之前杨亿等西昆作家一概未收,确有“退西昆进元之”的倾向。
如前一节所论,《宋诗钞》编选的原因之一就有对李蓘、曹学佺以唐选宋的反拨倾向。
从吴序亦可看出《宋诗钞》旨在“树宋人之面目”。
从诗体的角度而言,西昆则是近唐的,显然不符合其以宋选宋的编选要求。
且西昆步趋唐人遗神得形的陋习与前后七子及其末流的行径颇为相似,至少无本质之区别。
而王禹偁之诗所宗法的白居易、杜甫均是唐诗之开宋调者[3]（P3）,而吕留良确实亦将王禹偁视为开有宋风气的先驱:
元之诗学李、杜,故其《赠朱严》诗云:
“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
”学杜而未至,故其《示子》诗云: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是时西昆之体方盛,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
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
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
[2]（P13）
王禹偁开有宋风气的作用,《宋诗钞》将其冠之钞首,显然符合“树宋人之面目”的理论初衷。
当然退西昆进元之的用意,一方面在于吕留良等人力图展现宋诗独特风貌,极从“体”的特征来认识和展现宋诗,而摆脱了朝代论诗的窠臼。
从而体现其以宋选宋的选学要求,旨在肯定宋诗无愧于唐诗的诗学价值和诗坛地位。
这在《宋诗钞》多有表现,如吴《钞》屡屡将宋诗作者与唐诗家、古诗家进行比照,指出宋诗家无愧唐诗家、古诗家或乃过之的地方。
如称徐铉的诗具有中唐元和时期的风调格律,但又祛除了淟涊纤阿的习气:
“诗冶衍遒丽,具元和风律,而无淟涊纤阿之习。
”[2]（P68）认为梅尧臣的兼善多种诗体,较之唐代一些诗人的狭隘、偏执远为优胜:
“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
”[2]（207）对黄庭坚的诗给予高度评价,以为效法唐人的人万万不能企及的:
“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非规模唐调者,所能梦见也。
”[2]（P889）对刘子翚淡雅的诗风,认为得陶谢之胜境,而摆脱了谢灵运得繁缛和细涩的弊病:
“五言幽淡卓炼,及陶、谢之胜,而无康乐繁缛细涩之态。
”[2]（P1506）认为范成大的诗在清新妩媚方面,相对于鲍照、谢灵运毫无愧色,在俊逸上颇类李白:
“其诗缛而不醲,缩而不窘,清新妩媚,奄有鲍谢;
奔逸俊伟,穷追太白。
”[2]（P1709）以为薛季宣的七言不让唐代的卢仝、马异:
“纵横七言,则卢仝、马异,不足多也。
”[2]（P2315）对戴复古对宋诗不及唐的否定表示称赏:
“或语复古:
‘宋诗不及唐。
’曰:
‘不然。
本朝诗出于经。
’此人所未识,而复古独心知之。
”[2]（P2646）称赞谢翱的古诗可与李贺比肩,而近体在李贺之上:
“古诗颉颃昌谷,近体则卓炼沉着,非长吉所及也。
”[2]（P2828）等等均是明证。
另一方面,退西昆进元之的深层次原因,恐怕源自审美倾向。
因为用事多造成的繁缛和做作是吕留良等所非常反感的,比如吕留良认为苏轼用事过多导致的丰缛是其一病:
子瞻诗,气象洪阔,铺叙婉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
而世之訾宋诗者,独于子瞻不敢轻议,以其胸中有万卷书耳。
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
加之梅溪之注,饾饤其间,则子瞻之精神,反为所掩。
故读苏诗者,汰梅溪之注,并汰其过于丰缛者,然后有真苏诗也。
[2]（P628）
对东坡这样的宋诗大家犹不满其用事,可见《宋诗钞》对繁缛是何等的排斥。
《宋诗钞》借刘克庄的话肯定了陈与义的杰出,其中一点就是“以简严扫繁缛”[2]（P1279）,其实也是同一用意。
另外西昆的雕琢做作,宋人即有过批评,如《珊瑚钩诗话》云:
“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
”[13]（P404）《古今诗话》亦云:
“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
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
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13]（P99）大体西昆体的补缀跟当时诗坛的补缀有相一致之处,如吕留良称赏文同的诗“无俗学补缀气”[2]（856）,因为明前后七子及其末流正是徒具冠裳,缺少内涵。
如吕留良对王庭珪未能脱离窠臼表示批评:
“若遣思属辞,未离窠坎,使真气蒙翳于篇句间,亦未免于诗家疵疠也。
”[2]（P2590）为此肯定了叶适的“自见天真,无排凿刻削之迹”[2]（P2341）。
退西昆的一个重要诗学信号在于对形式主义的唾弃,性情本体的张扬。
黄宗羲说:
“夫诗以道性情,自高廷礼以来,主张声调,而人之性情亡矣。
然使其说之足以胜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汩没于纷华污惑之往来,浮而易动;
声调者浮物也,故能挟之而去。
是非无性情也,其性情无过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谓之诗人。
”[8]（P15）吕留良亦云:
“依口学舌李与何,印板死法苦不多;
滥觞声调称盛唐,词场从此讹传讹。
七子丛兴富著作,沙饭尘羹事剽掠;
攀龙无忌恣欺狂,世贞拉杂仪自博。
”[7]（《子度归自晟舍以新诗见示》）吴之振也称:
“举俗尚浮薄,百语无一真。
措大如鲫鱼,纷纷江上鳞。
”[6]（P723）“不作桃花好面皮,烟波情性拟天随。
”[6]（P701）均对因袭、模仿之风深致不满。
他们呼唤的是真性情、有个性、贵创造,吕留良诗有“我不师古人,古人每见比。
人言如某某,令我心不怡。
规规摹形声,谁得肉与皮。
汉魏及盛唐,名高实益卑。
期君遥切琢,此事须支持。
”[7]（《送黄九烟移寓海宁》）之语,黄宗羲肯定浙东诸子的“要皆称心而出,瑕瑜不掩。
钟嵘谓谢脁‘一章之中,自有玉石’,还不相妨。
市贾烧米汁为水玉晶莹以悦妇孺,可谓无瑕之玉乎?
唯有瑜有瑕,自然英旨,乃为真耳。
”[8]（P97）吴之振云:
“漫道无涯却有涯,为招明月写襟怀。
著书只合求吾好,鼓瑟何缘与俗偕。
孰向横流成砥柱,即论跬步有梯阶。
沧浪持律分诸体,也及诚斋与简斋。
”[6]（P748）“力摒陈言作刍狗,独标新致转黄鹂”[6]（P693）都表明了尊重个性、强调创造的诗学倾向。
从《宋诗钞》看,亦是如此。
如肯定王阮“不为徒作”[2]（P2629）,欣赏陈俊卿对黄公度“虽未尽追古作,要自成一家”的评定[2]（P2497）,对刘克庄“自为一宗”的创造精神予以了赞赏[2]（P2056）。
当然,王禹偁诗的平易畅阔刚好是西昆体的雕绘满眼的反面。
因此退西昆近元之也反映了《宋诗钞》的编选者对清新平易、明朗开阔的风格追求。
如评徐照:
“有诗数百,斲思尤奇,皆横绝焰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踔憀慄,肯首吟叹不自已。
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尔。
”[2]（P2460）《宋诗钞》的编选者对常中见奇、朴中见色的诗学风格的欣赏,对那种雕绘满眼、徒有形式的不满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门户甚博,不拘一格
《宋诗钞·
凡例》中开宗明义地声称:
“是选于一代之中,各家俱收,一家之中,各法具在。
”[2]（P6）表现出取径宽宏、不拘一格的诗学气度,在具体的实践中亦多有体现。
“是编以宋诗选本丛杂,因搜罗遗集,共得百家。
其本无专集及有集而所选不满五首者,皆不录。
……此本有录无书者,尚有刘弇、邓肃、黄干、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十六家,盖剞劂未竣,故竟无完帙也。
”[4]（P2663）尽管《宋诗钞》并未编完,但收诗已近百家,数量约一千二百馀首。
于此观之,门庭也堪称宏博。
在审美境界的追求上,《宋诗钞》亦表现出一种不拘一格,气韵兼重的气象。
吕留良评林景熙诗云:
大概凄怆故旧之作,与谢翱相表里。
翱诗奇倔、熙诗幽婉。
蛟峰方逢辰曰:
“诗家门户,当放一头。
”非虚言也。
[2]（P2895）
正是这种“诗家门户,当放一头”的理念,《宋诗钞》在风格的截取上体现出一种豁达包容的风度。
一方面,吕留良称赞那些古淡以味见长的作品,对林逋甚为称赏:
其诗平澹邃美,而趣向博远。
故辞主静正,而不露刺讥。
梅圣俞谓“咏之令人忘百事”。
大数搴王、孟之幽,而据韦、柳之逸。
欧阳文忠爱其咏梅花诗“疏影横斜”一联,谓前世未有此句。
黄涪翁则以“雪后园林”二语为胜之。
盖一取神韵,一取意趣,皆为杰句。
然知欧阳之所赏者多,知涪翁之所赏者少也。
[2]（P391）
认为程俱“萧散古澹”的诗风是标致之最高者:
“为文典雅闳奥,诗则取途韦柳以窥陶谢,萧散古澹,有忘言自足之处,标致之最高者也。
”[2]（P1563）称赏叶梦得的吟咏萧散得诗人之致:
“建康是时值用兵,契阔锋镝之中,而吟咏萧散,固是诗人之致。
”[2]（P1474）肯定刘子翚的幽淡,以为得陶谢之胜[2]（P1506）,对张耒的蕴藉闲远颇有佳评[2]（P969）,颇为嘉赏韩驹的“密栗以幽,意味老淡”[2]（P1077）。
另一方面,《宋诗钞》对雄奇宏阔以气取胜的诗人也予以好评,如肯定陈傅良的诗格苍劲,以为得少陵一体[2]（P2015）,因惠洪诗的雄健振踔,推为宋僧之冠[2]（P3008）。
极为推扬陆游的“浩瀚崒峍”的气魄[2]（P1819）,借刘克庄之言推许晁冲之的意度宏阔、气力宽馀:
刘后村称其意度宏阔,气力宽馀,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
南渡惟放翁可以继之。
其见许如此,足为雅鉴。
[2]（P1052）
其实在《宋诗钞》的编选者看来,气骨与韵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有些诗人的作品中就实现了气骨与韵味的相反相成、兼容共生。
如张咏的诗“雄健”的气骨与“古淡”的韵味并存:
“诗雄健古淡,有气骨,称其为人。
”[2]（P173）汪藻也实现了高华的气骨与深远的意味的有机协调:
“诗高华有骨,兴寄深远。
”[2]（P1471）吕留良认为王安石“悲壮”的气骨其实寓于“闲淡”之韵味当中,二者实现了对立统一:
“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
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
”[2]（P564）悲壮寓于闲淡,悲壮者气也,闲淡者味也。
唐庚也很好地取得了“芒焰”与“神韵”的相得益彰:
“自南迁海表,诗格益进。
曲尽南州风物,略无憔悴悲酸之态。
刘潜夫谓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下。
今观其结束精悍,体正出奇,芒焰在简淡之中,神韵寄声律之外,虽云后出,固当胜尔。
”[2]（P1397）“略无憔悴悲酸之态”,言其气骨高也,“神韵寄声律之外”,谓其韵味深也。
苏轼的诗实现了宏阔的气魄与宛转的意趣的良好统一,更被《宋诗钞》推为杜甫之后诗人之冠:
“子瞻诗,气象洪阔,铺叙婉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2]（P628）
于此可见,《宋诗钞》在风格方面总体能够兼容并包,大体其审美取向在于神韵与气骨的统一。
基于“气”的宗仰,他们鄙弃纤小细碎、局促拘窘,反对穷酸的卑靡衰飒之态。
根植“味”的理念,他们反对议论过多,反对过于雕琢补缀,反对用事繁复。
其所崇尚的风格包括平易、古淡、闲远、宏阔、俊伟、超逸、雄健、高华、奇倔、幽婉。
表现出气和味的兼重。
当然这一兼重,并不意味着《宋诗钞》的编选者对诗人的求全责备。
诗人各有侧重,只要在气或味的某个方面达到相当的水准,吕留良等都会给予慷慨的称赏。
《宋诗钞》颇有追求气骨与韵味的统一协调的诗学祈向,但对于各有偏至的现象,还是肯定了其应有的成就,如对苏舜钦的超迈横绝和梅尧臣的深远闲淡同一称赏,深然欧阳修“不能优劣”之论:
“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
刘后村谓其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
集蟠屈为吴体,则极平夷妥帖。
盖宋初始为大雅,于古朴中具灏落渟畜之妙,二家所同擅;
而梅之深远闲淡,苏之超迈横绝,则又各出机杼,永叔所谓“不能优劣”者也。
”[2]（P117）又如评方岳:
“诗主清新,工于镂琢,故刻意入妙,则逸韵横流。
虽少岳渎之观,其光怪足宝矣。
”[2]（P2771）可见《宋诗钞》的编选者虽然对“岳渎之观”是有要求,但还是肯定了方岳“逸韵横流”的一面。
倘若强相轩轾,《宋诗钞》于气味兼重之时,似更推重气骨。
翁方纲云:
“吴钞大意,总取浩浩落落之气,不践唐迹,与宋人大局未尝不合,而其细密精深处,则正未之别择。
”[12]（P1421）具体评论时有流露。
在秦观的韵胜与晁补之的气胜之间,虽然认为二者的体格相当,但更为欣赏的晁的雄大:
“晁以气胜,则灏衍而新崛;
秦以韵胜,则追逐而渟泓。
要其体格在伯仲,而晁为雄大矣。
”[2]（P1141）被《宋诗钞》推为“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的苏轼“气象洪阔”甚为明显,而南渡大宗、全宋不可多得的陆游也是“浩瀚崒峍”的诗风,这种对气的格外推崇,一是基于对严羽以来宗唐派的对唐及其诗风的片面认识的反拨,黄宗羲说:
“沧浪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
至有明北地模拟少陵之铺写纵放,以是为唐,而永嘉之所谓唐者亡矣。
”[8]（P51）,可见以前的学唐多偏向于味一途。
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的创作倾向重气骨、气格有关。
《全浙诗话》评黄宗羲的诗为“风格遒上,能道其性情。
”[14]（卷四十）吕留良诗有“厕鬼队中寻太白,伽蓝位下讲昌黎。
”[7]（《祈死诗》）之句,可见其向往雄奇阔大、俊逸超迈的诗风。
徐世昌评其诗云:
“晚村诗纯用宋法,风调雅近《黄叶村庄》,而益以苍坚,颇多警策。
惟以身处殷顽,不循汉法,往往以质直出之。
”[15]（卷三十九）吴之振名其诗集为《黄叶村庄集》,即因爱赏苏轼诗句之故,如叶燮云:
“黄叶村庄,吾友孟举学古著书之所也。
苏子瞻诗‘家在江南黄叶村’,孟举好之,而名其所居之庄者也。
”[16]（P721）吴氏有诗云“憎蝇弹虱好文章,笔力全凭气焰扛。
”[6]（P701）其对超迈雄奇之气的向往和喜好亦是显而易见的。
从选家来看,《宋诗钞》对宋诗重要名家基本上均有很高的评价,无论是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二陈（师道、与义）、范（成大）陆（游）杨（万里）朱（熹）、秦（观）、晁（冲之）张（耒）、戴（复古）、刘（克庄）谢（翱）,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肯定,在宋诗评价史上并不多见。
应该说,对多种风格的兼容,一方面来源于《宋诗钞》编选者本身的转益多师,不专主一家。
如黄宗羲强调“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
”[17]（P204）吕留良和吴之振在创作上也是多方取法:
“留良诗的好处,就在于他能够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等人转益多师,不专主一家。
”[18]（P102）“孟举之诗,新而不伤,奇而不颇。
叙述类史迁之文,言情类宋玉之赋。
五古似梅圣俞,出入于黄山谷;
七律似苏子瞻,七绝似元遗山。
语必刻削,调必凿空。
”[16]（P721）另一方面这种兼容并包有利于解救明代以来诗学之偏至,黄宗羲云:
“百年之中,诗凡三变。
有北地、历下之唐,以声调为鼓吹;
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浅率幽深为秘笈;
有虞山之唐,以排比为波澜。
虽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于一途,是使作伪百出,止留其肤受耳。
”[8]（P62）正是这种转益多师的创作观和诗学观,使得《宋诗钞》能够门户甚博、不拘一格,以开阔的胸怀对不同的宋诗大家予以中肯的评价。
三艺苑还从理学求
黄宗羲与友人唱和有“至文不过家书写,艺苑还从理学求”[17]（P299）之句,其实《宋诗钞》中的理学意味亦是相当明显的。
《宋诗钞》的主要编选者如吕留良和黄宗羲本身就是理学家。
《清代七百名人传》将吕留良列于学术之“理学”类,并称:
“留良于诸儒语录,佛老家言,靡不究极其是非,于朱子之书,信之最笃。
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
”[19]（P1525）《清史稿·
儒林传》称黄宗羲: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11]（P13105）吕留良重程朱,对陆王颇为排斥,黄宗羲本自阳明出,但又扭于阳明末流空疏之弊,亦推重程朱,修正陆王。
《宋诗钞》在相当程度上打上了理学的烙印。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推扬风雅正教,注重道德人格。
如对孙觌有罪名教之事特别予以提醒:
“由其居闲久,故问学深沉,有宋之作家也。
独以其志万俟万俟卨之墓,常州欲刻《鸿庆集》。
邑人徐问曰:
‘觌有罪名教,其集不当行世。
’遂止。
呜呼!
斯言固秋霜也。
今不废其诗者,以见有诗如此,而不得列于作者,欲立言者知所自重耳。
”[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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