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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的观点。
不正义的人掠夺人们的钱财、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给别人带来恐惧。
所以，正义不如不正义来得更加快乐。
苏格拉底系统的对色拉叙马霍斯“不正义比正义有益”的观点进行驳斥。
首先，每一种技艺都有它特殊的功能，这些功能本身并不能对自身产生利益，所以需要使一个统治者放弃自己的利益去服务他人和社会，要么要给统治者名利，要么要给统治者惩罚，否则没有人愿意辛苦操劳的去管理城邦。
第二步，就是讨论“极端的不正义是否比极端的正义有利”这个观点了。
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的人很单纯，往往受到欺骗；
不正义的人很精明，总是能够得利。
可是天真的好好先生不会压制正义，却只会抵制不正义；
相反，精明的不正义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会既压制正义者，也和不正义的人勾心斗角。
然后苏格拉底偷换了一下概念，用类比的方法，先举了音乐家和医生的例子，认为技艺好的人总是扬善抑恶，技艺差的人却总是嫉妒强者，欺负弱者。
由此证明，正义也是如此，正义者总是又聪明又好，而不正义者却是又笨又坏。
第三步，苏格拉底要论证“不正义比正义强有力”的观点也是错的。
这种事情似乎比比皆是了，野蛮国家往往能够更加高效，更加不讲信义，也更容易在征服战争中取得胜利。
而苏格拉底认为：
即使是不正义的人群内部，也需要有正义，否则就不能实现他们不正义的目的。
第四步，苏格拉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独特的功能，独特的德性；
功能得到发挥，是因为它的德性，功能不能得到发挥，是因为它的缺陷。
耳朵和眼睛是这样的，人的心灵就更是这样的了。
人的生命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发挥心灵的功能。
而正义恰恰是心灵的德性，邪恶是心灵的缺陷。
所以正义的人快乐、幸福，而快乐、幸福又是人最大的利益，总结到最后，“不正义绝对不会比正义更有利了。
”
第二卷
第二卷首先是格劳孔和他的弟弟阿德曼托斯接过色拉叙马霍斯的话题，论述种种不正义比正义更加优越的现象；
格劳孔和他的弟弟阿德曼托斯始终心存疑惑，为什么在现世社会中，正义的人寸步难行，不正义的人却荣华富贵。
对于这个疑惑，他们的表述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是格劳孔的观点，他认为“善”有三种，第一种是本身是好的，不去考虑结果；
第二种是过程和结果都是好的，第三种则是过程不好，但是结果是好的。
格劳孔从三个方面说明一般人对于正义的否定态度。
首先是从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来看。
格劳孔的观点是人性有天生的利己性，因为“人人为恶”会导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
所以人们形成社会契约，把“守法践约”成为正义。
所以从正义的起源和本质来看，并不是所有人天生有正义的根基，倒是因为一种生存策略，才出现了法律和正义。
其次是“正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如果人的行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人都会选择去作恶而不会去行善。
最后一个观点是“不正义的人日子要比正义的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不正义的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正义的人，鞠躬殉道，死而后已，大多最后不得好死。
”格劳孔的观点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不正义的人的日子过得比正义的人滋润多了。
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
他认为，人们赞颂正义，并不是因为正义本身好，而是因为正义带来的名和利；
人们谴责不正义者，却用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虚妄的东西。
正义的人过着艰苦的生活，不正义的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摆脱神所给的报应，也只需要花点钱，贿赂一下诸神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倒向不正义的那一边，除了少数无力为恶的人，他们反对恶，是因为他们只能承担恶，不能施与恶。
所以阿德曼托斯请苏格拉底要澄清正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自身就存在的优点和德性。
否则世人就会更加认可不正义这种更加实际的生活策略了。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将视野放大，他认为要想弄明白人的正义到底是什么，不妨先弄明白城邦的正义到底是什么，由大见小。
一个城邦的出现和发展，需要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共同努力，需要社会分工。
需要农夫、瓦匠、纺织工人、鞋匠、商人、猎人、艺术家、诗人等等等等。
城邦的扩大，带来资源需求的扩大，而资源又是有限的，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战争的出现需要有城邦的保卫者，城邦保卫者的品格尤为重要，需要“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
”而且还要热爱智慧。
要想使城邦保卫者有这样的品性，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有益于这些品性养成的教育。
转入到论述应该如何展开教育这个话题了。
古希腊的教育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
这里所说的音乐，其实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教育的意思，有点像现在的德育课。
从苏格拉底的标准来看，现今的这些德育素材，也就是那些用来教育年轻人的史诗大都不合格，苏格拉底主张对这些史诗进行审查，他谴责那些把伟大的神说得丑恶不堪的史诗，禁止诗人宣称痛苦是由神造成的；
而且神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不应该将神描写成为能够变化多端，用荒唐的谎言来渎神。
并提出了两个关于史诗的标准，一是禁止宣扬神的秽迹，二是禁止将神说成是变化不定的幻像。
总之，神代表正义，任何亵渎神的文字都不应该成为对城邦守护者的教育素材。
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就更容易理解。
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
如果能想象一个城邦的成长，也就能看到那里正义和不正义的成长＝》城邦的起源＝》战争的起源＝》城邦需要护卫者的保护＝》护卫者应该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护卫者该如何接受教育＝》先学音乐（即诗歌故事）＝》为培养美德，应该听到高尚的故事＝》先从故事内容中排除不好的段落＝》再讨论故事的形式或风格，尽量排除其中摹仿的部分＝》再讨论诗歌和曲调的形式，排除挽歌式的调子和靡靡之音，剩下模仿勇敢的和模仿自然的调子＝》再考虑节奏，排除复杂的节奏和多种多样的韵律。
应该考虑什么是有秩序的勇敢的生活节奏，进而使音步和曲调适合这种生活的文词，而不是使这种生活的文词凑合音步和曲调。
美与丑是紧跟着好的节奏与坏的节奏的。
＝》节奏与音调跟随文词，并不是文词去跟随节奏与音调嘛。
＝》论证为何成为护卫者要先学音乐＝》再学体育，因为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
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决定公民里面哪些人是统治者，哪些人是被统治者＝》优秀的护卫者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
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
第三卷
第三卷最主要是关于城邦守卫者的教育问题。
首先，继续对史诗中不适合作为教材的部分进行筛选。
诗中不应该渲染对地狱的恐惧，因为这样会使战士们的勇气动摇；
不应该渲染英雄的悲哀，因为使战士们懦弱；
应该使教育素材中英雄们有节制的美德。
自我克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
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
”所以史诗之中，关于纵欲的描写都应该被删除。
接下来，苏格拉底讨论的话题是讲故事（教育）的风格问题。
苏格拉底眼中的文体有两种，一种是叙述，一种是模仿，一种适合君子，一种适合小人。
应该教导人们尽可能地少去模仿他人，尽量使用叙述语言来进行教育。
在这里苏格拉底存在着很严重的歧视女性和歧视奴隶的思想，他认为女性“与丈夫争吵，不敬鬼神，得意忘形；
一旦遭遇不幸，便悲伤憔悴，终日哭泣。
”至于奴隶，他也表示了极度的蔑视。
尽管后者在普通民众之中很有市场，但是它与一个理想城邦的建立不相一致，要极力剔除出去。
随后苏格拉底又论及了诗歌和曲调的形式问题。
通过对艺术形式的探讨来寻找那种艺术形式更有利于现实政治。
曲调不能过于悲哀，也不能过于萎靡，所以好的曲调不外乎就是多利亚调或者佛里其亚调——两者一刚一柔，相得益彰。
乐器也应该只留下七弦琴和短笛。
总而言之，苏格拉底要“净化”这个城邦。
节奏也只能留下“好的节奏”或者被认为是“好的节奏”。
“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
”只有进过“清洗”产生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经过这样的教育，人们才会有节制的美德。
后面苏格拉底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关于爱。
苏格拉底接着节制这个话题说下去，认为所谓的正确的爱指的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
”超出节制的越轨行为，就是无节制的爱，是低级趣味，即柏拉图式的恋爱。
在身体的锻炼方面，苏格拉底的观点为：
“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
”人不应该守着病躯苟延残喘，“对于体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
”苏格拉底对于优生学的看法，十分残忍，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后世纳粹的风格。
在心灵和身体的教育方面，也还要注意爱智和激情这两者的和谐和平衡。
只重心灵的教育，会使人过度软弱，只重身体的教育，又会使人过度粗暴。
只有两者的和谐平衡，才能够更好地为城邦服务。
城邦的守卫者需要有首脑人物，也就是城邦的统治者。
所谓城邦的统治者必须始终关心国家利益，任何时候都决不放弃为国尽力的信念。
而且还要反复考验，只有最终通过考察的人，才能够成为城邦的统治者。
当然统治者也需要有他的助手。
这里苏格拉底谈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家庭出身理论。
统治者身上有黄金，辅助者（军人）身上有白银，农民和其他技工身上加的是铁铜。
而其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有时又不免银父生金子。
要把每一种人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
这就是标准的社会等级理论。
最后一个部分，苏格拉底谈到的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不能有任何自己的私利。
“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能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
”他们会和人民反目为仇，最后同归于尽。
第四卷
在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对城邦护卫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进入第四卷，阿德曼托斯质疑这样会使他们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因为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
苏格拉底搁置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先要确定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而不仅仅是一个少数人幸福的国家模型，个体的利益不能代表整体的幸福。
苏格拉底接着探讨对护卫者产生不好的影响的第二个因素——“贫和富”。
过多或者过少的财富都会损害护卫者的品质，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过于富足的国家往往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贫和富能使技艺退化，护卫者必须防止其潜入城邦。
当然在这里，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其它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内耗严重，没有统一意志。
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国家的规模不宜太大，因为规模大了以后，意志难以统一。
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坚定地贯彻各适其职的原则而不能实行世袭制。
在整个理想城邦的缔造中，教育和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教育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和平演变”，要防微杜渐。
苏格拉底重视教化的力量，而不应该形成逐一的法律条文。
因为法律总是有不完善的地方。
苏格拉底还嘲笑了一番孜孜不倦地试图以法治国的人，当然，苏格拉底认为关于祭祀之类的事情还是需要发挥律令的作用的。
苏格拉底的“善”的城邦建立起来了，它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因此它也是正义的。
城邦的智慧掌握在少数统治者之中，而其他具体知识不能称之为智慧。
城邦的勇敢，在苏格拉底的理解，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
也就是有所畏惧，有所不惧。
勇敢往往掌握在城邦的战士之中。
城邦的节制，表现在城邦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沦为自己的奴隶。
城邦的节制当然也存在于城邦的统治者和民众之中。
在论述了这么多内容后，苏格拉底对于正义终于下了一个定义，即“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
”原来曾经说过，苏格拉底建立起一个理想城邦的模型的目的是为了由大见小，从城邦的正义，发现个人的正义。
那么个人的灵魂是否有城邦中的智慧、勇敢和节制呢？
城邦由个人组成，城邦的品质来自于个人的品质。
所以苏格拉底展开详细的关于公民个人品质的论述。
苏格拉底认为个人灵魂中存在着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
“同一事物以自己的同一部分在同一事情上不能同时有相反的行动。
”。
苏格拉底这一段很像宋明理学当中的关于“天理人欲”“饮食者，天理也；
求美味，人欲也。
”之类的论述。
正是因为这些品质能够按照一定的职能各司其职，所以，才有了正义。
苏格拉底的所谓正义，不论从国家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论证，都是要让城邦或者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安守本分，惟其如此，方有正义。
在第四卷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讨论不正义。
正义可以被认为是心灵的健康状态，而不正义就相反，是心灵的不健康状态。
在正义和不正义的界定清晰之后，关于原来讨论的正义者更能获利还是不正义者更能获利的讨论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财富和权力不能代替身体本质的败坏。
第五卷
第五卷一开始，话题就被带回到第四卷中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共子共妻问题的讨论。
“朋友之间一切共有”是否可以应用到妇女儿童身上。
妇女是不是可以在城邦中承担和男人一样的责任？
苏格拉底先从教育讲起，如果要求妇女也向男人一样的工作，那么妇女也应该接受像男人一样的训练，比如在健身房中赤身裸体地锻炼，当然这似乎在当时很难被接受。
男人和女人在天然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却要求他们有共同的职业，似乎这也是不可取的。
但是苏格拉底纠正了这个误区，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很大的差别，其实只是生理上的一些不同，并不影响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她们适合从事哪种职业，最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禀赋不同。
当然在这里，苏格拉底也仍然坚持她一贯的观点——妇女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弱于男子的。
接着苏格拉底又抛出了共子共妻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不论是从可行性还是从合理性这两个角度都应该要进行辩论。
苏格拉底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证明这个观点。
主张良种生育，主张计划生育，而且这个过程还应该是利用一些规则来进行。
苏格拉底主张女子最佳的生育期是20到40岁，男子则是从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55岁。
然后再这段时间内，似乎主张一种群居的状态。
苏格拉底想法是，如果妻子子女都可以共同拥有的话，社会会更加一致，而不存在私有观念，从而增益国家的管理效能。
在这样一个共妻共子女的国家里，大家相互不分彼此，没有纷争，没有诉讼，没有私有观念。
这就是对正义者的最大回报。
苏格拉底主张妇女甚至儿童都应该参加战斗，在战争中惩罚逃兵，抛弃那些被俘虏的同袍，战争中军功多的人甚至可以与更多的异性交配。
苏格拉底主张希腊各城邦应该和睦相处，因为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战争”而是“内讧”。
“他们作为无辜者进行战争只是为了施加压力，使对方自知悔悟赔礼谢罪，达到这个目标就够了”。
“内讧”不应该对其他城邦烧杀抢掠，而最多只能取走对方一年的庄稼以示将来还可以言归于好，这有点像当年郑武公对周朝王室所做的那样。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国，苏格拉底认为不需要证明理想国可以完全实现，找到一个治理得非常接近于所描写的国家即可；
设法寻找和指出在现行的那些城邦法制中是什么具体缺点妨碍了他们，按照我们所描写的法制去治理它；
有什么极少数的变动就可以导致他们所企求的符合我们建议的法律。
那么怎样能够使现有的城邦变成理想的城邦——苏格拉底终于抛出了它著名的“哲人王”理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
”苏格拉底是这样证明他的这个著名观点的。
一个人爱好一件东西，是爱他的全部而不是部分，哲学家爱好的是智慧的全部而非部分。
当然，是真正的哲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的理性本质，而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
他们拥有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见。
所以他们最适合当统治者。
在第五卷的最后一个部分中，柏拉图详细阐释了真理和意见的区别。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无”、表面现象的“有”和实质意义上的“有”。
它们分别对应着“无知”、“意见”和“知识”。
对这三者的爱好，将人分为愚蠢的人、普通的人和哲学家。
第六卷
承接第五卷，苏格拉底继续讨论哲学家的思想品质。
哲学家应该“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
”阿德曼托斯在这时向苏格拉底又提出了现实与理性相悖的困惑——学哲学入迷的人最后不是成为了怪人，就是成为了对城邦无用的人。
对于这种现象，就连苏格拉底也承认确实存在。
对此苏格拉底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
将国家比作是一艘船，作为统治者的船长应该是精通航海术的人，可是他们却往往被窃据高位的篡权水手称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
这段话有点像老子说的：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往往会被视为异端。
哲学家不会汲汲于名利，他之所以能处于高位，应该是有城邦公民去求贤，而不应该是他本人去邀名求利。
真正的哲学家不满足于现象和意见，终生追求本质和真理，可是哲学家也非常容易堕落。
哲学家天赋败坏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因为那些勇敢、节制、美观、富裕、身体强壮、家世等等这些看上去耀眼的因素。
外部环境的喧扰，当权阶层的野心，国家机器的强制等因素会使一个人成为“社会”需要他成为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
在这里，苏格拉底还顺便为“智者”这个职业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辩论，认为他们并没有把青年教坏那么大的能耐。
当然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也还是距离真理很遥远。
他们并没有城邦所宣称的那么大的破坏力，但是他们却不能区分“必然的”和“善的”之间的差别。
这些人不了解事物的实质，不了解“真实存在的只有美本身而不是众多美的事物。
”“有的只是任何事物本身而不是许多个别特殊的东西”。
要获得这些真理性的知识，必须经过“奴隶般的艰苦磨炼”，太多内因、外因会导致具有哲学家天赋的青年人背离初衷。
于是哲学被小人利用，不产生“真知”，只产生“诡辩”。
真正的哲学家少之又少，需要机缘巧合，一般来说，在浊世之中，他们只能独善其身，难以兼济天下。
苏格拉底下一个讨论的话题是“一个受哲学家主宰的城邦怎样可以不腐败？
”苏格拉底认为终生研习哲学有益于现世甚至来生的幸福，苏格拉底对大众表示了适度的悲观：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世，他们看到过的是一种认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
”他们经常听到意见，但是很少接触真理，但是苏格拉底对“哲人王”“理想国”的出现却表达了强烈的信心。
群众最终也会接受这些的。
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
这种哲学家也许很难避免腐败，但是总会有成功的。
所以说：
“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
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的下一个讨论议题是：
城邦的救星——哲学家，是如何通过学习和训练产生？
哲学家所要接受的教育，在要求上要高于城邦护卫者的水准，不仅仅只停留在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更要上升到善的理念。
当然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善，有些人认为善是快乐，有些人认为善是知识，关于善的定义，都显得十分混乱。
所以要对哲学家进行教育和训练，一定要厘清善的定义。
对于善的定义，苏格拉底举了视觉的譬喻来说明。
他认为人的视觉是人的能力，外在事物有能被看见的本性，在人的能力和外在事物的本性之间，还有一个媒介，也就是太阳的光。
太阳还不仅仅充当了媒介的作用，正是太阳赋予了人的视觉能力（这里多少有些神学的观点），也正是太阳赋予了外在事物可以被视觉看见的本性。
在这一层譬喻中，太阳好比善，人的理智好比视力，而外在事物则存在着可以被理性了解的本性。
这个观点十分像朱熹的“月映万川”的理论。
善的理念赋予人理智，人利用理智认识外在事物。
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在深刻程度上远远超过真理和知识。
苏格拉底将人的整个理性认识分为四个层面，最低级的层面是想象，相对于我们平时从生活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结论；
往上面的一层叫做信念，相当于从结论中形成的推理；
再往上一层叫做理智，相当于自然学科的原理性知识；
最顶上的一层，也就是最终极的理性认识，苏格拉底称之为“理性”。
第七卷
在第七卷的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作了一个著名的“洞穴”实验。
让一个人从小困在洞穴中，不能动弹，只能面壁而坐，一旦外界的光照过一些实物，将影子投入洞壁时，洞穴里的人只能见到影子，并且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真实。
假如皆可这些囚徒身上的桎梏，让他们转过身来，也许一时他们会失明，可是他们终究会发现真实的事物以至于真实的光，这时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停留在洞穴中的囚徒那个层次了。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洞穴比喻可见世界，洞穴外的景象比喻可知世界。
二者一切的来源则是“光”——“善的理念”。
一旦有人可以到达可知世界，把握善的理念，那么，当他再回到可见世界，他就能够洞明世事，更能够将事务处理得得心应手。
所以只有解开这些人灵魂上的束缚，让他们到达更高境界，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城邦服务。
当然一旦到了上层，有些人会沉湎于更高的理性和知识，不愿意下来拯救下层世界的其他人。
这类人也不能承担城邦统治者的重任，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整体的幸福”，而不是“某个阶级特殊的幸福”。
那些勇于负责的哲学家能够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而且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因为城邦对他们寄予重托，给了他们最好的教育。
这种统治者，因为已经把握了真正的善的理念，所以摆脱了世俗名利的桎梏，并不热爱权力，又因为他们不热爱权力，恰恰使他们成为最理想的统治者——他们不会用权力谋私利。
后面这一段的意思和《老子》第二章当中的那一段的意思有些类似，可以参照来读：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怀私欲，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苏格拉底接着讨论如何将这种人才带到洞穴上面的光明世界——其实也还是对统治者进行教育的问题。
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斗士，可是不能仅对他们进行音乐、体操和手艺的训练，因为这些都是不能引导人们进入可知世界的。
所以苏格拉底可是寻找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首先是算术。
有些事物的把握只需要感知就可以了，有些事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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