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课 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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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
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
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
“看戏去了。
”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
“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
”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
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
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
“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
“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
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
”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4、入伍从军: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在此后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和沅水流域,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
在这段时间里,他当过卫兵、班长,司书、书记等中,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觉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
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反促使他以后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
5、初恋:
1920年沈从文在芷江一警察所当办事员的时候,开始了他的初恋。
后因初恋受骗而出走。
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白脸男孩的姐姐,那个女孩细腰长身,两眼脉脉含情,情窦初开的沈从文仿佛着了魔,相信那个男孩子的话,认为那女孩也爱着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这种被爱的感觉,弄得他有些魂不守舍。
他无日无夜的为那个女孩子赶写旧体诗,那个男孩自然就是他的信使,后来男孩不断的向他借钱,后来男孩和他的姐姐都消失了,沈从文被骗走了1000多块钱,沈从文这才明白他自己吃了个哑巴亏,失落了一大笔钱,沈从文因为初恋受骗感到很丢人,最后也逃离了那个地方。
6、求学、写作:
1922年沈从文受五四余波影响,只身离开湘西到北京。
他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
在北京大学旁听。
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学习写作。
我们知道沈从文来到北京之后,起先可是贫困潦倒,饭都吃不起,经常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1924年是沈从文来京的第三个年头了,他仍旧面对的是自己困居陋室,饥寒交迫,前途茫茫的状况,沈从文感到灰心意冷,在这种情况下中,他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诉说自己的处境,以及心中那股凄苦、愤慨之情,原也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
但是11月13日,郁达夫推开的沈从文的门,郁达夫邀请他吃饭,看他穿的少,走时把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摘下,送给了他,还给了他三块多钱,鼓励他好好写下去。
郁达夫回去以后就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用嬉笑怒骂的嘲讽笔调,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同时他也同情沈从文的处境,但却嘲笑他的打算。
可以说第一个发现沈从文文学才气的是郁达夫,而他最后得以进入文艺界则更多的依靠徐志摩,他经常领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一直参加这种聚会。
1924年他终于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等两篇短文。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可以查到的沈从文刊出的第一篇作品,其实在那一年他写了不少东西向各处投稿,但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家扔进了纸篓。
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
孙伏园1920年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字纸篓里。
沈从文后来说,他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在《晨报》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相继负责后,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那样的专栏内发表。
后来换了徐志摩,他在副刊才得到经常发表作品的机会。
7、沈从文第一次上课: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
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当时他仍然在生活困境里挣扎,那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后经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
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
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
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
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
今天又是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
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
——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遂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
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
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
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
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
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
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
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
……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
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
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
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
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
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
——这些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
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
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
……他好容易开了口。
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
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
他再次陷入窘迫。
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
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
“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
”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
“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
8、沈从文的爱情:
也就是他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的时候,他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沈从文
张兆和在当时在中国公学的英语系读书,沈从文在国文系教学,也就是因为沈从文的名气,张兆和经常来旁听沈从文的课程。
那么在旁听的过程中,沈从文显然注意到了张兆和,对张兆和产生了好感。
为了向张兆和表达自己的爱慕,不善言辞的沈从文拿起笔,写下了给张兆和的第一封情书。
然而第一封情书发出很长时间,沈从文都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但是,首次的碰壁并没有让沈从文的热情冷却下来,他开始频繁地给张兆和写情书。
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胡适的离开,使沈从文不能在中国公学继续任教。
在离开中国公学之前,沈从文希望自己对张兆和的追求有一个结果。
在7月份的时候,沈从文他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
他给张兆和写信,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追求,那么我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那么张兆和呢误解了沈从文。
她觉得沈从文可能会去自杀,或者可能还会有其它的极端的做法。
她非常的担心。
所以在7月份的时候,张兆和在假期里,她从自己的苏州的家赶到了上海去拜访胡适,她希望胡适给自己一个建议。
她说:
“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
”令张兆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胡适的思想很新,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你有你的自由。
这个话,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意料之外了。
下面的话更出乎意料之外。
胡适说你的父亲跟我是同乡,我也认得他,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
成就你们这段姻缘。
张兆和气得不得了,拿了信就走。
最后张兆和慢慢的被沈从文这种执著劲所感动,也终于默许了沈从文对自己的追求,这一段在情书攻势中展开的师生恋在校园内成为美谈。
但也许真是所谓的“强扭的瓜不甜”,婚后他们的生活不和谐的事情也逐渐出现。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
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
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
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
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而沈从文也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
他甚至告诉张兆和:
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
他这样做的理由是:
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我们说,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
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
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
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
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
悔之晚矣。
应该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
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态度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
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
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
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研究。
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
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心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9、后期:
1933年返回北京,9月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
文艺副刊》,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奖。
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
同年,创作《边城》。
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胜利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的文学副刊。
建国后曾在历史博物馆为展品写标签,后从事文物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
二、沈从文的四段历史悬疑
●沈从文与丁玲同住情谊,一生恩怨
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之间,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过一段美好的朋友之缘和患难之交。
1931年,胡也频遇难,沈从文通过胡适参与营救未遂,随之,沈从文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丁玲的家乡。
在那里住三天后,他们又一同返回上海。
由于帮助营救胡也频和护送丁玲回常德,沈从文失去了在武汉大学的教职。
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
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
沈从文通过胡适营救,丁玲于1936年被释放。
直到1979年以后,丁玲复出,因读沈从文《记丁玲》一书(沈从文写此书时,丁被国民党警方囚禁,直到1979年以后她才看到),对沈产生强烈的不满,并说出伤害沈从文感情之言,尤其是丁玲说沈从文胆小怕事(“他向来胆小,怕受连累”)之语(指沈在胡也频被害、丁玲被捕之时),颇伤沈、丁几十年的情谊,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近于绝交。
沈从文:
(1983年给徐迟的信)
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
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
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
……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编者注:
指冯达,曾与丁玲同居,叛变革命后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
丁玲:
严文井回忆,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
“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
”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
“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
”丁玲对沈从文《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
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
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无法接受。
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
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仔细读《记丁玲》,书中并没有写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
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
“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
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
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
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
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
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沈从文与郭沫若道不同不相为谋
事件回放: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
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
1938年12月,全民抗战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此见解当即被认为是鼓吹抗战停止,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因而被斥为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与抗战无关论”。
以后到1948年郭沫若撰写《斥反动文艺》一文时,更据此批评沈“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证据”之一。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
郭沫若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
从此后,沈从文退出文坛,转到文物部门工作去了。
旁观者语:
吴宏聪:
(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
沈从文和郭沫若解放后基本处于不相往来的状态。
如果说二人也曾有过某种接触的话,那就是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这本书里出现了一篇郭沫若在1964年就已写好的《序言》。
全文只有不到200字,没有提到沈从文,也没有提到这本书,居然也是序言。
原来这本书是周总理提出要写的,所以当1964年出版社请郭沫若写篇序言时,郭既不好拒绝,就写出了这样一篇被人称为“用心良苦”的序言。
●沈从文与鲁迅英雄惜英雄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
他们曾经同时在文坛上叱咤一时,同时卷进这些那些的文人口水骂中,为某些朋友在论争中互骂过,误解过,惺惺相惜过。
沈从文所受的启蒙教育,有鲁迅的一份子。
当年湘西土著军队的一个小军官,因为《新青年》等几种鼓吹新思想的刊物,开始睁开眼睛看外面世界。
1924年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当时胡也频与丁玲正处于热恋中,三个文学青年的友谊之深,竟然连诗的形式、原稿字迹和喜好的稿纸都一模一样。
三人这同一习惯,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
1925年4月丁玲写信向鲁迅求援,孙伏园看到信后,说笔迹很像休芸芸,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
(《鲁迅书信集》第72页)
1933年沈从文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为“海派”,说“海派”是“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须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由此引起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鲁迅写了《“京派”与“海派”》一文,批驳了沈从文观点,对“京派”与“海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是还是希望“京派”利用研究或创作上的优越环境,“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1935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认为文坛的论争是“私骂”性的“争斗”,把争斗的双方都看成丑角,“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
”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在举出沈从文的大段言论后对其进行严肃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由过去的贬多于褒,转而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
1936年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将沈从文与茅盾和丁玲等并提,不仅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指出了他以短篇小说闻名的特点。
1947年,沈从文为鲁迅逝世11周年而写的《学鲁迅》,把鲁迅对文学的贡献评价为“明确而永久的”,尊鲁迅为“乡土文学”的“领路者”,而且明确表白自己从鲁迅小说中受到鼓励。
●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遗憾
马悦然(原载于台湾《联合报》副刊2000年10月13日)
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
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
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
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
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
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
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从此被中断了。
沈从文的创作
一、沈从文与“京派”
(一)“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主要阵地《水星》、《骆驼草》、《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
1、“京派”作家:
在小说方面,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师陀)、凌叔华、后来的汪曾祺等。
在散文方面,主要有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还有沈从文、芦焚和后起之秀吴伯萧等。
在诗歌方面,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
在戏剧方面,主要有李健吾(刘西渭)、林徽因等。
在理论方面,主要有朱光潜和李健吾等。
2、京派小说的特征:
A、在视角上,往往以“乡下人”目光,从乡村与城市比照中建构文学世界。
B、在题材上,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
C、在风格上,倾向于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既有乡野质朴之美,又带古朴之风。
D、在表现上,形式感强,讲求叙事,作品有“文章之美”,以抒情散文体见长。
(二)代表作家:
1、沈从文《边城》《长河》《绅士的太太》等。
2、废名:
京派小说“鼻祖”。
“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桥》、《竹林的故事》。
3、萧乾:
短篇集《篱下集》、《栗子》。
以童真的眼光看世界,带有自传性。
二、《边城》赏析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原载于1934年《国闻周报》第11卷中,1934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沈从文谈到他的创作动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