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课程教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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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世纪时阿拉伯的阿维罗伊主义亦对经院哲学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西方哲学的历史分期也与世界历史的历史分期并不完全一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都有其相对完整的自身延续和演变的历程。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主要指的是一种区别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独特的哲学形态。
然而，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统称为哲学并不是没有疑义的。
严格说来，哲学之为哲学乃是希腊人的创造，它后来源远流长，形成了蔚然大观的西方哲学，而印度或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哲学。
然而，这并不是说印度或中国的思想家没有思考过类似的哲学问题，只是说在它们那里不存在西方哲学形态那样的哲学。
实际上，上述关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划分所依据的标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例如中国哲学史最初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从浩瀚的古代思想材料中疏理出来的。
必须强调的是，当我们说印度与中国不存在西方哲学式的哲学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这一方面比西方落后。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它们由于多种方面的差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在这里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最高的意识形态称之为“思想”，因为“思想”的普遍性似乎比“哲学”更大一些。
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哲学”，那么毫无疑问，由此来划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应当不成问题。
所以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我们仍然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将世界上的思想形态区分为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
不过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考虑到比较哲学尚不具备起码的基本条件，我们不准备通过明确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别来说明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顾名思义，所谓西方哲学史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西方哲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
但是，仅此而已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西方哲学史的确切含义。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了解西方哲学史的确切含义，首先需要了解诸如哲学和哲学史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而，哲学和哲学史的这些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家、甚至同一位哲学家那里，其意义不仅有所不同，而且始终处在演变之中，因而很难给予比较确切一致的规定。
由此可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返回到源头，从哲学的产生，或者说，从哲学问题的产生，来说明哲学的本性。
一、哲学问题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这门学科的人来说，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
”或者“什么是哲学？
”的问题。
即使是比较了解哲学的人，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哲学的意义往往是晦暗不明的。
表面看起来，“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在日常语言中是没有区别的，它们追问的是一回事，亦即哲学的意义或定义，但是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区别对待的。
通常当我们问“哲学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迄今为止哲学“事实上是什么”，而当我们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则很可能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被称作哲学，或者说，哲学“应该是什么”。
显然，哲学事实上是什么并不意味着哲学就应该是什么，反之，哲学应该是什么也并不意味着哲学已经象它应该是的那样实际上是什么了。
哲学史当然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它所描述的就是迄今为止哲学思想的历史，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哲学史并不是已成过去的死材料的简单堆积，而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运动过程。
于是，我们就涉及到了第二方面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通过对“哲学是什么”的考察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了解哲学史的含义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哲学。
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家，却各自有其不同的规定，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
一门历史如此悠久的学科竟然在最基本的规定上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难怪人们要对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实在令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将哲学规定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并且通过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它的地位。
在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我们可以把哲学同科学和宗教作一番比较。
就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论，哲学似乎居于这两者之间。
一般说来，科学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诉诸于理性而以自然为其认识的对象；
宗教产生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理想，亦即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上关注人类的来源与归宿，它诉诸于情感而以超自然的存在作为其信仰的对象。
至于哲学，它一方面象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但又象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其希图实现的理想，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的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就凸现出了哲学不同寻常的特殊性。
哲学的这一特殊地位无疑是它的“长处”：
科学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以及世界观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宗教虽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但是由于它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因而缺少理论的力量和理性的普遍性。
然而，哲学的这一“长处”恰恰也是它的“短处”：
哲学以理性为基础，但是却由于其对象的缘故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即所谓的“科学性”；
哲学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对象，但是由于它主要以理性的方法为认识手段，而这种手段难以通达终极关怀的境界，所以又不如宗教信仰那样自有其方便的法门。
于是，当哲学试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
就此而言，哲学家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主张“爱智慧”而不自诩为“有智慧”，因为他们明白有限的知识与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的智慧是不同的：
知识可以占有，而智慧则只能热爱。
然而，在人类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激励下，哲学家们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致力于使哲学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甚至成为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并且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
当然，由于这一理想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追根寻源，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与它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蔚然大观一样，都是出于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
对希腊人来说，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
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thaumazein）而开始哲学思考的。
他一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
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而一个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显然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
因此也许一切知识都比哲学更有用处，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
显然，求知、知识或科学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含义与后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希腊人追求知识并没有实用的目的，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
然而，由于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现实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的标准，加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使之被看作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因此既然自然科学是普遍必然的知识，那么哲学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成为普遍必然的科学，似乎唯其如此才能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
于是，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便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
然而，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因而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
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或者说，一般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者说它们没有一致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法，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称这类问题为“难题”。
实际上，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
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呢？
简言之，原因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
因为他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
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
这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人类来说是性命攸关的。
所以，哲学问题大多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又不得不追问的难题。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例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有关的问题。
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如认识论的问题、逻辑学的问题、伦理学的问题、美学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政治哲学的问题等等就是如此。
不过，虽然这些问题不象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
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
哲学问题不仅有历史性，而且有时代的特点。
一方面就哲学这门学科而论，有一些一般性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必然会关注的，例如哲学的性质、方法和它的各个部门的主要问题等等，尽管他们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甚至有时这些问题还会发生形态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因而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言，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些富于时代特色的、具有特殊性的哲学问题。
例如晚期希腊哲学以伦理学为主要问题，中世纪经院哲学以调和理性与信仰为主要的哲学问题，而18世纪法国哲学最关注的是启蒙问题等等。
哲学具有理想性的特点，它不仅关注终极关怀的最高理想，同时也关注现实生活的现实理想，例如在一种历史现实尚未过去的时候，哲学就从理想性的角度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当这一现实行将过去的时候，哲学则以其理想性而参与塑造新的时代精神。
既然社会历史始终处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之中，那么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亦同样处在变化之中。
不仅如此，哲学问题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如果一个哲学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肯定是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问题。
而当一个哲学问题获得了某种解决的方式之后，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又会引出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当一个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不仅要从历史上继承一些普遍的哲学问题，而且要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要问题，同时他的哲学思考、他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代表人类精神对于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的记录，换言之，所谓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之中，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里，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
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把哲学史可以看作问题史。
二、哲学史
学习哲学必须学习哲学史，这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基本特征。
通常我们学习一门科学不一定非要学习它的历史，例如学习数学不必非要学习数学史，学习物理学也不必非要学习物理学史。
因为一门科学的所有成果包括最新的成果都凝聚在这门知识的最新形态之中，我们只要拿过来学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换言之，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留存在当前的知识载体之中。
哲学就不同了。
哲学的“知识”不是积累的结果，而是只存在于哲学史中，所以离开了哲学史就没有哲学。
因此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
当然，“哲学是哲学史”，这并不是我们的新发明，而是黑格尔首创的思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理解上与他的观点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不容否认，黑格尔作为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寻找哲学思想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并且把哲学史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发展史，认为越是在后的哲学思想，由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因而就越是接近于真理，于是整个哲学史不过是“一种”哲学的自我运动、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的过程。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意义上说，黑格尔揭示了哲学思想深刻的历史背景，说明了思想发展的辩证运动，以及思想与思想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内在关联。
但是从消极意义上说，黑格尔从古典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秉承使哲学成为科学或“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理想，试图使哲学成为科学，这种哲学史观尽管看起来非常系统、规整并且合乎逻辑，但是实际上它不仅混淆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而且掩盖了哲学思想的本性。
所以，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含义与黑格尔正好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之所以就是哲学史，乃是因为哲学史是“一种”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
而在我们看来，哲学史上存在着许多种哲学，没有一种哲学可以代表所有的哲学而被看作是哲学本身，所以哲学只能是哲学史。
显然，哲学与一般所说的科学即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如前所述，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人类精神由于其本性决定了它不得不追问这些难题，虽然它们永远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
因此，哲学与科学是有区别的。
如果我们可以将科学知识看作是某种直线式的知识积累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是一个永远围绕着“智慧”这个圆心而旋转的立体圆周运动。
这个无限大的立体圆周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标志着一条哲学运思的道路，每一条哲学运思之路都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典型，或者说它们是“路标”或“里程碑”。
由于它们把追问智慧之境界的某种方式推进到了极致，以致于后人要想继续追问哲学问题，就只能另辟奚径，换一条路走，因为前面的道路虽然都指向智慧的境界，但是又都被证明是“此路不通”的。
换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代表着一条哲学运思之路，而每一条道路都具有永恒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不能代替柏拉图，黑格尔也不能代替康德。
当然，无可否认，哲学史上的思想都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事哲学思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都将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被融入了后人的思想之中。
恰恰相反，由于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解答就构成了一条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所有哲学运思之路的最终目标都指向至高无上的智慧境界，虽然这一智慧境界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现实地通达这一境界，然而却无法阻止人类精神去实现自己终极关怀的最高理想，而每一条哲学思想之路都代表着对哲学问题的一种典型的解答方式，于是那条条道路就一同构成了一幅开放性的哲学景观：
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思想之路“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或学问。
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哲学的运动则似乎是“齐头并进”的。
就知识的占有程度而论，现代人肯定比古代人高得多，但是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古代人与现代人至少是可以比肩并立的。
现在任何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都是被称为医学始祖的希波克拉底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即使是当代的大哲学家也不敢说他就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所以，当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或“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因而我们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源头；
而且也意味着哲学应该是一门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理论学科，因为返回源头的目的并不是要走回头路，而是为了开辟新的方向。
所以，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并不是因为哲学家无能，而是哲学问题之本性使然。
不仅如此，哲学不是科学也并不是哲学的缺陷，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视之为哲学不同寻常的“优越性”，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精神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
应该承认，人类不同于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是一种非现成的、非凝固的、始终处在生成过程之中的因而是开放的或自由的存在，因而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这就意味着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对象，亦是一种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
如果我们非要使哲学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那么就有可能使这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凝固化、有限化，对象化甚至物化，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南辕北辙”，与我们希望实现的理想背道而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哲学或哲学史看作是一种“问题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是一个由哲学问题和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交织在一起的开放性系统，每一位哲学家都是根据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这一“经纬度”来确定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
然而，当我们不是把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看作是哲学的耻辱，而是看作哲学的本性的时候，当我们不是把哲学史看作知识的历史而是看作问题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理论学科的时候，换言之，当我们把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或哲学史，它似乎变成了一个堆放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的杂乱无章的“仓库”，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规律性，以致于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是一门学问。
首先应该承认，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这是事实。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史只是某种彼此之间毫无内在联系的理论学说的汇集，或者只有象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或学说一方面相互之间的确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就构成了哲学史之思想的独特的律动。
如前所述，哲学不象科学那样是某种直线式知识积累的运动过程，而是类似某种无限开放的圆周运动。
例如科学知识的进步经常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的不断地深化，而哲学的运动却总是在哲学问题上不断地变换立场、观点和方法。
综上所述，哲学与科学不同，用衡量科学知识的标准来衡量哲学当然是不恰当的。
不过，当人们以哲学不是科学来批评哲学，或是以哲学是科学来维护哲学的时候，虽然他们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倒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误解了自己的本性。
传统的西方哲学或古典哲学一向以科学自居，而且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
然而误解归误解，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哲学是没有意义的。
无论哲学以什么东西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无论哲学采取什么样的认识方法，无论哲学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它都有可能在“终极关怀”、思维方式、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道德境界和人生理想等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此说来，我们也不应该狭隘地理解知识，以为只有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才是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不同，或是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的知识就不是知识。
其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现代人已经不会象一、二百年前或是三、四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把科学看作是具有绝对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了。
总而言之，哲学虽然与科学不同，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更何况哲学对人类精神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学习哲学史的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历史地辩证地和具体地分析、理解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思想与思想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体现着而且也在塑造着时代的精神。
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的争论存在着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立场差别，在方法问题上也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矛盾，但是过去我们却往往教条主义地理解这种差别和矛盾，并且将抽象到这样或那样的哲学立场看作是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所在，这就把丰富多采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想简单化了。
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既阻碍了我们恰当地理解历史上的哲学思想，亦妨碍了我们吸取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精华。
我们必须切记，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灵魂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它也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和完善着自身。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我们可以把学习西方哲学史的方法具体概括为“对话”的方法。
其实，“对话”（dialogue）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义。
学习西方哲学史不仅是学习知识，即知道哲学家们都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哲学家们“因为”什么说和“为什么”这样说，换言之，应该了解哲学家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解决哲学问题的不同方式。
因此，学习西方哲学史首先要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究竟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否则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有关哲学家思想的“知识”，而无法了解哲学家思想的精髓或内在的精神。
这种以“问题”为核心的学习方法，就是“对话”的方法。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因而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作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
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而实现的。
然而，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
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而且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将永远面临的难题。
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的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
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作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作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
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存在的组成部分。
我们之所以说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思想，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
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因为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
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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