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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会前村
18、小湛山村
19、青岛村
20、大麦岛村
21、东吴家村
正文：
1、南屋石村
撰稿人：
刘锦
自十梅庵村往东,过青银公路,有一条新修的公路蜿蜒通向群山环绕的小山坳。
东行约3公里,重峦叠嶂中,只见溪水于山石间叮咚跳跃,大片的桃树、梨树、杏树遍植公路两旁。
在这万绿丛中掩映着仨自然村：
一进坳口的是云头崮村,北边的是猪头石村,沿溪水再向东一点就是南屋石村了。
南屋石村是一个美得让人惊叹的小山村,套一句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名句“环‘村’皆山也”来形容再贴切不过,村里农舍参差错落,卧在大山的臂弯里幽静又悠然。
村周围的山坡上,是勤劳的山民们开垦的层层梯田,山溪从村里穿过,石块砌成的房屋依山而建、傍水而筑,真正是“群峰竞秀绕侬家,流水当门石径斜。
”村前村后、院里院外种满了果树,春来看花,秋天收果,枝叶横斜清香浮动,南屋石村一年四季就像四幅景色不同的山水画卷,令人陶醉其中。
现在,你想要在阳春三月寻找春的消息,就上这来看看吧,一夜春风吹来,小小的南屋石村凡是目光所到之处,梨花如雪、杏花如烟、桃花如霞,还有那团团青雾般乍吐绿的柳叶,看得人的心就像花儿般舒展着了。
南屋石村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说到南屋石村的建立,得从即墨黄家说起,当时即墨有五大姓：
周、黄、兰、杨、郭,俱是名门望族,其中以黄家最为杰出。
据说明清两朝中黄家共出过8名进士,28名举人,无数的贡生、监生、秀才,黄家人在京城和各府州县做官的为数不少。
黄氏家族中最杰出的又为黄嘉善,明代万历5年（1577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死后加封太子太保。
（黄嘉善死后葬在小水清沟村旁,祖孙三代三座大墓占地几十亩,人称“黄家茔”,墓侧立有牌坊、石人、石马等,气势恢宏。
黄嘉善之孙黄培也葬其中,黄培就是清初即墨文字冤狱的主角,被康熙处以极刑,株连长江南北共二百多人,著名学者顾炎武亦被牵连其中。
黄家雇来看坟的王、孙等人家形成一个小村“黄家营村”,后划归小水清沟村。
）南屋石村所在的这一片山脉是当年皇帝赐予黄嘉善封地的一部分,黄家家大业大无暇顾及,山里人迹罕至,漫山生着野花椒树,黄家就请即墨的亲戚袁姓和宫姓来这里看山,以山上野生花椒的收益为报酬。
据乾隆17年（1752年）初修、光绪26年（1902年）重修、1999年再修的《宫氏族谱》记载,顺治10年（1653年）城阳袁家先来到小山坳里,18年后的康熙10年,即墨大韩村的宫德山又受黄家委托进山,宫家来到山里见一道南北方向宽约百米的山梁,袁家已在山梁的东侧定居,宫家就在山梁的西侧搭房建屋,至今已传了12代。
袁家聚居处被称为“东涧”,宫家聚居处称为“西涧”。
又过了些年刘姓和曲姓陆续迁来,山梁上也盖了房子,形成了一个小山村,人们依村东南山坡上的一块长方形巨石为村名,称作“南卧石村”。
这块巨石,如三间屋大,刀削斧劈般周正。
崂山上的石头本就鬼斧神工千奇百怪,大自然的大手笔雕出无数神形兼备的奇石趣石,令人叹为观止,可方方正正兀立在山顶任凭风吹雨打霜侵雪欺,千万年过去仍像这般刀削般整齐的巨石恐怕不多。
特别是在薄雾缭绕烟笼山坞的时候,抬头向大石望去,影影绰绰的就像谁家将一排宅子盖在村南坡上,村民们于是又将“南卧石村”改称“南屋石村”。
只可惜在上世纪中期这块大石被村民凿成石条盖了房子,再讲村名来历时,没有了实物佐证,只能凭后人们自己去想像了。
南屋石村东面的两座山头之间,有一块细高的石头凭空而立,十分抢眼,它的形状也十分奇特,像极了一位老婆婆伏在老汉的背上,老汉上身微微前倾似乎要移步向前；
倘若再接近些看,老汉的胡子、老婆婆的发髻都是那么清晰逼真,这是崂山的一处趣石景观——— 有名的“姜老背姜婆”。
传说那是姜子牙完成了封神任务后,背着老伴欲往东海去,飞到这个小山坳上空时,不经意向下看了一眼,就被这里的美景迷住,停下来歇息观景,再也不舍得离去。
多少年来,这对恩爱的老夫妻就这样依偎着,注视着小山坳里的变迁发展,向山民们展示着他们永恒的亲情。
村南的山上两个悬崖之间有座天然石桥相连,在石桥面上可看到一串清晰的驴蹄印,传说是张果老倒骑着毛驴打从桥上过踩上的。
人们称这山涧为“天桥涧”,那天然石桥就是“天桥”,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顺利安全地通过这座险峻的悬空石桥。
从南屋石村向西北走,地势陡低,深深的沟底是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远远的一片红瓦白墙错落在山坡上,漂亮极了。
因为这个小村背倚的山头极像猪头的形状,小村的名字就叫作“猪头石村”。
猪头石村西北是一座小水库,相传此处有一巨石平坦高耸,是当年楚霸王项羽在此修筑的烽火台,这个小水库就得名“霸王台水库”了。
小水库修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当时农业合作社成立后,山坳四周山坡上果林初具规模,灌溉用水明显不足,政府经勘探设计,借着水源山势修了这个小水库。
小水库储的是真正的崂山泉水,那一泓碧水波光如镜绵软如绸,清澈得如同从十月晴空上裁下的一段碧蓝,镶嵌在青山脚下,倒映着绿树白云；
掬一捧入口,清爽爽甜丝丝像加了糖。
原来,淙淙的山溪从南屋石山岩里渗出,一年四季不枯不竭,丁丁冬冬穿过南屋石村,再向西一弯流经猪头石村入霸王台水库。
老乡们说,这一水库的水平日里是不动用的,只在崂山水库水量减少时才输送过去做补充。
南屋石山溪水质特别清冽甘甜,据说这方水土滋养出来的姑娘特别白嫩细腻,有句民谣说得好：
“丹山头,小水脚,云头崮的闺女不用说。
”意思就是丹山村的姑娘最会梳头,小水村的姑娘脚最周正,可云头崮（包括猪头石和南屋石）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养出的姑娘,不论哪里都漂亮,漂亮到没啥可挑剔之处。
近几年它的上游建了个矿泉水厂,下游溪水锐减,溪面已经窄细了很多,可每天从市区里骑摩托车、自行车赶来取水回去冲茶的青岛人仍是络绎不绝；
而得天独厚几十年来饮用这条溪水的南屋石村民,却又另觅到一股好水,他们集资安装了输水管道,从东边的山峦深处引来更甜的山泉直通各家各户,享受着让“市里人”眼热的新鲜和甘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来自即墨的农民走进大山,他们的衣食就全部来自山的赐予。
这里盛产杏子和桃子,甘美的山水浇灌出的桃杏鲜甜如饴,山上的金针菜、拳头菜、松菇是上等的山珍。
前些年这个山坳里还生产盖房用的方石和石条。
据内行人说,虽然崂山漫山遍野都是石头,可有的山上石质松软,有的山上石块切割不成直角,用凿子一打就是斜碴,而这个山坳里的石头颜色青灰淡雅,凿出来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用来砌窗台以下的墙基不但漂亮又结实,所以这个村里出了不少石匠,以打石为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里成立了采石场,每天都有拖拉机进山来买石条盖房。
可正是因为过度地采石,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山体被挖成灰白色的大坑,让人痛惜不已。
南屋石村的村民们自从定居在这个僻静的小山坳里,就过着简单清贫然而恬淡无求的日子,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的老人甚至一生没有沿着那条山路走出来过,可是在日本侵华时期,国民党的“青保”驻扎在崂山里,这个小山村也不断地遭到骚扰。
1949年国民党军队去宝岛台湾前四处抓兵,山坳里的青年人都躲进四周山上的山洞里,连山外很多人也觉得这里与世隔绝,结伴进坳钻进山洞藏身,可那天偏偏被国民党军队堵个正着,共抓走青壮年三百多人,光是南屋石村就有五十多名,而且大都是家里的壮劳力顶梁柱。
那一天成为山里山外的村民们记忆中最悲惨难忘的日子,几百个残破的家庭哭声震天。
南屋石村有个姓宫的青年,被抓时年轻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几个月后儿子出生,妻子历尽千辛万苦把儿子拉扯大,娶上媳妇生了孙子,黑发熬成白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姓宫的青年已成年近古稀的老人,才得以回到故乡,可怜他的妻子终于没能捱到丈夫回来,在无望的期盼中郁郁而亡。
年近半百的儿子第一次见到父亲,在那堆黄土之前,父子二人泣不成声。
南屋石村,这个如诗如画如仙境的小山村,竟然承载了那么多时代的悲剧和痛苦,怎能不让人叹息。
上世纪30年代,宫家的宫垂臻正当二十多岁,他不甘心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一生伺弄果树采集松菇,动员两个兄弟一起出去“闯世界”。
兄弟三人来到青岛,进了最有名气的震泰服装厂当学徒。
震泰服装厂在海泊路上,门头高气派大,以工艺精良的西装名扬岛城,当年岛城的有钱人家是非震泰的西装不穿的。
解放后震泰名声不减,做的成衣成为青岛人时尚的追求。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凡是讲究穿戴的年轻人,用掉一个月那三十多元的工资买上一米毛料做裤子,都愿意上震泰的门市部去加工,穿着“震泰的毛料裤子”曾经是很骄傲的,那劲头不亚于今天穿一件进口的“皮尔·
卡丹”。
宫垂臻弟兄三人出徒后各自开了间服装店,宫垂臻的小店叫作“福利洋服店”。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民不聊生,很多小服装店纷纷关闭,惟独福利洋服店因收费低廉工艺精湛一直挺住了。
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因沧口工厂多,大批工人聚居在繁华的沧口大马路一带,宫垂臻瞅准这个商机,把小店迁至沧口的营子村,极受顾客欢迎,沧口街上都知道来了一位震泰的裁缝师傅。
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沧口区的私人成衣铺、靴鞋店合并,组成第三靴鞋厂,1958年又分成青岛第三被服厂（后更名为青岛第三服装厂）和第六靴鞋厂,并厂时全厂评了三个八级工,就是宫家两兄弟和他们的徒弟小徐。
宫垂臻的技术全厂第一,每年进厂的新工人,都由宫垂臻讲课培训,他教给徒弟们正宗的震泰剪裁方法,手把手地教他们锁扣眼、缲衣边,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服装厂的技术骨干,从中提拔了几任厂长书记,还有一位担任了青岛市服装公司经理。
当年,宫垂臻那精湛的裁缝技艺成了南屋石村老宫家的骄傲。
南屋石村坐落在小山坳的最深处,层层叠叠的大山把它包围着,外面精彩的世界诱惑着新一代的南屋石人,如今,他们中有一些人从祖辈居住了几百年的山坳里迁出来,在青银公路边建了南屋石新村,盖起了新房,也享受起现代科技带来的新生活……
2、西流庄
西流庄坐落在重庆路与晓翁村之间,有一千多户人家,村民们多姓褚、姜、马。
十字交叉的振华路和永清路将西流庄切割成四部分,就像一个平面中的四个象限。
随着1998年振华路的拓宽,本来就显得松散的四个部分更加若即若离,就如同独立的几个村子。
实际上过去的西流庄包含着5个小村子,有4个村曾在地名登记中拥有正式的村名。
历史上的西流庄分分合合,上个世纪50年代后又总称西流庄。
这几个小村分布相对独立,十字路口的西南部分是褚氏家族聚居之处,称为褚家西流庄。
东南部分因姓马的人家先搬来,称作马家庄,又叫东南屋。
西北部分姜姓人聚居在此,称作姜家西流庄,又叫西北屋；
再向北,本是一大片坟茔和荒地,1956年国棉六厂征地盖起自建宿舍,市教育局1958年建了青岛31中学,1971年,西流庄生产大队为解决村民们住房困难,将荒坟平整建了201户平房小独院,各姓都有迁过去的,派出所立户籍称为西流庄北村。
十字路口的东北,原本也是坟茔、空地和沟壑,1963年西流庄生产大队在大沟的基础上挖土筑坝建了一个面积36亩、贮水13万立方米的西流庄水库,用来浇灌菜地。
西流庄村民在1982年就全部农转非,大片菜地被征用,村子里也盖起了厂房、居民楼,水库失去原有的作用,现在已经改建为水上公园,成了一处风景秀丽的休闲之地。
西流庄在300年前建村时,被称作新入庄。
据沧口区政协1992年出版的《沧口文史资料》记载：
1914年日本侵略中国取代德国在青岛的统治后,日本驻沧口的衙门办公事行文时,错把新入庄译为“西流庄”,当时的地保刘维忠将新村名告知乡亲们,可大家不敢去衙门纠正,也就默认了“西流庄”这个村名。
西流庄分成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是1935年的事了,据民国24年《警务月刊》记载：
“该村原为二姓,各具独占形式,相距甚近,以两姓不睦办事困难,划为两村,即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
”文中所谓的“不睦”是这样引发的：
当时每年冬季农闲时乡里要组织青壮年“站队”操练,可大家都不愿意参加,村里只好按名额分配褚姜两姓各出一半人员。
1934年冬分配下来的是单数,多出来的这个名额两姓都不肯接受,几次言来语去就发生了争吵,以至械斗。
姜家一群小伙子冲进褚家祠堂,将祠堂打了个落花流水,矛盾由此升级,最后导致了一村变二庄。
今天的老人们说起那段往事,大家都掩不住笑意：
为区区小事竟闹到动手打架,居然还分成两个村子,真是不可思议,许是大冬天闲着没事干在家里窝出火气来了吧。
褚姜两姓分了村相处反倒融洽了,男娶女嫁姻缘不断亲情绵绵。
解放后两个村又合称西流庄,70年前分村的故事早已被大家忘怀了。
在晓翁村和褚家西流庄之间,60年前曾经形成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叫做窝铺村。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日本侵略军在沧口扩建飞机场,强行征用达翁村居民土地,达翁村居民被迫迁至一公里外的达翁新村。
当时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被强迁的村民有的搬到新村去了,有的到附近村里投亲靠友,有些穷苦人家无力盖房,就搬到西流庄西侧这片空地上搭窝棚居住,所以就得了“窝铺村”的名字。
窝铺村上世纪50年代正式划入了西流庄。
褚家西流庄的居民以褚氏家族为主。
关于褚姓的来历,一种说法由老人们口头相传,说是在明朝永乐初年褚氏由云南迁入崂山的河南村,三百多年前又迁至新入庄。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光绪25年（1899年）褚家七世褚守信牵头修纂的《褚氏族谱》记载：
“当日原居掖县,后迁即墨,住新入庄,历传十世,并未闻及祖所自出,亦安知来自何年、是几世祖。
”从族谱所记内容看,后人们只知祖上曾住在掖县,却无法考究祖先们何年何时自何处迁居掖县的；
族谱记载了三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褚长志的从掖县迁居崂山河南庄（当时称崂山为即墨）,褚氏家人尊诸长志为始祖。
长志生子连柏、连松,连松的独子永福迁徙到新入庄定居后,在新入庄也就是现在的西流庄已传了十三世。
褚家祠堂在振华路南,现在是晓翁村企业总公司的仓库。
1938年褚家在祠堂里办学,收了三十多名学生,都坐在一间大屋里,由从侯家庄请来的私塾先生杨丕元教书。
学生们分三个层次,乍进学堂门的学 《三字经》,学完《三字经》的孩子学《百家姓》,最大的孩子念《论语》,杨先生一个人轮流施教。
他随身带一根极沉重的乌木戒尺,约有一寸半宽一尺多长,已经用得油光水滑,哪个孩子调皮捣蛋或没背熟功课,就得伸出手来打手板。
先生的戒尺一家伙打下去,手心就肿成发面包子,所以孩子们对打手心深恶痛绝,每次挨打时都斜着眼睛瞅着先生扬起的手臂,常常瞅准了戒尺落下的刹那间快速把手抽回,这时杨先生正卯足了全身的劲死命打下去呢,戒尺打落了空就会把他 “闪”一下,杨先生的膀子就这样被闪掉下好几回。
先生掉了膀子去找人“拿环”,不用上课的学生就在祠堂里欢呼“解放”。
1939年,两个祠堂的私塾都撤掉了,西流庄的孩子们都到公立沧口小学（现永宁路小学）上“洋学”。
沧口小学建于1913年,是德国侵占青岛后在沧口地区建立的第二所小学,称为“沧口蒙养小学”。
沧口地区第一所小学在徐家宋戈庄,1906年建,称为胶澳帝埠宋戈庄蒙养学堂,百姓叫它洋学堂。
蒙养学堂废私塾课,设立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清朝末年称物理化学等学科为格致）、外语等课程,学制5年；
德国统治时期开德语课,日占时期开日语课。
1922年,我国政府从日本侵略者收回青岛后,将青岛的小学区划为青岛区、李村区和仙家寨区。
仙家寨学区包括沧口地区,有三所公立小学：
公立沧口初级小学校、公立宋戈庄初级小学校和公立枣园初级小学校。
沧口小学校总校在沧台路,并设晓翁村及西流庄两个分校。
1934年筹资在永宁路盖起了漂亮的教学楼,三处学校都迁入永宁路新校舍。
日本第二次侵华,学校停课,到1939年复课时,各村的私塾都基本停办,学生们都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那时候,沧口小学请潍坊的郭老师夫妇教书,郭老师教算学,他的妻子于庆芳教国文。
1942年,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兰贵贤接管沧口小学,每到周二,兰贵贤给学生们上日语课,逢他有事不能来上课时,就叫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陈兰香给大家念书。
小姑娘的父亲在沧口大马路开当铺,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她能讲流利的日语,就成了同学们的“代课老师”。
时隔60年,曾在沧口小学上学的老人们虽然把日语忘得差不多了,可那个小代课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大家念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西流庄的村民以务农为主,村里的土地多数在重庆路两侧,都是平展展的上好肥田。
到现在,这大片的土地上虽然早已建了工厂,修了公路,盖了楼房,但老一代的人非常为自家村中拥有的好地自豪,他们说土改时将土地划分为26个等级,像东南山村那些贫瘠的山地只卡十五六级,而西流庄的地大部分是26级,是最高级的,这些肥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生产的蔬菜特别水灵鲜美。
可在解放前就是守着这么肥沃的土地,西流庄的村民们照旧贫困,姜伦阁老人至今忘不了上个世纪30年代那些食不果腹的日子,每当秋天收完芋头,父亲带着他把本应丢弃的芋头叶切碎晒干,留到来年春天缺粮时充饥。
在盛产蔬菜的西流庄,村民们从来不舍得将收获的细菜好菜自己吃,真应了那句“卖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的古老民谣。
那个年代,种地养不活家口,到上世纪40年代日本人在沧口地区建的工厂多了起来,西流庄就出现了一个特有的怪现象,村里的青壮年包括姑娘们都去铁路、四方机厂、纺织厂做工挣钱,却雇着人种地,雇工们大部分是从蓝村来的小伙子
解放后,西流庄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1956和晓翁村、东南山村、窝铺村联合成立了农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1958年又加入了沧口区红星人民公社,后来改称西流庄人民公社,由晓翁生产大队和营子生产大队组成。
公社以生产蔬菜为主,是青岛市区蔬菜供应的主力军,村民们悉心研究蔬菜的培育方法,还涌现出不少的种菜能手。
如上世纪50年代西流庄的村委主任姜伦德,人极聪慧又肯钻研,他担任公社的蔬菜技术员,培育的油菜竟然像棵小型白菜,大家给他一个美名“油菜大王”；
社里还出了“黄瓜大王”崔昭学,种出的黄瓜硕大鲜嫩,让人叹为观止。
有这些能人的努力,市蔬菜公司下达给西流庄公社的生产任务向来超额完成,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今天的西流庄,正在静候旧城改造的到来,大家都盼着住进楼房,过上现代化的新生活。
晓翁村的北面有一座不高的山包,三个小山头紧密相连,人们根据它们相互对应的位置,分别称它们南山、北山、东山。
据1995年8月编篡的《沧口区志·
地理篇》记载：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叫刘忙的男子自云南大槐树地迁徙过来,见到这座无主的小山,就在南山的向阳坡上开荒种地,落户于此,大家就称这山为“刘忙山”、“刘家山”。
几百年下来,刘家的后人都搬到晓翁村居住,而“刘忙山”由于谐音以讹传讹,叫成了“牛毛山”。
这“牛毛”二字倒与刘忙山的山貌特征极其吻合,此山土层单薄树木稀少,就连野草也长不成青葱茂密的样子；
山腰以上的岩石裸露,岩缝砂石间只能生长一种半尺多高、窄叶矮茎粗砺拉手的山草,深秋山草干枯呈黄褐偏红色,稀疏地倒伏着,就像牛身上的短毛,所以“牛毛山”这个名字便极为大家认可。
在牛毛山南山顶上,坐落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子———牛毛山村。
小村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现在住着11户人家,就在两年前小村还没有正式的村名,也少有人攀登上山,倒是邮电局的邮递员十分尽职尽责,50年前就给山顶居住的人家开通了邮路。
这个小村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在地名普查登记中得到承认,2002年住户们的院门口才正式钉上“牛毛山村”的门牌。
牛毛山村最早的居民名叫胡根本。
胡根本是即墨城人,原名胡升本,他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木匠瓦匠都会做,年轻时还能说几句日语。
日军侵华时,胡升本不知怎样冒犯了日本鬼子,为躲避日本人加害,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天津。
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活十分艰难,还丢失了一个女儿,全家人只好又回到青岛。
那时正赶上日本人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迁达翁村,一部分无处可去的穷苦村民在西流庄西侧挖地窖搭窝铺存身,胡升本就随着在窝铺村里住了下来,靠打短工养家。
窝铺村户籍登记时,因他外出打短工去了,村民们又闹不清楚他的名字,就给他登记了个“胡根本”,从此胡升本就变成了胡根本。
1947年前后,窝铺村原本住地窝子的村民都陆续买下地皮盖房,胡根本无钱买地,就去无人管理的牛毛山顶上拾捡石块搭了几间小屋,一家九口搬上牛毛山,成为牛毛山顶的首家居民。
他在住房周围开荒,在这些山岭薄地上种点庄稼,家里孩子多劳力少,过得很辛苦。
1952年,沧口飞机场准备引进苏联喷气式飞机,老旧的跑道和设施要维修扩建,急需大量土建用的碎石子儿。
飞机场为运输方便,确定在离机场不远的牛毛山上采石加工。
沧口大马路上有几个人合伙申请了开采石头的“山照”（现在叫执照）,成立沧口石材联营社,雇着石匠采石,并大量收购石子儿。
原本沉寂的牛毛山一下子热闹起来,漫山遍野是叮叮咚咚敲击石头的声音。
石材联营社雇了一个叫王金堂的管理石场兼着记账。
这个王金堂,是诸城人,1948年来青岛,在沧口大马路租房子住。
他也利用山上现成的石头盖了两间小屋,把妻儿都搬上山来,他的妻子便也加入了打石子儿的队伍。
沧口石材联社为飞机场供应石子整整三年,牛毛山顶的住户也不断增加。
继王金堂之后,石场的王石匠、刘家、于家、张家陆续加盟进来,牛毛山顶就形成了一个10户人家的自然村。
3年后采石场撤走,居民们却不舍得离开这个山顶,仍旧住在这里。
他们每次下山都手提肩抗的从山下带点土回来,在房前屋后造出一块块小园子,种菜种花,荒凉的牛毛山顶渐渐有了生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胡根本、王金堂等每家的成年人都就了业,有了稳定的收入,随着生活的逐渐好转,村民们把矮小简陋的简易房都翻盖一新。
有的住户在单位里分到福利房,或在别处买了房子,就把山顶的房子卖掉,如现在的居民组长金兰芳大妈,就是从老住户手里买下的房子,1970年才搬上山来的。
金兰芳的老伴马大爷,是平度人,从生建机械厂退休,退休前是厂里的技术“大拿”,八级板金工,一手精湛的技艺,今年都80岁了还有朋友来求他帮忙加工一些精致的铁器物件。
金兰芳老人75岁了,虽然身体有病还积极地为村里的时忙里忙外。
当年在牛毛山顶居住,可真需要点勇气,还要克服许多生活上的不便。
先说为何住牛毛山顶要有胆量。
牛毛山是一座荒凉贫瘠的石头山,特别是南山的山坡,几百年来村里只把它当做坟茔地,荒冢累累,几株野生的刺槐夹杂其中。
解放后国家大力开展绿化工作,每年的3·
12植树节有单位到牛毛山上植树造林,培育了一片火炬树。
这种树虽长得不算高大,却耐旱易活,到得金秋十月树叶火红,枝梢头结一穗果实如火炬。
生产队在坟丘之间的空地上栽了大量的棉槐,冬天割条子卖钱,夏秋季节棉槐长成一米多高,枝叶交织如网,山上很少有人走动,满耳是飒飒的风吹树叶响。
再说生活上的不便。
解放初期,牛毛山远离居民住宅区,购买生活用品自是极不方便,最困难的是没有水电。
50年前雨雪都多,当年采石挖的大石窝子成了水湾,长年有水,村民们就在水湾旁边挖了一个50厘米见方的洞,取洞里渗水食用。
到上世纪70年代,气候越来越干旱,水湾干涸,洞里偶有些渗水也很脏,人们只好下山挑水,吃水如吃油那样金贵。
直到文革中期,村民们才各自设法陆续拉上了电线,扔掉了油灯和蜡烛；
上世纪90年代接上自来水管,才算与现代化生活接上了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牛毛山周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前山后成片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生发。
特别是山势最平缓的北山变化最早最快,上世纪80年代初就建满了工厂、宾馆和宿舍,居民小区幽静整洁,道路宽阔整齐,绿化程度高,每到夏季漫步在浓荫覆盖的马路上,望着四周如林的漂亮楼房,谁也想像不到仅在20年前,这里还是砂石缝中衰草瑟瑟的荒山。
自北山在城市建设的推进中消失后,牛毛山剩下两个山头,人们就改称它们为东山和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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