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文化探寻余秋雨《文化苦旅》评赏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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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余秋雨没有吝啬笔墨，而是浓墨重彩，挥挥洒洒，汩汩滔滔。
通过他苦涩的探寻，把死的历史还原成活的形象。
我相信，读过余秋雨《道士塔》这篇散文的人，内心一定受到很大的震撼。
这篇散文所讲述的历史事实，是我们民族的巨大创伤、巨大悲剧。
学戏剧的余秋雨虽然全文都用散文的笔刻画，但经常让人感觉“小说”的精彩，扣人心弦处还不时有类似电影的“镜头”，银幕的“效果”出现，《道士塔》仿佛就是一部“纪录片”，把八九十年前的历史一下子摆到了眼前。
文章写的是作者旅行到甘肃敦煌的莫高窟，由于看到王圆箓道士曾经居住的圆寂塔，回想起本世纪初年，愚蠢的王道士如何莫名其妙地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如何无知地毁掉洞窟内一些珍贵的壁画与雕塑，又如何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而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而当时的政府官员识文物者廖廖，偶识得一些，也成了官员们的贡品。
因此，大量文物除运往西方便是遣散在通往京城的仕途路上，作者想象着被官员们大量糟蹋的经文，痛心地认为这些文物“宁肯放在伦敦的博物馆里。
”（《道士塔》）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
《道士塔》正好应了鲁迅的一句话：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蹋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
（2）虽然时代不同，但同是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思想家的灵魂是相通的。
这篇作品的题材本身，固然深具悲剧性，但敦煌文物被窃取的这个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这早己是既定的事实。
可是，读着《道士塔》，我们会紧张、着急，好象王道士就在眼前，只要我们跟着作者也喊一声“等一等！
”，说不定就能挽回大局，读着这桩我们多少早已听闻的历史案件，会突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使我们感受到心灵的伤痛。
这，完全是因为作者展现题材内容的高明手法。
王道士看管莫高窟，是在20世纪初年，余秋雨在大约80年后写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确信，他对于王道士的认识，完全是经由阅读20世纪初年以后的历史记载。
历史只可能记录王道士在无知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可能记录他“犯罪”当时的思想和一举一动。
可是，余秋雨却以历史记载的实际罪行为本，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组构出八九十年前王道士在进行不可饶恕的文化破坏工作时的细微动作和思想。
这种呈现，完全是“现代化”的表演，充满了戏剧意味。
一幕：
王道士对祠窟里的壁画不大满意，于是着手粉刷洞壁。
“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
”终于，“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于是，“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下石灰的价格。
”他算来算去，觉得石灰价钱偏高，暂时不必粉刷更多的洞窟，这才“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
另一幕：
洞壁既已刷白，王道士认为中座的塑雕过分惹眼。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他想，我是个道士，应该在这里搞几个天师、灵官才对！
于是，借来几个铁锤，“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
这时，一直在场“旁观”的作者，再也压抑不住自己而插入干预：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
“住手！
”我在心里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
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
“请等一等，等一等……”
这一幕又一幕，把王道士的表演渲染得何具传神！
还有一幕是王道士发现了洞壁后满满一洞穴的古物后，所起的反映：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
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
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
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读着这一段，王道士的举止和思想，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马上“看到了”他是何等的愚蠢：
比如：
他捡翻洞穴里堆满的经卷，竟然一边抽着旱烟管，不怕火烧！
他不明白，这些文物代表着我们民族最灿烂的文化，即将犯下滔天大罪让外国人一箱箱把它们运走，“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
”当然，王道士的这些举止和思想，应是纯粹出于作者想象，因为历史家事后的记载，不大可能说起——或考察出——王道士当时抽旱烟管或他误以为是神在酬劳他，等等细节。
然而，唯有经由作者这种透过想象力的“呈现”，我们才能看到与感觉到，王道士确有其人，并且看出他是多么愚昧、多么无知。
外国的学者和冒险家们，为了想偷运几件文物回去，甘愿做任何牺牲，然而，他们抵达时：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道了那个洞窟跟前。
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
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
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
这是何等的讽刺，这又是何等的令人心酸！
直到敦煌的研究专家们选择终身研究敦煌文献，用自我的意志力，企图改变命运的轨道。
在这一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尊严，也看到了中国文化新生的希望。
一个日本学者，终于郑重地向大众承认，敦煌毕竟是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千年的文化成果，可以毁于一旦。
而被毁的原因，有的是无可避免的天灾，但更常见的是原可避免的“人祸”。
望着我们文化的累累伤痕，谁能不由衷地痛惜与慨叹？
我想，《道士塔》之所以被作者安排为《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是因为敦煌洞窟文化，代表着我们民族最灿烂的文化，而它之遭到劫难，正好影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苦旅”中曾经惨遭的灾难。
如此，把《道士塔》列为首篇，便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在立意上，涵盖了全集，也涵盖了我们文化艰苦的全程。
看整个《道士塔》，因为有了如许多的一幕又一幕，把大量的远古史实，绘声绘色地做了形象还原，所以我们“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岁的生命。
”（《莫高窟》）
《道士塔》、《莫高窟》通过复活的历史，写出了中国人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吴江船》等名篇也是如此。
把远古时代的历史一幕幕还原，让读者有更真切的感受。
《阳关雪》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书中对温厚的王维是这样描述的：
“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
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
”通过这种透过想象力的呈现，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王维与友人饮酒作别的感人场面，感受到那种依依惜别但又不是洒泪悲叹、执袂劝阻的唐人风范。
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
《吴江船》中，也写了一次离别，是关于姜夔和范成大之间的离别。
作者写道：
“有一次，他（姜夔）在那里（垂虹桥）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垂虹桥下，姜夔与小红坐船而去，一个吹箫，一个低唱，与岸上的范成大挥泪作别，形成了一幅惜别图。
”
总之，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义无反顾地从他在线装书中所认知的人文山水走进清寂的山道和真正的自然当中。
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新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一声声苍凉的人生浩叹。
二．苦涩的探寻
余秋雨教授的散文，大都结合了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或人物，别出蹊径地写出一些为人所忽视的问题，让人读完之后，或深思或低吟，甚至不能自已。
《西湖梦》就是极好的一例。
在《西湖梦》中，余秋雨教授举重若轻地抓住了三个方面：
一是西湖为“极其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在西湖，通过那些古迹，那些建筑，那些传说，我们可以领略到儒、道、佛等宗教的氛围。
它不是龙门石窟，只住佛门一家，它不是曲阜孔府，只容孔儒一族，它是一个集大成者，什么都有可以在此安家落户而又相安无事。
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因众多教门在此汇集而使它显得多么庄严肃穆。
相反，它是那么热闹、繁华，充满温情。
在这里，宗教与世俗融为一家，不管是宗教对世俗的入侵或者世俗对宗教的接纳与改造，这正是中国文化独特的一面。
因而中国的宗教不象西方那样，它是平和的、世俗的、充满人间情调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性、消化性极强的机制，任何对它单一的确认都是一种误解。
西湖文化令人感兴趣的另一处是它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
西湖为历代名胜，自古文人汇聚，流下了说不尽的文化遗存，为作家就这一方面的思考提供了方便。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直在出与入的矛盾中徘徊。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湖梦》乃至整个《文化苦旅》虽然是对文化的探寻与反思，但这样的探寻与反思不同于真正的学术读者讨论，它具有思辨的风格，这种思辨是建立在具体对象的描写与叙述上的。
比如在谈到知识分子文化时，《西湖梦》便是紧紧围绕西湖历史上的三个有名的文人：
苏东坡、白居易和林逋。
白居易与苏东坡本是有心于天下的治国良才，可是和封建时代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空有一腔热血，却险遭杀身之祸，仕的文化与进的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总难免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
作者遥想白居易与苏东坡被外放来到西湖的心境，并从白堤与苏堤这两处景观去挖掘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可贵的一面。
白居易和苏东坡虽也放歌西湖，但却没有被西湖的美景所俘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白堤与苏堤，正是他们当年为人民办水利的政绩。
所以，作者谈起苏东坡时说他是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人。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由赞叹而变为遗憾和感喟，以白居易和苏东坡这样的人格和才干，给我们留下的也不过就是一段长堤，除此，便是诗文，诗文固然可贵，但是“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肌体中的零件”，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哀，难怪古代知识分子常会看破仕途功名而隐退山水、寄情林泉了。
写到这里，作者顺手拉出了西湖另一文人林逋作为知识分子这另一种人格的代表，他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确乎飘然若仙，白、苏与林逋便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互为补充的两面。
《西湖梦》写得较为激动人心的是通过苏小小与白素贞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透视这一部分，作者从苏小小作为一名妓女为什么被历史连续不断地谈论下来的发问开始，点出了这名中国古代由情至美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图画。
苏小小本是一名纯情少女，她曾希望有一个如意郎君而终身而托，然而她和千万古代妇女的命运一样，苏小小难免被弃的遭遇。
但接下来的故事却是苏小小成了一代名妓，这个故事可以从多方面解释，比如极可能像我听过的许多故事一样，演绎成一出始乱终弃沦落风尘的悲剧，但作者别具眼光，他认为妓女生涯也许是苏小小自觉的选择，在女性的眼光中，有两样别有价值的东西，一是爱情（情），一是美色（美），作者认为，当苏小小没有得到那个世界的情的回报时，她便开始了美的追求，“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妓女生涯只是一种形式，内里的关键却是女性至自己生命的高扬。
于是，形式与内容构成了中国文化价值中的悖反，妓女意味着不守贞节，不守道德，但对美的追求却又意味着对人的肯定，对人性的追求。
这种悖反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白蛇传》中，作者引经据典而又自出机杼，对这个中国百姓人所共知的美丽传说予以现代意义的重新诠释，白素贞本是妖，是仙，但她只愿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她九死未悔。
有意味的是，并不是在重重枷锁重枷下的尘世的真的“人”，而是一个本不是“人”的异类“拼着生命大声呼喊：
人！
”于是，悲剧性的悖反便在白素贞之前早就预设在那里，在“人”的世界里，缺乏的恰恰是人。
《西湖梦》以及《文化苦旅》，作者所面对所叙写的对象虽然都是有名的景点，虽然都是或奇丽、或雄浑、或幽静、或繁华的风格殊异的游览胜地，但作者始终没有被“俘虏”，他没有变成一个用文学给对象涂脂抹粉的庸常游客，而是让自己保持与对象的距离，以审视的眼光寻找初入诸多表象的入口，以把握其中的精神。
人文景观由于历代建筑和修缮的累积，由于历代文人的吟咏，总是充满着许多艺术的成份，游客至此，极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或惊叹古文化的人文成就，或顿感世事沧桑而发思古之幽情。
而余秋雨教授却能冷静地对其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别人看来也许良有赞叹的地方，他却发现那正是需要重新审视与评说的地方。
他是一个对民族充满熟悉的人，对中国人的命运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他深爱我国的传统文化，常年跋涉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常常赞叹于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惊叹于山川风物的美丽雄奇，但理智却促使他不能放下批判的武器，不能丝毫懈怠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这也许就是“文化苦旅”中“苦”的含义吧？
三．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一种最撩人情思、动人心魄的意识。
当我们普通人追逐金钱与享乐时，余秋雨却在为我们的道德沦丧、人性随落而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余秋雨的思虑似乎并不新鲜，几千年前屈原思虑过，几百年前的苏东坡思虑过，几十年前的五四学子思虑过。
余秋雨从历史文化落笔来表现这种意识，以他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敏锐的艺术眼光，赋予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以浓重的忧患色彩，从而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对民族历史、现状和前途的深沉思索之中。
《文化苦旅》忧患意识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涵的复杂性。
中国文化实在绵远久长，博大宽广，又是几种亚文化的集合，于是就如流经亿万年的长江大河，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因而余秋雨对中国文化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他向它抱以热情的微笑和赞誉，另一方面，又向它投去深深忧虑和探求的眼光。
《文化苦旅》的头两篇《道士塔》和《莫高窟》，为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为“我们是飞天的后人”而骄傲不己，但同时又以极其沉痛的笔调记叙莫高窟屡遭洗劫的凄厉景象。
爱与恨的交织，构成了他欣喜与愤怒、自豪与自哀的矛盾心境。
余秋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使他在感情上不能容忍其中一切落后因素，因此对中国文化弱点和短处的揭示、披露也就不留情面。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到的知识分子，对于别人赞颂的传统文化的许多表现，他却常驻以严肃的理性精神予以深刻的批判。
他从风光秀丽的西湖边上，发觉“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西湖梦》）；
他从一支毛笔，看到了“可敬可叹的中国文化”善承袭而少创新的保守性子（《笔墨祭》）；
他确认“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太擅长掩盖而大气不足（《废墟》）。
中国文化之所以历尽“苦旅”，除了种种外在因素之外，它自身的弱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余秋雨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某种忧患，是在清醒地体察了中国文化历程中多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之后形成的。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它的艰辛历程，使他的情感呈现曲折复杂的形态。
《文化苦旅》忧患意识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现实性。
《文化苦旅》中大多篇什，虽以抒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要对象，但其情思的落脚点是现实。
他不是简单的地回顾历史，更是严肃地正视现实；
不是简单地评价文明的历史，而是主动地促进现实文明的发展。
他是表言历史而内视现实。
在作者笔下，叙写历史得失，以知照今人，引起现代人们的警戒，避免历史的不幸重演，“往昔犹可追，来者不要谏”，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文明，是作者的根本目的。
他直接从历史延伸到现实，经常发出震撼人心的问题。
《都江堰》热情赞颂二千多年前李冰的治水业绩和献身精神，却借一个作家的话“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
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风雨天一阁》的结尾是：
“什么时候能肥范氏家族和其他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西湖梦》中对白蛇白素贞为追求“做一个人”而不惜以生命相搏的描述，不也极大地启示我们现代人对“人”的价值的严肃思考么？
显然，《文化苦旅》中所记叙的人事景稳操胜券是普遍地具有现实意义的。
《文化苦旅》忧患意识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整体情绪的开朗性。
忧患意识确实令人忧郁，但余秋雨具有透彻的文化观，因而他的忧患难与共意识是健全的，虽悲壮而不悲观，虽哀痛而不沮丧。
就它的本质而言，是乐观的、开朗的、积极进取的。
因此，余秋雨教授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中刚健有为的精神，衷心赞扬柳宗元、苏东坡的百折不挠，李冰、徐光启的奋发图强，康熙的英明有为，当然更热烈地赞美和颂扬了许多极为普通的群众——向温柔却敢于猛烈抗击魏忠贤的苏州百姓，甘愿舍弃身家性命而珍藏珍贵典籍的范钦父子，热烈追求本体生命的妓女苏小小和蛇仙白娘子，受尽屈辱而矢志不移的老少信客，一生清贫却对教育事业至死不渝的教授陈旭麓和王守稼——这此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都充分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余秋雨在散文中大力宣扬他们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不向任何困难和恶势力屈服的精神，这是一种积极而开朗的进取态度。
《文化苦旅》这本书所关注的都是中国文化里使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几十篇散文，很难找出哪篇给人以轻松的愉悦。
那种独有的文化意识、历史意识、忧患意识，使学者散文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启示性意义，有一种穿不透生命秘密的茫然感，又有一种看透生命的虚无感。
人生在世，不免向往轰轰烈烈，但回头反观历史，一切皆枉然。
微小的生命可能留下深刻的启示，伟大的生命也可能留下不尽的遗憾。
《文化苦旅》对历史上的遗迹、建筑和文物等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让人产生新的回味，加上文采飞扬，使读者对历史没有枯燥感，对历史上文明的碎片感到有价值。
剧作家沙叶新说：
“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
历史、文化、山川、人物，在秋雨笔下立意颖脱，情致盎然……那么儒雅、那么潇洒、那么淋漓、那么高格，而且又那么具有现代感！
《文化苦旅》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
”（3）是斯言也。
“《文化苦旅》的出现，是我国当代散文创作中一次货真价实的理性精神的回归，是我们民族文化诗学多姿多彩的一次集粹。
《文化苦旅》是一次有内在体系、方阵整齐的文章集群。
”（4）有人说，贾平凹首倡了“大散文”口号，而余秋雨首创了“大散文”作品，我以为是。
参考文献：
（1）（4）楼肇明：
文化接轨的航程.《内心的蚂蚁》1993.10
（2）鲁迅：
《而己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3）新民晚报.19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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