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古音手册增订版前言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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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读《诗经》的时候，虽然觉察到有些地方不押韵，却没有从古今音异来解决问题，而是提出了叶句的观念（如南梁·

沉重《毛诗音》在《邶风·

燕燕》“远送于南”之下注云：

“叶句，宜乃林反。

”），发展为唐宋间的叶韵说和“古人韵缓”说。

宋人吴棫采叶韵说作《毛诗补音》，对叶韵数据作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为建立古韵系统进行了初步尝试；

又承唐人“古人韵缓”说作《韵补》，从《广韵》出发，提出“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古通某或转入某”等古韵通转条例，把《广韵》今音归并成九类。

成为古韵归部的滥觞。

郑庠写《古音辨》，也把《广韵》今音归并成六部，更是把古韵极度简单化了。

总之，无论叶韵说，还是“古人韵缓”说，都是建立在对古音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点的。

明·

陈第作《毛诗古音考》，考证《诗经》的押韵，确认所谓叶音，其实就是古人的本音，并非随意改读；

明确提出了：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自序》）彻底批判了唐宋以来的叶韵说，为古音研究走上正道廓清了障碍。

至于古音学真正的奠基人则是明末清初开朴学风气之先的大学者顾炎武。

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积三十年之功，写成了《音学五书》。

他以《诗经》用韵为主，其它经书韵语作旁证，经过考证、辨析，把古韵分成十部。

顾炎武研究古音与宋人相比有两大特点：

（一）不是简单归并《广韵》，而是能“离析唐韵”。

也就是说，能够把《广韵》中的一个韵分成两类或三类，归入古韵中的不同韵部。

例如，把《广韵》中的五支韵的字离析为二，一半归古韵第二部（脂部），一半归古韵第六部（歌部）；

把《广韵》中的九麻韵的字也离析为二，一半归古韵第三部（鱼部），一半归古韵第六部（歌部）；

把《广韵》中的入声一屋韵的字离析为三，一部分归古韵第二部（脂部），一部分归古韵第三部（鱼部），一部分归古韵第五部（宵部）。

有分有合，以《诗经》用韵为准，摆脱后代韵书的束缚，形成有规律的对应。

（二）改变自《切韵》以来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作法，而将入声字配阴声（-p、-m韵尾无阴声韵，仍配阳声），归入古韵阴声韵部，恢复了古韵的本来面貌。

这说明顾炎武既有正确的理论认识，又能本着朴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充分占有材料，进行长期的认真分析研究，才真正把古韵分部引上了系统化、科学化的道路，为古韵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后清代两百多年，不少杰出的古音学家都是在顾炎武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江永着《古韵标准》，分古韵（平、上、去）为十三部：

从顾氏的第三部（鱼部）分出侯部字，从顾氏的第五部（宵部）分出幽部字，合成一部（列第十一部），从顾氏的第四部（真部）分出一个元部（列第五部），从顾氏的第十部（侵部）分出一个添（谈）部（列第十三部）；

另分入声为八部，主张“数韵共一入”。

江永批评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在古韵研究中更重视审音，也更关注谐声在分部中的作用。

段玉裁前后花了十五年写成《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十七部。

段氏的分部最受称道的是他把顾炎武、江永的第二部（脂部）分成之、脂、支三部（段氏列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

戴震对此称赞道：

“余闻而伟其所学之精，好古有灼见卓识。

”段氏还把江永的第十一部分成侯部（段氏列第四部）和幽部（段氏列第三部），并把江永的第四部（真部）分为真部（段氏列第十二部）和文部（段氏列第十三部）。

不但分部比顾炎武、江永精进；

更值得提出的是：

段氏明确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把依据谐声划分古韵作为与依据诗文用韵划分古韵同等重要的原则之一，第一个作出了古韵分部谐声表，为充实、完善古韵的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段氏还摆脱《广韵》206韵始“东”终“乏”的束缚，根据合韵的情况来排列古韵分部的次序，显示了段氏对古韵十七部关系远近的认识。

戴震晚年作《声类表》，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

他虽然是段玉裁的老师，但是学术活动不限于小学，而是广通史地、哲学、天文、数学，因此，撰写古音著作却在段氏之后。

他的《声类表》继承了老师江永的学说，也吸收了学生段玉裁的研究成果。

他采用了江永幽侯不分、真文不分的主张，只吸收了段氏之、脂、支三分的意见，又从段氏的脂部（十五部）分出一个霭部（包括《广韵》的“祭、泰、夬、废）。

这表现了他的成绩在审音方面，考古则非其所长，。

值得指出的是：

戴氏发展了江永入声韵另作处理的做法，干脆让入声韵脱离阴声韵、阳声韵独立成部，实现了阳声韵、阴声韵、入声韵三分的格局，为古韵研究的审音派奠定了基础。

他还全用影母字给自己所定的二十五部命名，也表现了他能从音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王念孙着《古韵谱》，江有诰着《音学十书》，都分古韵为二十一部。

两人都比段氏多缉部、叶部和祭部，王念孙还多一个至（质）部（段氏列第十五（脂）部），江有诰还多一个中（冬）部（段氏列第九（东）部）。

段玉裁称赞江有诰“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家皆有匡补之功”（《诗经韵读·

序》）；

王国维盛赞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音学，“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应该承认，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确实是清代古音研究的最高成绩。

至于清代上古声母和上古声调的研究，应该说，远不如上古韵部研究的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

上古声母可以提出来的研究成果，只有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和“古人多舌音”等说；

戴震《声类表》把上古声母分为二十纽，但是未经考证,只是凭个人心目中的音理而作出的一种推测。

上古声调的研究更少,各家看法多异。

顾炎武、江永主张“古人四声一贯”，段玉裁认为“古无去声”，王念孙、江有诰主张“古有四声”；

至于孔广森认为“古无人声”，显然是凭个人方音的误判。

二、

辛亥革命后，传统音韵学仍有一定发展空间。

章炳麟着《国故论衡》、《文始》，继承、发扬清代的小学传统。

在韵部方面，他采取王念孙的二十一部说，加上江有诰的中部，又从脂部分出一个队部，定古韵为二十三部。

在声母方面，他采取钱大昕古声母的研究成果，又写成《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定古声母为二十一纽。

他还第一个重视古韵二十三部的音值，努力用汉字去描写它。

因此，章氏曾被人们目为集清代古音学之大成者。

章氏的弟子黄侃从《广韵》出发来考证古音：

定“古本纽”为十九个，除舌音和齿音的合并同章氏的意见不一致外，还将章氏的群母并入溪母、邪母并入心母。

定“古本韵”为三十二韵，由于曷末、歌戈是开合分韵，需要开合相并，于是合为先秦古韵二十八部；

实际上是从章氏的二十三部中再分出入声五部来，贯彻了戴震阴、阳、入三分的审音原则。

黄氏还把大部分去声字归到入声韵里，这也是正确的。

在这里，章、黄师徒之间的区别是考古与审音之别了。

王力先生早年是考古派，他着《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在章氏脂、队（王改称物部）分部的启示下，又提出了脂、微分部的主张，并赞同章氏晚年的看法，把冬部并入侵部，仍是二十三部。

脂、微分部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以-n、-t作韵尾的脂、质、真，微、物、文，歌、月、元等韵部三声相配的配搭系统，无疑对古韵分部是有贡献的。

在声母研究方面，还有曾运干的《喻母古读考》等。

但是，“五四”以后，《马氏文通》开启的语言学西学东渐的进程发展迅速，古音研究不再满足于古韵分部、古声母考证方面，而是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标音工具，另开生面，主流已经转到积极探索上古的声母、韵母系统，并构拟出它的具体音值方面。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他1909—1912到中国调查汉语方言24个点；

然后根据古代的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以及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译音等数据三十三种，花了十多年，用法文撰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surlaPhonolgieChinoise,从1915——1926分四册出版）。

这是第一部全面构拟汉语中古音系（《切韵》音系）的巨著，也是采取了历史比较法的观念和方法的汉语音韵学的奠基之作。

1923年高本汉还出版了《汉字与汉日分析字典》（AnalyticDictionaryofChineseandSino-Japannese），这是他吸收清人古韵研究成果，根据自己构拟的《切韵》音系来上推上古音系（《诗经》音系）的古音著作。

1954年又出版了《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mpendiumofPhonetiesinAncientandAychaicChinese），正如他自己在《引言》里所说的：

“这部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汉语历史音韵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结果，而仅仅是要对中古、上古音系的构拟做一个总结。

”（1页）。

1923年汪荣宝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讨论用对音材料来考察古音，引发了古音学上的第一次大辩论。

章炳麟坚决反对汪荣宝的主张，唐钺、钱玄同、林语堂却赞同，并有所补充或修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高本汉同德人西门·

华德（WalterSimon）发生了有关韵尾辅音构拟的争论，三十年代初又同林语堂、李方桂发生了有关主要元音构拟的辩论。

1936年王力先生出版《中国音韵学》（五十年代改名《汉语音韵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本汉有关汉语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的构拟学说，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汉译本。

因此，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汉语音韵学著作大都离不开高本汉的影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1945）和陆志韦先生的《古音说略》（1947）就对高本汉的上古音系构拟有不少批评和修改。

五十年代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更从多方面改变了高本汉的构拟思路，在构拟体系上有了很大区别。

三、

首先我们要讨论韵尾的构拟问题。

我国传统音韵学把上古韵部分为阴阳入三声，如何看待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关系，历来有很大分歧。

高本汉在构拟上古韵部时，除歌部、鱼部、侯部外，把其它阴声韵部都拟成了闭口音节。

早期他吸收清人研究成果，把古韵分为二十六部（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373—382页），其中二十一部与章炳麟一致，鱼铎分立和侯屋分立跟黄侃一致，只有从歌部分出的瑞部是他独有的。

阴入未分立的韵部，如，之部、幽部、宵部、支部，他把其中的阴声韵拟成同入声韵尾-k相对应的-g；

阴入已分立的韵部，如，谷部（屋部），铎部、祭部（月部）、至部（质部）、没部（物部），他把其中的去声韵拟成同入声韵尾-k、-t相对应的-g、-d；

又把押韵、谐声同-n尾阳声韵有联系的阴声韵瑞部（歌部的一部分）、脂部拟成-r尾；

还把-p尾入声韵缉部、叶部的去声字拟成-b尾。

在后期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分成三十五部，只是把阴入未分立的四个韵部分立，再把阴入已分立的五个韵部进行去入切分，就成了三十五部，拟音体系上并无变化。

西门·

华德在《关于上古汉语辅音韵尾的重建》中更把所有阴声韵部都拟成了辅音韵尾，造成了“古无开口音节”的局面（参看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收音》，215页）在董同龢那里，除歌部外的阴声韵部都有-g、-d、-b韵尾，“只有歌部是没有韵尾的”（《汉语音韵学》270页）。

陆志韦先生更是连歌部也收-d，认为“到了汉朝歌部字才变为开音节”（《古音说略》94页）。

李方桂也全部拟成闭口音节，他同意高本汉，把歌部拟成-r（《上古音研究》35页）。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批评了高本汉把阴声韵拟成辅音韵尾的作法，他说，“于是只剩下侯部和鱼歌的一部份是以元音收尾的，即所谓开音节。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开音节是像这样贫乏的”（64页）。

在《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收音》中，做了更细致、深入的批评，他指出：

“-g、-d学说破坏了阴阳入三分的传统学说”（223页），“韵尾-g、-d的学说破坏了‘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传统学说”（230页），论证了“汉语韵尾-p、-t、-k是唯闭音，不但现代闽粤等方言如此，中古和上古也莫不如此。

”“汉语闭口音节的清尾-p、-t、-k由于是唯闭音（不破裂），所以不可能有浊尾-b、-d、-g和它们对立”（247页）。

因此，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贯彻阴阳入三分的传统观点，把阴声韵部都拟成了开口音节，取消了-g、-d、-b、-r等辅音韵尾（61—63页）。

王力先生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他不但在论文中对阴声韵拟成闭口音节做了有力批驳，还指出：

中国传统音韵学对待阴声和入声的关系有考古派和审音派两种看法。

“在考古派看来，阴声和入声的分野并不十分清楚，特别是对于之幽宵侯鱼支六部，入声只当做一种声调看待，不作为带有-k尾看待。

”“在审音派看来，阴声和入声的分野特别清楚，因为在他们眼光中，阴声是开口音节，入声是闭口音节。

二十年前我倾向于考古派，目前我倾向于审音派。

”（211页）然后他引用了钱玄同1934年的论文《古韵二十八部音读的假定》所列的拟音表和他自己《汉语史稿》中的十一类二十九部的拟音表作了对照，并作出结论说：

“尽管我所拟测的主要元音和钱氏颇有出入，但在阴声拟测为开口音节，入声拟测为闭口音节这一观点上，我和钱氏是完全一致的。

”（212页）王先生的这一分析很能说明问题。

高本汉把阴声韵拟成闭口音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没有跟上审音派分部的结果，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的古音分部还处在章黄之间。

至于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陆志韦先生的《古音说略》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更都是从考古派的二十二部出发来考察古韵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学说没有认真遵守。

对阴声和入声的分野没有弄清楚，其结果是人为地扩大了阴声和入声之间的纠葛。

下面我们从诗文押韵和谐声系统两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先从诗文押韵来讨论。

例如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四》第一部（之部）：

该部段氏列有韵段265个（平声43，上声123，入声99）。

其中入声韵段中有去入通押11次（如，《小雅·

采薇》五章押“翼服戒（怪韵）棘”；

《小雅·

正月》九章押“辐载（代韵）意（志韵）。

”）；

有平去入通押2次，平入通押2次（《大雅·

灵台》押“亟来（咍韵）囿（宥韵）伏”；

《大雅·

常武》六章押“塞来（咍韵）”。

）；

上声韵段中有上去入通押1次（《大雅·

荡》五章押“式（职韵）止晦”）；

去入通押2次（《大雅·

生民》三章押“字翼（职韵）”；

崧高》二章押“事式（职韵）”。

）。

以上阴入通押共18次，占之部总韵段265次的7%弱。

如果贯彻“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原则，也就是把之部和职部分开来；

那么，入声韵段中的去入通押的11次就是职部，应该减去，阴入通押只剩7次，比例不到3%。

再如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四第十六部（支部）：

该部段氏列有韵段26个（平声9，入声17）。

其中入声韵段中有平入通押一次（《魏风·

葛屦》二章押“提（齐韵）辟揥刺”）；

有上入通押3次（《大雅·

韩奕》一章押“解（蟹韵）易辟”，《鲁颂·

閟宫》三章押“解帝”，《商颂·

殷武》三章押“辟绩辟适解”。

）三次通押的上声字都是“解”。

阴入通押共4次，占支部总韵段26次的15·

4%弱。

这个比例较高，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曾经指出的：

“其实‘解‘字’在上古可能是入声字”，“‘解’字如果算入声，比重就很小了。

”（228页）还不到4%。

前人把“解”字算做阴声韵，是因为它在中古属上声蟹韵。

我们查《广韵》就知道，“解”字在《广韵》中有多个反切，是多音多义字。

（1）去声卦韵：

古隘切，“解，除也”；

（2）去声胡懈切，“解，曲解，亦县名”；

（3）上声蟹韵：

胡买切，“解，晓也”；

（4）上声蟹韵，佳买切，“解，讲也，说也，脱也，散也。

”从“解”得声的字，也分在蟹、卦两韵之中。

应该知道，古韵归部的参考因素有三：

一是古诗文的押韵材料，二是谐声系统，三是《切韵》对应规律。

从谐声系统和《切韵》对应规律来看，“解”字归支部或锡部都可以；

但是从诗文押韵材料来看，是不宜归入支部的。

在《六书音均表》中，不仅《诗经》押韵“解”字只同入声字押，“群经韵表”中也是同入声字押（《楚辞·

九章·

悲回风》押“解缔”。

）而且，先秦“解”及解声字入韵的仅此四次。

归部参考三因素的首要因素就是诗文押韵，这说明，上古“解”及解声字归入锡部，理由是很充分的。

因此，我们在编写《汉字古音手册》时，就把解声字归入了锡部。

它们本属锡部长入，后来丢掉韵尾-k，变为去声；

再进一步，“解”字的某些义项及某些得声字又转成了上声。

这就是“解”字上去两读和从“解”得声的字上去两分的原由。

现在再从谐声方面来讨论。

以《说文通训定声》颐部第五为例：

朱骏声在颐部收声符88个，共辖同声符字653个。

前52个声符辖501字；

后面36个声符，被称做“颐之革分部”，辖字152个。

前52个声符多平声字和上声字，同入声发生关系的声符只有10个（“而、来、意、异、帝、之、子、亥、又、不”等）。

而声10字，平声9个，入声1个作“恧”，而声应归之部，“恧”字却在职部。

因为汉语语音发展规律，一般是丢掉辅音韵尾而不是增加；

正如诗文押韵可以有阴入通押的特例，谐声当然也不排除阴入通谐的特例。

来声11字，平声7个，去声3个，入声1个；

来声应归入之部，但是入声字“勑”却应在职部。

意声9字，去入各4个，只有一个“噫”字是平声，且有去入又读，平声是后起现象，意声应归职部。

异声10字，去声3个，入声6个，上声1个是[厂异]，上声是后起现象，异声应归职部。

[帝口]声有七个字，中古1个在置韵，6个在职韵，上古归职部更没有问题。

之声28字，平声11个，上声10个，去声4个，入声2个（特、[木寺]），阳声韵1个（等）；

之声应归之部，但是“特”“[木寺]”“等”应分属职部和蒸部。

子声18字，上声7个，去声4个，入声只有1个（[口疑]），子声应归之部，[口疑]字却在职部。

亥声21字，平声14个，上声1个，去声3个（有的又读入声），入声3个。

宜采取平上归之部，去入归职部的两分办法。

又声28字，平声5个，上声10个，去声12个，入声1个（郁），又声应归之部，入声字“郁”在职部。

不声41字，平声23个，上声12个，去声1个，入声3个（踣、[走倍]、[不日]）；

不声应归之部，三个入声字在职部（[不日]音义无考）。

“意、异、帝”三个声符应分属“颐之革分部”，朱骏声处理不当。

除去这三个声符，其它七个声符所辖字中只有12个入声字（其中还有可疑字），无论从声符或所辖字来看，阴入相通的成分都是相当小的（52：

6；

501：

12）。

颐之革分部36个声符，所辖字大都比较少，只有声符本身，下无所辖字的就有10个，有两、三个字的声符也有12个。

从所辖字中古的声调归属来考察，全在入声的声符有28个，共辖字73个；

去入两属的声符有8个，共辖字79个，其中入声字63个，去声字16个。

从审音派来看，无论是全属入声，还是分属去入的声符，所辖字无疑都应归入职部（个别字或应转质部或缉部，不在这里讨论）。

但是从考古派来看，他们把去声字归属阴声韵，那么在这里阴入谐声同符的数量就很大了。

这是人为地扩大了阴入谐声同符的数量至少79个，加上前面“意、异、帝”三个声符所辖字26个，高达一百多个（12：

117），占了颐部全部字的六分之一以上。

这样一来，阴入自然不能分为两部。

经过上面分析，其实是理论方法上的失误。

再看《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支部）。

朱骏声在解部收声符42个，共辖字419个。

前25个声符，辖字310个，后15个声符，被称做“解之益分部”，辖字109个。

前25个声符，多平声、上声字。

不与入声发生关系的声符15个，含有入声字的声符10个。

有入声字的声符中，刺声比较特别，共43字，去声14个，入声28个，上声1个；

按说刺声字无疑应归入锡部，上声一字是后来转去的。

可是朱骏声因为一个上声字，不把刺声列入“解之益分部”，这是考古派立场的表现。

还有“派、画”两个声符，所辖字去入两属，也应列入“解之益分部”。

其它7个含有入声字的声符，共辖入声字12个。

至于解之益分部收声符15个，只有入声字的声符有10个，共辖字40个；

所辖字分属去入的声符有”4个，共辖字67个。

分属上入的纟声2字，“纟”字入声，莫狄切，在锡部。

所辖字“[蕊+纟]”，《说文》以为“从[蕊]纟声”，段玉裁认为是会意字，“蕊亦声，如垒切”。

从段玉裁，垒声在支部。

纟声无所辖字。

那么，按审音派的观点，阴入两分为支部和锡部，阴入同谐的入声字只有12个，占支部和锡部的所辖字的比例也就不到3%（12：

419）。

上面我们从诗韵和谐声两方面论证了阴声韵之、支同入声韵职、锡四部可以明显切分开来的事实，其它阴入相配的韵部，情况也大致相似。

我们曾在《也谈上古韵尾的构拟问题》中，根据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全面讨论了阴、阳、入三类韵通押和合押的情况，对-k尾六个韵部的阴、入通押作了一个统计表（前一数字为阴、入两部总押韵数，后一数字为阴、入通押数）：

之职283：

17占6.1%弱

幽觉157：

5占3.2%弱

宵药77：

7占9.1%弱

侯屋61：

3占4.9%弱

鱼铎212：

16占7.6%弱

支锡25：

1占4%（342页）

-t尾入声韵质部、物部和阴声韵脂部、微部也有五次通押，还有一次歌、锡通押。

总之，从阴、阳、入三分的观点来看，诗韵阴、入通押的比例最大也不会达到十分之一，谐声也是如此。

因此，在我们看来，未从审音出发，人为地扩大了阴、入通押的现象，是某些学者主张把阴声韵构拟成浊塞音韵尾的原因之一。

再一个原因就是沿袭高本汉过分强调韵尾在押韵中的作用，硬性认定闭口韵不能同开口韵相押。

我们在《也谈》一文中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

“不仅上古有阴入通押的情况，中古也还有。

”“不仅汉语的诗歌中有阴入通押的不完全韵，俄语的诗歌中也有‘仅只元音相合’的‘不完整的韵脚’”（343页）。

还应该指出：

如果唯闭音的塞音入声韵不能同主要元音相同的阴声韵相押；

那么，塞音韵尾相差很大的入声韵难道却可以相押吗？

《诗经·

小雅·

六月》押“服、炽、急、国”，《大雅·

思齐》押“式、入”，都是职、缉合韵（急、入在缉部），这是-ek同-ep押；

常武》押“业、作”，是叶、铎合韵，是-ap同-ak押。

唯闭音的入声韵同主要元音相同的阴声韵相押，难道会比-k、-p两种入声韵相押还不和谐、不合理吗？

恐怕没有这种道理。

很明显，职、缉合韵，叶、铎合韵是主要元音在起作用。

因此，我们赞同王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