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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与过讨论的人，往前看还是1980年代那些“青年学者”，往后看，这二十年来历次争论的主角也都是他们，如今多数已经五六十岁了，个个算得上“著名学者”了，都成了学术界的大腕，教授、博导乃至学校领导、政府高参之类的名头，很多人也都有了。
不过如今的年轻人要是想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需要费很大精力。
比如方舟子，找了著名的法学家、名扬海内外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学术成果，居然发现20年来他根本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列出来的全是发表在大众媒体类报刊杂志上的“意见”。
这当然算是有人文关怀，但大众媒体上的短文和在各种场合的讲演是否能算学术成果，这就只能由学术界通用的标准来评判了。
不过，方舟子的质疑引来的是一篇骂声，为贺卫方辩护的人都认为，写一万篇几百年都不会有人读一遍的核心期刊，还不如批评“转复军人进法院”之类具体的意见贡献大。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是出现在贺卫方一个人身上，而是大量存在的。
在贺卫方的拥趸们看来，贺卫方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所提出的意见是否推动了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他的立论是否与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关，甚或他在专业领域里的知识贡献也与此毫无关系。
这种看法有无道理？
当然有。
但问题在于，“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公共性的一面，毕竟还是知识分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多数处于高校、国家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也即今天我们常说的“体制内”。
可以说，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在大众媒体上抛头露面、发表意见只是副业。
即使是发表意见，也应当是在自身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支撑其在公共问题上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一般社会公众之所以重视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恰恰是因为相信他们有研究能力，知识比其他人更丰富，因此也更专业，更值得信任。
比如经济学家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法学家就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社会公众可能会当做权威结论。
即使如此，每个学科都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隔行如隔山。
比如一个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知名教授，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意见未必是可靠的；
一个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对宏观经济问题也不一定有研究；
刑法专家不一定对民法问题很有研究。
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恰恰是，许多人经常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发言。
比如现在媒体上的红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其本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专业是金融学，而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评论性质的文章，而不是学术研究成果，极少在专业的经济学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
那么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见究竟为什么是值得相信的？
这却是一个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媒体上，不仅现代文学教授就古典文学问题发表意见、刑法学者就民法问题发表意见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我们更经常地看到的是，文学教授在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经济学家在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学专家在谈历史问题。
而且，越是如此，还越是被媒体和一般社会公众当成有公共关怀的表现。
不太夸张地说，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了全知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日本地震了，他们可以讨论非常专业的核技术问题；
西南干旱了，他们马上会讨论水利问题；
出现抗拆了，他们都会变成三农问题专家；
出现影响比较坏的刑事案件了，他们都变成了刑法专家和证据专家。
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他们不满足于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意见，纷纷将战场转移到网络上。
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言论尺度要大得多，他们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
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言论可以更加不负责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说传统媒体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公信力而稍显谨慎的话，网络媒体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
自由意味着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而在网络上的所谓自由完全没有成本、没有代价，不需要考虑自己偶尔从某个地方看到的一个事情是否属实，即可据此发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体制”。
由此，在新浪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实名认证过的专家、学者经常性造谣的现象，但当有人批评他们时，马上有媒体站出来说，制造谣言是为了倒逼真相。
到现在，“公知”已经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汇，失去了其1990年代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才得到的尊重。
1980年代，知识分子不分专业，都一股脑儿地讨论文化问题，是为文化热；
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知识分子或下海或钻入课题项目，遂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说；
2000年以后，全球化如约而至，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的，但离专业越来越远，就成了姿势分子。
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19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2000年以来的姿势分子，其实都是同一拨人。
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论证和理由，而在于他们的姿态，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只要和政府有关，都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反对状，这样才叫公共知识分子。
实际上，虽然他们常常批判体制，但闯荡江湖多年，他们早已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各个领域的学术霸权的拥有者。
不仅享受着体制规定的好处，也享受了不少“市场经济”的好处，比如最近揭露出来的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堪称一桩丑闻。
如此看来，从最早参与文化热，到后来的职业反对派姿态，其实都不过是桩生意，姿态再高，调子再高，最后说穿了，也都是为稻粱谋而已。
李北方：
公知与伪士
鲁迅期望他的文章“速朽”，而且要“火速到来”。
他的意思是，希望他所批判的黑暗面和他的文章一起被埋葬。
但是，鲁迅的期待仍未实现，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里源源不断地重新发
现批判的思想资源。
被鲁迅批判得最多的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普通人，即一般所说的“国民性批判”，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即鲁迅定义的“知识阶级”。
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
同情平民，其次是批评权势，永远不安于现状。
在当下，那些活跃在公共空间中、有能力影响主流舆论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标准的。
但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不止于此，青年鲁
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借助鲁迅对“伪士”的批判，并深入分析当下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不
难发现存在大批这样的人。
何谓“伪士”
《破恶声论》作于1908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
在寻求强国梦的过程中，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各种理论和学说，也有一些人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掘思想资源，所以当时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启蒙的声音。
但鲁迅看到的，是一个“寂漠为政”的无声的中国，是一个“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了无新意的虚假思想繁荣，他期望打破这种包裹在“恶浊扰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鲁迅设定了一个判定声音真伪的标准，即观点是否来自内心的信仰，是否是“内曜”和“心声”的表达。
“心声”能够让我们远离“诈伪”，“内曜”则可以破除我们自身的黑暗，只有遵从
内心的召唤，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实现“人各有己”，进而实现“群之大觉”，即从个体的觉醒扩展到民族的觉醒。
有一些知识分子，内心没有自己的信仰，随波逐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什么时髦宣扬什么，其本质是“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这种人便是“伪士”。
他们表面上当然也装作有信
仰，但他们所秉持的，鲁迅称之为“敕定正信”，即强势者所规定的意识形态观念。
这里的强势者，不仅指政府，也包括强国所代表的强势文化。
相对应的，鲁迅将迷信视为是“古之先民”的形而上的需求的产物，是发自内在的“心声”的表达，也是“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即理论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扮演启蒙
者的“伪士”们以进步的名义攻击迷信，就造成了一方面没有带来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固有的传统资源趋于“新绝”，这才造成了“寂漠为政”的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命题。
“公知”的精神结构
反观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鲁迅对“伪士”的批判是有相当的启发性的。
在1980年代，以刚刚起步的普惠式改革为背景，知识分子再次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在倾向上大都是泛自由主义者。
1990年代初重启市场化改革之
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开始重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开始了：
有的退回学术机构成为学院派;
有的与官方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改革;
有的顺应市场经济的趋势，在文化市场上浮
沉，将知识变现。
在后两类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经常在媒体出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为公众所熟知。
他们与一些后来崛起的媒体界人士和以媒体为主阵地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群体。
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日趋明显，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呈现对立的局面，尖锐程度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加剧，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就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之
间，对改革的共识破裂也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态度分歧上。
在分化与激辩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语义在媒体的塑造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人士。
到最近几年，在微博等新型媒体的参与下，一个新
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即“公知”。
“公知”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后者至今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公知”则带有明显的贬义。
“公知”是指共享一种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的一类
人，不限于以知识生产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官员、商人、作家，甚至是演员。
他们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姑且称之为“公知范儿”，这是源自1980年代启蒙话语，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不断被
卡通化、脸谱化的一种言说方式。
“公知范儿”同样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在此，姑且归纳出两个争议可能相对小的思维定式：
第一，批评体制，“一切归到体制上”，但拒绝对体制的复杂性做出分析。
这是他们很多讨论的起点，也是最终的依归，论据和逻辑的使用服从于这个目标。
与此相联系的理论话语包括改革
、市场化、私有化等。
第二，借用学者刘擎的话说，“离开美国就无法思考”。
但这个美国是一个被高度抽象化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取决于体制批评的需要。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霸权的国际后果和美国社
会呈现出的1%和99%的对立不会进入“公知”们的视野。
与这个取向相关的理论话语包括民主、全球化、普世价值等。
“公知”们之所以在近年遭遇污名化的境遇，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空前复杂和尖锐的背景下，“公知”们用预先自我设定为真理的框架去套所有问题，失去了解释世界的能力。
由于
“公知范儿”对那些理论概念的使用存在曲解，故而对“公知”的批评不能等同于对这些理念的批评。
这些知识分子在媒体空间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其思维方式充满了对基本事实的漠视和逻辑上的纰漏，并非认真思考的结果，其言说中听不到“心声”。
另外，有些知名“公知”在改革之
前的年代曾是计划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但在1980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旗手。
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
这些人本质
上不过是拿了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内心缺乏真的信念，驱动他们前进的不过是两个字：
自私。
体制批评的暧昧性
“公知”的道德形象建立在其批评姿态之上，其指向是“体制”。
表面上看，这符合鲁迅提出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安于现状”的标准，也仿佛听从了爱德华·
萨义德的“对权势说真话”的召
唤。
但是，他们并不同时具备萨义德所谓的“放逐者和边缘人”的特征，而是事实上的局中人。
这是由“体制”的复杂性决定的。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未与前改革时代决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体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前改革体制”存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
域，另一方面是“改革体制”逐步扩张，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的位置。
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张力和对抗，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体制”
。
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体系留下了一个负面的遗产，即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经由传统/现代的对立，改革前的历史被视为“传统”的，需要扬弃，改革才意味着现代中
国的真正开端。
这种思维模式被“公知”发扬光大，对他们而言，妖魔化前改革时代和推动改革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乃至在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上表现为一个有趣的对比：
政治观念保守，
贬低近代中国以来所有革命性的政治实践，把中国迈向现代的希望回溯到清末的君主立宪尝试;
经济观念激进，主张全面推行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公知”与体制的真实关系，他们是支持“改革体制”的，有的人就是“改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在批评体制的时候，真实的指向是“前改革体制”，真实的目标是为
“改革体制”的空间扩张服务，但他们在批评的时候，刻意忽略体制构成的复杂性，从而达到掩盖其真正目的的效果。
体制批评的具体技巧可以大体分为两种：
一、通过对“前改革体制”的
抨击，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制造舆论;
二、在“改革体制”带来的问题凸显出来时，通过笼统的体制批评将原因归为其他因素的掣肘，将改革引发的问题转化为进一步改革的理由。
总之，“公知”式的体制批评以将问题推给“前改革体制”为出发点，落脚点最终归结到“深化改革”上面。
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对“改革”做出明确的定义。
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知识分子与体制的暧昧关系，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2001年《读书》杂志刊发了高默波的《书写历史：
〈高家村〉》一文，由于该文对“前改革体制”进行了正面的
评价，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反弹和围剿，最终导致了“体制”的介入;
其次，2006年发生的关于改革共识的大讨论，同样是这些知识分子以“否定改革”的罪名对批评者展开攻击，呼吁“
体制”介入，为争论定调，并最终如愿。
“公知”式的体制批评是徒具其表的，其中立性的表现无法遮蔽与体制的一体关系，“在野”的姿态不能改变“在朝”的事实。
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所秉持的理论话语貌似新颖、客观，
实际上不过是“改革体制”的“敕定正信”而已。
美国想象
中国/西方二元论模式是一个始于近代的主题，复苏于1980年代，后来逐步被简化为中国/美国的二元论模式，成为“公知”们的另一大理论武器。
在这个思维定式中，美国成了西方的唯一标
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都以美国为参照系，不但第三世界的经验被彻底排除，连欧洲也无论进入关注的视野。
比如，PM2.5、校车等公共事件均因为与美国经验之间建立了联系
而快速推进，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国产校车的外观甚至都模仿了美国的校车。
把美国的今天视为中国的明天，是用一种虚幻的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来理解发展，“中国落后美国若干年”这类说法即是此时间观念的反应。
这种理解方式忽略了国与国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联
系，无视中国和美国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不同位置的事实以及两国间存在的剩余价值输送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改革体制”是无法相互独立地理解的，“公知”式的体
制批评和对美国的态度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思维方式下的美国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国度，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社会高度不平等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可以全部被忽略不计，不仅在中国没有引发足够的反思，而且美国经验——包
括直接促发了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依旧被当作摹仿的模板。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公知”而言，美国还是判断是非曲直的终极标尺，于是霸权、帝国主义等概念被取消了。
过去若干年内发生的多场美国主导的战争，明显缺乏事实和法理的依据，但主流舆论以“人权高
于主权”的论调轻描淡写地带过，却对战争造成的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
“公知”们争相做“一夜美国人”的表现不禁让人想起鲁迅一百多年前对“举世滔滔，颂美侵略”的情景的慨叹。
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鲁迅认为是“自屈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
而崇侵略”。
百年近代屈辱史和改革开放后对面对西方而产生的震撼的杂糅，使得很多人自觉屈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将强势霸权等同于文明。
同样地，这种文明概念不是来自“内曜
”和“心声”，同样是强权规定的另一种“敕定正信”。
中国要走向大国崛起，在国际关系上做到“秉持公道，伸张正义”，需要走出中国/美国二元论的思维陷阱，破除这种对美国的美化和顺从。
这就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收艳羡强暴之心”，“
反诸己也，兽性者之敌也”，即真诚地面对内心的召唤，拒绝强势者规定的不合理秩序，找回自尊自强和同情弱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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