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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教育设施,城里的学校已经有了塑胶跑道甚至是体育馆,许多农村学校却连操场都没有。

未来教育投入,应该向教育薄弱地区倾斜。

“4%目标实现之后,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

目前,教育投入欠账还很多。

比如许多高校负债前行,高中也负债1000多个亿。

债务需要化解,投入必须要跟上。

”周洪宇说。

要重视提升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做到公平与效益兼顾。

周洪宇说,“教育发展到今天,由于机会空前增大,基本实现了愿意读书的人都有书可读。

今后要把质量和效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代表强调:

“提高效率,重要的是要让资金投入更好地适应教育规律。

行政管理部门应更多地放权,从大量管审批改为审计监督,进一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2.如何实现教育公平?

增加优质教育资源,让教师从校管变为区管,促进教师流动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当前,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校际之间的差距,仍是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以择校热为例,现在有一种‘怪象’:

学校效益好,好老师就多,学生质量就相对较高,各种政策扶持上也会倾斜,学校之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李光成代表说。

“异地高考政策为什么在北京、上海等地争议最多?

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家长担心原有的机会被压缩,优质资源被挤占,这就要求在录取名额分配等方面进行配套的调整。

”龚克说。

“教育公平首先是一个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实现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

”周洪宇说,教育公平要从机会和过程两个角度看,不能简单地看是否享有教育权利,还要看公平在教育过程中推进的程度。

“建议国家加大对中西部高校尤其是人口输出大省的倾斜力度,为流动人员子女在家乡高考提供更多选择。

”李光成认为。

龚克则强调,要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以高考为例,目前一类本科的平均录取只有8.5%到10%,国家必须从增加优质资源入手,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形成一批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百姓,力争使供需关系有明显改善。

“教师流动是促进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周洪宇建议,“首先要实现教师配置的均衡,改变目前的教师管理体制,将教师从校管变为区管,实现区域内教师的可自由调配。

对优秀教师给予政策倾斜等,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逐渐弥补城乡鸿沟。

3.改革“坚冰”如何打破?

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完善顶层设计,与社会问题同步推进

教育难题为何还这么多?

代表委员们认为:

“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好解决的问题已逐步解决,剩下来的难题都是硬骨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

“以高考改革为例,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社会关注度高、政策敏感性强。

”龚克强调,目前,仍然是传统高考录取制度“一考定终身”。

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加公平有效的录取和评价体系。

家长希望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而高考是按照分数录取,有了这根“指挥棒”,减负就无从谈起。

去年年底,各地纷纷出台“异地高考”政策。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户籍管理的社会问题,既关乎城市承载能力,又牵涉利益的重新分配,牵一发而动全身。

教育改革“坚冰”如何打破?

“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

同时,教育改革不可能单兵独进,必须与相应的社会改革同步推进。

针对“异地高考”政策,周洪宇认为,教育改革应适当超前于户籍制度改革,比如,各地政府要科学统计进城务工子女人数,根据本地的教育资源和承受能力,统筹纳入到经济发展计划中去,并通过积分制等方式,寻找到一个妥善的、操作性强的突破路径。

龚克认为,推进教育改革要注意紧扣“素质教育”这个主题,教育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加工”学生;

还要注意把牢方向,这就是“全面发展”。

(记者赵婀娜朱虹胡洪江)

文化改革首入考核,指挥棒“棒”指何方?

2013-03-12 

新华社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引发部分代表委员对新一轮文化项目“大干快上”的担忧:

文化创意园“有园无戏”,没有创意产品,不能吸引受众,反倒是地产开发红红火火。

一些代表委员呼吁,提升“软实力”要遵循文化规律,发挥指挥棒的科学引领作用,以强盛文化加快实现“中国梦”!

园区遍地开花,挂“文化”之名行“地产”之实

借着文化大发展的“东风”,各地文化项目、文化园区开始“遍地开花”。

一项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化产业园超过万家,仅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城市,四五年间就建了300多个,乃至于一些区县、乡镇也纷纷开建文化产业园。

“文化园里什么企业都有,同质化倾向严重。

”全国政协委员高抒调研中发现,一些文化园区“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多为商业办公、休闲娱乐,靠地产开发、收取租金盈利。

在全国人大代表朱瑞莲看来,由于特色不鲜明、规划不合理等原因,一批“投资大、占地多、名头响”的文化项目和产业园市场惨淡,有的“还未建好,已经夭折”。

2012年5月,耗资5000万元、被称作“全国最大古戏楼”的谭鑫培戏楼被曝演出成本高昂,一直处于“有园无戏”状态。

宜昌“中国三峡·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历经5年工期,最终不了了之。

在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主题公园开建。

有的投资上百亿元的电影主题公园,计划建设面积比香港迪士尼乐园大几倍,由于占地多、分阶段开发,被网民质疑是“赤裸裸的房地产开发”。

一些城市热衷搞造型怪异的文化地标,反而成为“另类”。

“我们太急了,以为有了文化公园、文化地标,就有了文化。

其实不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认为,文化创新“在质不在量”,核心在于思想、内涵和品质。

量多竞争力弱,中国“故事”如何向世界表达?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现代文化市场、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

一些代表委员说,2009年国家把文化上升为“战略性产业”以来,培育出了方特主题公园、丽水金沙等一批文化品牌。

但是,受急功近利、粗放发展等因素影响,部分文化产业出现的畸形发展必须警惕。

“大而不强、输出困难。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引发代表委员关注。

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但文化产业占比不足4%,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0%、美国25%的比例。

中国每年拍摄600多部国产电影,七成没有机会上映。

2012年全国票房排名前十名的电影中,华语电影只占三席。

事实上,相对于群众的文化需求,中国的文化产品总量并不少。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分析,目前国内文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错位:

一边是文化产品质量不高,市场呈现“供大于求”;

一边是老百姓找不到好的文化作品,文化需求“吃不饱”。

“各地发展文化的热情可以理解,但文化竞争力不能靠上项目、拼数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曾多次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深感中国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大。

“中国要重塑文化内核,不仅满足13亿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要走向世界。

“目前缺乏一种途径和桥梁来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

桥梁的关键在人。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

欧美很多博物馆的解说员虽然年龄偏大,但文化历史知识渊博;

国内的解说员大都年轻漂亮,但往往照本宣科。

“文化生产者、传播者的素质,决定了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高抒委员认为,一些收视率高、票房好的影视作品,缺乏文化内涵,难以给人积极的、向上的力量。

“一个国家需要每年都有几个叫好又叫座的文化大餐,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凝聚社会精气神!

文化难量化,指挥棒如何科学指挥?

盛世崛起,离不开文化复兴。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把文化纳入干部考核,一方面能提高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需警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发挥指挥棒的正面引导作用。

“政府管文化,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许飞代表说,发展文化不能只抓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比如建场馆、添设施、搞项目等。

对于文化来说,硬件虽然重要,但核心是人,是创意,是作品。

“指挥棒应该向这三个文化要素倾斜。

王芳代表认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关键是挖掘好当地特色文化,找准群众的需求点。

以苏州名人、博物、美术、文化“四大新馆”为例,由于特色突出、错位竞争,每年文化展演展示超过3万场,吸引观众3400万人次。

繁荣文化市场要打破城乡壁垒,畅通文化传播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对于广大农村偏远地区来说,首要问题是解决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文化生活需求。

“考核地方政府文化投入,关键看是否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全国人大代表、巴彦淖尔市民族歌舞剧院副院长姜兰表示,文化改革首次纳入政府考核,不能片面侧重设施、设备等硬件,更要关注人员、创意、营销等软件。

(记者凌军辉、傅勇涛、张丽娜)

谁是择校屡禁不止的“拦路虎”?

“我国大多数县区的校际差异比发达国家还要大,相当一部分乡镇和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不到40%。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两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

校际差异拉大造成“名校独大”:

动辄上万人的超级名校,好教师和好生源越来越多;

周边的学校“失血严重”,越来越弱。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怪象该刹刹了!

名校自我膨胀,择校年年难禁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各学校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如今学校之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全国人大代表、赤峰学院副院长郭丽虹说,有些名校动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班级学生数几乎都超过规定人数。

名校借助高升学率,垄断了大量优质生源。

河北一所名校每年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到全省的百分之三四十,山西、陕西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四五所高中。

众多利益之手助推名校膨胀,成为择校屡禁不止的“拦路虎”。

在城市,小学、初中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校“大班额”和“超大学校”随处可见;

在农村,基层学校生源减少、教师流失,父母进城陪读成风。

在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看来,之所以“年年禁择校,年年择校”,关键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重点校、重点班。

“解决择校,说简单也简单,没有重点校,哪来择校?

“名校过度膨胀也不符合教育规律。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现代教育追求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学校规模过大,教育服务的个性化水平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标准品”,不是“特色品”。

弱校“水土流失”,寒门怎出学子?

超级名校“广挖良师”,薄弱学校“苦不堪言”。

近年来,为了缩小校际差异,各地推行教师校长轮岗交流,重点促进老师从名校流向弱校。

但在现实中,弱校的好老师大多千方百计想调动到名校,实际从弱校流动到名校的老师数量远远大于反向流动的数量。

朱永新委员认为,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重点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县区的乡镇和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在40%以下,甚至低于20%。

相比教师,弱校的生源流失更加严重。

“有些弱校的学生几乎跑光了,不得不进行撤点并校。

”西部一所薄弱初中的校长这样描述当前的办学困境,如果教改改成这样,谈何公平?

“好老师和好学生留不住,长此下去,弱校的教学质量只会越来越差。

”全国人大代表姜兰对此非常忧虑。

校际差异拉大,导致升学竞争恶性化、学校招生权贵化、职业教育边缘化、出国留学低龄化等乱象,寒门子弟升学机会不断减少。

伐掉大树方长草,千姿百态质量高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义务教育不均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的聚焦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

“名校独大,危害甚大!

其他学校没法活了,这不是受教育者的福气。

”张志勇代表认为,如果一个城市中既有人文见长的高中,也有科学创新见长的高中,有外语见长的高中,还有艺术见长、体育见长的高中,那才是一片千姿百态的树林。

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挑战,教育改革也不例外。

“如果好学校都是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孩子在读,这个格局谁愿意去破坏!

”朱永新建议改革现行的教育考评机制,“如果评价教育政绩不是看当地最好的学校怎么样,而是看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大小,相关领导就会去抓教育均衡。

“解决择校问题,先要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消除县区内的择校现象,这就要求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新增教育经费重点向薄弱地区的薄弱学校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勤说。

“名校扩张,扩的不应是收费范围,而应是优质教育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阴中学校长张元贵建议组建学校共同体,把薄弱学校交给优质学校去办,捆绑考核,调动双方提升教育质量的积极性。

(“新华视点”记者凌军辉、张丽娜、王海鹰)

人社部副部长:

职称制度改革将分类推进

京华时报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职称评定与工资待遇等各类福利挂钩太多的问题,目前人社部正在进行职称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将分类推进各行业的职称制度改革。

以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为例,今后评职称将大大淡化论文。

王晓初还表示,延迟退休制度必将全面推进,目前上海正在探索试点,未来的趋势将全面普及,但是否延迟退休将充分考虑到每个人的工作意愿。

3月9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在北京团参与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京华时报记者张斌摄

□职称制度

职称不应过多挂钩工资待遇

记者:

在很多单位,职称与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密切相关,这使得很多人拼命追逐职称,在这方面,是否有相关改革计划?

王晓初:

我也了解到,社会上对职称制度有不少诟病,其中包括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商业媒体以及许多企业人员参评职称存在障碍。

我个人感觉,这反映出现行职称制度设计有缺陷。

我们正在对职称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将如何改革呢?

这里有个认识误区,以为职称考试是一种行政许可。

其实按原来的制度设计,职称评定是单位内部管理的方式,不是面向全社会的。

因此,在职称制度的定位上,我们希望把它变为一个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制度。

另外,正如你说的,现在跟职称评定挂钩的东西太多,包括福利待遇等。

职称本来应该是一个评价制度,要强化它的评价功能。

我们将在职称制度改革中,把它和现在的用人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

用人制度是分类的,企业是劳动合同制度,机关是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一直在推行聘用制度。

职称制度改革要跟用人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推进。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人社部正在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一个重点就是在全国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今年要完成全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也就是说,之前的试点城市将全面扩大范围,此外同时推进其他专业系列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下一步,将逐步建立起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确立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称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制度。

小学教师也可参评正高职称

选择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是如何考虑的?

中小学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最多的群体,有1200万人,试点意义非常大,国务院非常重视,两次召开常务会议批准了试点方案和扩大试点方案。

我们已经启动的首批试点是在三个市进行的,今年将扩大试点范围,从每个省选取两到三个市扩大试点。

目前,扩大试点的方案基本完成,今年除了西藏之外,扩大试点工作将全部完成。

总体来说,按照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小学教师也可参评正高职称,并且公办、民办学校平等对待。

以往小学教师最高职称是副高,今后就可以评正高职称,相当于教授、研究员。

除了小学教师能够参评正高职称,这项改革试点还有什么要点?

具体来说,一是中、小学不再分开评价,而是合并成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第二,完善制度等级、层级,中小学开设正高级职称,也就是说小学老师也有可能拿到和教授、研究员一样的正高职称。

同时完善标准,使评价标准更符合中小学教师教书育人的实际,被广为诟病的论文将大大弱化,参评中级以下职称不再要求论文,副高、正高不以论文作为最主要依据;

第三,创新评价办法,不只是考试,不只看论文数量,更多看教书育人的结果,评价方法包括能力和工作实际,包括考试、考核、讲课等各种评价的形式和办法;

第四,完善聘用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再搞没有使用机会的评价。

不再像过去,评出一堆没有岗位、没有在做这个工作的人。

除了中小学教师,下一步还有哪些领域将进行改革?

思路是什么?

工程师、会计、医卫等领域的职称制度改革也将逐步分类推进,大的原则与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类似,各个行业类型会有不同,基本制度模式一样,具体办法会符合各个大的职业类型的特点。

目前,我们正在向国务院报告。

□职称外语

职称外语将变为职业外语

很多人对职称考试考英语不理解,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没用。

社会上对职称外语有一些诟病,我们也在研究讨论,但有一些信息是不实的。

比如,我们从来没有对县以下的基层提出过要求,对中医、汉语等一些特殊职业,也从来没有过职称外语上的要求,对年龄大的同志也不做要求,一些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从专业技术人员来讲,掌握一些外语,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必要的,外语上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有的。

你作为一个高级专家,如果不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最新发展,就很难有很高的专业研究水平。

人社部曾在全国搞过一个1.5万人参加的大调查,超过90%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是必要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是否会作出一些调整?

我们正在进行试点,是要把职称外语转变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外语,就是按他所从事的职业,从大的方面做一些领域划分,并且提出实践要求,有助于从事实际工作。

这项试点工作由人社部联合外文局、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一起进行,在一部分类型的职业中进行试点,目的是让职称外语更加实用,对实际工作有效。

□延迟退休

如何延迟退休需更多试点

关于延迟退休讨论很多,目前的改革思路是怎样的?

总的方向是明确的,符合政策的可以延迟退休。

但我们不会草率地作出决定,比如说如何延迟,什么年纪延迟,以什么方式来延迟,肯定要好好研究。

延迟退休肯定是个趋势,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身体健康,有工作精力,肯定会延迟退休,但要考虑到个人选择的权利。

上海已经在做试点。

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延迟退休,同时给个人选择的权利。

延迟退休是明确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台方案?

目前十二五规划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全国人民的利益,需要更长时间,需要我们总结更多的经验和教训,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最终才能出方案来推广。

上海的试点情况如何,有什么经验?

上海在进行的探索,是根据上海本身的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性质决定的,但上海老龄化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增人口的数量减少导致,出生率非常低,这一点就跟北京不一样。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试点的城市必须足够多,考虑到不同特性,比如有的城市出生率并不低,但同样老龄化,这样不同的城市我们都要探索,要总结经验,再推出更适合的政策。

(记者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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