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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
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
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这就要实事求是。
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
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
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
如何综合呢?
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
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
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如此等等。
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
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
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
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
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
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
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
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
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
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
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
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
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
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
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
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
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
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
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
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
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
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
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
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
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
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
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
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
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
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
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
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
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
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
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
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
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
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
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
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
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
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
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
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
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
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
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
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
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
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
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
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
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
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
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转变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
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
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
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
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
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
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
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当前，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的惯性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多重积淀的传统观念。
这里既有从古代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如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民本观念、官办工商观念等；
又有当代社会积淀下来的新的传统观念，如“左”的观念、小富即安的观念等。
这多重积淀的观念之间也是有渊源关系的。
二是，唯书、唯上的思维习惯。
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本本定是非，这种思维方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面对在过去条件下正确与可行的、但在新条件下不正确与不可行的办法，不善于进行否定性的辩证思维，而是沿着常规走路；
遇到矛盾与困难，不善于正视它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对上级等、靠、要。
这一类思维习惯还左右着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我理解，关键的关键在善于创新思维。
作为科学术语的创新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的。
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来分成两个分支：
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
我们党吸收了这当中的合理因素。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江泽民把创新提到民族进步灵魂的高度，对我们与时俱进地通过创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
从民族进步的视角认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宏观史学的方法了。
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四维世界：
技术创新维、制度创新维、文化创新维在时间流逝维中交替演进。
我们用它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吧：
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属于技术创新，当然模仿的成分很重，但总要结合中国实际吧。
我们现在对它批判的多，但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至少它开始扭转了“中央之邦”的封闭思想。
其后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属于制度创新。
前者因敌不过守旧势力而失败，但它激发了人们的制度创新思想；
后者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意义更深远，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制度上因历史积淀过于深厚其创新难度极大。
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属于文化创新。
这个在质上依次递进的文化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重建国家这个首要任务奠定了基石，但民主与科学却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了。
以上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循环。
其后，在中国依次产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创新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实现总体小康目标这个技术创新阶段。
当然，历史的进步是综合性的，这里只是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来阐述而已。
之所以把最近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技术创新阶段，是因为周恩来说过“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和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到20世纪末，我国已实现的目标，被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称为“小康水平”，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
”这是属于以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
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这应该是一个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个阶段可简称为制度创新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从现实可能性讲，今后20年，中等收入者群体会越来越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有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
而且，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沉淀将被冲洗得越多。
其二，从必要性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瓶颈必须冲开。
而且，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科技第一生产力就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讲，按照上述创新—进步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依次经历的是：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个循环；
再逆循环，从上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下一步，应该是顺循环，从上述的技术创新，再进入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这像一条以制度为中轴、以文化和技术为上下两端极值的正弦曲线。
由于受特有文化环境和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下一步仍可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未来，还应再有文化创新阶段，才能实现更成熟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提法。
经过循环往复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不断克服因循守旧惯性思维，树立新的民族精神，并将它灌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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