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游走的伶人家族经济方式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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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伶人性别表演研究》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权力与伶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及其人性的内在互通关系，权力在调配社会资源时，必然会将伶人列入它的运作范畴，其中包括向民间社会征召伶人。
《隋书·
音乐志》有记，后周大臣郑译，为宣帝所宠，“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宣帝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曼衍之伎，常陈殿前。
累日继夜，不知休息。
”《新唐书·
李峤传》有记李峤奏曰：
“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大鼓者已二万员。
愿量留之，余勒还籍，以杜妄费。
”宋时，宫廷、府衙以及商绅富豪继续大肆搜罗技艺高超之民间伶人，《宋史·
乐志》有载宋初教坊，“四方执艺人之精者皆在籍中。
”《北盟会编》“金人来索诸色人”条载，北宋末年靖康年间，金人向宋朝教坊索取之诸色伎艺人，计有乐人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等一百五十余家，又“三十日庚申”条记，金人索取“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剧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教坊伶人之众，它大多应该是来自于“四方执艺人之精者”。
元代宫廷乐部伶人，也是大多掠自民间，如同朱{J51UB18.jpg}《元宫词》所云：
“江南名妓号穿针，贡入天家抵万金。
”都穆《都公谭纂》记载了一个明代苏州戏班从市场型转为依附型的情形，该戏班到北京演出，被以“以男装女，惑乱风俗”之名告发之，“英宗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伦状。
上令解缚，而令演之。
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管清民自安’云云。
上大悦：
‘此格言也，奈何罪之？
’遂籍群优于教坊。
群优耻之，上崩，遁归于吴。
”明代民间伶业已有长足发展，陆容《菽园杂记》有称“虽良家子不耻为之”，上述苏州戏班也已经能够离开本乡远赴京城进行营业演出谋生了，所以“群优”从市场型转为依附型以后，又从依附型逃离了，估计“遁归于吴”以后，仍然会是从事伶业经济活动。
清朝宫廷演剧颇为兴盛，“从康熙朝开始，戏曲演出在宫中占有了较高地位，尤其是平定三藩之后，已具备了对文化生活提出需求的客观条件，于是宫中的戏曲活动日见频繁，管理戏曲演出的机构也应运而生。
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皇家的声色之娱，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认同和弘扬。
此后内廷演剧活动代代相传，看戏成了历朝清帝的共同嗜好。
”②即以雍正而言，昭梿《啸亭杂录·
杖杀优伶》有云“世宗万机余暇，罕御声色”，即使如此，雍正时期仍然陆续有伶人由南方选送进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整内务府档案中的李招官、王长生的两份呈文有记“念李招官自祖父李品由雍正六年进京当差，至今九十余年”，“念王长生自祖父王良官由雍正十一年进京当差，至今四辈”，他们的祖父辈均是在雍正年间由苏州“进京当差”的。
从市场型转为依附型的伶业形态，对于历朝宫廷以及与此政治和经济权力同格的府衙以及商绅富豪来说，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满足“声色之娱”，并且按照自身的美学和运营需求进行调配，而从伶人及其家族角度而言，是伶人家族的经济来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从不太稳定的经济资源转变为相对固定的经济资源，从原来的伶艺和演出经济双重经营转变为伶艺经营。
尽管从市场型转为依附型的原因及其状况不同，包含主动、被动以及其它复杂因素，但是，由于实行供养制度，无需为了衣食等生计问题而奔跑，在经济状态上具有一种保障格局。
根据清朝内务府档案的资料，嘉庆十六年十月，从南方选拔了陈双贵、顾双福、支双麟、祝双寿、高双宁、陈双端、吴双喜、顾双庆等八位学生入宫当差，他们的衣物供给如下：
学生八名衣物单：
石青、宝蓝宁绸羊皮袍褂八套；
石青、酱色花灰鼠皮袍八套；
宝蓝宁绸羊皮一裹圆八件；
石青、宝蓝宁绸羊棉袍褂八套；
宝蓝宁绸缺襟棉袍八件；
石青宁绸羊棉马褂八件；
石青、宝蓝宁绸夹袍褂八件；
宝蓝宁绸缺襟夹袍八件；
石青宁绸夹马褂八件；
石青、宝蓝线绉单袍褂八套；
宝蓝线绉单戈什哈衫八件；
宝蓝羽缎缺襟单袍八件；
石青羽缎单马褂八件；
石青、宝蓝实地纱袍褂八套；
宝蓝实地纱戈什哈衫八件；
石青、宝蓝芝地纱袍褂八套；
宝蓝芝地纱戈什哈衫八件；
月白绸夹袄八件；
白春绸两节大衫八件；
白生纱大衫八件；
月白绸棉套裤八双；
月白绸夹套裤八双；
月白绸单套裤八双；
白生纱套裤八双；
月白绸小棉袄八件；
月白绸棉裤八条；
布衫裤（每四套）共三十二套；
海龙皮领八条（随领衣）；
水獭绒领八条；
绒领八条；
夹领八条；
骚鼠皮帽八顶；
骨种羊皮帽八顶；
绒帽八顶；
纬帽八顶；
两缨帽八顶；
小帽八顶；
帽盒八个；
方头缎靴八双；
尖头缎靴八双；
皂鞋八双；
棉双袜十六双；
丝线带、大小荷包、飘带、手巾、扇套八分；
（又布手巾八条）绸褡包八条；
哦登绸褐衫八件；
哦登绸帽罩八个；
绸被褥八分；
随枕头八个并笼布褥单八条；
布被褥八分；
随枕头八个；
铺盖卷八个；
毛毯八条；
红皮箱八只；
随蓝布包袱八个；
铜面盆八个；
锡刷牙盒八分；
随银八百两，每名各一百两制办零星添补零用；
男网巾二分；
包头匣六分，簪环鬏髻全；
彩鞋六双。
十六年十月进（叠入夹内）
学生八名旧衣物
陈双贵
白皮箱一只；
宝蓝宫绸单戈什哈衫一件；
天青羽缎单马褂一件；
蓝布单衫一件；
月白两节长衫一件；
蓝布夹一裹圆一件；
蓝布棉一裹圆一件；
蓝布小棉袄一件；
青布棉马褂一件；
天青哔叽夹马褂一件；
宝蓝绸羊绒一裹圆一件；
天青宫绸羊皮马褂一件；
葛布戈什哈衫一件；
布衫裤三套；
蓝布棉套裤一双；
绒帽一顶；
皮领一条；
布腰带一条；
线腰带一条；
缎靴一双；
白布单被一条……
（其他人以上内容相同，应是在南方统一制作）③
由上所知，当时从江南选拔进宫为伶者物质待遇相当优厚，计有衣物三十套，还有十多套衣帽鞋袜、日用品等行装，均是南方启程之前统一制作。
另外，“每名各一百两制办零星添补零用”。
应该说，它是事无巨细都已考虑周全。
且不论依附型的伶人在物质条件上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在当时生活水准很低的社会来说，成为依附型的伶人还是颇为受到羡慕的事情。
这里，还涉及到伶人家族的一些相关问题，到了道光时期，虽然最后裁退全部民籍伶人，仅仅留下太监在内廷中表演伶艺，但是，它经历了一个过程，依附型的伶人还在陆续将家眷接进北京，道光三年的恩赏日记档有记：
二月初一日，奴才禄喜、如喜、陆福寿谨奏，今有外学首领等报到，奴才等处有外学苏州小学生五名、扬州小学生十名，尚未接取家眷，奴才等不敢专擅，谨此奏闻。
禄喜面奉谕旨，准其接取家眷。
钦此。
宫廷选拔一个江南伶人入宫，不但要给予其大量的衣物和银两，而且，连其叔父、兄弟等也要一同随之进京，伶人去世之后还要携带其亲属的灵柩一起运回江南故乡。
道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恩赏日记档有载：
同日南府总管禄喜、如喜、陆福寿谨奏，有外学首领呈报食四两八品官学生马双喜于三月二十九日辰时病故，按例应行崇文门恩赏银二十五两，其家口灵柩着织造处便船带回南去。
将家口灵柩列后：
马双喜家口妻一名、子三名、子媳三名、女一名、孙三名、孙女三名，共家口十七名。
灵柩本人柩一口、祖父柩一口、祖母柩一口、父柩一口、母柩一口、伯父柩一口、伯母柩一口、叔父柩一口、婶母柩一口、兄柩一口、嫂柩二口、弟柩二口、前妻柩一口，共灵柩十七口。
为此谨启。
道光时期开始，已经逐渐不再从江南引进伶人。
因为伶业多是世袭职业，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而且，其近亲也多是以伶为生，以前选拔入宫的江南伶人已经在京形成伶人家族现象，只要从伶人家族中的后辈以及近亲中选拔既可，也可省去大量的制装费用。
道光三年五月初十日的恩赏日记档记“总管禄喜奏准，挑弟男子侄十六名。
万岁爷面传管理南府大人。
”此后，道光三年六月初一日的恩赏日记档载：
六月初一日同乐园承应。
辰正开戏，未初十分戏毕。
《瑶池玉井献嘉莲》（内学）、《河梁赴会》（内学小刘德）、《扯本》（内学安福）、《绣房》（胡金生、周寿）、三段《铁旗阵》（外学六出）、《冥判》（梁明诚）、《认子》（松华）、《宝镜呈祥》（外学）。
总管禄喜带领新挑进小学生十六名，在同乐园引见。
奉旨，将此十六名每月食月银一两，白米五口。
新挑进小学生十六名：
……得明（年八岁，系陆福寿之子）、七猫（年九岁，系寿喜之侄）、闰儿（年九岁、系马喜之子）、全顺（年八岁，系大庆之孙）、顺喜（年十岁，系钮彩之子）。
这是道光时期最后一次选拔民籍伶人进宫当差，同样是从在京的民籍伶人家族中挑选。
如上所列，在“新挑进小学生十六名”中，乃是总管以及经常担任主演伶人的近亲。
从市场型转变为依附型，无论是对于伶人还是伶人家族而言，都能使他们的经济处境及其状况发生较大变化，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相对稳定的供给保证，从而也发生一定的伶业综合效应，一方面能够使伶人相对安定地在伶艺上进行经营，从而不断琢磨和提升伶艺；
另一方面由于“四方执艺人之精者皆在籍中”，使各地各种伶艺之间也能够形成一种相互交流乃至交融的平台。
从市场型转变为依附型，它的影响作用不仅仅是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格局变化，也拓伸到伶艺美学层次的演变和提高。
三
其次，是从依附型转为市场型。
由于主人的不同喜好以及特定的政治、经济需要，宫廷、府衙以及商绅富豪家班裁减伶人，《唐会要》卷三十四载：
“大历十四年五月，诏罢梨园伶使及冗食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
”《新唐书》也云：
“罢梨园乐工三百人”。
这些从宫廷裁退的伶人，有的并未转变为市场型，而是成为其他主人的依附型伶人，例如各地藩镇的家乐，有的则是成为了市场型伶人，伶业活动范围远至江淮领域，《乐府杂录》载名伶许永新，流落在扬州舟中卖唱，为另一伶人韦青认出，二人相对而泣；
名伶李谟则是流浪江东，曾为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游鉴湖时吹笛。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也载，名伶李龟年亡走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
”宋代初年，教坊裁退伶人，其中有的转入德寿宫或者衙前乐，有的则是只能投身瓦肆勾栏进行营业演出谋生。
从依附型转变为市场型以后，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处于一种动荡状态之中。
清朝嘉庆年间，由于国运渐衰，加上为了纠正乾隆时期极为奢华的宫廷演剧活动，虽然嘉庆皇帝仍然从江南挑选伶人入宫当差，但是，总的来说，嘉庆皇帝还是裁退宫廷民籍伶人一半以上。
道光时期也是如此，虽然裁退宫廷民籍伶人也有一个过程，但是，到了道光七年，道光皇帝撤销南府改为了昇平署，并最后裁退全部民籍伶人。
道光七年二月十二日恩赏日记档有记：
原南府自开禁以来，差事狠齐整，外边人艺业比太监本强，究属太监，当差事毕，无别事故。
外边人别项事故，朕已难传究竟，往后无益事出难办，莫若全数退出。
并不是为省这点钱粮，况学生等又不是白吃钱粮，当差又好，总言往后无益。
其昇平署仍在太平村归拢居住，开一随墙门，出入西爽村门，究竟是园内，为的是管事严紧。
不走太平村门何故，以先昼夜任其闲杂人出入，深究难传。
道光皇帝认为，“外边人艺业比太监本强”，但是，由于太监伶人“当差事毕，无别事故”，显然民籍伶人存在难以追究的问题，“莫若全数退出”。
这里，也许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朝廷问题，但是，民籍伶人确实被全部裁退了。
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动机，各个历史时期的宫廷、府衙以及商绅富豪家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裁退伶人现象。
即以商绅富豪家班而言，因为朝代变更之故，一些商绅富豪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家班自然也就较难维持，例如张岱，本来“畜梨园数部”，④入清以后则是“国破家亡”，“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
”⑤主人已经“常至断炊”，“下同乞丐”，辞退家班伶人在所难免。
有的虽然没有辞退伶人，但是，却已经与伶人为伍。
王世晋，原为明末兵部尚书，“为娄中第一显宦”，到了清初，“家世既破，僦一小屋，日与伶人狎”，“伶人抵候，宸章即厕身其间，捧版而歌”，“氍毹旋舞不羞也”。
虽为主人，已与伶人无异了。
此外，从依附型转为市场型，有的是由于年老色衰或者技艺逐渐居后而被宫廷、府衙以及商绅富豪家班裁退的。
例如中唐时期，“原在长安、关中一带为贵族服务的家伶和大批宫廷梨园弟子，或因安史之乱，或因年老被逐，亦纷纷流散四方。
⑥唐代王建《温泉行宫》有云：
“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
”商绅富豪家班也是如此，男伶或者嫁了男伶的女伶被辞退以后，大多也就出去加入市场型的民间营业班社从事伶业活动，张岱在《陶庵梦忆》“过剑门”条有称，他在南京观剧，即遇到了原来他的家班伶人马小卿、陆子云，他们离开家班以后进入民间营业戏班。
孔尚任在《燕台杂兴四十首·
其九》中描述了一个从家班流落到民间的职业戏班，“朱门一出路茫茫，箧里空藏断袖香。
走上氍毹歌一曲，从新人看李修郎。
”从依附型转为市场型，对于伶人及其家族来说，确实是“朱门一出路茫茫”，他们稳固的经济来源丧失了，而必须去面对市场演剧的激烈竞争局面，使伶人家族的经济生存形态发生重大转型。
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心态需要变化，同时，伶业的美学和经营格局也需要变化。
从实际情形来看，伶人及其家族成为市场型的营业团体，初始阶段还可以凭借依附型时期的技术能力及其优势，在市场里占据应该有利地位，但是，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性格已经发生了变迁，他们出现了商业性和务实性的伶业经济性格。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前所论及的明代苏州戏班，“上崩，遁归于吴”，这些伶人是自愿离开宫廷伶业生活。
分析它的原因，或是当时苏州伶业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他们这样的本土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或是他们不愿意宫廷的管制生活，他们本来也是被迫入宫为伶的。
咸丰十年五月的恩赏日记档有记：
奴才安福谨奏于五月十七日奉朱笔，现在里边当差之外边学生，除留当教习外，尚有愿在里边当差者，令其自行报明，总管安福开单具奏，不必勉强，亦不准勒派。
奴才遵旨，随同内学首领王成等问明外边学生，愿在里边当差学生：
小生产金传，小生陈连儿，小生钱得庆，
小生朱阿三
小旦孙小云，小旦陈连生；
小旦严福喜，
小旦严宝麟，
小旦陶贵喜，小旦杜步云，小旦郝玉福，
净吴关喜，
丑沈长儿，丑陈四保，武丑赵广发，武丑陈九儿，
武净冯双德，武生张三福，净孙宝和，鼓唐阿招，
大锣李福寿，老旦杨瑞祥，净方镇泉。
愿在里边当差，挑选教习：
小生陈金雀，末生费瑞生，生外黄春全，
老旦范得保，
小旦张云亭，净周双喜；
正旦许殷山，净侯福堂，
丑陈永年，丑张开，副王瑞芳，净方瑞祥
不愿在里边当差学生：
小旦乌松寿，正旦翠香，老生黄得喜，
京丑韩双盛，
老生郭三元，武生陆双玉，小旦曹玉秀
谨此奏闻。
从这份档案中，绝大部分“现在里边当差之外边学生”，还是“愿在里边当差”，但是，仍然有七位“不愿在里边当差学生”。
档案中没有说明其原因，从“不必勉强，亦不准勒派”等文字中，反映出当时内廷对于是否“愿在里边当差”还是比较宽松的。
它应该跟清朝市场型的伶业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四
再次，是在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互动的。
即伶人及其家族不是固定在依附型或者市场型生存的，而是在这之间来往从事伶业。
宋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
平康巷陌记》称：
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也。
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
以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
凡朝贵有宴聚，一见曹署行牒，皆携乐器而往，所赠亦有差，暇日群聚金莲棚中，各逞本事；
来观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
它论述了伶人与家族之间的天然关系，“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
这些“散乐杂班”除了民间演出，也到“朝贵有宴聚”的场所表演。
《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称：
“教坊减罢并温习：
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又称：
“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
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辈，后来者不足数。
”“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本来已是“教坊减罢并温习”，成为市场型的勾栏伶人，但是，又以“露台弟子”的身份去御前演出。
吴自牧《梦粱录》“妓乐”条云：
“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宋史·
乐志》也云：
“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
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
”由此，伶人互通于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看来艺人出入教坊，有时上至宫廷，在御前作俳；
有时下至勾栏，为普通市民作营业演出，乃是平常之事。
”⑦
到清朝中晚期，在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互动的伶人及其家族更为普遍。
二十七日，辰初进东楼门，在同乐园排《宝塔凌空》、过《士林歌乐社》、过《老人呈技》、排《福禄天长》、《老人呈技》带当儿，《士林歌乐社》带吹打。
皇上御览。
二十八日，敬事房传旨，六月初五日外边伺候戏。
初六日三庆班伺候戏。
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里边伺候戏。
十一日四喜班伺候戏。
十二日双奎班伺候戏。
十三日、十四日外班伺候戏。
此乃在圆明园“同乐园”演出。
由于京城伶人云集，三庆、四喜、双奎、春台等职业戏班已经声名颇大，其技艺已不逊色于扬州、苏州等地，朝廷也就不再到江南选拔伶人，而是从京城知名职业戏班中挑选伶人“伺候”。
程长庚作为三庆班主，也应参加这次演出。
梅巧玲随四喜班也参加了演出。
后来，“外边”伶人“伺候戏”也就成为内廷太监伶人演剧之外的一种重要伶艺活动方式。
同治时期，由于太监伶人演技较差，慈禧太后对此颇为不满，同治十三年旨意档有记：
“十月二十日许传旨，二十日《平安如意》团场上场人露白腿蓝裤，下场解带摘发懈怠。
以后有差无差都得剃头。
上角不准胖胖猪是的，不论什么角都穿彩裤，不准穿尖靴，穿彩鞋。
钩脸不要粗拉拉。
”也许正因如此，慈禧也就颇为喜欢“外边”伶人的唱戏。
光绪时期，继京城著名伶人孙菊仙、杨月楼、时小福等进宫“伺候”以后，谭鑫培也入宫“伺候”，光绪十六年恩赏日记档有记：
“五月初十日继挑民籍教习谭金培、孙秀华、陈得林、罗寿山、李奎林、李双寿。
”谭金培，即为谭鑫培。
慈禧除了挑选知名伶人进入内廷“伺候”，还有看北京各大著名戏班的表演，以便观看更多的角色和新剧目，而外班演出费用不菲。
“内务府档案”载：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喜班，纯一斋承应。
共赏银四百三十两。
八月十六日同春班，纯一斋承应。
共赏银三百六十两。
八月十七日玉成班，纯一斋承应。
共赏银四百三十二两。
九月初一日小丹桂班，纯一斋承应。
共赏银三百四十两。
九月初九日四喜班，纯一斋承应。
十二月三十日同春班，纯一斋承应。
共赏银四百十两。
根据上述档案，一个外班一次演出即可收入三、四百两，对于当时北京戏班而言，无疑是一笔丰厚的经济收益。
慈禧给予伶人赏银非常随意，而且，随着演剧活动的频繁，赏银数额也在不断地增加。
这些经济收益，无论是对于较长时期在宫廷“伺候”的伶人，还是偶尔进宫演出的伶人，都使他们及其家族的经济结构有着或重或轻的影响。
入宫演出，不仅是对于伶人表演技艺的肯定，而且，也确实成为伶人及其家族的重要经济收入方式，“以致一时戏班和伶人都以进宫演戏为荣，可算得名利双收。
”⑧这种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来自宫廷的经济收入，当这些出入宫廷的伶人回到市场性的民间演剧状况之中，也能够获得收益增值的效果，因为在宫廷表演的身份，使伶人在民间演出的分量加重了，产生了一种演艺价值的附加值现象。
刘守鹤的《谭鑫培专记》写道。
当同治至光绪初年，鑫培的戏份，仅当十钱四吊至八吊……到光绪中叶，增加到二十四吊或四十吊，到庚子则增加到七十吊或八十吊，后来又由一百吊增至二百吊。
到光绪末与宣统初年，就增至二百吊以上……
唱堂会呢？
那就有可惊的增加了！
光绪中叶不过十两银子，庚子以后就猛增至一百两，宣统初年则增至二百两至三百两……
从庚子以后，鑫培外串就要五十两，这是开从来未有的新纪录。
再由那琴轩之流一跪一辑，一吹一捧，就由五十两加至一百两。
随后又继涨增高，乃至二三百两，乃至五百两。
在那家花园刘宅堂会，唱一出《武家坡》，竟拿了七百二十元的代价……⑨
这里，谭鑫培的演出价格“继涨增高”，自然跟他的表演技术实力有关，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宫中为伶的身份，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青睐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谭鑫培神话”，更加使他身价百倍。
这种身价百倍的连锁反应，是使谭鑫培的演唱价钱得到快速地提高，乃至使达官贵人也对他格外恭敬。
当然，与在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自由互动的伶人有所不同，谭鑫培乃是“内廷供奉”，有着“月米”和“月俸”，每次演出之后还有“赏金”。
需要肯定的是，依附型的伶业机遇或者状况，对于市场型的伶业确实有着一定的延伸效应，它依据不同的伶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从此意义而论，在依附型和市场型之间互动，可以使伶人及其家族的经济收入产生一种共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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