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古汉语语法共时专书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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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规律，一方面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就一个个问题进行比较。

”

杨伯峻先生1986年在为何乐士《（左传>

虚词研究》撰写的序言中，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始终认为写一部汉语语法史虽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写好的。

它不仅需要作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还要在某些地区方言中作特异的语法研究;

在上古、中古文献中，也有必要作专书、专题的研究以及综合某些方面的比较研究。

就是这些研究，无论专书的厚薄、专题的宽窄、比较范围的大小，而要求做得资料充实、分析细密、真能反映客观语法现象，又能抓住其特点，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是不容易的。

近年来有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努力，这是可喜的现象。

”“给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奠下基石。

有无数块这类基石，便铺砌成建筑汉语语法史的坚实地基。

不这样，汉语语法史的高楼大厦便是建筑在泥沙之上。

1993年郭锡良先生在《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一文中再次强调“汉语语法史需要建立在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之上。

1.2专书、专题研究是建立新的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发现真理、建立新的理论可以通过提出假设，然后进行客观、全面、认真的求证来实现。

更可以通过先进行深人调查第一手资料，然后归纳、上升为规律而建立理论。

无论前者或后者，它们都必须以事实作为最重要依据。

专书语法研究就是在扎扎实实调查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探求规律，提出理论。

在这方面，我们的老前辈曾一再谆谆教诲。

王力先生说:

“怎么研究呢?

就要从大量具体的材料中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

结论是在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

……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

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

归纳的重要也就证明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

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个别的东西越多，越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可靠的。

”⑨

1.3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是检验自己或前人成说的有力武器

我们可以利用专书研究的成果去检验和修正自己或前人由于没有来得及进行全面、穷尽的调查研究而于有意无意之中形成的片面性和误差。

比如何乐士《（史记>

语法特点研究》一文中曾对《左传》、《史记》动词谓语结构情况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汉语句子中作为核心的动词谓语，它的基本发展趋势是谓语结构的逐步扩展，也就是谓语结构的复杂化。

”。

如果这一结论适合于汉语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那么由《史记》到《世说新语》，句法结构的变化特点就应该是动词谓语结构的进一步扩展和复杂化。

但据两书的调查比较，动词谓语结构的复杂化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也就是说，在《<

史记>

语法特点研究》一文中提出上述结论时犯了主观片面性的错误。

这一结论可能适合于某种历史阶段句法结构的发展特点，但却不能代表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

因为谓语结构的扩展和复杂化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它必然会受到语言交际内部规律的制约。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量不能超越理解和记忆的一般承受能力，因而每一个“谓语读”的平均字数不能过多;

到一定的阶段，句法上的发展就会自动调节，转换方式。

至于转换为什么方式，则要根据各个时期语言发展的具体条件而定。

总的来看，可能有以下几种方式:

谓语结构本身的扩展，单、复句主要是复句内“谓语读”的增加，语段的发展和完备等等。

由《史记》到《世说新语》，句法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有二，一是句子（主要是复句）所含“谓语读”的增加;

二是语段的发展和完备。

通过对《史记》和《世说新语》（特别是《世说新语》）的专书研究，检验出我以前结论的片面性，加深了我对句法结构发展特点的认识，并初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自己据李学颖《礼义之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认定“X万福”类问候语主要为女性使用。

后据宋代至清代各朝代语言调查发现存在问题。

因为男性亦多用。

俟奏班齐，舍人喝拜，东西班殿侍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祗候。

次舍人通馆伴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次通契丹使某甲常起居，次通副使某甲常起居，俱引赴西面立。

次通宰臣以下横行，通某甲以下，应喏，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应喏，两拜呼万岁，分升殿东西向立。

（《宋史·

卷一百一十九》）

各祗候毕，可矮墩以上引近前，问“圣躬万福”。

传宣问“跋涉不易”，鞠躬。

（《辽史·

卷五十一》）

见一老僧曰：

“唐皇帝万福。

”（《逸史·

卷二》）】

二专书、专题语法研究的步骤

一、选好专书、专题，并明确解题。

1、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确定断代，选好专书。

确定断代，是从汉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横切一刀，选定一个横断面。

这同汉语史的分期不是一回事，但是进行断代研究无疑有助于汉语史的科学分期。

选好专书。

每个横断面通常都包括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代，要从中选择适当的汉语书面语料。

是否“适当”，需要看三个条件:

第一、要看口述或著作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这需要作一番专书及其作者的辩伪的工作。

例如《尚书》一书，经考证只有《大诰》等十三篇属西周作品，其余为后人拟作，则不能选为研究西周语言的依据。

第二、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因为有书面记载以来的整个汉语史都是口语和文言并存的历史，只有接近或反映口语的书面语言才能比较真实地记录汉语的历史面貌。

例如，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立足于“疾虚妄”、“求实诚”的进步主张，提倡“文字与言同趋”，“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乃至“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以力求达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赌”，因此其语言虽经作者书面加工，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口语面貌，选择《论衡》作为专书研究对象是适当的。

第三、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

篇幅太小，不足于对词汇、语言、语音各要素进行描写和分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语料。

如明代刘基撰《诚意伯文集》，卷首收录了朱元璋召见刘基子刘仲憬的口语谈话，按前两项标准衡量却无问题，但因其份量有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对象。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把汉语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断代，每个断代选择了部分专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必须说明，我们选择的专书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部分著作。

事实上各断代都有大量可供研究的专书语料。

例如，

先秦时期有:

《尚书》（西周作品部分）、《诗经》、《楚辞》、《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左传》、《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两汉时期有;

《史记》:

《论衡》、乐府民歌以及近年出土的西汉帛书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

《抱朴子》、《世说新语》、《搜神记》、《搜神后记》、《百喻经》以及部分东汉佛经译文等。

隋唐五代时期有:

敦煌变文、敦煌曲子词、禅宗语录、《祖堂集》以及部分唐诗（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等诗人的诗词）等。

宋元明时期有:

宋元话本（包括《大宋宣和遗事》、《金相平话》五种、《古今小说》），宋儒语录（包括《朱子语类》），部分宋词（包括苏轼.’黄庭坚、晃补之、辛弃疾等词人的词作），蒙译汉著作（包括《元朝秘史》、《元典章》），元曲（包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及明人减慰循编《元曲选》），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书（包括《老乞大》、《朴通事》）以及长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2、选好专题并明确解题。

如《先秦“数（量）·

名”结构研究》。

还包括说明价值和意义。

二，搜索、整理资料，建设生语料库。

三，分析材料，确认性质，分门别类地建成熟语料库。

（获羌一羌；

获一人；

获豕豕；

）

四、分门别类，进行系统的静态描写。

1、选择一个参照系。

2、建立与现实材料相应的描写体系。

3、分门别类地进行描写。

专门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对汉语进行共时静态描写。

只有描写得具体、全面，结论才比较可靠，揭示规律才能够深人。

静态描写要求具体、全面，当然不是随随便便、杂乱无章、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要在理论指导下，经过分析和综合，分门别类，进行科学描写。

对语料分门别类，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求过程。

分门别类的结果，就把语料区别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层次的大小类别，从中可反映出各种语言现象的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

分门别类要以语言现象的本质的内在的属性为标准，决不是以非本质的外部特征为依据。

这需要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提炼才能做到。

三专书研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采用数学方法，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在现代科学中运用数学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门科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运用统计方法，二是提炼形式化的数学模式。

运用统计方法，就是从大量的观察为基础，通过数量统计总体，揭示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性。

这是因为构成统计总体的许多个体存在着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只有经过大量统计方能使个别的偶然性抵销，使集体的必然性显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趋向。

【专书词类研究原则与方法的可贵探索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读后。

何乐士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殷国光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善于运用穷尽的量化的方法对词类的性质与功能特征进行研究。

对于《吕氏春秋}）（下文简称《吕》）词类系统的框架，本书并未另起炉灶，而是沿用了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分类及名称。

这种沿用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对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进行了严格的检测。

为了进行这种检测，并在检侧之中确定《吕》的词类系统，作者采用了穷尽性的、量化的研究方法，对该书5153个词一一归类，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数量统计。

书中的各项结论都尽可能以量化的语言材料作为依据，再配合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将在下面讨论）综合进行研究。

考察结果表明，前人关于古汉语词类的基本格局是符合上古汉语的客观实际的。

通过作者的上述检测，使人们对词类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上都推进了一步。

比如作者把《吕》的词类划定为11大类，其中实词7类:

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

虚词四类:

介词、连词、助词、叹词。

关于作者对实词和虚词的分类大家是否同意自然可以讨论，但这总算是一家之言。

这11类词在《吕》词汇总量中各占数量多少?

相互比例如何?

出现频度又是怎样?

②知道这些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各类词在词汇总量中的位置和作用。

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全面的统计，通过下面这样一张表格

由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吕》的实词占词汇总量的98.5%,频度为12.68、虚词占词汇总量的1.5％，频度为204.93。

明显地表示了实、虚词在数量和频度上的巨大差异.同时通过这个表格，我们不仅全面看到由各类词编织成的词汇总体，同时也看到各类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虽然只是《吕》一本书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何况在同一时期更多专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就能看到这时期词类的比较清晰的全貌。

若没有专书语法研究，这一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着重描写词的大类内部存在的语法功能差异和语义上的差异。

也就是说，，着眼于同一大类的词在人句之后呈现出的不同变化。

在这方面反映了作者在词类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较强的语法观念，同时也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

下面我们举例来谈:

2.1名词

（一）作者提出名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征是“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能力存在着差异”（P37），这是作者在对名词各小类的修饰语进行穷尽分析的过程中发现的。

作者先分别举例以说明问题，然后对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情况作了全面统计，列了一个很清楚的表（该书P40）:

统计结果表明，普通名词可自由地直接受各小类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词、数量短语修饰;

而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则受到限制。

这种限制不仅反映在直接修饰语的类别上，而且也反映在频率上。

作者把名词各小类直接受名词和他类词语修饰的能力排列如下:

普通名词>

时间名词>

专有名词>

方位名词（>

这里读作“优于”）这就使我们明确了名词内部各小类在接受名词及其他词类修饰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异;

反过来看，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是区别各小类的一个条件。

】

（二）探源溯流，作纵向历史比较。

静态的研究对汉语史来说，是必经的阶段，但是单靠静态的研究并不能达到建立

汉语史的、目的。

还必须抓住某一断代的汉语某一现象，上探源，下溯流，作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动态分析。

在断代专书研究中，何乐士特别注意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

在研究《史记》语法时同《左传》比较，在研究《世说新语》语法时同《史记》比较，在研究变文语法时同《世说新语》比较;

在研究元曲语法时同变文比较。

在《（史记）语法特点研究》一文中，她的具体做法是:

一方面，把《史记》中记载史实与《左传》相同的部分跟《左传》进行对照，从司马迁的古今对译和引文变化中找出《史记》语法的一些特点;

同时对《史记》的全部篇章进行调查分析，尽力找出全书在语法上的主要特征。

三，不拘一格地吸取各家之长。

正如王力先生一直倡导的研究语言学要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态度。

的确，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学术观点是语言学园地中各具特色的花朵。

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案决不仅限于一个;

对某一对象的认识也不能局限于一种思路、一个角度。

百花齐放才是春。

多角度、多方位才能达到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

赵元任先生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的结束语中说:

“任何人的标音，只要本身一贯，能够在原定的范围里作出清楚的解释，不自称唯一正确而排斥其他可能的处理，都不必严加反对。

四、自己的成果与他人的成果要分清，切忌抄袭和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