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喜剧与中国传统相声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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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喜剧与中国传统相声比较研究
目录
引言
（1）
一、莎翁喜剧和中国传统相声的相通之处
（1）
（一）产生背景和内容上的相通
（1）
（二）表演形式上的相通
（2）
二、莎翁喜剧和中国传统相声的不同之处（3）
（一）社会背景（3）
（二）内容上的突出特色（3）
1.人文主义者对待爱情的态度（3）
2.浓厚的夸张讽刺（4）
（三）话语艺术（6）
1.莎翁喜剧的台词艺术以及突出的独白手法（6）
2.相声的对话艺术、抖“包袱”技巧（6）
（四）二者发展历程的比较（7）
三、浅谈振兴中国传统相声（8）
（一）快速反映现实（8）
（二）复兴创新（8）
（三）正确价值观（8）
（四）培养新人才（8）
结语（9）
参考文献（9）
引言
文学上对于喜剧的定义是这样的：
用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以及喜剧性格的刻画，从而引起人们对丑的、滑稽的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
说到喜剧，就不能不谈到莎士比亚了。
莎士比亚早期（1590—1600）创作就多以喜剧为主。
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抱着美好的理想，深信人类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基调。
而贯穿喜剧始终的有两大主题思想，一是戏剧要明确的表达出个性解放，热爱现实生活，歌颂真挚的爱情等人文主义思想；二是把笑声做为武器，对阻挠社会向前发展的各种封建保守势力给予无情的讽刺。
戏剧家在赋予他的喜剧以鲜明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
对于喜剧的第二主题思想让笔者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以笑声做武器，直戳旧社会种种丑恶，让人在发笑之余，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那就是——相声。
说到相声，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尤其对北京、天津人来说是一种极为熟悉的艺术形式。
不管从晚清到解放后它都在民间艺术中独领风骚，许多相声表演艺术家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
马三立，马季，郭德纲等。
相声，是一种民间说唱曲艺，相声一词，古作像生，原指模仿别人的言行，后来发展为象声，又叫隔壁象声，类似于口技一类利用模仿各种类型声音的艺术手段。
起源于华北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
通过研究,我们比较一下,莎士比亚喜剧和中国传统相声有何异同。
一、莎翁喜剧和中国传统相声的相通之处
（一）产生背景和内容上的相通
首先，相声本身就是喜剧形式的，又称笑剧，闹剧。
它和莎士比亚的喜剧在内容上一致的，总是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用笑声作为手段，借用诙谐巧妙来讽刺社会现实以便追求美好生活，引着观众在“笑闹”中思考人生。
其次，二者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符合时代特色的，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艺术创作。
社会历史的发展，才会有莎士比亚戏剧和相声这样的艺术形式纷纷涌现。
最后，社会变革给了他们发展的足够动力，社会的变化，最先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而艺术家们创作于社会底层生活，内容大多都是随着
社会变化讽刺丑恶现象的，也积极的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热切希望。
（二）表演形式上的相通
喜剧和相声都是通过话语艺术展现给观众整体故事的，话语是许多表演形式基础性工具之一。
所谓话语艺术就是台词，而台词就是演员在舞台上说的话，舞台中要说的话又和我们平时说的话不一样。
演员要把死板的文字，变成活生生的台词，例如，相声《你要高雅》中：
郭德纲：
大家伙了解郭德纲，知道郭德纲这三个字儿也仅仅是从《论语》中。
于谦：
哎……你等一会……
郭德纲：
你说
于谦：
《论语》有郭德纲?
郭德纲：
《论语》啊，孔圣人的那个书
于谦：
我知道孔圣人写的那个
郭德纲：
《论语·公冶长》里有那么一句
于谦：
怎么说的
郭德纲：
“吾未见纲者”
于谦：
怎么讲？
郭德纲：
孔圣人说很遗憾，我没见过郭德纲
于谦：
那就是说你死孔圣人头面了!
……
演员不仅要在舞台上把台词说活了，还要让观众感觉到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杜撰的、胡编的，用舞台上的台词来展现一个鲜活有生命的故事。
相声和喜剧都是用充满“误会”“巧合”的喜剧，这就需要演员通过台词来把这些“误会”“巧合”表现出来，这时候以情节离奇曲折取胜的喜剧手法就暂时退到次要地位，而把讽刺现世上升到了重要地位。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乡绅老爷看中安妮家中的遗产，替自己低能儿的侄子求婚，说：
“安妮小姐，我那外甥很爱您呢。
”恰巧他的外甥这样说了一句：
“对，很爱她呢，我爱这儿葛乐斯德那的随便哪一个娘儿也不过这样罢了！
”他说一句，他的侄子就说出来捣乱的一句，最后却被安妮一句话堵了回去：
“我的夏禄大老爷，他要求婚，让他自己来说吧！
”简单明了的一句话就指出了夏禄的势利，表达了安妮对封建思想的不屑。
喜剧和相声的台词都需要依靠演员的自身素质来展现，一场成功的喜剧和相声都离不开演员的发挥，再好的剧本，没有演员的表演也无法实现。
所以对于喜剧和相声来说，台词是关键，而对于台词来说，演员的发挥尤为重要。
二、莎翁喜剧和中国传统相声的不同之处
尽管莎士比亚喜剧和传统相声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笔者主要还是要来研究它们的不同点。
（一）社会背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光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它有推动历史举步向前的一面，也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一面。
那是一个饱含血和泪，夹杂笑声的时代。
而莎士比亚的喜剧无疑在这个时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艺术慰藉，可以这样说，莎翁戏剧在某一程度上，互为补充的再现了那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政治文明。
反观之，相声发展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这是晚清封建制度最腐朽的时期，清王朝由繁荣兴盛逐渐走向衰落。
国家内忧外患，由于封建王朝的剥削掠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在经济、军事、政治上侵略中国，百姓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可以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相声和莎士比亚戏剧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
莎士比亚喜剧产生的背景是一个新时代代替旧时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时期，可是传统相声却是产生在中国被侵犯掠夺的时期。
这就意味着相声不可能跟莎翁喜剧一样“明媚”，它是沉重的，并且要肩负着民族的使命——用讽刺的语言给黑暗的社会以沉重的打击。
因此许多莎士比亚喜剧中有的题材内容相声也不会涉及，比如，歌颂爱情和婚姻。
相声更多的是要将社会各种丑恶现象放大化，通过诙谐的叙述来反映出来，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二）内容上的突出特色
1.人文主义者对待爱情的态度
要谈莎士比亚的喜剧，我们必须从它的反封建思想着手，这样就涉及到了古典文学中对待爱情的态度。
古典文学最大的分支就是教会文学。
欧洲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既是封建大庄园主，更是封建势力的精神依靠，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残酷剥削，而且在精神上实行严密的统治，天主教会不允许人们谈情说爱，他们禁锢着人的灵魂和肉体，这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
教会文学和文艺复兴文学对待爱情和婚姻问题有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往往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分不开，经常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爱情的纠葛、婚姻的冲突都渗透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内容。
对于封建教会势力来说，爱情，是他们所厌弃的；婚嫁，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私欲的政治交易。
恩格斯说过:
“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呼吁个性解放，提倡爱情婚姻自由。
他们称颂的真挚爱情，多是叛逆的，经过抗争的。
他们在黑暗势力下，勇敢争取，这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进步思想。
十六世纪末的英国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封建主义勾结天主教会经历了几番抗争，但是这样并没有挽回他们无力的命运。
正是因为封建社会还有其残余势力，西方喜剧中也残存了一股保守思想——伪装了的禁欲主义——揭露出来，作为喜剧的绝妙题材，来获得观众们善意的笑声。
比起题材相仿的《爱的徒劳》，在《捕风捉影》里面，喜剧与现实有了更紧密的结合。
书中出现的一对青年男女，以独身主义者作标榜，嘲讽爱情和婚姻，一见到对方，就对对方产生出深恶痛绝的感受。
这里表现的就是他们封建的残余思想，也就是禁欲主义。
这一思想上的落后性与当时社会的蓬勃发展是不相容的。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原来您是在跟自己的心儿作对！
”这里就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喜剧矛盾。
《仲夏夜之梦》里面的故事背景和人物性格也都是以英国当时的现实生活被背景的，两代人——父亲与女儿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场“战争”。
赫米娅并没有在封建家长权威面前所屈服，而是坚持了自己爱情、婚姻的自由。
她在人前的呼吁和冲破禁欲的表白:
我情愿这样开、这样谢，这样自生自灭，
殿下，也不能把我宝贵的贞操
奉献给什么主人——假使他的主权
我的灵魂怎么也不愿承认。
赫米娅的话给了封建家长一个晴天霹雳。
这就是一种坚定的对爱情的信仰，属于新时代的新的道德观、新的伦理观。
可能并不成熟，但是它完完全全的表达的是人文主义者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以及与封建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
2.浓厚的夸张讽刺
晚清时期中国始终是被压迫的，大多数艺人都是民间创作者，他们往往能寄托了对统治者的嘲弄和鞭挞，也能代表了广大人民对平稳安乐现世生活的热切期望。
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并没有那么进步，他们的讽刺只是在生活困苦之下，没有上升到反封建的高度。
社会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封建思想引领群众向前，所以仍然无法像人文主义思想那样积极提倡个性，有明确的反封建态度。
传统相声最重要的取材就是现实生活，经过多年的流传，它并不像莎士比亚喜剧一样保存完善。
解放后能成稿的也仅有三百多篇。
正因为传统相声大多为披露和讽刺艺术，它必须要反映人民熟悉且关心的生活，提出并回答与人民利益有关的问题。
因此，我们翻阅流传下来的三百多篇传统相声作品就可以看出，其实，它是一幅反映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它有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轨迹。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相声流传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多是揭示阿谀奉承的恶习、敲诈勒索的伎俩、尔虞我诈的交往、纸醉金迷的生活等，这些底层生活的创作形成了社会风貌的写照。
在那一时期，中国就像一堆腐朽并且散发恶臭的垃圾，相声通过对市民阶层生活的描述，曲折的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灾难。
在单口相声《日遭三险》讲述了新上任的县太爷让手下人寻找三个特别的人——“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
县太爷让“急性子”跟着他办案，让“慢性子”帮他看孩子，让“爱小便宜”帮他管账。
但是糊涂的县太爷找来这三个人却耽误了所有事，急性子的人因为着急把他摔进河水里，慢性子的人对二少爷掉进井里也“慢慢悠悠”，爱小便宜的人贪便宜买了两个棺材，说大少爷死了就不用再买了。
《日遭三险》利用找来的这三个人闹出的笑话，曲折的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把对自私和悭吝的讽刺和现实生活的世态炎凉结合起来，揭露了“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社会本质。
相声吸取文人故事也被赋予了很多浓重的夸张的色彩，有些甚至毫无历史依据，只有被再创作的艺术形象。
这是莎翁喜剧所没有的。
比如在传统相声《吃元宵》中，将孔子塑造成了与观念中大相径庭的人物形象，不仅厚颜无耻吃了人家的包子，还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样子。
相声中的孔子令人跌破眼球，反映了人民对待这位“圣人”的看法：
即使是“圣人”也解救不了他们水深火热的生活。
文化典籍中素材也会被相声吸取，它们经常会被夸张和扭曲。
取材于语言文字的传统相声，多具有悠久历史感。
这也表现了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和相声演员的机制聪敏，不仅增加了相声的幽默感，也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多被吸收进单口相声，这就是借助历史的躯壳来抒发今人的感情。
相声取材的夸张并不是它扭曲事实，胡编乱造，而是它夸张经典，借助经典来凸显社会生活的黑暗，表达了相声艺术家对现世的愤恨
相声发展中的披露现实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所达不到的，莎士比亚喜剧对待封建的态度的对爱情问题的探索还存在着人文主义的浪漫色彩。
（三）话语艺术
1.莎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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