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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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对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实践后果及其潜在效应必须在事先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
人们要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就必须满足这两个基本预设的要求。
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然而，恰恰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深刻的难题。
首先，无代价的发展是否可能？
这取决于三个问题：
一是人的实践活动是否必然干预（干扰）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干预是否必然危及生态平衡？
二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能否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超越“零和博弈”关系的限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三是在发展过程中作出选择和权衡时，“所得”与“所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又如何加以比较？
其次，人们能否充分预见发展的实际后果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
这也取决于三个问题：
一是“未来”能否由“过去”充分地决定？
二是实践后果是否在根本上等价于决定它的理论背景和主观期待？
三是人作为主体能够扮演“拉普拉斯妖”式的角色，从而充当全知全能的预测者吗？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都遇到了一系列困境。
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实践上的难题
工业化和市场化乃是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上的基本特征。
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和内在环节。
如果说市场化诱发并强化了人们的贪婪动机，那么工业化则为人们满足这种动机提供了有效手段。
因此，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实践层面的挑战。
从亚当·
斯密开始，以研究商品经济及其运作为对象的经济学，总是以“经济人”作为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假定。
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如此。
尽管对“经济人”的假定有所修正，例如开始认识到这一假定的局限性，但却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这一假定的基本内涵和前提性地位。
可以说，“经济人”假定构成自斯密以来经济学贯串始终的根本预设。
一般地说，“经济人”假定包含两层规定：
一是作为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二是作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主体，它又能够权衡利弊得失，从而作出最优选择。
其中，前者是根本的，它是目的的规定；
后者则是从属的，乃是手段的规定。
这一“经济人”假定，从逻辑上注定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无限的贪欲之本性。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已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人的贪欲的诱发和强化的关系。
他指出：
“世人对财富没有止境的观念是从这个第二类的致富方法（即亚氏所谓的‘获得金钱的技术’——引者注）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5页）。
在亚氏看来，商品经济这种“非必要的致富方式”，必然使人产生这样的心理：
“生活的欲望既无穷尽，他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尽”（同上书，第29页）。
在以贪欲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中，一切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对象，都只能沦为手段和工具的规定。
对此，马克思作了明确的揭示。
他说：
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在人类社会中尚未占统治地位，因而还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资本主义”固然不等于“商品经济”，但它们毕竟在历史上具有一种发生学联系。
而且，马克思也总是把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典型形态。
马克思指出：
“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449页）。
因此，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必然使自然界面临“祛魅”的命运。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市场逻辑所内蕴的“零和博弈”关系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
它一般被表述为：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而作为同个别劳动时间相对称的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及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由此决定了凡是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就不可能在商品交换中得到补偿，从而表现为亏损；
相反，凡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由于商品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予以补偿，它在得到补偿的同时还将获得赢利。
在这里，“所得”恰恰等于“所失”；
而且，“所得”与“所失”互为因果。
这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
当然，在市场交换关系中，不仅存在“零和博弈”，而且存在非“零和博弈”。
前者体现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则体现着共存共荣的“合作”关系。
但是，后者的存在虽然往往掩盖着前者，但却不足以抵消前者。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市场逻辑所内含的“零和博弈”关系的存在。
市场经济的“零和博弈”意味着：
“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在有些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
在一个国家里，就个人或团体来说，情况同样如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页）。
发展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就充分地揭示了这种“零和博弈”所带来的穷国对富国的依赖关系。
所以，正如默勒尔所指出的：
“社会分化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这是唯利是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C·
默勒尔：
《“自由”市场经济给妇女带来的“好处”》，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别人的现状变坏；
而这一状态也就是最有效率的状态（参见高鸿业、吴易风：
《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与“损人”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
也就是说，它们互为因果，无法相互剥离开来：
“利己”恰恰是由于“损人”，反之亦然。
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日益尖锐化，正是帕累托效应在实证层面上的表现。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披露：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空前严重。
在过去的10年间，全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和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比例从60：
1，扩大到74：
1。
而世界上3位大富豪的财富，已超过了35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也就是超过了其6亿位居民的收入总和（参见《齐鲁晚报》1999年7月14日第15版“国际新闻”）。
贫困与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
在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同保护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时，满足生存需求无疑将被置于至上地位。
另外，市场经济的博弈性对责任主体的遮蔽和责任本身的消解，也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博弈经济。
商品交换行为及其结果归根到底乃是参与双方相互博弈的产物。
这就必然模糊行为人与行为过程及其最终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决定了行为人有可能逃避他作出的选择所应担当的责任。
这就很难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这也是“现代性”面临的基本困境之一。
这一情形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付出必要的代价。
这显然将极大地妨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乃是近代科学技术同市场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
工业时代不同于农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借助于实证科学和技术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戡天役物的能力。
如果说，在农业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顺应，那么到了工业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则转变为对自然的控制、支配、驾驭和征服。
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颠倒：
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孱弱，自然界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扮演的是“受虐者”的角色；
在工业时代，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高，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从而由“受虐者”转变为“施虐者”。
从“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到“知识就是权力”（福科），很好地勾画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工业时代的历史际遇。
一般地说，农业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利用，并未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维系自组织状态，从而保持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
然而，工业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及其后果，则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度。
这也正是全球性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工业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可持续发展恰恰是针对工业时代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提出的。
显然，如果说，市场化和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上的重要特征，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内在环节和阶段，那么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如何在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有效地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本体论难题
可持续发展观隐含着这样的预设：
可持续发展必须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发展，因为任何代价都将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能力。
然而，这一预设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就遇到了障碍。
我们知道，只要人类存在，他就必须不断地同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系自身的生命过程。
这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绝对前提。
也正因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物种那样能够与生态系统保持一种天然的、无间的和谐呢？
马克思说得好：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人只有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他的生物学限制，才能把自己“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种对自然限制的突破，表征为人所特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所以，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人的创造和超越，决定了文化不过是人对自然疏离的结果。
就此而言，文化总是体现着人与自然的距离。
人的需要作为文化塑造的产物，它总是以远离自然为其基本特征。
正如卢梭所说的：
“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3页）。
而“当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的时候，也就干预了自然选择的过程”（M·
米萨诺维奇、E·
帕斯托尔：
《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这种“干预”必然会打破自然界的自在状态，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此，“人的任何有目的的行动，都将对他的生存环境产生消极的后果”（F·
C·
斯米尔诺夫：
《生态世界观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可见，从自然界演化的角度看，人类的诞生不过是一个自然事件；
但从人的角度看，它却意味着“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楔入”，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人为”改变。
这实质上就是自然界本身的“异己化”。
自然界的这种异化，决定了人类的活动必然要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
没有任何代价的人类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人类不复存在。
同旧的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观显示了一种人类的非中心化的取向。
人们一般认为，传统的发展观之所以造成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深层理念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
人的自我中心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维度上的扩张，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掠夺、攫取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障碍和限制。
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根本理念的层面上彻底摆脱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了困难。
因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消解人的自我中心化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悖论。
我们知道，人的自我中心化乃是人的主体性的内在规定，是人的“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赖以确立的绝对前提。
离开了这一自我中心化结构，人的“我向性”就无法成立，从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反省也就不可能。
人的自我中心化从根本了预设了“人”的本体地位及一切非人存在者的根本从属性。
因此，人的自我中心化乃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为我关系”得以建立的逻辑理由。
既然如此，只要人类仍然是以“人”的方式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消解人的自我中心化。
其实，可持续发展并没有真正摆脱人的自我中心化，相反，它不过是一种更隐蔽的人的自我中心化而已。
首先，保护环境、改善生态说到底仍然是为了人类本身。
其实，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因为以人的生存需要为参照的。
正如E·
马修斯所说的：
“我们对于保持生态平衡有兴趣，因为那为我们自己的物种之生存和福利是必要的条件”。
显然，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基本预设就隐含着人的自我中心化。
所以，有人仍把“可持续发展”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至少是一种“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引自庄庆信：
《当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哲学》，载《哲学与文化》1998年第4期）。
其次，可持续发展观赖以确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反映了人们从道德的角度审视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存在的要求。
它强调一切物种的生存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和平权性。
这显然是把伦理关系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范围。
而我们知道，所谓“伦理”，就是人伦之理，它原本仅仅隶属于人际关系。
然而，在生态伦理学的视野内，伦理关系被广义地泛化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
这种“拟人化”的做法，显然是把道德视野和伦理关系“移情”于非人存在之上的结果。
而这种“移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人的自我中心化的做法。
因为它是把人的“自我”尺度外向地投射到对象世界的结果。
这类似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所谓的儿童自我中心化的情形，以及文化人类学所揭示的早期人类所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论”的现象。
三、认识论难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充分地预见人类实践活动的后果及其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
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据此判断这种实践活动的后果是否影响到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能力，是否危及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对是否采取行动以及如何采取行动作出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和环境的不可逆性质决定了人们无法进行一种“试错—调整”模式。
这正是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不应再继续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乃是基于或本身就是对“未来”的“筹划”。
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预防性’行为而不是‘反馈性’行为”（M·
《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第69页）。
美国学者K·
豪克斯也指出：
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要求我们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并避免它们的出现，而不是造成破坏后才去补救”（K·
豪克斯：
《经济发展与环境：
风险与机遇》，载美国《交流》杂志1998年第1-2期合刊）。
由此可见，对未来的充分预测，乃是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认识论上的必然要求。
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往的发展之所以遇到了不可持续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预见人们的活动后果所致。
然而，恰恰是在对实践后果的充分预测问题上，可持续发展遇到了认识论上的根本限制。
诚然，同动物的活动相比，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是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的。
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种重要的表征和确证。
人的实践观念作为主体尺度（表现为对价值目标的自觉确认和追求）和客体尺度（表现为对客观规律所表达的客观可能性空间的自觉把握）内在统一的主观形态，它对人们实践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确具有某种既规范又预测的作用。
然而，人们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其预见能力又是不充分的，因而又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人们不可能“全息性”地对未来作出预言。
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
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恩格斯所说的情形，并不是由于人类认识的不发达造成的，而是由人类实践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
无论人类认识如何发达、如何充分，都无法在事先充分地预见实践活动的结果及其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
人类实践活动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这是它不同于动物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实践的始态和终态之间并不是等价的、对称的、可逆的，而是不等价、不对称、不可逆的。
因为它们的关系不是那种由“潜在”到“显在”的预成性的，而是由“无”到“有”的生成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的终态总是大于它的始态，终态总是包含着始态所不具有的新的规定。
这正是实践活动所特有的创造性和探索性之所在。
它使实践在其“事先”与“事后”之间形成了一道“无知之幕”（这里姑且借用罗尔斯的说法），并构成人们充分地预见未来所难以逾越的认识论屏障。
也正因此，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来说，那种由“过去”推知“未来”的归纳推理模式有其致命的缺陷。
这正是以往人们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无法彻底避免导致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
以科学实验这一越来越重要的实践活动为例，科学实验就有其自主性。
实验结果之所以具有独立于作为背景知识的理论并对理论具有某种判决作用，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所包含的意义无法被归结和还原为它所负载的理论背景。
正如有人所说的：
“实验活动不可能被理论活动所囊括，它有其自身的生命”（刘文海：
《实验有其自身的生命吗？
》，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
尽管科学哲学强调“观察渗透理论”，但科学实验并未因此而丧失自身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实验及其结果所给出的规定，总是大于指导实验的理论所包含的规定。
这是实验具有自身生命的内在理由。
人类实践活动的后果及其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的不可充分预测性，已经典型地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
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超出人们可能预见的后果，他在晚年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4页）。
这也就是所谓的“弗兰肯斯坦”现象（Frankenstein系19世纪英国作家M·
舍利（Shelley）写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制造了一个人形怪物，后来被这个怪物所害。
人们以此来比喻自己所创造却又无法控制的事物）。
这种无法控制，首先是由于无法预测。
自本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展了“技术评估”（TechnologyAssessment）工作，尽管取得了某些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后果的“预警”问题。
“技术评估”一般包括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
“简单地说，技术评估评判结构是横向层与竖向层（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出色综合。
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在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进行变换”（H·
斯考利莫斯基：
《技术评估中的认识论问题》，载《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2期）。
问题在于，在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技术评估都遇到了严重困难。
首先，在事实方面，我们在考量技术及其后果时，将难以充分地估价技术的非预期效应，许多技术成果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如本世纪末出现的“克隆”技术的突破及“深蓝”技术的挑战。
正如《技术社会》的作者雅克·
埃吕尔所指出的：
“历史表明，在每项技术的运用中一开始就蕴藏着不可预料的副作用；
这些副作用带来了比没有这项技术的情况下更为严重的灾难”（转引自J·
里夫金、T·
霍华德：
《熵：
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其次，在价值方面，我们在评估技术及其后果时，则将遇到不同价值尺度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既包括时间的也包括空间的，既有文化的也有传统的。
它使得我们在面对一项技术成果进行评价时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严重的环保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已知的世界性生态危机，而是新涌现的绿色消费主义（GreenConsumerism）”（参见黎安国：
《绿色消费：
迈向新的现代性？
》，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春季号）。
之所以会出现这类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近期与远期、表层与深层价值目标的冲突，以及近期目标和表层目标对远期目标和深层目标的遮蔽。
四、伦理学难题
可持续发展观包含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在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问题上必须体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这实质上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视野和伦理立场。
诚然，假如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限的，那么就不存在对发展问题进行道德评价和伦理调节的必要。
因为在这一前提下，人们所占有的资源和拥有的机会并不需要以牺牲他人的占有和拥有为代价，从而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冲突。
然而，问题在于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并不是无限的。
今天的人类已经充分意识到：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而且，“生物圈2号”实验的失败表明，地球为人类所提供的生存环境是无法模拟的。
“人择原理”也说明，整个宇宙中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是唯一的。
不可再生资源又不具有可共享性。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发展机会的排他性。
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同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在发展问题上进行伦理调节的必要性。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棘手的道德困境。
首先，从“代内公平”来看，由于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和有限机会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占有机会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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