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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声名鹊起的第一天起，职业历史学家就谴责它们搬弄史迹，“将复杂化为简单，将多样性化为单一性”；
和平主义者和大海军反对者批评马汉是新帝国主义者，他写作的“主要冲动仅仅在于为扩充海军提出论据”。
由于在建造单一口径主炮战列舰的问题上与海军高层对立，马汉在“一战”前夕已很难对美国海军的发展施加影响。
在据说是忠实依据马汉学说建立的德国“公海舰队”于1919年折戟沉沙之后，出版仅四年的《马汉论海战》被“请”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的教科书名单；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虽然仍旧具有重要性，但绝不比朱利安·
科贝特、拉乌尔·
卡斯特等20世纪思想家的地位更显赫。
再往后，太平洋战争显然不是按马汉的思路进行的，大西洋之战甚至明显折射出经典海权理论在“巡航战”问题上的狭隘——马汉已成为神像，只在祭祀时才被摆出。
1992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甚至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学术会议，主题就叫“马汉是不够的”！
马汉通过17-18世纪欧洲历史，尤其是英国海洋霸权兴起历史的归纳，提出了经典海权理论，核心论点有两条：
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更有优势；
商业、殖民地和海运在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
对这两点的崇信以及在海上交战中偏好依托主力舰对决建立制海权，构成19世纪“海军至上主义”的灵魂。
但上述观点并不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在较长的历史区间内，技术因素使得海洋与陆地的权势分布往往出现周期性变化，这意味着对海权在历史中的作用必须予以节制的评价。
诚如海军史家雷诺兹所言：
“马汉乃是，并且应当被看作一位重要但有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不免为人类活动惯有的局限性所桎梏。
没有哪个军事学名词像“海权”（SeaPower）一样兼具神秘感与含混性，也没有哪种战略学概念像海权及其传道者马汉一样，被历史赋予过那么多内涵之外的臧否。
在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5章）。
来自葡萄牙、加利西亚、布列塔尼和西南英格兰的探险家扬帆起航，驶过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和非洲西海岸，朝美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的“新世界”挺进，直至以欧洲为中心、以海上力量为载具的世界秩序初步得到确立。
在此过程中，英国那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凭借对海运和殖民利益的攫取，不仅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具有海上统治力的强大舰队，更资助和扶植其大陆盟国，完成了对相继崛起的欧陆霸权争夺者的绞杀。
这正是前述“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的缘起。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技术和生产开始取代贸易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铁路的出现则提升了大陆强国的动员速度；
与英国那个庞大但疏松的非正式帝国相比，拥有人口和资源之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美国与俄罗斯显然具备更大的潜力成为世界领导者。
不列颠借助明智的战略收缩和同盟体系，仍得在一场历时四年半的大战中击败德国这个最新的欧陆争霸者，但那是一场“没有特拉法尔加的胜利”——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海战，而是在西线堑壕中投入人力、物力的总量以及持久性。
在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开始接受不列颠对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禅让，此后历经20余年的海战理论-科技革命以及权势结构重组，美俄这两个洲级大国联手击败了德意日边缘地带强国联盟。
在一个“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与外围海洋强国构成两极的世界格局中，海权不再是唯一的神袛，甚至遭到质疑和否定。
但即使是在核时代，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之一的海权仍有其必要价值。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惟有仰仗海上力量方可收实效，核武器的高风险性和政治化则进一步凸显了常规远洋海军的意义。
后冷战时代，海上优势更成为全球化乃至美国对世界行使领导权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汉关于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更有优势的论断仍未过时。
海上力量将在一种结合了陆地、海洋乃至太空的国家大战略中继续发挥作用，并达到新的平衡。
一、海权的崛起与统治，1492-1815
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家把1494年法国出兵意大利视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偶然事件与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航海大发现以及欧洲国家的第一波海外拓殖浪潮相呼应，暗示了此后约四百年间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两项主题。
在欧洲内部，以教会为统一观念权威、以地方性封建政权乃至规模较小的次级封闭国际体系（如毁于法国入侵的地中海城邦体系）为基干的中世纪国际秩序迅速瓦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完全遵循国家利益准绳的现代国际体系就在这废墟之中诞生。
而在更大范围内，欧洲国家利用新近开发出的远洋舰船的机动性，由内而外、由西而东地驶向世界其他地区，对其进行政治征服和经济掠夺，直至它们成为欧洲的从属物。
这便是地理政治学先驱麦金德所称的“哥伦布时代”。
“哥伦布时代”第一个五十年，海权的意义体现在建立欧洲中心与新发现地区之间的交通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主要的贵金属流通、远洋货物贸易航路和殖民地版块上，它对欧陆政治尚不贡献直接安全价值。
作为此际在地理上最适宜建设海权的主要国家，英国在百年战争后暂时脱离了大陆，把争霸的舞台留给了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法国：
后两者皆为陆权大国。
从1494年到1559年，围绕意大利事务主导权乃至中西欧霸权，法西两国进行了断断续续近66年的战争，其他欧洲国家及政治共同体相继牵扯进去，形成一种大动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意大利战争”中，主要参战国尤其是西班牙已经把来自中南美殖民地的贵金属视为重要军费来源，并建立强大的舰队加以护持。
这暗示了尽管狭义海权——通过优势力量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尚未呈现其重要性，广义海权——与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各种海洋要素——与欧洲政治的关联却从一开始就存在，并将日益成为后者的影响者和塑造者。
与法西两国在大陆争霸同一时期，英国这个西欧滨外岛（Off-shoreIsland）正在形成基于远洋贸易的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日后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中由马汉归纳出的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这六项影响海权发展的要素，在英国大致以积极面貌出现：
因为无须在陆上自保或扩张，伦敦可以更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洋能力；
邻接大西洋航线的地理位置以及足够长的海岸线、一定数量的良港使其在全球贸易中占有先机；
狭小的本土空间、匮乏的资源刺激了国民投身海外，逐步形成了一定基数的富于冒险精神、乐于投资海洋事业来获取收益的商人阶层；
在厘清了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关系后，王室对培养本国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持积极态度。
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使英国积累起了左右欧陆争霸大势的足够权势基值。
信奉“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1638-1715）在1661年亲政后，开启了欧陆强国争夺区域霸权、并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商业利益的第二轮高潮。
此际的法国拥有比西班牙远为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初具规模的民族主义势头和由重商国策支撑的强大陆海军，但“太阳王”和腓力二世之父查理一样对家族荣光极为偏执，往往不顾国力上限、在短期内同时向多个方向扩张，终于招来以英国为首的反霸联盟。
由于需要满足海陆双栖的安全需求，波旁法国始终没能建立起足以夺取西欧窄海控制权的舰队，故其虽能在遥远的殖民地发动巡航战，却无法对英国构成本质威胁。
到1714年《乌德勒支和约》缔结时，法国依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英国却已获得层次更高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进入16世纪后半叶，海洋国家开始直接参与欧洲大陆的权势斗争。
这一趋势始于1571年联省共和国（尼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伴随1585年英国加入反西战争而达到顶峰。
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代表着从地理上统一西南欧和中欧、在财富方面强化对中南美殖民地控制、宗教上恢复天主教会正统性的“大一统”努力，也是现代欧洲第一波霸权觊觎者中的佼佼者。
尼德兰及英国的权势结构与之截然不同，它们没有数量太大的陆军，对西班牙的陆上攻势只能靠资助另一个参战国家法国来完成；
但英国政府扶持的私掠船和海盗有能力袭扰从殖民地返航的西班牙商船队，使腓力的财源大受影响。
后者一旦察觉伦敦正在缔造遍布整个大陆的反西联盟，马上决定釜底抽薪，对英国本土发动直接远征。
1588年5月，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但他们在较小的英国舰队的迎击下损失可观，随后因风暴大部沉没。
到1598年腓力病逝时，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被逆转，且财政濒临破产，不复为一压倒性强权。
英西战争也奠定了“哥伦布时代”海洋国家参与欧陆权势变动的基本模式——陆权强国以大一统为目标，试图在疆域上完成最大限度的集中；
反之海洋国家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反对此种集中。
西班牙帝国衰落后，有六十年左右欧洲大陆没有出现新的霸权觊觎者，围绕德意志主导权发生的战争虽极尽惨烈，在体系层面却乏善可陈。
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两个意义深远的事件：
一是清教革命，重新确定政体、决策模式和国家发展重心；
二是与尼德兰开战，力图剥夺低地国家在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地方面的份额。
两项工作到1660年代为止尚未竟全功，但基本趋势已经明朗：
清教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海洋帝国主义趋势，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及其后由政府推动的海上贸易强化确认和巩固了以商业-贸易为重心的经济结构；
至于两次对荷战争，虽然因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荷兰名将德鲁伊特的帅才迭遭战术失败，但皇家海军在装备方面损失不大，官兵在恶战中积累了经验，还保持了一支由适于远洋航行的风帆战列舰（Ship-of-the-line）组成、吨位居欧洲之冠的主战舰队。
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英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变化：
法王路易十四于1661年亲政后，开始有条不紊地追逐欧陆霸权。
他任命能干的重商主义者科尔贝为财政、航海、殖民地及贸易事务大臣，厉行改革，在大陆上执着于确立“自然疆界”，在全球层面则积极抢夺此前由荷兰和英国占据的远洋贸易份额。
1665-70年，法国新建了65艘新战列舰，海军战列舰的吨位从1665年的3.6万吨激增到1670年的11.4万吨，比英国多1/3。
1672-78年路易对荷兰开战，使对手遭受惨重的经济和人口损失，荷兰-西班牙联合舰队也在1676年的巴勒莫海战中被歼灭。
奥兰治的威廉三世（1650-1702）是最早意识到法国已经成为欧陆均势最大威胁者和霸权觊觎者的君主，他在1686年主持成立了包含奥地利、西班牙、皮埃蒙特-萨伏依和德意志诸邦的奥格斯堡同盟，共同对法作战。
但荷兰自身的资源上限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足以担当击败法国的重任，复辟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则置身事外，直到“光荣革命”后威廉因为因缘际会入主英国，局面才出现根本性逆转。
作为反法制衡联盟是主要的资助者和组织者，英国在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继承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已积累起以欧陆均势和海外优势为基础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乔治·
莫德尔斯基在《世界政治的大循环》中认为，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标志着荷兰将领导地位禅让给英国，后者随后维持了两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
法国在欧洲大陆崛起之际，统治英国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基于宗教原因，与其保持亲近；
1685年即位的詹姆斯二世甚至设想依靠法国支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复辟天主教。
是故1678-88年，英国罕见地对欧陆均势的崩塌无动于衷，使相对羸弱的荷兰成为反对法国霸权的领导者。
1686年，在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策划下，奥地利、西班牙、皮埃蒙特-萨伏伊和德意志诸邦在奥格斯堡缔结盟约，以法国为假想敌，路易十四遂于次年入侵德意志。
当列强注意力集中于中欧时，反对天主教和亲法政策的英国贵族发动了“光荣革命”，驱逐詹姆斯二世，拥立其女婿奥兰治的威廉为新王，称英王威廉三世，与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联合执政，时为1688年11月。
威廉按5：
3的比例将英荷海军编组为联合舰队，共同对抗一时豪强的法国。
1689年5月英国议会对法宣战，决定向欧陆反法国家提供津贴，并派陆军到欧洲参战；
同时英格兰、苏格兰与荷兰正式加入奥格斯堡同盟。
大同盟战争（九年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路易十四效仿西班牙故伎，企图跨海入侵英国。
但1692年5月底，驶入英吉利海峡争夺制海权的44艘法国战列舰遭优势英国舰队重创，损失过半，被迫放弃原计划。
此后双方转为开展经济战：
大同盟一方在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北美封锁法国港口，拦截其商船；
法国则派遣大批私掠船，对英国海外交通线和基地实施“巡航战”（Guerredecourse）。
不过到1695年，法国的军事经济和财政还是首先濒临崩溃，双方于1697年秋缔结和约。
大同盟战争期间，英国干预和塑造欧陆均势的经典模式已经成型，这就是后来利德尔·
哈特（Sir.B.H.LiddellHart）总结的“英国式战争方式”（TheBritishWayofWar）——主导性海上强国利用自海洋经济中获取的财政资源贴补和资助陆上盟国，使其充当陆上战事的先锋；
海上强国本身则以封锁、登陆侧击等行动介入战争。
该模式的实质是使“使欧洲以外土地上日益增长的资源可以被用于反对欧洲内部超级强国的斗争”（路德维希·
德约：
《德国与20世纪世界政治》），暗示了全球大洋体系与欧陆均势的不可分割。
就像路易十四的国务大臣舒瓦瑟尔公爵指出的那样：
“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只能算是二等国家，因为他们若得不到贸易国家的辅助，就根本无力从事战争。
七年战争初期，因为第一海务大臣安森坚持把皇家海军主力留在海峡方向，法国地中海舰队一度极为活跃。
1759年11月底，21艘法国战列舰冒险驶出布雷斯特港，企图入侵苏格兰，但在魁布伦湾被霍克海军上将的23艘战列舰追上，英军以战列线战术展开齐射，摧毁6艘法舰、俘获1艘，此后法国丧失了对西欧海岸和英国本土之间的窄海控制权，英国得以从容实行其封锁战略。
同样在这次战争中定型的还有皇家海军的用兵思路和对海权建设至关重要的财政体制。
针对法国的“巡航战”，英国把海军兵力分成两部分，较大、较集中者为战斗舰队，负责歼灭或封锁法军主力，控制本土与西欧海岸间的“窄海”；
较小、较分散者为控制舰队，负责保卫己方贸易航线。
若战斗舰队能以海战或封锁“榨干”敌方用于海上行动的兵力，“巡航战”甚至可能戛然而止：
这也是日后马汉主张以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的历史依据。
财政方面，1693年伦敦开始发行国债，随后又建立英格兰银行，通过精细预算体制和拓展信贷保证海军建设的持续性。
得益于此，1700年英国战列舰总吨位回升到17.4万吨，与之结盟的荷兰海军9.7万吨；
法国海军则为17.6万吨，后劲已经不足。
1701年，为阻止“太阳王”之孙安茹公爵继承西班牙王位、使法国的大陆优势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帝国结成一体，英国联合荷奥普等国再度对法、西开战，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这次战争期间，英荷联合舰队拿下了战略要地直布罗陀，建立起皇家海军对地中海的长期控制。
1707年夏，英荷舰队更配合奥地利名将欧根亲王攻占法国地中海舰队基地土伦，迫使港内的46艘战列舰全部凿沉。
到1713年签署《乌德勒支和约》时，法国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葡属、西属美洲的贸易特权全部落入英国手中，战列舰总吨位更暴跌至英国的1/3以下。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际，英国的海上优势呈现一种奇怪的状态：
一方面，它在舰艇数量、质量乃至战斗力方面已位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拥有更完备的全球基地体系、更庞大的殖民帝国和更广泛的贸易特权的却是衰落中的西班牙，这是伦敦亟须改变的。
1739年，英西两国围绕加勒比海贸易权爆发“詹金斯耳朵战争”，这场海外冲突与法国对中欧领土的觊觎结合在一起，引发了1741-55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年普鲁士也加入战团，成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使1756-63年的战事成为规模更大的“七年战争”。
根据由第一海务大臣安森制订、经下议院议长老皮特批准的作战方案，皇家海军对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岸线实施严密封锁，使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敌方运输船不能入港，同时在海外实施频繁的两栖进攻战。
到1762年，英国已经占领了路易斯堡、魁北克、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多米尼加、本地治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
当主要参战国在1763年缔结《巴黎和约》时，英国获得了几乎整个法属加拿大、除几个沿海据点外的全部法属印度以及大半个法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帝国空前庞大。
除去1778-83年在北美遭遇的挫败外，英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统治者，一线战列舰吨位已接近法国与西班牙之和。
这种业已确立的海上霸权，还须经受法国的最后一波挑战。
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英国迅速窥见了法兰西共和国向西欧和中欧扩张、再度破坏均势的阴影，遂于1793年组织反法同盟，再度对法开战。
同年8月，胡德子爵的舰队占领土伦，使法国地中海舰队暂时丧失了战斗力；
次年6月，豪伯爵又在“光荣的六月一日”之战中给予法国大西洋舰队以重创。
但因为欧洲第三大海军强国西班牙在1796年底与法国结盟，英国的重要盟友荷兰则为法军占领，伦敦已很难同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保持优势。
有鉴于此，皇家海军决定暂时放弃地中海，集中力量打垮大西洋方面的法西舰队。
新崛起的法国军事统帅拿破仑察觉到这一趋势，决意反其道而行、经地中海出兵埃及，从陆路威胁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
然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纳尔逊注意到他的动向，从直布罗陀尾随追击，于1798年8月1日在阿布基尔湾袭击了保障远征军补给线的法国舰队主力，取得大捷。
埃及远征最终遭遇惨败，拿破仑仅以身免。
第一次与英国正面交锋失败后，拿破仑在1800年联络俄国沙皇保罗一世，请其与斯堪迪纳维亚诸国组建“武装中立”同盟，牵制英国的注意力。
但纳尔逊在1801年初孤军杀入波罗的海，摧毁了与俄国结盟的丹麦海军主力，加上不久后保罗一世遇刺，拿破仑的计划再度流产。
1803年战端重开后，他只能选择腓力二世和路易十四的老办法，准备跨海对英国本土实施远征。
为获得数量优势并转移英方注意力，法西两国的地中海舰队将首先驶向西印度群岛，在那里等待法国大西洋舰队赶来会合，随后一齐向英吉利海峡前进。
但因为英军在法国西海岸部署了监视部队，大西洋舰队根本没能出航，只有地中海舰队的33艘战列舰赶到了西印度群岛。
拿破仑命令这支部队重新驶入地中海，在西班牙整补后开往布雷斯特，协助大西洋舰队驱散英方的监视。
1805年10月21日，当法舰航行至塔拉法尔加角附近时，纳尔逊指挥的27艘战列舰追赶上来，爆发了1793-1815年战争乃至整个风帆时代最具重要性的海战。
法西联军的33艘战列舰有1艘被焚毁、21艘被俘，死伤及被俘近1.4万人；
英军仅伤亡1600余人，纳尔逊本人殉职。
此役过后，英国本土再无安全忧患，法国作为英国海上霸权挑战者的地位则被永久性终结了。
到这时为止，拿破仑已无法指望在海上击败英国，他以一种典型的陆权战略作为替代：
向被他击败的普奥等国颁布敕令，并与俄国媾和，构建一个大陆封锁体系。
该体系的实质是使欧洲大陆这个最具分量的单一市场对英国关闭，令后者赖以生存的远洋贸易因缺乏市场而萎缩；
大陆封锁同时还将切断英国最经济地获得某些战略性资源的通道，长此以往，英国的国民经济将会崩溃。
但拿破仑忽略了一项关键要素：
在关闭对英进出口通道的同时，法国本身并无能力为各国提供替代性产品，基本上只是一架军事动员机器的法兰西帝国也无法组织和运作如此庞大的封闭市场；
各国为自利起见，势必对封锁令阴奉阳违。
偏居一隅的俄国尤其令巴黎无法约束，到1812年，拿破仑最终决定入侵俄国，把俄国这个侧翼大陆强国拉到了舞台中央。
英俄这两个武力和资源规模远超过欧陆“中等强国”的大国，与深受德意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欧各国联合起来，埋葬了拿破仑帝国，也结束了17世纪后半叶以来法国的霸权觊觎者地位。
到1815年维也纳和平建立之时，英国以海洋为基础的全球霸权地位已经牢固不可动摇，整个19世纪因此被冠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之名。
这也是海权在历史中的鼎盛时代，马汉正是以1660-1812年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历程为佐证，提出了经典海权理论。
按德约（LudwigDehio）名著《不稳靠的平衡》的概括，英国霸权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基于海洋经济（也就是马汉所说的生产、航运和殖民地）的全球性大洋体系，二是经典欧陆均势（BalanceofPower），连结这两个体系、维持其开放性，并能使全球资源源源不断投入到恢复均势斗争中的则是不列颠的海上统治权。
与法西等国设想的“海洋均势”不同，英国从一开始就力图获得垄断性海上优势，“使那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在至少获得该国许可之前，很难进行海上作战或贸易”（保罗·
肯尼迪：
《英国海上统治权的兴衰》），他们的确做到了。
二、陆上强国的反击，1815-1918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持续到1860年，英国在贸易、金融、工业生产乃至世界领导力方面的优势已经达到了空前水平：
它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和褐煤、将近一半的原煤；
它的人口仅占世界的2%、欧洲的10%，却具有相当于世界潜力40%-45%、欧洲潜力55%-60%的现代工业能力。
它单独占有世界商业的1/5和制成品贸易额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着英国旗。
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丧失了对中西欧权势变动的影响，欧陆均势正处于稳固状态，英国自可保守其“光荣孤立”（SplendidIsolation），避免“介入尚未实际发生或并非即将发生之事”。
进入1870年代，太平梦始被两记重锤打破。
中欧分裂的结束催生出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一新兴强权，它在人口、工业能力、军事实力、教育水准等指标上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中等强国，在事实上颠覆了构成18世纪均势基础的英法俄奥普五强格局。
尽管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在1890年之前尚节制对外投射权势，但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势必导致英国操控均势时的运作空间缩水，需要投入的资源量也更大。
但不列颠的工商业优势恰恰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全球的扩散遭到侵蚀——“由于英国制造业者无意永远保持对竞争者的赶超、甚至也无意与竞争者平起平坐”（保罗·
《大国的兴衰》），自满和低效开始降低英国工业尤其是煤炭、纺织和钢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英国商品在本土和海外市场所占的份额稳步下降。
1840-70年，英国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1875-94年更进一步下降为1.5%；
1880年联合王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尚占有22.9%的比例，这一数字到1913年已减少为13.6%，落后于德国和美国；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880年的23.2%下降到1911-13年间的14.1%。
1904年，麦金德（Sir.HalfordJ.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了这种变化的深刻意义：
伴随铁路的机动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开发，在“哥伦布时代”为海权国家所压制的陆上强国已经重新获得了资源动员以及财富积聚方面的优势。
当一个控制着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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