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理论发展及现实启示教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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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群体也组织起来，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数量。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到八十年代早期，在发达国家大约存在13，000个非政府组织，其中30%形成于前一个十年，在发展中国家有2，230个非政府组织在运作，其中60％也出现在同一个十年，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就是在这段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组织积极地对一些具体性和地方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寻求政治体系对此的回应。
4、绿党的成立拓展了绿色政治的政治空间，著名的德国绿党于1983年进入全国性议会，其联合执政的历史是成功的范例，绿党使绿色政治进入到了传统政治体系核心进行斗争，虽然对它的作用存在着冲突性的观点，但它的出现的确增强了绿色政治的政治含量。
5、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筹备和召开大型的国际环境会议，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与磋商，努力寻找一个更加有效的合作解决途径，国际机构和通过国际环境大会产生的一系列协定与公约对民族国家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研究群体致力于地球资源有限性和环境困境的公共宣传，这些群体通常是由自愿的个人自发所组成的非正式协会，如罗马俱乐部，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对绿色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在整个现实发展的过程中，绿色政治都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环境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是其应有之意。
但是，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它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是复杂而多样的。
在北美、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环境议题关注的是保护野生地域不受人类发展的侵扰，环境政治向主流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主要目标提出挑战，环境政治反对的是几十年的僵死的、官僚权威统治，谋求多元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途径；
在西欧，由于绿色政治发展的相对成熟化和绿党的发达，绿色政治人关注的领域愈加广泛，几乎覆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
在一些亚、非、拉国家，由于经济的贫困和发达国家对其有限资源的掠夺和控制，那里的绿色政治则主要涉及生存问题，如：
住房，食物和就业的提供，以及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健康的生存环境。
这种发展过程的迅速性和多面性，一方面体现出绿色政治传播和现实关注的广泛性，另一方面，也使绿色政治的基本观念和信条变得模糊和混乱。
事实上，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环境议题的态度与看法始终存在着分歧。
这种混乱和分歧对理论上的应对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催化了新问题的产生，这些新的问题及其变化关涉到基本信念的澄清和策略上的调整。
（二）绿色政治的新变化
首先，环境与政治相联。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只关注野生环境的保护，对政治不感兴趣；
传统政治领域只关心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自然环境很少引起注意，绿色政治正是在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并使环境议题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其次，精神特质。
绿色政治与功利主义、传统经济学对自然的看法是不同的，它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的价值是独立的，不再从属于上帝和人类，自然有着独立的价值身份，这与工具性的价值判断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次，脱离了单一议题性。
绿色政治不是针对某一个环境问题来谋求某一项环境政策的变化，它所做的是对人类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传统和经济模式进行整体的重估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无论发生的是变革，还是妥协，都是一种新的尝试，都会带来新的元素。
最后，绿色政治从个体状态跨度到全球状态。
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在于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国家所做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当前的许多环境问题已经是跨区域性的、跨国性的、国际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协调的要求更加强烈，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世界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事业。
（三）绿色政治的理论资源
英文资料：
一、尝试进行一种全面、系统的政治构建。
这方面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尝试构建完整的绿色政治的理论形态，只是采取理论研究的方法，力图将绿色政治建构成一种理论形态，并不强调其独立的意识形态性，当然，绿色政治的特点还是会在这里有所突出，价值基础摇摆于生态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其中借鉴了大量的传统政治理论资源作为分的工具；
另一种是意图构建一个独立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倾向的理论探讨更加激进，试图创立一个独立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其价值基础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在哲学基础、政治思想上提出相对纯正的绿色政治观点。
Goodin,R.E.：
《绿色政治理论》（GreenPoliticalTheory）（1992）；
Harward,T.：
《政治理论与生态价值》（PoliticalTheoryandEcologicalValues）（1998）；
Carner,R.：
《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Politics）（2000）；
Doyle,T.和McEachern,D.：
《环境和政治》（EnvironmentanPolitics）（1998、2001）；
Carter,N.：
《环境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Environment）（2001）；
和Eckersley,R.：
《环境主义和政治理论：
向着一个生态中心主义的途径》（EnvironmentalismandPoliticalTheory:
TowardanEcocentricApproach）（1992）应属于后者。
这些都是专著，专著研究的逻辑思路基本是从政治理想到政治策略，体现出前后一贯的体系性和完整性。
此外，还有Dobson,A.和Lucardie,E.编著：
《自然的政治：
绿色政治理论的探索》（ThePoliticsofNature：
ExplorationsinGreenPoliticalTheory）（1993），这是一本论文汇编，因为其中包含了从不同价值基础和视角对绿色政治理论进行探索的一些论文，涉及了伦理基础、民主和国家行为、绿色社会和绿色边界等问题，所以也归为此类。
二、集中于民主与绿色政治的讨论。
一是由于政治领域中，对民主问题本身的研究已浩瀚无边；
二是由于绿色政治给人的模糊印象，即，只追求结果的善，而不重视手段的正当性，所以，文献中在这方面的讨论显的更加庞杂一些，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争论还是在于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的关系问题。
鉴于此，在本文的写作中，单辟一章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只是在与绿色政治相关的范围内进行探讨，对民主问题和权威主义问题做深入拓展不是本文的目的。
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
Doherty,B.和deGeus,M.编著：
《民主和绿色政治思想》（DemocracyandGreenPoliticalThought）（1996）；
Mathews,F.编著：
《生态学和民主》（EcologyandDemocracy）（1996）；
Radcliffe,J.：
《绿色政治：
独裁，还是民主？
》（GreenPolitics:
DictatorshiporDemocracy?
）（2000）。
三、以国际背景来讨论环境政治。
由于当代环境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国际化和全球化，不再限于地方、区域和民族国家的疆界，所以，在环境政治的研究中，探讨国际合作与协调是一个关键的部分。
这方面的著作有：
Elliott,L.：
《环境的全球政治》（TheGlob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2004）；
Anand,R.：
《国际环境正义》（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Justice:
ANorth-SouthDimension）（2004）；
DeGarmo,DK.：
《国际环境协定和国家行为》（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TreatiesandStateBehavior:
FactorsInfluencingCooperation）（2005）。
中文资料：
一、对绿党的研究。
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绿色政治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绿党研究和绿色政治理论研究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侧重于政策研究，另一个侧重于理论研究。
国内的专著有：
郇庆治著《欧洲绿党研究》（2000），郇庆治先生已经致力于欧洲的绿党研究很长时间，在这方面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模式；
刘东国著《绿党政治》（2002），此书详尽地介绍了欧洲绿党的发展脉络、基本主张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
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选择了可以利用的著作，其中主要包括：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2004年）；
［美］赫尔曼·
E·
戴利：
《超越增长：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06年）。
三、有着显著的政治性的绿色著作，这里主要是译著。
包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四本译著：
《绿色政治思想》、《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西方环境运动：
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
四、从综合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讨论。
这类著作经常是广泛的涉猎了生态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领域，更多的是具有启示意义。
二、绿色政治的政治追问
对环境的关注和爱护成为政治性的主题，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开始理论探索首先要交代清楚的问题。
“自然问题在20世纪举足轻重，我相信它在21世纪也将如此。
这两个世纪之间的差异在于：
自然问题过去是局部的，未来将是普遍性的”，塞尔日·
莫斯科维奇如此直接地表达了对绿色政治的信念。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性的行为，“绿色的”为什么成为“政治的”，是进行下面一系列讨论的基础，本节的任务就是试图通过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述对此做出解答。
在必要性中，会呈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如何通过对现实的重新认识而开始了一种深层的反思，这种认识和反思如何使得环境困境的摆脱必须通过政治性的手段来实现，又是如何使得传统政治必须进行变革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在可能性中，从理论层面，在三种意义上探讨了绿色政治对传统政治所形成的挑战，指明了绿色政治为何可能对传统政治占据的领地形成持久性的影响而因此具有了标准的政治性身份；
最后，会给出绿色政治作为一种理论，在可持续性的世界的问题上，有机会提供一个可选择的路径作为参考。
（一）必要性分析：
认知和反思
1.现实认知
所谓环境问题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环境形态与质量的负面变化，环境问题已经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它的严重性也逐渐被科学数据所证实。
境问题表象下掩盖的是对无限增长的崇拜，这种崇拜的可怕之处不是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而是使整个市场和政府都甘心受它的摆布。
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严重的大规模环境破坏，准确的讲，不是私人行为问题，而是集体行为和公共行为问题。
大公司、跨国集团与企业、政府在大规模环境问题的出现上不仅难辞其咎，而且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大公司和跨国集团为了保持或获得高利润，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国内通过游说的方式降低环境指标，在国外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转嫁环境代价。
政府与商业集团的亲密关系并不是秘密，政府的政策决定则始终与商业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政府的支持是商业集团可以使污染成本成功外化的重要原因，商业集团的污染行为是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进行的。
乔治·
布什政府下的美国，对于不断提高热带雨林的保护倾注了极大的兴趣，而同时却努力地削弱有关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协定，这种态度不是取决于地球峰会本身和国家间的外交磋商，而是由继续美国大公司的海外生物发明和技术的利益与能力来决定的。
当今世界，地球面临着两个最大的威胁，这两个威胁都可能毁灭所有的生灵，第一个威胁是核武器的交易，第二个便是全球性的环境破坏。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完全可以对国家与世界安全构成威胁，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不稳定。
资源冲突是现代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多的人口对过少的能源、水源和土地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因而只有不断依靠武力来争夺资源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
在具体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只有拥有一个由集体做出的具有权威性的公共决策，共同体成员才可能因此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公共行为和公共权力的介入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环境政策的制定会成为各种相关利益群体博弈的舞台，在此过程中，环境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在政治平台上来进行的，各方政治力量的对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旦环境政策出台，它的实施往往需要公共权力的强制，例如对于商业集团来说，环境政策的实行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短期内会带来利润的减少，多数的大企业会选择延缓环境政策的实际操作，或者稀释强度、降低标准，这时候一种合法的强制力就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排斥个人行为，而只是更需要一种公民行为，一种政治行为，将个人责任上升到集体行动，专家与精英在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公民的民主参与是环境问题解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应得到政府提供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支持。
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需要市场，但是，市场必须要纳入到社会和政治机构当中，这样，它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环境问题的大规模性使其成为一个公共性问题，而这个公共性问题又愈发成为一些根本性冲突与矛盾的焦点，政府、政党、公民、利益集团，环境组织都被牵涉其中，从而决定了它的解决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私人方式和民间方式来达到，谋求政治解决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2.深层反思：
经济与政治
（1）经济反思
在古典经济思想中，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任何的限制。
亚当·
斯密对未来的生产和消费持有一种非常乐观的看法。
对斯密来讲，经济发展，或者说生产增长，源自于逐渐成熟的劳动分工和市场的自由运作。
人们所设置的阻止这种发展的社会与政治障碍都应该被打破，从而推动这一过程加快发展。
劳动分工可以增加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生产总额和商业需求。
生产的巨大潜力完全来自于人类的能力，自然资源的短缺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着相对的短缺也会被转化为相对的丰富。
当然，古典经济思想中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并非都是如此。
级差地租理论和报酬递减理论的发展，更加深了这种认识。
虽然这种认识仍旧将自然看作一种为人类利益而存在的资源，但却意识到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其中暗含着生态与经济过程一体性的看法。
然而，这种思想并没有像亚当·
斯密的思想对后世有着如此大的影响。
在19世纪的后半期，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市场机制上，并把效用概念作为衡量价值的基础，自然在经济理论中继续着她的边缘性角色。
新古典经济学黄金时期的到来，“边际革命”的出现，使主观性的价值概念得到阐发，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开始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转化，交换价值不再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力客观地决定，而是由人类需要的满足来决定。
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在他所描述的价格机制中，自然是不可能被考虑的。
虽然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完善，马歇尔引入了经济外部性的概念。
但是，外部性的影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马歇尔只注意到了经济外部性的有利影响，却没有考虑外部不经济性。
显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在其中就更不可能有所反映。
总之，自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以来，随着近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环境问题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外围领域而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虽然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了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例如，庇古对经济的外部性所做的进一步的研究，20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经济外部性概念逐渐地被大量地用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损害问题，但是，自然环境始终处于主流经济理论关注的边缘状态。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在面对多种利益时，选择的是对自己来说最大的利益，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效用最大化是经济人追求的唯一目标。
依此逻辑，就经济理论本身来讲是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的，因为作为公共物品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都会成为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的牺牲品，具有内在价值而存在的自然就更无法被经济人所理解。
如果欲使经济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政治的参与，既使是生态税、补助金和罚款等经济手段，也都要通过公共权力的强制性来保证实行。
但是，福利国家形成以后，尽管政府对私有经济开始实施全面干预，却还是未能解决外部不经济和社会成本问题，或将期转化到私有经济的内部中去。
这种现象刺激我们开始了对政治的反思。
（2）政治反思与求变：
以官僚制为例
官僚制，意指政府机构内配置资源的特定方法，它是应用于公共行政的一种特定制度。
官僚制度本来意味着理性与效率，它是现代愈发行政化的国家所必需的一种制度形式，促进着公平与平等。
但是，在环境问题领域，官僚制本身的缺陷与优势相比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一些。
官僚制作为统治关系社会化的工具，其运作理念深深地受到机械主义、工具理性以及经济理性的影响。
一个正式权威的等级结构就是官僚组织所共同拥有的内部特征之一。
凡是彻底实行官僚体制化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等级结构就是一种牢不可破的统治形式。
在这种结构形式下，“官员个人不能摆脱它所属的机构。
职业官员连同他的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都与他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职业官员――按其绝大多数――只不过是在一台机器上赋予专门化任务的一个环节，机器仅仅从最高峰处，但是（一般），不是从旁给予推动，或者使之停止运转，机器无间歇地运转着，它为他规定一个基本上要受约束的行进路线。
”官僚制中的“合理精神”是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是非人格化的；
形式理性，即工具理性，是官僚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形式。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一个在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角色，那就是经济理性。
马克斯·
韦伯曾指出，官僚制可能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一种隐蔽的财阀统治的权力分配。
“越是大企业，就越能控制政府，从而形成权力核心，规避管制。
”效用最大化也成为政治人理性选择的衡量标准，经济学理论和数量方法被大量引入（如公共政策学派），主观形式的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因此更加巩固。
所以，在行政理性和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相对于经济的刹车闸作用。
这样，环境困境的危机性就有可能使环境关注进入官僚制的政治考虑当中，如果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转向，环境关注就会超越经济增长而成为优先性的前提。
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生态理性――被提了出来。
生态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以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信念，，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交流与沟通，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作为终极关怀的思维模式。
生态理性作为一种相对于工具理性的理性模式，可以避免政治思维中工具性和支配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使获得解放的自然有机会进入政治领域的讨论。
但是，官僚制只是一种技术手段，问题的根结所在是：
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顽固性，不但存在于官僚制当中，还影响到整个公共权力行为。
如果试图使生态理性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主导性理性，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传统政治领域中以占有和统治为中心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就要对传统政治理论进行全面的挑战，引入自然这一新的成分，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的不同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否则，环境问题在政治中的边缘性将永远无法改变，生态理性也终将被排除于政治思维之外。
环境问题必须在政治层面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由于传统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观念的根深蒂固，只有进一步对整个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政治思维、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进行革新，才能在本质上形成一种有着真正环境关注的政治回应。
那么，基于自然的绿色关注是否可能对传统政治理论构成这样全面的挑战，是否可能使“自然”成为政治理论中的“主题”呢？
回答是肯定的。
绿色政治也正是诞生于这种挑战之中。
（二）可能性分析：
身份的具备
绿色政治通过两种方式对政治思想史施加了影响：
一方面，将处于传统政治边缘或鲜为人知的思想家引入政治思想史，并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人们的注意，这些思想家主要是绿色政治思想家，他们致力于绿色政治的理论化构建，如阿恩·
纳尔斯（ArneNaess）、安德鲁·
道布森（AndrewDobson）、罗伊·
艾克斯利（RobynEckersley）等；
另一方面，在生态视角下，对一些经典政治著作进行重新解读，从而对历史上著名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与观点进行重新的认识与评论，这些政治思想家有托马斯·
霍布斯、约翰·
洛克、孟德斯鸠、让·
雅克·
卢梭、卡尔·
马克思等，也有当代的约翰·
罗尔斯、罗伯特·
诺齐克等。
这后一个方面的阐释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一些，因为绿色政治在努力冲破传统政治的局限，但是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与资源又是其进行理论言说不可缺少的。
就后一个方面来讲，主要研究的是理论家们安置自然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如何影响了对人类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吸收一些有益的传统政治资源。
自然环境对政治的影响在一些著名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如孟德斯鸠、阿列克西·
德·
托克维尔等。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上卷）中几乎占用了整个第三卷来论述各种法律与气候的性质的关系，以及法律与土壤的性质的关系；
托克维尔在考察和研究了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之后，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将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
独特、幸运的地理环境。
从政治学的角度对绿色政治进行政治追问，虽然是一个十分难把握的讨论，却是理解后面的论述所需的必要准备，努力地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通过对环境问题的政治认识和反思，我们可以了解：
环境问题中充满了政治性因素，不但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才能解决，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理论上对政治传统进行某些改变才能取得根本性的效果；
通过三种意义上的阐释，展示了绿色政治可能对传统政治理论做出的挑战，从而为绿色政治的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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