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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我！
’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
”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张良两次迟到，受到老父的责备。
第三次张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书，说：
“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语毕，老父即离去。
次日张良“视其书”，才知道是《太公兵法》。
∙∙隐君子：
隐居的高士。
∙∙观其：
瞧他。
其，指黄石公。
∙∙微：
略微，隐约。
∙∙见：
同“现”。
∙∙以为鬼物：
因黄石公的事迹较为离奇，语或涉荒诞，故有人认为他是鬼神之类，王充《论衡·
自然》：
“或曰·
·
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公书。
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
”
∙∙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谓秦王残杀成性，以刀锯杀人，以鼎镬烹人。
∙∙夷灭：
灭族。
∙∙贲、育：
孟贲、夏育，古代著名勇士。
∙∙无所复施：
无法施展本领。
∙∙其势未可乘：
谓形势有利于秦，还没有可乘之机。
∙∙而逞于一击之间：
留侯世家》载“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
”其间不能容发：
当中差不了一根毛发。
比喻情势危急。
∙∙千金之子：
富贵人家的子弟。
∙∙不死于盗贼：
不会死在和贼的拼搏上。
∙∙不足以死：
不值得因之而死。
∙∙伊尹太公之谋：
谓安邦定国之谋。
伊尹辅佐汤建立商朝。
吕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开国大臣。
∙∙荆柯聂政之计：
谓行刺之下策。
荆柯刺秦王与燕政刺杀韩相侠累两事，俱见《史记·
刺客列传》。
∙∙鲜腆：
无礼，厚颇。
∙∙孺子可教也：
谓张良可以教诲。
∙∙“楚庄王伐郑”六句：
楚庄王攻克郑国后，郑伯肉祖牵羊以迎，表示屈服。
楚庄王认为他能取信于民，便释放了他，并退兵，与郑议和。
事见《左传》宜公十二年。
肉祖，袒衣阵体。
∙∙“勾践之困于会稽”三句：
《左传》哀公元年：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越军曾击败吴军于此）也。
遂入越。
越王（勾践）以甲循五千，保于会稽（山），使大夫种因昊大宰萦以行成。
越及吴平。
《国语·
越语下》载勾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三年而吴人遣之。
”归臣妾于吴，谓投降吴国为其臣妾。
∙∙报人：
向人报仇。
∙∙非有生平之素：
犹言素昧平生（向来不熟悉）。
∙∙仆妾之役：
指“取履”事。
∙∙油然：
盛兴貌。
此谓悦敬之心油然而生。
∙∙轻用其锋：
轻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弊：
疲困，衰败。
∙∙“当淮阴破齐”三句：
淮阴侯列传》：
汉四年，韩信破齐，向刘邦请封“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日：
‘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张良赶紧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
刘邦醒悟，便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他。
韩信后降封为淮阴侯，故称为淮阴。
∙∙非子房其谁全之：
不是张良，谁又能来保全他呢？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二句：
“太史公日：
‘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不称，不相称。
∙白话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
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
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
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
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
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
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
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
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
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
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
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
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
“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
庄王说：
“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
”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
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
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
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
为什么这样说呢？
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
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
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
这是张良教他的。
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
啊！
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创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
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
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
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
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
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
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
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
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
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
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
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
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
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
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
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
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
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
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
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
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
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
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
替我穿履！
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
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
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
“孺子可教矣！
”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
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
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
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
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
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
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
“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
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
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
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
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
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
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
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
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
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名家评价
杨慎《三苏文范》：
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
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苏文忠工文钞》卷十四引王慎中：
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操纵之妙。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
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二：
⑴先说忍与不忍之规模，方说子房受书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仆妾之役，使之忍不耻就大谋，故其后辅位高祖，亦使忍之有成。
⑵一篇纲目在“忍”字。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卷六：
发得圯上老人意思彻，亦是磨礲千古英雄型范。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卷六引钱文登：
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
归有光《文章指南》：
作文须寻大头脑，立得意定，然后遣词发挥，方是气象浑成。
如韩退之《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以“盲”字贯说，苏子瞻《留侯论》以“忍”字贯说是也。
储欣《唐未十大家全集录·
东坡全集录》卷二：
博浪沙击秦，一事也；
圯桥进展，又一事也。
于绝不相蒙处，连而合之，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五：
子房不能忍，老人教之能忍，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独茧抽丝。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
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谋”一句，发由黄石授书之意。
虽未必合于当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间，实为刘、项成败之案。
说得中寲。
且以黄石为秦之隐君子，卓识不刊。
可唤醒世人狂惑。
文字之佳，又其余事耳。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
人皆以受书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撤开，拏定忍字发议。
滔滔如长江大河，而浑浩流转，变化曲折之妙，则纯以神行乎其间。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宋代文学家。
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
居士。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年）进士。
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
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
后又贬谪惠州、儋州。
多惠政。
卒谥文忠。
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其文放纵不羁，雄浑豪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封建论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
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
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
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
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
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
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
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
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
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
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
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
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
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
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
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
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
”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
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
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
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
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
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
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
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
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
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
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
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
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
“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
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
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
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
“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
”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
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
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
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
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
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
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
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
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
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
吾固曰：
“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译文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
我没法知道。
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
我也没法知道。
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
我认为：
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
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
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
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
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
荀卿说过：
“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
”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
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
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
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
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
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
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
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
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
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
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
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
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
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
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
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
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
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
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
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
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
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
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
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
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
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
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
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
官吏在上惧怕朝廷。
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
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
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
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
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
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
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
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
“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
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
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
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
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
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
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
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
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
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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