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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人曾慨叹：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
不过，妇女婚恋、改嫁虽不自由，但在不同时代其程度还是有所差异。
大致说来，唐以前，贞节观念和法律条文对女性的羁缚要相对宽松一些，现实中女子与人偷情、私奔而后缔婚者时或有之，寡妇改嫁一般亦不会招致物议。
迨宋以降，女性所受的礼法禁锢便日趋严厉了，甚至连手和皮肤被异性触摸，都会被视为失贞不洁。
至于夫死殉节或望门守贞者更不在少数。
《明史•列女传序》即云，由于统治者大力褒奖贞节，“乃至于僻壤大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坻；
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
但这主要是明代前期如此。
及至明中后期，封建贞节观念和统治者的褒奖就不那么灵了。
从当时的通俗小说即可以看到，已有越来越多的女子特别是市井女子，不再驯服于贞节观念的束缚和法律的钳制，她们为了获取婚恋自由和性爱满足，往往甘冒“淫乱”、“私奔”罪名，以大胆的叛逆行为，形象地谱写了贞节与情爱的时代变奏。
1、对少女偷情、私奔的宽容与同情
在话本、拟话本小说中，与人偷情或私奔的少女可谓屡见不鲜，如《警世通言》卷29中的李莺莺，《醒世恒言》卷28中的贺秀娥，《初刻拍案惊奇》卷12中的陶幼芳、卷23中的吴兴娘、卷29中的罗惜惜，《鼓掌绝尘》“雪集”中的李若兰，《欢喜冤家》第10回中的施蓉娘等等。
2、对女子失节的原谅与理解
较之于少女的偷情、私奔，已婚妇女的失节、犯淫现象在话本、拟话本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醒目。
仅“三言”、“二拍”所写的失节妇女就约20个。
《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中也有部分作品以失节妇女为主角。
而《欢喜冤家》，则几乎每回都写了妇女与人通奸或淫奔的故事。
三、
从汉魏六朝到唐朝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小说缺少艺术性，但已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主题：
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描写鬼神怪异的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描写人物的逸闻琐事的小说，也称轶事小说）。
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繁盛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使其脱离历史记载或说神论鬼而成为着眼世俗生活的文艺创作。
唐代小说为志怪小说的变异，虽也是依传说而作，有猎奇之意，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被称为“传奇文”。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
传奇小说到宋代逐渐衰落，平话取而代之。
“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
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这些白话小说由说书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并形成了文字形式的“话本”。
在宋以前，中国小说多为文言短篇，宋代话本的出现使白话长篇小说也跻身主流。
中国小说发展史自此呈现出文言和白话交相辉映的态势。
宋代的话本经过后世文人加工变成了后来的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至元代和明代发展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话本小说带有说书人的语言风格，以描绘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见长，所以深受欢迎，流传甚广。
同时，宋代文言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分化为三种类型：
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传奇文的余绪；
二是志怪体，这是志怪小说的延续；
三是笔记体，这是志人小说的演化。
明代小说承袭了宋代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也延续了志怪、志人的脉络。
明初，历史题材的神异小说、英贤小说、武侠小说盛行，它们是以流传下来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八仙过海”、“封神传”、“杨家将”、“白蛇传”等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创作的小说；
同时，“人情小说”（或称“世情书”）兴起，描写“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
其中著名的是《金瓶梅》；
及至明末，出现拟宋代的话本小说而作的通俗小说，描摹“世态人情之岐”。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2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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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否农民起义
探讨《水浒传》的主题，还要着眼于《水浒传》本身。
从内容看，《水浒传》描写的是发生于北宋未年的一场正义阶层反抗非正义阶层的斗争的全过程。
这场斗争，并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因为在斗争过程中，既看不到农民——依附于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人的影子，也看不出任何与农民革命有关的动机与追求；
这场斗争，也很难称做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组成正义一方阵容的大部分人恰恰出自统治阶级内部，无论是“林教头”、“武都头”、“鲁提辖”，还是“宋押司”、“杨制使”、“秦统制”，这部分人甚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于普通大众的生杀予夺之权。
从身份上看，这几乎就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但是，这决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场斗争的特殊性正是《水浒传》的主旨所在：
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中，展现市民文化的风貌和特质。
一方面，纯粹的市民阶级做为辅助的、从属的、但也不可忽视的力量加入了正义一方；
另一方面，正义一方的主力虽然出自统治阶级，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级却本非水火不容的社会集团，就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而言，两大集团是颇多近似之处的，从这些主力所体现的文化本质来看，他们无疑都是典型的市民人物。
因此可以这样说，《水浒传》中的正义阶层，是以市民为主体组成的。
《水浒传》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尤其着力刻画了以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为代表的水浒英雄形象，揭示了他们最终参加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原因，描绘了他们曲折离奇的斗争经历。
水浒英雄身上，体现了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对公正、正义的朴素向往，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精神品性，恩怨分明、表里如一的人格素质，当然也包括使性逞气、狡黠油滑、贪图享乐的市民陋习。
他们的斗争行为，既不出于农民式的“均贫富、分田地”的经济愿望，也未达到推翻封建政权的政治自觉，而是导源于外力压迫下的自由释放人性的冲动。
在走上反抗道路之前，水浒英雄们大多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一般并未遭受经济上的剥削，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常常以不正当手段侵夺他人利益，甚至以此为生，比如时迁，在把自己的偷盗技术融入梁山泊的正义事业之前，显然只是一个卑琐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
施恩则借助老子的淫威在快活林欺行霸市；
而孙二娘和张青，李俊和李立，分明就是孟州道和揭阳岭上卖人肉的江湖屠夫。
阮氏三兄弟是遭受过经济压迫的，但这种经济压迫却不是导致三兄弟走上反抗道路的根本原因。
做为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水浒英雄所遭受的政治压迫和人格歧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市民阶层做为一支富有生命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其生存与壮大，必然意味着对于固有社会秩序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甚至破坏，因此必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从而也必然招致统治阶级的禁锢与打击。
而禁锢与打击，必然引发市民阶层的反抗与斗争。
“替天行道”的正义幻想、江湖义气和张扬个性的激情冲动是促使水浒英雄团结起来并走上反抗道路的内在原因。
要说明这一问题，须从宋江谈起。
宋江是维系水浒英雄群体团结与合作的核心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梁山事业的性质和命运。
出身刀笔小吏的宋江，文不及吴用、公孙胜，武不及林冲、鲁智深，沙场征战几无尺寸之功，但靠着“仗义疏财”、“济弱扶倾”的豪侠义气和善解人意的天然秉赋，他极其顺利地赢得了所有水浒英雄近于赤诚的拥戴，就连李逵这样暴烈不驯的汉子，也不得不对他俯首贴耳，他甚至把这些散漫的、一向习惯于单打独斗的英雄凝聚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集体。
当然，水浒英雄之所以不计个人恩怨死心塌地地追随宋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宋江“替天行道”的政治鸟托邦所吸引。
宋江是深知这一政治鸟托邦的号召力与说服力的，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宣传和推广，效果也相当明显。
宋江的政治鸟托邦，虽然不免带有扬空高蹈的迷幻色彩，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不但把水浒英雄杂乱无章、是非难辨的个人豪侠行为纳入了正义规道，而且对于壮大梁山正义队伍的力量也是大有助益的，显然，如果不打出“替天行道”这一政治招牌，仅凭“义气相投”，呼延灼、关胜等出身高贵的朝廷大将是不可能甘心归顺的。
在决定梁山事业的前途和水浒英雄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替天行道”的政治理想和水浒弟兄的江湖情谊敉平了各路英雄在是否接受朝廷招安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使梁山队伍继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对宋江而言，“招安”是唯一的救赎之路，虽然有种种猜测和担忧，这条道路仍然是最为理想的，因此领受了天道启示并自觉肩负了为水浒弟兄找寻安身立命场所重任的他也就不能不冒险踏上去；
而吴用、武松、鲁智深等人，明知前途险恶，也不能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追随着宋江走上招安之路。
总而言之，“替天行道”的政治理想和江湖义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浒英雄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抉择，在关键时刻，这种影响甚至变成了主宰。
水浒英雄向往的人生境界，是具有深厚人文主义特质的人生境界，但他们最终选择的达到这一境界的手段和途径——接受招安，却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宋江在柴进庄上送别武松时嘱咐道：
“日后到得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
”这种人生蓝图，武松也许并不在意，宋江却是一直揣在怀里的，封建势力的迫害，非但未能改变他对这付蓝图的热诚，反而促使他更迅速地把这幅蓝图强加到每一位水浒英雄身上，从而使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正义行为，变成了暂避山林、专等招安的“忠君”心迹的间接证据。
在这幅蓝图的导引之下，宋江率领水浒英雄走上了“招安”之路，最后落得了个“七零八散、死伤大半”的结局。
当然，仅有政治理想和江湖义气，水浒英雄形象不免流于苍白空虚。
是特异丰满的个性给水浒英雄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而张扬个性乃是水浒英雄的基本性格特点，也是水浒英雄斗争与反抗行为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复合式的、层次分明的结构形态，这种主题结构分为由外而里的三个层次，最外一层表现为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正义幻想，这一幻想在“忠君”的旗号下和“招安”的道路上走向破灭；
中间一层是水浒英雄以豪侠义气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人际关系之上的、以人权平等和人格尊重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精神；
核心层是水浒英雄张扬个性的激情冲动
3、如何理解《水浒传》的招安描写
《水浒传》的招安描写历来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施耐庵一方面满腔热情的歌颂义军的造反精神和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一方面又让他们接受招安，并且让招安成为一个催人泪下的惨剧。
这种描写反应了鲜明而深刻的思想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农民阶级自身的认识局限。
梁山义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思想路线，虽然使现代的读者不满，但却是符合这些农民英雄的思想性格和历史真实的。
（2）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
“忠君”思想不仅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一种牢固的概念，就是在被统治的普通百姓中，也有深刻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水浒传》招安描写。
（3）民族斗争历史背景的影响。
水浒故事流传到写定成书时期，正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水浒英雄接受招安，也受了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的影响。
（4）封建统治阶级招抚政策的影响。
《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部分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招降政策和历史上无数的招降事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6、如何评价《水浒传》中的江湖文化
《水浒传》的核心内容就是写一群江湖好汉，基本精神就是宣扬江湖义气。
南宋时期，朝廷腐败，贪官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水浒传》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被官府所迫，逼上梁山。
所以说，梁山好汉的大聚义绝非偶然。
但要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还是十分勉强。
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开端。
这一“壮举”轰动整个社会。
但以晁盖为首的一伙，犯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为了准备起义？
显然都不是。
在黄泥冈上，劫了十万金珠然后分赃，他们各自得了钱财就回家去了，并没“济贫”，也没有扯旗造反或曰“起义”。
若不是东窗事发，保不住他们拿着这笔不义之财做富翁，一世快活。
可他们还理由充分：
“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打劫生辰纲，因为是有“充分理由”，成了“英雄行为”“反腐行动”，于是乎，这“黑道行动”不黑了，连打劫也不叫“打劫”，叫“智取”了。
生辰纲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不义之财”，但从晁盖等人的动机与结果看，“智取生辰纲”仍属盗贼行径。
至于事发后逼上梁山，也只是众兄弟找个安身的地方，跟着晁盖哥哥过快活日子了。
记得梁山好汉在举上“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是有点“纪律”，并表态说，不拦路抢劫了，让周边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安居乐业。
可好景不长啊！
梁山缺粮了，向旁边的两个县借，这两县哪能借？
首先，要有借有还。
梁山好汉们连自己的粮食都不能保证，到时候怎么还得了？
再者，你们梁山与我们县又不是“合作伙伴”，非亲非故，为啥一定要借你？
更重要的是，你是贼，若借你们粮食，那岂不是私通草寇？
担当不起，担当不起！
于是，两县自然没借。
这应属人之常情，梁山不可能不知。
但梁山好汉们发火了，当即抄起几路兵马，硬是依据武力，把粮抢了过来。
梁山借粮，不过是为抢劫制造借口。
这一点，宋江一开始就挑明了。
宋江道：
“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过那里百姓。
今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
”因为“不曾搅扰过那里百姓”，所以那里百姓不知道梁山的厉害，所以借不了粮，也就非抢不可。
看看，这算什么逻辑？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并没有真正起义。
一开始就那么几个好汉加几百兵马，可能没有起义的资本。
过了一段时间，兵马有几千了，却并未像一般的起义军，有攻城略地的方略，有“均贫富”之类的纲领，带领群众，杀向皇都，夺取政权。
好汉们只是聚义于梁山，在周边小城打打仗，然后去大城中闹闹事，仅此而已，怎谈得上起义？
最后，兵精粮足，连朝廷都认为梁山“贼势浩大”，可宋江却想投降朝廷。
宋江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要“反贪官不反朝廷”。
其实这很可笑。
贪官在哪里？
在朝廷；
谁能管得住贪官？
朝廷；
贪官为何腐败？
因为朝廷腐败，皇帝无能，所以形成了朝廷是贪官、贪官是朝廷的尴尬局面。
正因如此，宋江攻击的目标也出现问题，“反贪官不反朝廷”就自相矛盾了。
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其实早就被这“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方针牢牢锁定！
这大旗一举，更谈不上什么起义。
江湖义气，是《水浒传》的主旋律。
智取生辰纲，是结义而行。
落草梁山，也是义气使然。
“替天行道”，招安朝廷，全碍于宋江哥哥这么做，做兄弟的就得听着，全是江湖义气支配着。
李逵都讲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狠话了，也只有听的份。
连吴用这样的明白人也被义气所左右。
所以说，读《水浒传》，就是要读出梁山好汉的豪气、爽气、义气。
我这样讲，一点没有贬低《水浒传》价值的意思，因为《水浒传》的价值所在，并不取决于写的是江湖义气还是农民起义。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3答案
三、红娘形象之我见
在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家生婢女”红娘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
剧中的红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重情重义。
可以说，《西厢记》没有红娘，情节将惨淡无光，而崔、张的婚事也可能只是个泡影罢了。
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也代表了在当时社会前提下女性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萌动。
红娘性格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和她的正义感，这也是她性格中最闪光的地方。
剧中一开始就说她是相国之女莺莺的贴身丫鬟，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
但是，在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时，她主动站了出来为两人穿针引线。
比如在“酬韵”一折中，莺莺和张生隔墙吟诗，红娘催促道：
“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
此时连张生都怨她“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
但是，当两个人历尽坎坷即将成婚之时，老夫人的赖婚，激起了她的不平和正义感，于是她更加义无反顾的帮助，尽一切力量将两人撮合到一起。
当张生绝望不知所措时，红娘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让张生在夜晚趁莺莺在后花园烧香时通过琴声以明心志，并且不再催促莺莺回去，而且借口“瞧夫人一会”，有意让出空间让他们充分的交谈。
当莺莺请她去看望张生，她没多作推脱就答应了。
她感谢张生一封书信救了“俺一家儿性命”，她同情莺莺、张生婚姻的受挫，她更为夫人的“失信”而不平。
显然，红娘是一个恩怨分明，重情重义，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奴婢，而不是一个惟命是从、唯唯喏喏的丫鬟，这也是她最终违背夫人之命，热心帮助莺莺、张生走向团圆的根本原因，也是她个性之所在。
红娘的正义还表现在她充满反叛精神。
按常理来说，崔、张的“自由”婚姻，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来"
看守"
小姐的丫头，不仅不提醒“主子”，反而“推波助澜”，还成为这场婚姻得以美满结局的主要的牵线搭桥之人。
在"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的宗旨下，红娘是一个美好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
在这场叛逆的婚姻中，红娘不畏老夫人严词，几次三番周转于崔张之间，为他们安排月下听琴，并有晓夜奔走，传书递简等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她对这场恋情的支持，对真情的尊重，以行动表现了红娘的反叛精神。
红娘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她机警聪明，有高度的警惕心和保护意识又富于同情心，她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矛盾期”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在为崔张二人撮合过程中，她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于是她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
而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
于是红娘又不得不警惕着张生。
同时，做为这场婚姻的一大障的老夫人，红娘依旧需要谨慎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心丫鬟夹杂在小姐，张生，老夫人三者之间，她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
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这也是她能在相国府应变自如，独善其身的诀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一个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的丫鬟形象是带着理想化成分的。
剧中说她是个丫鬟，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出真实的尊卑主仆身份，放眼望去几乎“人人平等，富有民主”，说她是丫鬟，她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
主子小姐一会儿叫她“小贱人”，一会儿改口叫她“姐姐”；
老夫人骂她“小贱人”，但是一番理论过后，又不得不服软的说“这小贱人也道的是”，马上又肯定了她。
如此的一个敢与老妇人抗衡，与小姐戏弄的“放肆的大胆的”丫鬟形象在当时实难找的到。
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理想化的塑造，更进一步来说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或者叫对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期望和呼唤吧！
在《西厢记》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一直处于一个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更为沉重的制约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然而，在红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礼与法”道路上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命运的真实情况。
她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化身（即使有理想成分），是这个社会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元代女性理性的觉醒以及主体意识萌动的现状，而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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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梧桐雨》，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名作，是一部宫廷爱情悲剧，全名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是描写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爱情故事的历史剧，以浓郁的抒情性、醇厚的诗味和文辞的华美著称。
这一剧本取材于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题目取名也来自其中诗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梧桐雨》为末本戏，正末为李隆基。
剧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
其情节是：
幽州节度使裨将安禄山失机当斩，解送京师。
唐明皇反加宠爱，安遂与杨贵妃私通。
因与杨国忠不睦，又出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反，明皇仓皇逃出长安去蜀。
至马嵬驿，大军不前，兵谏请诛杨国忠兄妹。
明皇无奈，命贵妃于佛堂中自缢。
后李隆基返长安，在西宫悬贵妃像，朝夕相对。
一夕，梦中相见,为梧桐雨声惊醒,追思往事，倍添惆怅。
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
2.《长生殿》。
长生殿是清初剧作家洪昇（1645-1704年）所作的剧本，取材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讲的是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但他在原来题材上发挥，演绎出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极大地增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内容；
二是改造和充实了爱情故事。
价格便宜些□服务热情周到□店面装饰有个性□商品新颖多样□《长生殿》融合进唐以来叙述、咏叹天宝遗事的文史、传说等许多材料，剧中出现的许多人物、情节大都是有根据的。
上半部表现出尊史重真的精神。
他“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剧作重在唐明皇杨贵妃的“钗合情缘”（《长生殿·
例言》），但却做了如实的描写，写出了封建宫廷中帝王与妃子的真实关系、真实情况。
皇帝有无上权力，也拥有众多的嫔妃。
唐明皇钟情于杨贵妃，也就意味着许多女人的被冷落，如剧中曲文所说“莫问他别院离宫玉漏长”！
（《定情》）唐明皇可以随心所欲召幸别的嫔妃，乃至密召杨贵妃的姐姐幽会。
（《亻幸、恩》）杨贵妃本能地表现点妒意，便被谪出宫，只好自悔骄纵，借献发传情感动君心。
（《献发》）她始终怀着“自来宠多生嫌衅，可知道秋叶君恩恁为人”的心态，为讨得唐明皇的欢心，运用了女人的一切条件和手段：
美貌、温顺、眼泪、投其所好谱曲、献舞，直到公然干涉唐明皇召幸梅妃，她说：
“江采，江采，不是我容不得你，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
”（《夜怨》）洪昇在《长生殿》中真实地展现了封建帝王与妃子的情爱生活，也塑造出了一个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宠妃的性格。
这是洪昇在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消费者分析《梧桐雨》整个作品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息，较为伤感。
作品对明皇和杨妃是有批判的，但杨死后，作品以浓厚的抒情笔调，酣畅淋漓地抒写了李对杨深沉的爱恋与思念。
尤其是结尾部分，那一连串新颖恰切、生动形象的比喻，淅淅沥沥的梧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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