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政府的组织创新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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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天子，下至黎民，都知道官员们在征收火耗，而且都知道征收额比实际发生的损耗额要大得多，却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些官员在贪污腐败，并把他们绳之以法。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明清两朝对官员采取的是薄俸政策。

一名总督、巡抚一级的高官，年俸不过几十、百把两银子，办公开支也只有一百两银子。

这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了。

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执行的。

然而朝廷又不愿意给官员们多发钱。

怎么办呢？

也许是受了授人以渔的启发吧，朝廷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鱼（钱）不能发，但是可以发渔（收钱）的权力——你们自己收火耗去吧，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这个政策确实“有效”。

原本苦哈哈的官位现在一下子就成了美差。

官员们像饿狼一样扑向治下的百姓们，拼命的征收起火耗来。

原本可能收一钱就能满足正常的需求，现在要收三四钱，甚至七八钱！

这也不奇怪，朝廷本来就没有对火耗的征收标准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干嘛不把政策用足呢？

何况这可是朝廷默许的，就算是靠收火耗捞得盆满钵满，也还是个“清官”呢！

但这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一定的风险还是有的，必须多捞一点作为风险补偿。

而且好处不能自己独吞啊！

不然不方便收火耗的其他人眼红怎么办？

从地方上的各级上司，到京官老爷们那是一个也不能少的，逢年过节的节礼、冰敬、炭敬都得勤着送。

钱不用担心，只要多收两钱火耗就足够了。

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嘛，谁管他！

火耗的毒瘤越长越大，压榨百姓，侵蚀税收，腐蚀官员，终于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清雍正元年，从山西开始试点，雍正皇帝开始了“火耗归公”的改革。

改革的思路很明确，就是规定统一的火耗征收标准（一般为10%到15%），直接征收到中央。

再由中央向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以弥补个人收入和办公经费的不足。

这是一种一举数得的做法：

对老百姓来说，火耗征收的标准大大降低了，只有此前的几分之一。

对朝廷来说，原本落入官员口袋里的火耗收入进了国库，在支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之后，还能有不少富余。

而且百姓安居、吏治改善，对朝廷而言也是件好事。

对于不那么贪心的官员来说，原来拿的是灰色收入，不得不受官场陋规影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日子过得其实也很压抑。

现在有了合法的养廉银，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做个堂堂正正的清官，虽然实际收入比原来要少一些，但生活总的来说还是更舒心了。

唯一遭到打击的是那些财路被断了的贪官。

而朝廷以前一个子也拿不到，现在有了几千上万雪花银的收入，国库也更加充实了。

可谓皆大欢喜。

从火耗归公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应该直接去授人以渔，还是自己去渔然后再授人以鱼，是有条件的。

主要是看谁去渔能更好、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更不会造成贪污浪费，更不至于涸泽而渔，就应该让谁去渔，而别人则等着拿鱼。

从征收火耗的例子来说，地方官自收自支，自然有动机要把税赋征收最大化。

即使有少数人原本不想征收太多税赋，但这个利益网已经遍及整个官场，那些等着他送冰敬、炭敬的人可不会按清官的标准来要求他，所以少收了也不行。

同时官员们既不用向百姓负责，所需要负责的朝廷或皇帝又因为“天高皇帝远”，与百姓信息沟通极其不通畅，只知道地方官在征收火耗（而这是朝廷默许的），却不知道火耗真正的征收数额是否过量以及对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因而无法对火耗征收进行有效监管。

这就导致对火耗征收的制约因素几乎为零，那地方官们岂有不涸泽而渔的？

而由中央政府或朝廷来征收火耗，情况就会好得多。

由于收支被分成了两条线，相对来说，朝廷受官员个人私利的影响较小（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不经手火耗征收，因此在其中没有直接的好处，而皇帝与此就更没有好处了），而受百姓安定程度的影响较大，因此更倾向于理性的征收火耗，而且也可以以更为统一、透明的方式进行火耗的征收和养廉银的分配，以避免各种弊端。

虽然火耗的征收还是要由地方官经手办理，仍有徇私舞弊的可能，但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贪污腐败了，不会与朝廷默许的灰色收入相混淆，打击起来要比此前容易多了。

时至今日，火耗征收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争议却依然屡见不鲜，以药补医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情况与征收火耗非常相似。

国家不给医院足够的经费，而是给他们自己“创收”的权力——即有权加价卖药。

与地方官们一样，医院自然也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希望创收越多越好。

而国家几乎无法有效监控医院创收的数量是否合理——即使国家可以规定每种药品的加价幅度，医院也可以通过向病人多开药品、开贵药品的方式来规避。

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既存在于国家和医院之间，也存在于医院和病人之间——医生说你要吃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说昂贵的药和检查效果比较好，你吃不吃？

要钱还是要命？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捞了过多的外快，病人支出了过多的费用，而药品和各种医疗服务则被过度滥用，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因滥用药物而损害了病人的健康。

因此，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直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如果参考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经验，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也把授人以渔改成授人以鱼，将医药彻底分家，放弃以药补医，改以由国家提供医疗经费的话，有可能也能收到类似的一举多得的效果：

医药资源不会再被浪费，一些黑心医院多收的药费被迫吐出来一部分，这就使社会财富的“大饼”整体得以做大。

即使政府只是简单的做一个转移支付的桥梁——从民众那里征税再拨付给医院做正常经费，民众也可以大大降低实际负担。

更何况政府财政还有进行社会再分配的作用，那么这种做法的社会效益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这是一个问题。

并不见得授人以鱼就是增加财政负担、打击基层积极性。

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但也有的时候增加的财政负担可以被减少了更多的群众负担所抵消，而且基层被打击的则是贪得无厌、横征暴敛的积极性。

至于哪种情况适用哪种做法，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人员的利益驱动、所受约束情况、信息对称程度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做到让最合适的人去渔，而给其他的人鱼。

（作者：

张剑锋）

建立“内生增长模式”应解决五个战略问题

2010年06月30日10:

47:

26　来源：

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任务。

正如卫星上天需要多节火箭推动一样，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也需要不同的动力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源型增长模式的动力正进入衰减时期，其表现出的局限性与负效应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外源型增长模式的引擎力开始减弱，主要是我们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另外，可承接的转移产业资源越来越少。

二是外源型增长模式在满足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上面临着不可突破的三个极限：

即我们无法依赖外资与技术溢出效应获得支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不能依赖外资获得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国家级竞争力的关键技术。

三是外源型增长模式开始出现收益递减，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基于此，外源型增长模式只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初级阶段规模扩张的积累性增长，但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中高级阶段后竞争力提升的效率性增长。

而当代中国面临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

为此，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推进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系统工程。

1.以生态经济为目标，实现从“跟从战略”向“原创战略”转型，占领生态经济的制高点。

能否启动原始创新机制，是中国经济走向内生增长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原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新需求与新问题。

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内容的新经济革命，为中国经济增长导入原创机制提供了历史契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发展生态经济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原创动力推进。

在生态经济建设上，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仍占据着技术优势，但走向生态经济的创新，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创新，而是涉及到科技范式、经济模式、创新机制等一系列因素的系统创新。

从综合因素来考察，中国走向生态经济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四大优势：

一是中国是走向生态经济动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在减排问题上，遇到的压力最大，反过来对于中国走向生态经济的动力也越大。

二是中国具有走向生态经济的低成本优势。

中国走向生态经济没有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约束的退出成本。

三是中国有一个发达国家没有的发展低碳经济与生态产业的成长性市场。

四是中国天人合一、系统整合的思维范式与生态经济所需要的科技范式具有高度契合性。

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建设是关系中国走向内生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战略。

为此，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要实施原创战略，占领新能源技术的高地。

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后劲足。

二是要启动以生活方式创新为内容、以消费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三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与低碳化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

四是要开创基于东方智能的系统整合科技范式，以弥补分析解构式西方科技范式的弊端与不足。

2.以振兴中国内生禀赋的产业为突破口，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打造中国的内生竞争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属于依托比较优势的增长。

依靠低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本等物质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

目前被世界夸大的中国经济实力，属于缺乏内生竞争优势的实力，这种实力的内涵是“大”，而不是“强”。

一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后天禀赋形成的效率优势，二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效应优势，三是本国内生禀赋决定的特色优势。

围绕上述三个方面优势，应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充分发挥中国已初步形成的后天禀赋优势，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智能型产业体系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中国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但是中国满足技术密集型、智能型产业所需要的智能要素优势正在凸显。

中国科协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到4246万人，比美国的4200万人还略多一些。

若以单一国家计算，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如何利用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一后天禀赋优势，推进中国产业向智能化、技术密集化发展，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战略之一。

其次，按照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竞争优势规律，需从四个方面统筹与调整中国产业布局。

一是以满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为龙头，统筹布局与调整中国的产业链体系与产业结构。

在“十二五”期间要以大飞机、汽车、高铁、新能源产业、智能产业、中国交通网、智能电网等为龙头，在充分利用中国智能资源与大容量市场资源的基础上，本着国产化为主导的原则，进行统筹布局。

二是要统筹军用产业、技术与民用产业、技术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前提下，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壁垒，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产业发展空间。

三是要以正在兴起的高铁、高速公路为主的新交通技术新因素，在更大半径内重新规划与统筹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形成更大半径的地区优势互补的产业群落体系。

四是要统筹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赢者通吃，小城镇边缘化的问题。

大城市要发挥辐射中心的功能，成为龙头产业及产业总部的中心。

要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业链的下端产业让位给小城镇。

使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链。

再次，振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禀赋优势产业。

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作为现代经济的增长要素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

中国五千文化资源将为中国民族产业优势的发挥起重要作用。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关注与民族文化关联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如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中医中药业、中国特色康体保健业以及中国有机农业等产业。

3.以制度改革为核心，推动寻租竞争向公平竞争转变，完善激励自主创新制度的保障体系。

目前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面临着三大障碍：

一是自上而下追求以GDP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绩效考核体制，是一个旨在激励各级地方政府一味追求项目投资、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短期规模扩张的增长体制。

在这样一种激励制度下，自主创新只能是一个口号。

二是目前存在且不断加强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权力寻租的市场经济，是抑制创新的最大制度障碍。

创新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如果不通过公平竞争就能获得利润，那么创新就是多余的。

三是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激励创新收益保障税收政策，抑制了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自主创新不是单纯的科技投入问题，而是内生于制度创新。

在“十二五”期间，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必须从上述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4.以内需市场为主导，从外需动力向内需动力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

拓展启动内需的思路，要把中国内需问题上升到推进中国内生增长动力的高度来认识，把内需问题拓展为深化产业结构、振兴新兴产业的战略问题来对待。

目前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中的很大比例属于“无根缺头”的产业，这些产业仅有创造GDP的功能，却没有在下游形成拉动市场、上游提升竞争力的功能。

在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比例高达50%以上。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生产投资，缺乏市场拓展投资战略。

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调整，使中国制造业在与内需市场的结合中“扎根露头”，这是一个大战略。

13亿人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这是振兴新兴产业的最大资源与财富。

目前中国人均达到4000美元，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需求主导的转折点。

对于新成长中的市场，中国企业与政府发展战略一定要从生产性投资向市场拓展性新投资转变，实现中国内需市场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5.强化中国经济的安全与自主创新意识，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转型，培育内生增长的文化环境。

正是由于外源型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功，由此也形成了另一个副作用，这就是各级政府包括企业，对对外开放的认识，已从政策选择演变变成了一种对外依赖的文化环境。

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是：

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削弱与安全性降低。

适应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需要，我们必须走出为开放而开放的误区，才能够实现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的转型。

（张孝德）

经济增长应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

2010年06月28日10:

37:

57　来源：

人民日报【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11.9%，经济增长重新走上快车道。

这说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时，尤需保持头脑清醒，既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又警惕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来审视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经济增速下滑正是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内生性和自主性不强的表现。

目前，我们虽然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等问题总的来看并没有彻底解决。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今年乃至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必要厘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以便在工作中把握重点，明确目标和方向。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持续一定时期，原有的经济结构必然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进行调整。

这就是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求伴之以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是经济稳定增长和科学发展得以实现的保证。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但从短期来看，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

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一般会暂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比如，进行结构调整要求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抑制资产泡沫等，这会在短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压缩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使之难以顺利进行。

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下的高速增长仍然是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

在消费需求不能跨越式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意味着投资需求越大、出口越多，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也就越低；

而且出口商品的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仍然是低端产品出口的扩张，这必然带动低端产能的投资扩大，使得产业结构仍然在低水平重复。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9%，比去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说明居民消费正在提升。

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观，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缓慢、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可能出现“井喷”。

在现有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难以支撑经济过高增长。

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在特定时期使经济增长速度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节奏与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也包括与之相协调的社会进步；

既表现为数量和速度，更表现为质量和效益；

既要以经济总量来衡量，也要以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城乡同步、生态平衡、环境改善、教育发展、收入提高、分配公平、社会稳定等指标来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经济状况的指标，但它的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要全方位地衡量，既有数量的要求，更有质量、结构、效益的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

劳动者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成果的增加、劳动效率的提升，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武靖州/《人民日报》2010年06月28日07版）

李义平：

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应的转变

2010年06月22日14:

15:

07　来源：

光明日报【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有与之相应的转变,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转变衡量标准与考核标准、转变科研创新体制、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职能等，若无这些相应的转变,就很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及时走出传统“比较优势”的思维局限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劳动力的传统“比较优势”基础上,经济增长中的一切成就和问题都与此有关。

然而现在看来,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缺少核心技术、资源环境代价太高、GDP大而不强、内需严重不足、一些关键性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缺少竞争力或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也缘于此。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及时走出传统的“比较优势”的思维局限,原因在于:

　　其一,传统“比较优势”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已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同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

亚当·

斯密是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那时的产业层次比较低、产业比较粗糙,科学技术不发达,还不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起重要作用的是分工以及决定分工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

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于是我们看到,那些缺少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激情和创造性,由于“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发达,创造了新材料、新能源,经济反倒比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得好。

我们还看到,有更多的贸易发生在自然条件相当或要素禀赋没有多大差异的发达国家之间。

迈克尔·

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里,在进行了多国、多地区的比较后,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一般型的、初级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通常会被创新流程所取代。

生产自动化将使人工无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将取代传统资源的优势。

此外,创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级生产要素对提升产品质量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对这种变化缺少清醒认识,继续陶醉于传统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就只能是人家造飞机,我们做衬衣了。

固化于这种思维定势和发展模式,会阻碍我们的技术进步,就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其二,传统“比较优势”的另一表现是劳动力便宜,其竞争“优势”也仅在于便宜。

与便宜相联系的缺点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素质的限制,通常难以创新,缺少核心技术,因而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利润率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

劳动者工资低,消费能力有限,直接影响启动内需；

一旦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不在,或者有更便宜的地区出现,先前的投资者就会撤走。

其三,传统“比较优势”原理更适合应用于一国范围内,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是有条件的。

　　比较优势原理最早是由发达国家（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有意无意代表了发达国家心态,反映了发达国家利益。

德国当年经济相对落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进行没有保护的自由贸易,当时的发达国家英国就会成为发达的工业帝国,这对相对欠发达的德国、法国极为不利。

李斯特因此提出,德国必须对关键性产业有所保护,把保护当作一个发展的条件、发展的过程,当这些产业与发达国家差不多的时候才可以进行自由贸易。

这一事例说明,一旦引入国家利益,传统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上的应用就是有条件的。

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虽然发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用一系列的低成本给发达国家提供到了低廉的消费品,但发达国家从来也没有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和我们交换,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事实上,战后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关键性产业,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其四,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新阶段的显著特点是:

资源环境压力大,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作出相应的调整;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等国打算回复实体经济,并要加强出口;

我们已有了一定的积累,具备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必须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与考核标准

　　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数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的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提升,以及生态环境、文化卫生、生活状况、社会公平正义等各方面的内容。

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