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剪影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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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
“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
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
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
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
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周同样如此。
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
秦呢？
《史记》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
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
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
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
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
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
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如张光直所言：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
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
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
钱穆先生曾指出：
“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
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
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
”“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
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
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
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
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
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
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
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
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
秦国就不用说了。
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
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
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
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
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
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
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
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
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
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
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
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
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
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
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
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
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
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
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
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
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
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
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
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
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
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
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
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
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
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
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
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
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
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
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
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
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
聚而不罢，为费甚大；
罢之，则胡复入。
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
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
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
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
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
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
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
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
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
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
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
匈奴为此悲歌：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
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
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
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
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
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
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
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
“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
．．．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
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
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
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
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
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
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
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
“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
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
《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
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
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
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
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
伏波将军马援有言：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
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
”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
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
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
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
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
《世说新语·
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
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
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
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
如蒯通所言：
“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
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
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
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
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
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
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
”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
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
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
公元前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
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
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
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
李白称颂道：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
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
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
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
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
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
”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
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
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
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
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
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
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
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
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汉军虽然不是职业军队，但是战斗力是惊人的。
晁错就指出，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
陈汤说：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
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武帝时期，将巴蜀罪人伐越国，募天下死罪击朝鲜，赦京师亡命攻昆明，发天下谪民和恶少年征大宛，这些都不是正规部队，但征骑一出，无不如志。
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亲自带领的八万铁骑，硬是挺了八天之久，击杀匈奴骑兵上万人。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东汉将军耿恭的故事。
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到建元初年（公元77年），他带领不到百名士卒，在北匈奴数万骑的围攻下坚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达两年之久，杀敌数千百计，凿山为井，煮弩为粮，终无异志。
后来酒泉和敦煌的汉朝援军越过深丈余的积雪，历尽艰辛抵达疏勒城下，汉守军见援军相与痛哭，此时城中仅余二十六人。
除了大规模的野战，汉代也修长城，而且修了两万里，是有史以来最长、最远的长城。
与历代长城不同，汉代长城不仅是防御的屏障，更是前进的基地。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人把长城从酒泉修到了玉门关，再修到盐泽（罗布泊），甚至计划一直修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
在万里边防线上，汉军步步为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筑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要塞体系。
后来，汉政府又在轮台和渠犁实行军事屯田，继而又深入到莎车、车师前王国乃至乌孙境内。
在离家乡数千里的哨卡和屯田区里，汉代戍卒或者几十人一队，面对着大漠冷月，忠实地守望着帝国的安宁，或者一手持剑，一手扶犁，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出击。
已经很难复原汉代出塞远征士兵的日常生活了，尽管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
至于汉代边塞的戍卒，随着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随着居延汉简等一批古代文献的出土，这些士兵的面貌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据史学家考证，他们官兵地位相对平等，后勤保障充分。
他们纪律严明，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所有的衣物、马匹、武械、日常活动均造册登记，学习、训练、考核极为严格。
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战斗意志，“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
自然，他们也有喜怒哀乐。
其中有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有征服者的豪迈，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后的上疏可为代表：
“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有胜利以后对和平生活的企盼，霍去病的诗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四夷既护，诸夏康兮。
国家安宁，乐未央兮。
载戢干戈，弓矢藏兮。
麒麟来臻，凤凰翔兮。
与天相保，永无疆兮。
亲亲百年，各延长兮”。
当然也有别离的痛苦，一首汉诗写道：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无论如何，这些普通士兵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在汉匈以国运相赌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扫除了中原民族数百年的边患，打通了丝绸之路，捍卫了中华文明。
据有的史学家推测，匈奴被击败远遁之后，出现在东欧平原，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古典文明为之中断一千年。
除此之外，汉军在整个东亚大陆四面出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
从白山黑水到中亚绿洲，从冰封的贝加尔湖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都感受着中国的军威国力，接受着中原文明的辐射。
中华民族的基本疆域由此奠定。
三、治道
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汉镜铭文
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在吸取了秦王朝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汉代对此有颇为一致的认识。
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息”，“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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