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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名家字画成为“雅贿”载体，当购物卡暗藏行贿玄机、奢侈品充当“关系通行证”，被金钱、权力异化了的礼品，如同一个个吞噬社会资源、毒化社会风气的潘多拉魔盒，滋生了“盒子里的腐败”。

异化的礼品，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物质越来越丰盛、选择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坚守价值理念、彰显文化追求、保持生活品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考验。

那些拎着名烟名酒奔走于送礼之途去完成“任务”的人们，或许正陷入某种物质迷局与心灵之惑。

因此，让礼品回归情意本位，让送礼变得清新亲切，还有赖于人们的文化自觉，有赖于一种新型消费文化的塑造。

旅游景区要走出“公地怪圈”

马跃峰

旅游景区拥有独特的“公地”资源。

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身利益

尽管海南三亚海鲜排档“宰客”事件，因当事人“隐身”至今难以取证，真相有些扑朔迷离，但此事显然对三亚旅游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1日就“宰客”现象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表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从2010年重庆王女士等人一顿饭被索3万元，到不久前黑心店用含水泥夹层的纸箱包装水果；

从旅行者的亲身体验，到网友们的大倒苦水，近年来，海南三亚旅游环境屡遭质疑。

按说，商贩正当经营，合理赚利，凭借独具特色的天涯宝地，不是不可以赚钱，为什么偏要“宰”客？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旅行者大多是一次性消费。

不留回头客的心态与必不可少的花销，给疯狂宰客者创造了条件。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三亚出租车没有机打发票，如果不记下车号，不录音拍照，“挨宰”后难以取证。

处理力度小，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商贩心存侥幸。

当地政府三令五申，节前有“军令状”，有倡议书；

节中有“一次性死亡”、“信用分类监管”制度，有联合执法队、固定执法岗，然而歪风难刹、欺客仍行。

原因在于：

宰得多，罚得少，我还赚，逮不着，更划算。

一旦出现问题，取证难、执行难，商户与执法人玩起“躲猫猫”。

其实，游客纷至，宰客不绝，并非三亚一地。

河南少林景区因管理混乱，面临“5A级景区摘牌”危机；

云南省一寺庙年承包费720万元，游客被强捐2万多元功德钱。

种种怪象，不禁让人想起“公地悲剧”的故事：

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牛。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草地将被过度放牧，牛终被饿死。

如果人们把美景演变成“诱饵”，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利益。

就海南而言，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已有两年。

从政策优惠、项目落地到赛会频频，乘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普通民众享受到更多优惠，也遇到“成长的烦恼”。

为生计考虑，不少人加入旅游从业大军。

由于观念没有跟上、管理没有到位，一旦出现“开门迎客，关门宰人”现象，虽获一时之利，却给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亚里士多德曾言：

“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作为绿色朝阳产业，旅游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经济支柱。

对海南而言，尤其应该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用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令人欣喜的是，三亚市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大对拒绝履行合同、恶意欺诈等行为的惩罚力度。

我们期待，包括三亚在内的所有旅游胜地，都能警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危害，更多考虑如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服务，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当奢侈品消费成为时尚……

姜泓冰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

当英国牛津街、美国第五大道逐渐成为一些中国人挂在嘴边随意评点的名词，当原本望之俨然的欧洲北美高档百货商店或名品专卖店纷纷配上刷银联卡的机器和讲中文的售货员，接待中国游客时——我们究竟是该自豪，还是该忧虑？

世界奢侈品协会2月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龙年春节，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同比增长近三成。

在欧洲和港澳台地区的奢侈品消费总量中，中国人的消费额几乎占了2/3，在北美市场也占了1/3。

照此速度发展，前两年有关人士预测的“中国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时间表，只怕还要提前。

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从国家到国民消费能力的大大提高。

为购物成群结队专程飞去伦敦、巴黎、纽约，奢侈品店铺和柜台前挤挤挨挨抢货、像买萝卜白菜般爽气的中国消费者，向世界实实在在地演示了一把“中国式富裕”。

面对这样的消费群体，再傲慢挑剔的商人恐怕都会换上殷勤热忱的表情，投入更多关注与研究。

仓廪实知礼仪。

当年过节都未必吃上肉的中国人，如今开始懂得欣赏和追求高品质、有设计、有文化含量的高档生活用品，越来越懂得珍惜和享受美好的生活。

与拉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一样，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更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贺的好事。

据说日本人对奢侈品从狂热追求到回归理性经历了20年时间。

中国人要代谢掉原始积累过程中对于财富消费难以避免的“暴发户心态”，或许也要这样一个周期。

眼下少数人奢侈品消费呈现的非理性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标志迷恋”倾向，无需过分担心。

但让人忧虑和纠结的，则是透过疯狂的奢侈品消费显示出的畸形社会心理。

我们追逐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太过庞大和年轻。

据说，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0岁以上。

原本该是少数富人、富二代关注的高档消费品，如今却是都市年轻一代人人皆知乃至崇拜的“大众情人”。

“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拜金宣言，一脸自得炫着名牌包、跑车的“郭美美”们频频被热炒，月薪数千也“败”数万元的名包，都是过分沉迷于物欲现象的注脚。

过去30年勤恳积累下的个人和社会财富，如何避免快速集中的奢侈品过度消费，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是个大问题。

往近一点说，我们需要更多有计划的社会教育，而不是为了扩大消费而纵容奢欲、任其侵蚀天真心灵——毕竟，13亿人口大部分未富裕，主流理想只是奔小康；

往大一点说，未富先奢，过分迷恋奢侈品，正是当下人们信仰目标缺失、精神空虚的表征。

如果不能及早根治，那么我们一有钱就乱花、盲目拜倒在海外奢侈品脚下的周期，还会更长。

幸福需用心来品

汤民

在一个省会城市的电视节目里，当主持人探问96岁的关老汉幸福长寿的原因时，身着大红唐装的老人一时沉吟，之后的回答却令人吃惊：

是因为“搂脖”。

原来老人的曾外孙子天天放学之后跟他贴脸搂脖，生活的烦恼因为这一刻而烟消云散，此时是老人最为幸福的时光。

老人的话，回味无穷。

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值得珍惜和感恩的地方很多，用心去品味其中的真情，幸福的滋味便会油然而生。

品味幸福需要倾听心灵的呼唤。

关于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幸福要在劳动中创造，也要用心去品味。

快速的发展，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有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生怕被人落下而失去幸福，无暇放慢追逐的脚步，倾听心灵的呼唤，即便幸福就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

其实，幸福就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达到力所能及的目标，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家庭和睦，亲人健康，都是幸福的缘由。

也许有人会说，一路风雨兼程，哪有幸福可言。

的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剔除八九，至少还有一二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若只惦着不如意，而不去品味如意的幸福，人生就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存在，利与弊、成与败，都只是眼前一种暂时的状态。

很多时候，心态的好坏取决于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

若是把占有和索取作为追求幸福的目标，必然坠入欲望的深渊，唯有把进取和奉献作为人生的主旋律，神奇的生命才会绽开幸福的花朵。

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不必在得失之间大喜或大悲，用心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真情，就能积蓄人生奋进的力量。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别人的镜子，他人如何折射你，取决于你用人性的哪一面去温暖和照耀对方。

人类从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感受弱者的心跳，用心去帮助那些渴望帮助的人，会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体会到幸福的滋味。

家住山东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的90高龄老人刘盛兰，靠捡破烂为生，以粗茶淡饭度日，却在一生中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病人。

老人说：

“越帮助人，拿出的钱越多，心里越好受。

”特别是看着穷孩子上学的笑脸，憧憬着他们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未来，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老人就是在这幸福的品味中，安贫乐道、默默奉献，生活虽艰辛而清苦，可心灵却在彼此的温暖中感受着生命的意义。

说到底，品味幸福需要信念力量的支撑。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太阳，带给生命无尽的阳光和力量。

幸福虽然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物化目标的追求不是幸福的台阶，只有不懈的精神求索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序长不序爵”挑战大学行政化

李泓冰

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这个周末，南京大学一句“序长不序爵”成为网络热词。

这句文绉绉的话，出自南大110周年校庆的官方微博，还附以注释——我校110周年校庆校友接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

序长不序爵。

“长”指的是年龄、入校时间早晚，“爵”指的是官位。

舆论为之哗然。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看来，“官本位”观念之根深蒂固，已经让大家难以相信还可以有所谓的“例外”。

事实上，就连南大校庆办主任也含蓄地承认，南大提出的是一个大的原则，可能某些细节方面，无法避免官员排序的相对考量，但在整体精神上，南大希望对每个人持有平等的态度……

显然，有关“序长不序爵”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一所大学的校庆仪规本身，也更发人深思：

这句简单的、看上去也很合乎情理的表白，何以引来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

倘若南大依然因循“序爵不序长”，大家是否反而安之若素？

而这场讨论，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大学之病，病根或在于数年驱之不去的“行政化”阴影。

大学应该是什么？

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有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德国的威廉·

冯·

洪堡。

他认为，大学首先应相对独立，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目标追求，而不仅仅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

这一思想历经两个世纪，对后来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具有深远影响。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大学应该是一个相对疏离于现实功利、以开放而自由的心态追求学问的教育桃花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大学的管理者被纳入固化的官员行政级别序列，县处级院长、厅局级校长、省部级书记，是让聪明学子眼热的目标，以至于有人调侃，大学里智商最高的都在官阶上攀登，退而求其次的才去搞学术，于是对大学的管理也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层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官大一级压死人，取代了本该是平等的、教授本位的运作模式。

二是学术资源、项目资金的配置也和权力扯上关系，校长、院长相对强势，而普通教授的发言权相应弱化。

学府成了官府，或可解释曾经醒目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更进一步，大家痛诋大学创新精神不强，还停留在“工具”层面，而大学缺失本该担当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精神，其“失魂落魄”之害，更甚于前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的提法，让人为之一振。

曾经有人形容某大学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大学的衙门色彩过重和现实功利诱惑太多的今天，我们亟需发掘并重建大学的精神追求，让“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融入中国脊梁，让“不序爵”成为大学的常态……

惠民工程也要“守规矩”

苗苗

黑龙江林甸县最近挺尴尬。

被当地视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工程”、“菜篮子工程”、“民生工程”的“天字号项目”——大庆温泉果菜基地，不仅因征地问题造成上访，而且被部分村民指为“败家工程”。

且不论在工程建设中是否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一项惠民工程，建设的结果却是38栋实验大棚撂荒损坏、大部分大棚未投入生产、上百万元的别墅成了种子商店。

更有专家指出，根据土壤本身条件，此地要种植蔬菜有一定难度。

这实在难说起到了惠民之效。

工作没有达到初衷，是决策有误，还是执行不力？

是能力不足，还是另有猫腻？

或许都需要给个说法。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项工程，究竟是如何仓促出台、匆忙上马的？

一张违法用地罚单，暴露出程序问题。

2011年5月，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曝光此项目“未批先建”、“违法占用耕地”，当地政府以“时间紧，任务重”，“赶工期，抢进度”等借口加以搪塞。

如此违规行为，让这一工程先天就有不足。

无论多么急切地想要办好事、办成事，都应当遵循基本的程序。

这样不仅能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监督，也是在更大范围内保证好事办好的前提。

而且，惠民工程的服务对象是群众，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而不是服务者的需求，应是一个基本前提。

因此，在立项、可行性论证、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吸纳公众的意见，也应是一个基本程序。

林甸的这个项目，从舆论反馈上看，群众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同意见；

从实际效果看，种植难成功、取暖成本大。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是“拍脑袋”的结果。

这几年，从河南某县为促农增收强迫农民毁掉麦子种烟草，到一些地方建了就拆甚至随建随拆的“短命工程”，再到“楼脆脆”、“墙裂裂”的保障性住房，惠民工程屡成“毁民工程”甚至“伤民工程”。

就连一些地方典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诸如斥巨资打造不知所谓的人造景点、修建外形奇特用途不明的“山寨建筑”，也打出了“惠民”旗号：

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提升形象……

这些，或是因为没有经过科学决策、合理论证仓促上马，或是缺乏严格监管造成铺张浪费、质量隐患甚至贪污腐败，背后都有决策机制不完善、监督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是制度与程序出了问题。

从立项、预算、财政拨付到后期审计，每一分资金使用都应该严而又严，每一项措施的推出都应该慎之又慎，更应随时接受监督，保证出现问题及时纠偏。

在程序与制度的保证之下，才能防止一些措施“挂惠民羊头，卖私利狗肉”。

如今，公众的需求越发多元化，对于自身利益也愈加敏感。

即便初衷确是惠民，也同样要讲程序、守规矩，如果不顾制度、疏于监管，发生问题后引起的负面效果可能对政府形象的损伤程度更甚。

说到底，惠民工程要既见实效，又得民心，是一个态度活，也是一个技术活。

压缩贪官的潜伏空间

张铁

从1991年到2009年，走过19年贪腐之路，江西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县委原书记汤成奇，近日被一审判处死缓。

贪污3901万余元、受贿350余次，这一腐败个案再次让人思索：

从开始贪腐到受到查处，少数贪官的“潜伏期”为何那么长？

与漫长潜伏期相伴的，是汤成奇平坦的仕途。

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任职”。

而且，汤成奇的腐败还是“全能型”，既涉及土地征用、建筑工程承接、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也涉及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就业等人情往来。

照理，潜伏期就是贪腐期，时间越长越容易留下线索、露出马脚。

但为什么汤成奇这样的少数贪官，却能够一次次逃脱“被发现”，从小蝼蚁变成了大巨贪？

究其原因，一方面，潜伏期能让他们积累政治资本，产生晕圈效应，群众与相关机构因此放松警惕。

汤成奇创造“南昌速度”、博得“经济能人”名头，都可能成为掩盖阴影的光环。

另一方面，长期的潜伏也让他们有更从容的时间编织关系网络、掩盖犯罪证据，甚至会因不断上升的权势获得更大便利。

汤成奇通过“皮包公司”套现权力，可为例证。

还要看到，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仍在探索之中，政府仍有“万能政府”的色彩，这使权力的影响在一些该退出的领域内不降反升，使领导干部插手一些该放下的事务不减反增。

这给一些心怀鬼胎者提供了肥沃的腐败土壤，也是贪官的作案手法愈发隐蔽、“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的重要原因。

有着漫长潜伏期的贪官，并不只汤成奇一个。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上任开始卖官，潜伏10余年；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时，贪腐时间已长达20年。

《法制晚报》曾分析，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

与“贪腐一两年，铁窗一辈子”相比，这些长期逃脱惩罚的贪官，为害尤烈，会让人心存侥幸，刺激更多贪腐行为出现。

而贪官的潜伏期越长，破坏就越大，我们的执政资源也就流失得越多。

尽管只是少数个案，贪官“潜伏”也反映出制约权力、完善机制、公开透明的紧迫与必要。

它提醒我们：

面对“腐败能人”，对干部的任用、考察制度，已有的制度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是否还能更有针对性、反应更灵敏？

述职述廉、任职前考察公示、民意测评这些干部任用、考核的制度，如何能够避免失察、及时发现问题？

如何通过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缩短改革阵痛期、压缩甚至杜绝“潜伏空间”呢？

汤成奇今天的下场正应了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显示了我们党在查处贪官方面绝不手软的决心。

不过，面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面对群众对反腐败的期待，如果“伸手速被捉”，则能减轻汤成奇们的腐败影响，也才能彻底清除党的肌体上腐败的坏疽。

希望药家鑫案再没有“如果”

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案，在一纸死刑判决之后，仍余波不断。

案件审理期间，药家鑫父亲药庆卫表示愿意“赠与”20万元，却被张妙家人拒绝。

近日，张妙家人表示愿意接受，前往药庆卫处接受该款，但场面一度混乱。

且不论20万元该不该给、该不该要，这起新的风波，是此案的又一次返场。

一起肇事杀人案件，两条生命提前退场，法律最终的裁决，以命偿命的果报，都不能平息卷入两个普通家庭的漩涡。

究竟是怎样的阻力，让隔阂难以消融、心灵不能沟通，让宽容与理解面对仇视与对立屡屡败下阵来？

复盘药家鑫案以及此后种种事态，总是让人生发“当初为何会如此”的感喟。

如果时间可以倒带、事实可以假设，带着事后的审视与反思，重新回到事件的一个个节点，又能如何？

如果，无论是药家还是张家，能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同身受，进行更多接触与互动，或许能在更大程度上求取理解、达成共识，让两个家庭流血的伤口慢慢结疤。

可惜，张家对于药家，产生长期“不接触”的印象；

药家对于张家，也因各种流言颇多微词，最后让怨恨的阴影笼罩一切。

如果，相关人士能以更客观的姿态介入案件，以法律与事实为准绳，此案还会不会激起良知与冲动、真相与谎言、司法与舆论的纠结，引来方向截然不同的诉讼？

如果，张家拒绝20万元赠款后，能有更多力量介入，对本就弱势的张家进行更及时也更合理的帮助与支持，20万元可能也就不会在事后演成悲剧甚至闹剧。

可惜，很多人未能跳出“杀与不杀”的意气之争，张家的困难未能解决，甚至捐赠款也去向不明。

甚至，如果，药家鑫面对倒地的张妙，即便在“激情状态”下，也能发现“撞伤”与“撞死”的巨大区别，这起案件可能早已与各种普通交通肇事一样沉入警方卷宗。

可惜，“撞伤不如撞死”的案例与迷思，让药家鑫以偏颇的想象和利益考量，把事情推向了另一个结局。

还有，如果，媒体能以更理性的态度面对，给双方同样音量的麦克风；

如果，司法在诉诸正义的同时也诉诸情感，以制度化的方式消弭怨恨；

如果，社会舆论能以更理性的态度介入，而不是挺起摧枯拉朽的“民意之枪”……

面对诸多林中岔路，因预设的观点与立场、道德的控诉与想象、情感的裹挟与冲刷、利益的诱惑与纠结，我们未能走向另外一条。

受害者不能沉默，受损者不能屈膝，但有时，或许可以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化解矛盾。

的确，我们不能以旁观者的立场要求当事人的理智，但至少，我们可以更好地抓住转机，阻止这一承载着公众焦虑的案件向社会举起“第九刀”、“第十刀”。

无论侵权官司还是20万元风波，仍会继续。

但变化的事态，或许也正是又一个转机的到来。

这次，希望再没有“如果”

“海外安保”如何跟上走出去步伐

周人杰

又一次成功的海外营救，再次彰显“中国实力”。

2月9日下午，在苏丹被劫持10余天的29名同胞，飞抵首都国际机场。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千方百计确保人员安全获救，外交部门统一指挥、多方斡旋，相关各方共同努力，让一起牵动人心的突发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正是强大国家能力的托举，让这些同胞安然着陆。

从应对海盗侵扰的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到被称为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再到成为第一个从日本地震海啸重灾区大规模撤离本国公民的国家，我国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机制已经基本建立，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有了坚强后盾。

2008年以来，从突发各类事件的海外，我国共撤回5万余名中国公民。

然而，我们的海外安保，还需进一步跟上公民“走出去”的步伐。

仅2010年，我国出境人员就突破6000万人次，在海外发展的企业达16000多家。

跨出国门，面对的是一个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复杂世界。

更何况，劳务派遣目的地，还多为民族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军事动荡不断、自然灾害严重频仍的后发国家与地区。

外交部领事司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有关部门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约3万起。

从湄公河上的中国船员被枪杀，到阿富汗的中国工程师被劫持，频发的海外安全事件也呼唤海外安保工作从事后转向事前。

然而，一些企业却并未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没有将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在项目调研期间充分展开，对群体庞大的劳务派遣工作者的安全教育与安全防护也有杯水车薪之虞。

面对公民的海外安保需求，尤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尽快编织起以人为本、互利多赢的“安全网”。

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

在欧洲，很多跨国企业都拥有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能够实时监测、评估、应对海外投资的安全风险。

这些，我们也许无法照搬。

虽然，国家层面在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投入上越来越大，但面对中国公民不断加快的“走出去”步伐，恐怕还需企业、个人等方面更开阔的海外投资战略思维、更全面地了解掌握区域形势、更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

也需要我们去打量：

硬件上，在国际法与反恐合作框架下，我们的安保力量是否能保障、能够实现快速救援反应？

软件上，现有的相关举措能否上升为领事保护专门立法？

特别是，政府能否进一步主导、推动完善企业风险保障机制与安全预案，尤其是对投资目的地利益与风险进行正确评估，使海外安保的“安全网”编织得更结实？

海外安保课题，涉及公民个体安全、企业海外发展，关乎聚光灯下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中国的发展必然催动中国人的脚步向更多的地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