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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了讓這個生澀的主題進入討論，我們有必要快速而簡略地從傅柯的著作中釐出一個脈絡出來。
可以說至少在七○年代一開始寫作〈尼采‧系譜學‧歷史〉（”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一文中（所謂的權力轉向），傅柯其實就已經把戰爭狀態作為他分析權力的一個主題軸線，經由詮釋尼采對「起源」（Ursprung/original）一詞的整理，系譜學指向“身體/血緣”（body/descent）與“力量”（force）兩處去尋找起源。
然後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andPunish）一書中，他提到應該把市民社會的社會實體構成還以戰爭狀態的持續而加以分析社會中的「軍事制度」作用。
但是，整個七○年代的兩本主要著作，《規訓與懲罰》、《性史》第一卷（HistoryofSexuality：
AnIntroduction），其實主要都從“身體/血緣”的面向去考察權力的運作。
而關於“武力/力量”方面的系譜學考察卻一直付諸闕如。
當然，傅柯在《規訓》一書出版後，在訪談中，他曾提到他即將要進行的研究是關於戰爭、武器會戰、軍隊以及戰役。
因此，1976年初的法蘭西講座主題，－＜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mustbedefended）其主要內容便成為關於戰爭的研究。
緊接著這個講座之後發表的《性史》第一卷中，傅柯不再提起戰爭的考察，而只在提到分析權力的方法時強調必須「把權力作為戰略」加以分析。
1977年停課一年之後，傅柯的研究主題便轉向《性史》第一卷最後一章的「生殺大權」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性」層面，1978年的講座是（領土、安全、人口/論治理性），1979年的是「生命政治」，一直到去世，傅柯一直沒有再提起關於權力的戰爭狀態的分析。
我們看到，戰爭分析的主題構想最終只完整地呈現在他1976年的法蘭西學院年度講座中。
從這個脈絡來看，我們可以說戰爭分析或許是一個「中間考察」，一個權力關係分析的轉折點。
如果從＜必須保衛社會＞的講內容來看，此後傅柯的權力研究之轉向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分析更可以找到線索而得到理解。
＜必須保衛社會＞開始於一個17世紀的種族戰爭話語的原型考察（英國清教徒），而最後課堂則結束在國家納粹種族主義的出現上。
最後一堂的內容隱約就是後來在同一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最後一章＜生殺大權＞（rightofdeadandpoweroverlife）的主題。
因此，這篇文章的主要討論對象也完全只鎖定這個講座的內容，詮釋它，整理它。
一方面，筆者認為該堂課內容題材新穎一如傅柯別的著作一樣，創新十足，即使現在看來仍是一個不甚熟悉與甚少討論的主題；
另一方面，作為「中間考察」，我認為它能幫助我們理解傅柯思考權力的思想轉折過程，就掌握傅柯的「權力理論」的意涵而言，不可忽視。
一如《必須保衛社會》法文版的編輯AlessandroFontana認為的：
「仍然必須指出，在出版全部課程以前，並沒有獲得關於全部權力問題的全部資料，因此必須等到那時才能試圖進行最後的總結」。
從戰爭的角度思考社會的構成，相較於從統治的角度，乃至從規訓與懲罰性角度來思考思考社會的構成，並不能因傅柯沒有在這方面進行過主要著作而應該被忽視。
這篇文章中，我們以三大部分來詮釋這個講座的內容。
1.「戰爭命題」作為權力分析器的提出，比較是關於方法論或權力理論的討論；
2.戰爭話語及其歷史原型；
主要講述在西方歷史上，在中世紀結束之後，第一個種族戰爭話語的出現及其影響。
這種話語第一次在17世紀的英國與18世紀的法國；
3.戰爭話語的各式歷史變形。
法國大革命後，這種戰爭話語歷經三次變形。
一個是市民階級的「民族國家」的戰爭話語轉型，一個是「階級革命」的戰爭話語轉型，最後是「國家種族主義」的戰爭話語轉型。
限於文長，在戰爭話語的討論上，本文主要僅呈現傅柯關於法國的戰爭話語，也就是作為沒落貴族的論述；
在戰爭話語的各式歷史變形中，我們也僅只選則市民階級的「民族國家」的戰爭話語轉型作為介紹與討論。
最後，在結論的部分，我們以「知識與權力的裝置」觀點，對這個戰爭話語做些反省。
二「戰爭命題」作為權力分析器的提出
2.1傅柯主要著作中關於戰爭的討論
在1971年的〈尼采‧系譜學‧歷史〉一文中，傅柯就尼采關於「起源」Ursprung的語源學的分析進行討論。
在尼采那裡，「起源」針對其場所有不同的字詞用法，其中Herkunft，比較接近是與“肉體”或“血緣”有關；
另一種起源－Entstehung（出現/emergence）就蘊含著起源於「力量」（force）關係上：
「表面上看來的最終結局，實際上是一系列的征服的插曲」，「尼采稱作是善的觀念的東西（Entstehungsherd），確切來說，既不是強者力量的炫耀，也不是弱者的掙扎反抗；
而是他們相互對峙、相互傾砸的舞台。
……出現就指示著一個對峙場所，或者，還可以把它當作勢均力敵、鬥爭猶酣的決鬥場；
這毋寧就是一個“非場所”（non-place）……」，「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個非場的舞台上所上演的戲劇總是千篇一律的：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反覆上演的戲劇；
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的統治，這就是價值的開始；
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這就是自由觀的萌芽……」。
相對於後來在《規訓與懲罰》與《性史》第一卷中對於身體的權力研究，也就是Herkunft的起源系譜考察，傅柯在此文中所討論的另一個起源Entstehung，這個力量關係中的“non-place”在主要著作中卻一直付之闕如；
然而，我認為這卻是傅柯在寫作〈尼采‧系譜學‧歷史〉一文中所構想的系譜學權力研究系列的重要一環。
我猜想這個關於Entstehung，這個力量關係中的“non-place”，應該就是關於戰爭的研究。
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傅柯儘管提到對於市民社會的構成必須以戰爭狀態為分析模式進行，但是這樣的觀點僅是放在「柔順的肉體」一章的最後作為總結而提到：
「可以說，戰爭作為戰略是政治的延續。
但是，不應忘記，“政治”作為防止市民動亂的基本手段，也曾被視為是一種延續，即使不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模式的繼續。
……如果說在戰略上有一種連貫的政治－軍事系列，那麼在戰術上也有一連貫的軍隊－政治系列。
在戰略上，人們能夠把戰爭視為是國家之間政治交往的一種方式；
戰術上，人們也能夠把軍隊視為維持市民社會無戰爭狀態的要素。
在古典主義時代，產生了各國彼此較量經濟和人口力量的重大政治和軍事戰略，也產生了在各國家內對肉體和個人力量進行控制的精細的軍事和政治戰術，在這時期間，“軍事”（militaire）－－軍事制度、軍事科學、軍人──是有特定意義的，是兩種形勢的匯合的產物。
一方面是戰爭和戰場的喧囂，另一方面是和平時期的秩序和寂靜。
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認為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創造了一個完美社會的理想。
但是，當時也有一個軍事社會的理想。
」（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在這裡，對於一個和平的時期，和平的社會，「政治作為戰爭的繼續」結果就是「軍事制度」的出現與延續穿透社會。
但是從整部書來看，軍事機制卻又僅僅是規訓權力機制的一個環節，與宗教、工廠、教養院等等，並列為規訓權力機制的一環。
接著在這個講座之後同一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中，傅柯在分析性意識機制的方法時，也繼續沿用戰爭作為分析政治社會權力關係的一個進路：
「放棄法的模式，選擇戰略的模式。
這並非由於思辯或是偏重理論的緣故，而是因為西方社會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曾經長期以戰爭、多種形式的戰爭作為其主要表現形式的力的關係逐漸進入政治權力範圍。
從以上的引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作為權力機制，實際的戰爭與「軍事制度」是主要的分析對象，但是到了在《性史》第一卷中，“權力作為一種戰略的模式”，「戰爭狀態」成為了是關於所有力量關係的總稱；
可是如果說「戰爭」作為實際發生過的戰役，實際事件，「戰爭狀態」，指的是這個事件的影響與延續，這戰爭的模式與內涵實際型塑了戰爭之後的社會實體之運作，那麼「戰爭狀態」或許就是一個具體的社會分析之範疇。
可是如果是所有力量關係的考察，「戰爭狀態」實際就成為隱喻，權力無所不再，戰爭狀態事實上也無時不在進行。
因此我們必須小心“權力分析作為具體的戰爭考察”與“權力作為戰略”的區別。
關於這部分的爭議，我們留至結論的部分談。
但是我們就以這樣的疑問開始進入1976年的＜必須保衛社會＞講座中，看傅柯對於這個主題（戰爭分析）的討論。
也就在這個講座中，我們才能有系統地來討論傅柯如何進行把戰爭作為權力分析的研究，本文往後的討論也將完全建立在對這個講座的整理分析上。
我們會看到傅柯實際上的操作，遠比這個複雜許多。
因為這牽涉到權力的定義與權力的實際分析。
2.2權力的「尼采命題」界定
為了將權力分析導向為力量對抗關係的進路，傅柯認為首先要拋棄的是我們關於權力的「一般理論」：
權力不是書寫在法律中的權利架構，也不是存在政治學中的契約理論，權力也不是法律概念與政治理論中被分析的東西，如統治權（主權）（sovereignty）理論，一句話，必須放棄權力的法律－政治理論語言（juridical-politicaltheory）。
並且，在法律概念和政治權力所架構的諸多理論中（在18世紀的哲學家那裡可以找到），和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概念之間有某種共通點。
這個共同點就是權力理論中的“經濟主義”。
因為在經典的法權理論中，權力被視為是一種“權利”的運用與實踐，人們像擁有財產一樣擁有它，因此可以全部或部分地通過法律行為或建立法律的行為來轉移和讓度，權力在這裡因此是屬於佔有或契約的範疇。
權力分析的經濟主義使權力成為一個可流通交換的“具體化”的流通模式。
但是權力如果不是被贈與、交換和補償的某種東西，如果要進行權力的非經濟主義分析，我們擁有什麼？
首先，權力而是被運用，它只在行動中存在；
同樣，權力不是經濟關係的維持與再生產，它主要是一種力量關係。
因此對權力研究便產生了兩個假設：
1.權力是被運用，它只在行動中存在，權力因此是進行壓迫之物，從黑格爾、佛洛伊德到萊切（W.Reich）都持這個假設。
但是傅柯認為必須放棄這樣的假設，權力並不只是進行壓迫（oppresion）的東西，這樣的假設也容易步入權力的經濟主義之分析。
2.如果權力自身是力量關係的實施與展開，那麼，或許應該用戰鬥、對抗或戰爭這樣的術語來分析。
第一個假設就是：
權力的機制根本上主要是鎮壓，是鎮壓假設（therepressivehypothesis），傅柯蓋稱為權力的「萊切假設」，它是一個契約－壓迫圖式（contract-oppression）；
而第二個假設：
權力就是戰爭，它是通過其他方法繼續的戰爭，傅柯認為這就是權力的「尼采假設」，它是一個「統治－鎮壓」或「戰爭－鎮壓」（war-repression）的圖式（1999：
15-25）。
2.3解構統治權理論：
「必須砍掉國王的頭」
順著權力的尼采假設，要發現權力的鬥爭的真實，便應該掀去遮蓋鬥爭現象的薄紗，覆蓋在起源之處的迷思，也就是各種政治理論中的各式「統治權」（不管是原始契約、社會契約、國家主權、共同體等等）理論。
必須在和平的統治權理論覆蓋下的市民社會中發現不斷進行的鬥爭，而且正是這種鬥爭不斷施行的結果構成我們的社會與政治，正是這種各式力量的「戰爭狀態」（warfare）及其結果帶來各式權利學說與統治權理論，而不是相反。
權力的戰爭命題因此分析的不再是統治權理論，而是統治理論，並且，戰爭狀態的權力命題更是要經由戰爭，去穿透統治權理論的「起源」。
假如沿著18世紀的哲學家那裡看到的體系，把契約作為政治權力的模式，把權力作為人們出讓的權利，那麼，最終只能在抽象的「統治權」中尋求其無止境的起源想像。
統治權從中世紀到君主專政到盧梭，乃至到現在我們的社會都是一脈相承，他們論述的權力運轉方式基本上都可以用統治者/臣民關係的術語來描述。
所以必須把統治權的理論擱置，「從權力關係和統治關係出發，對此理論不加評論，只敘述實際事實，觀察為什麼這種關係本身就決定著支撐自己的要素。
」（1999：
40）因此，1.不要去追問臣民的權力的理論，而是什麼樣實際的統治實踐製造出臣民；
2.也不要去尋找權力基礎的某種統治權。
而是去突顯統治關係的多樣差異，不同的權力操作者如何相互依賴、匯集、加強，或是相互取消，相互否定，應當把權力結構理解為穿越和利用統治的局部戰術的整體戰略；
3.不要試圖在構成統治關係根本合法性的東西裡面跟蹤它，相反，應當試圖尋找那些保障它的技術工具。
「不是統治者的誕生，而是臣民的創造。
41）
最後，除了反對傳統的權利理論與擺脫統治權理論以外，權力的戰爭命題的提出還有一個傅柯命題脈絡的意涵；
那就是擺脫17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出現的新權力機制－－“規訓”的權力機制。
因為傳統的權力理論（各式統治權理論）不只無法幫助人們擺脫這種新型的權力機制，更是交叉身陷其中。
並且，如果我們繼續在各式統治權的權力理論中尋求擺脫這種規訓與懲戒的權力，那麼，最終帶來的是一種「統治的循環」（主體－臣民），從統治權理論入手的權力分析最終則會陷入三重「原始性」中：
那受奴役的臣民、那要建立的權力統一體、以及那要遵守的合法性。
一旦關於“權力－自由”的想像只能圍繞在這種統治權循環中展開時，規訓與懲戒的權力機器便運行無阻，毫無擺脫的可能。
（1999：
38-40）
2.4戰爭加工著我們的社會：
讓戰爭成為分析社會的首要範疇
從上述的戰爭假設出發，該進行分析的是權力統治實踐的實際實行、整體戰略和技術工具。
在什麼範圍內，一種統治權關係能夠歸結為或轉向為力量關係的概念？
在什麼範圍內和以什麼方式的力量關係能夠歸結為戰爭關係？
戰爭實際上是否能作為分析權力關係和統治技術的模子？
相對於一般分析社會的概念範疇，戰爭分析能否能超越這些概念，而成為更基本的範疇？
「戰爭事實是否實際上能夠並且同其它關係相比應被視為是第一優位的（相較於不平等關係、不平衡、分工、剝削等等）？
個人或團體或階級之間的對立、競爭、對抗和鬥爭現象是否能夠且應該歸併到戰爭的一般機制合一般形式之中？
還有：
從18、19世紀以來人們所說戰爭藝術（戰略、戰術等等）中派生出來的概念能否自身構成對分析權力關係有用和能夠用的工具呢？
人們可以繼續問：
軍事機關以及圍繞他們的活動（廣義的說是一切為進行戰爭而採取的一切措施）是否或近或遠，直接或間接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呢？
要達到這樣，有必要把戰爭從國家手中奪回來。
戰爭不只是發生在國界邊境上的事，戰爭也不只是軍人的專業。
傅柯認為我們必須翻轉克勞塞維茲（C.vonClausewitiz）的命題：
從更廣泛的歷史脈絡來看，應該回到克勞塞維茲之前的更廣泛的命題－－「政治是戰爭的延續」，而不是「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隨著國家的發展擴張，沿著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的門檻進程中可以看到，戰爭活動和制度越來越集中在中央權力的手中，逐漸出現這樣的情況，從現實上與法律上，只有國家權力才能發動戰爭和控制戰爭工具…因此，戰爭國家化了。
同時，通過戰爭國家化這個事實，社會實體之中，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人們所說的日常戰爭和實際上所說的“私人戰爭”被抹去了。
……戰爭活動只發生在邊境，戰爭、戰爭活動和戰爭制度基本上傾向於僅僅在邊界，…但是中世紀的整個社會實體是整個都淹沒在戰爭之中的。
作為制度出現的軍隊不曾在中世紀出現。
……僅僅只在中世紀結束時，才出現有軍事制度的國家，它取代了日常的、全面的戰爭，取帶了永遠充滿軍事關係的社會。
」（粗體字為筆者所加）（1999：
41）。
在這裡，權力作為戰略，權力分析作為戰爭分析，既是起點也是終點。
戰爭的國家化更保證了社會實體內的永久和平化，戰爭的國家化遮掩了在法律與政治諸多範疇下實際的力量關係與統治關係，戰爭國家化之後，「軍事制度」以和平的面貌遮掩了和平之下的力量關係。
傅柯因此認為必須用戰爭去考察國家的誕生、法律的出現、社會實體的運作之可能；
不是法律的分析、不是生產關係的分析、不是民族的分析；
總之，相反，必須用戰爭去貫穿國家、民族、市民階級、無產階級等等統治權的誕生與運作。
像閃電照亮瀰漫天空的烏雲與黑夜一樣，只是這一次不是瘋狂的書寫與排除，而是那撕裂社會和平的「戰爭的話語」。
這就是傅柯為什麼整個講座分析的不是實際的戰爭，而是戰爭的話語。
戰爭的話語穿過各式統治權，照亮各式統治權的建構，直指統治權起源的那個“non-place”。
三戰爭話語及其歷史原型
3.1戰爭話語作為「反歷史」：
斷裂
既不是具體戰爭歷史的分析，或者軍事制度、武器或是戰役的考察。
相反，傅柯整個講座所考察的是卻一種話語，這種話語有傅柯所欲表達的戰爭權力理論的一切意涵，並且作為實際的社會考察，這種話語也開啟了關於社會分析，理解社會範疇的可能。
這個話語產生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出現在戰爭全面國家化的時期。
相對於法律－政治的話語，它是西方第一次「關於社會的歷史－政治話語」，它「在當時以作為戰爭的話語出現，把戰爭理解為恆常的社會關係。
43）
這種話語確切出現在17世紀，出現在1630年左右，在英國它出現在革命時期前後的英國清教徒－「平均主義者」（TheLevellers）與「堀地派」（theDiggers）的反抗話語中，在17世紀英國的政治鬥爭中表達出來；
在法國，它出現於路易十四統治末期的政治鬥爭之中，表現在反對國王的痛苦貴族的鬥爭中。
「在英國，它是市民、小市民以及某些貴族反對君主政體的政治組織或是其論戰工具；
在法國，它表現在沒落貴族的歷史鬥爭中，表現在第三等級的鬥爭中。
它們都擁有相當數量的民間講述者。
44）
這種話語第一次對統治權的理論提出解構。
這種戰爭話語首先撕裂一體社會，提出社會內存在著二元對抗的種族衝突，然後提出「我們的歷史」以反對一切建構起來的法律政治的話語，也就是說，以「我們的記憶」來反對各式「統治權」的論述。
它不只準備撕裂社會，它也準備“斷裂”，從中世紀的無盡的統治權權力編年中斷裂出來。
它有「新的歷史意識」。
傅柯認為直到中世紀末，關於「統治權」的歷史書寫是「羅馬式」的編年體，是一種「印歐方式」的權力歷史書寫。
其特色在於權力通過義務、通過宣誓、通過契約、通過法律來得到束縛，權力建立了它的角色和效力，這樣，權力成為秩序的奠基者和擔保人。
這就是權力經由歷史而建立其統治權效力的「印歐方式」，也就是權力書寫的「羅馬圖式」，或「統治權圖式」。
而傅柯認為，晚至我們這個社會的歷史都是「統治權的歷史，是在統治權維度和功能中展開的歷史。
64）
但是「戰爭話語」無法和這種奠基權力的偉大法律原則聯繫起來，它要中斷這種權力的光榮編年，他們與某種「預言的斷裂」緊密相聯，「這種話語接近於某些史詩或神話或宗教的形式。
他們要細數比勝利更多的失敗，因為失敗，他們一直在卑躬屈膝，但他們仍然必須等待那塊被祝福之地和古老允諾的實現。
它將重新帶來古老的權利和失去的光榮。
64）這種戰爭的歷史－政治話語，因此更接近猶太傳統的「聖經圖式」，而不是羅馬的編年史圖式；
它更近似於希伯來－聖經的型式，而不是編年史的日復一日講述永無終止的權力的榮光和歷史的型式。
傅柯認為，這是因為至少從中世紀下半期開始，聖經就成為對君權和教會的專制的批判根據文本。
在中世紀，耶路薩冷不斷被用來反對復活的巴比倫，不斷被用來反對永恆的羅馬、皇帝的羅馬、使聖徒在鬥獸場中流血的羅馬。
聖經成為苦難與反抗的武器，它是起來反抗法律和光榮的聲音；
反對君王與教會的非正義的法律。
所以從這意義上，一點也不奇怪，在中世紀末期，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和17世紀的英國革命時期，出現了一種與君王統治權的歷史書寫完全對立的歷史型式，這種新歷史與預言和承諾的偉大聖經形式相聯接在一起。
他們相對於羅馬式歷史而言，它們以「反歷史」（counter-history）的形式出現。
這種話語出現在西方社會有三個重大意義：
1.這種話語也第一次明確第提出：
「社會實體正是建立在兩個種族之上，社會從頭至尾遍佈種族衝突」。
從17世紀開始，它就作為人們研究社會戰爭的面目和機制的各種形式的模型而被提出來。
也就是說，他們第一次在一個統一的統治權統治下的社會中，建構一個「二元對立的圖式」。
在對這戰爭話語的分析中，整個講座傅柯以幾個詞來交替指涉這個話語：
「種族話語」、「戰爭話語」、「歷史－政治話語」等等。
2.這是西方社會自中世紀以來的第一個精確意義上的歷史－政治話語。
操這種話語的主體，不企圖要佔據法學家或哲學家的話語，不去佔據一普遍的、綜合的或是中性的話語的主體地位。
他們身處戰鬥中，他們有明確的敵手，他們為特定的勝利而工作。
作為特定的具體戰鬥訴求，他們的權利是紮根在歷史之中，偏離法律普遍性的權利。
並且，他們不是從普遍的形上理念，而是從社會底層尋找解釋的原因。
3.這種話語作為訴求戰爭與運用武力，它一點也不是馬基維利式的君主論的方式，這種話語其實是要「砍掉君王的頭」。
當每個中世紀末期的政權王朝與國家都在建構其與羅馬的血脈關係時，作為「反歷史」，種族鬥爭的話語展現出一種“斷裂”的歷史意識，正是這種斷裂，這就是中世紀的結束，新歐洲的開端，流血的開端，征服的開端。
歐洲分為了它以前不知道的二元分裂。
為了更具體的說明傅柯所考古挖掘出來的這種話語，也許必須花一些篇幅來更詳細介紹這樣的戰爭話語。
我們會發現，在第一節所討論的傅柯對權力的定義，簡直是為這種戰爭話語的量身訂造。
3.2英國的戰爭話語與霍布斯的利維坦之牆
1066年諾曼地公爵威廉從法國跨海開始征服英國，“諾曼征服”（NormanConquest）在英國建立了諾曼王朝，史稱「征服者威廉」（TheConquerorWilliamⅠ）。
作為「外來政權」，直到16世紀初，英國皇家的禮儀仍然以作為諾曼征服者的權力的繼承人履行統治權；
法律制度也一樣，下院法律與皇家法院之間的有很多矛盾；
由上層制定並使用外國語言的法律在英國是外來的標誌，是另一個民族的標誌。
總之，17世紀革命前的英國存在著諾曼－薩克遜（Norman－Saxon）的外來與本土的對立。
在17世紀針對君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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