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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作者、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读者接受文本等的理解和说明。
阐释学的核心是“理解”问题，它通过作者、文本和读者的意义关系的研究，考察解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弄清历史传统对理解的影响，区分说与听以及写与读这两种对话模式，探讨作者心态对原文意义的涉入，阐明理解原文意义以及读者自我理解的关系。
阐释学不同于具体的注释学、训估学，它是从总体上对理解和说明文本问题进行综合的理论研究。
在当代社会，阐释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综合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批判理论出现的，它通过解释文本而寻求意义，进而成为人类全部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反思，成为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
现代阐释学主要受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语言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并突出表现出企图融合人文哲学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趋势。
它作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新的可能性。
阐释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古典阐释学；
（2）狄尔泰的方法论阐释学；
（3）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
（4）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5）哈贝马斯的批判的阐释学；
（6）利科尔的现象学阐释学等。
一阐释学的起源和发展
阐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阐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姆斯神之名。
传说他是宙斯之子，天性聪慧。
宙斯委任他予神圣的信使之神，给诸神和人间传达宙斯的旨意。
他不仅传达神渝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渝加以解释而使其变得明晰和有意义。
因此，阐释学一词最初的含义是“解释”，即一方面确定词、句、篇的确切含义，另一方面使隐藏的意义显出来，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明晰。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致性。
到了中世纪后期，出于对（圣经＞经文、法典内容的考证和意义阐发的需要，逐步形成有关＜圣经＞的法律条文的“释学：
（exegesis）和考证古典资料的‘‘文献学”（phil0108y）。
使古典阐释学有了自己初步的专门学科性研究领域。
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阐释学乃限于对不同类别的古典文献作一些技术性的诠释工作。
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1768—1834）将阐释学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中：
希冀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揭示某个文本的作者原意，从而使古典阐释学成为一门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有系统的理论法则，适用于诠释各人文学科的学问。
施莱尔马赫以其所建立的系统的古典阐释学理论，在阐释学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从语法学和心理学两方面为阐释学设立的解释法则，给重建所解释的文本作者原初的创建过程这一阐释学的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他作为古典阐释学向现代阐释学过渡的人物，已经开始注意分析理解的过程这一重要环节。
他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被理解的文本，而是转到理解这一活动本身。
这使其阐释学理论具有了认识论的倾向，并对现代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狄尔泰的方法论阐释学
威廉·
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是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和“阐释学之父”。
其主要著作有（施莱尔马赫传）、《历史理性批判》、（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立）等。
狄尔泰把握住了施莱尔马赫阐释学中的认识论倾向，并将其进一步推进到方法论层次。
这样，狄尔泰的阐释学就成为其生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直接成为其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这对后来阐释学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狄尔泰的哲学深受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
他给自己悬设的目标是要进行“历史理性批判”。
他遵循的道路是“认识论之途”，而非“传统的形而上学之途”，也就是说，他要以认识论来证明人文科学特殊的方法论特征，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划界”。
如果说，康德通过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可靠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的话，那么，狄尔泰也想通过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使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成为可能。
狄尔泰看到建立一门人类的精神科学的重要性，循此出发，他将精神科学的研究设定在自己“历史理性批判”的总体系中，并藉此而追问：
人如何认识自己?
如何认识他人?
如何认识人自身所创造的人类文化?
如何认识由人本身的生存所构成的人类历史?
如何认识人自身的再创造?
甚至还要追问：
精神科学的知识如何可能?
这种认识的基础和条件何在?
这种认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如何?
只有将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分开，只有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开，才能使精神世界确立自己独立的统一领地，使精神科学有自己的地盘，才能够卓有成效地探索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命意识的底蕴，才能对何为精神世界统一性的基础、何谓人类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人的内在本质这些问题加以回答。
这样，狄尔泰就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问题”推到了哲学前台，并成为整个体系的核心部分。
他又进而提出“划界标准”是：
只有当体验、表达和理解的网络随处成为一种特有的方法时，我们面前的“人’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可以说，‘‘体验、表达、理解’，是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也是其全部体系的核心范畴。
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阐释学，主要研究人对一切历史文本的“理解”，而全部历史文献都是生命经验这一精神世界的显现，理解即生命的自我认识。
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意表达不能借助逻辑思维，而只能由一个生命进入另一个生命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一起。
在狄尔泰看来，一切与人的生命相关的科学现象（社会文化）和艺术现象，都是用符号、语言固定下来的生命的表现。
因此，理解这些符号的传达也就是理解生命，为了获得这种深层解释，只有通过符号和语言中介而达到其所表现的生命本体。
三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
从方法论阐释学向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向是阐释学的重大革命。
这一革命的先驱人物是海德格尔，而集大成者是伽达默尔。
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Dasein）的人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不再被看作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作“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
“理解的循环，并非一个由随意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中的圆圈，这个词表达的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的先行结构。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具有客观有效性，理解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的“前理解”。
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说，理解的结构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前提。
海德格尔将理解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因而，理解就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
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真正问题，“不是存在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而是理解是在什么方式下存在的。
”伽达默尔强调：
“说到底，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
”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即在自我解蔽中敞开此在之在的最深的潜能，理解文本不再是找出文本中的内在意义，而是在超越中返回的去蔽运动，并敞开和揭示出文本所表征的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海德格尔一再强调：
“决定性的东西不是摆脱解释的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
”海德格尔的转向仅仅是开始，他后期逐渐转向语言问题，而强调“言谈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方式”，已预示着海德格尔向后期哲学的过渡。
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注重此在的分析，而直接从语言的表现力入手，集中探讨两大问题：
其一，追寻希腊语源和希腊式思维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个哲学思想和世界的本源，重新解释西方哲学史；
其二，找出“抵达存在之真理”的路途，转向存在与思的诗化。
而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方法是语言分析。
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已显示出阐释学的危机，即阐释学所要解释的恰恰是难以解释甚至是不可解释的。
海德格尔对狄尔泰“解释的循环”困境似乎并未完全解决，相反，利科尔认为：
“这个难题没有被解决，而仅仅是被转移到别处，甚至因而变得倍加难解。
”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诗化，对生存之“畏”转向“诗意的栖居”，不过是“无”的不可理解的理解罢了。
后期海德格尔抛弃了阐释学的概念，抛弃了此在的释义结构中的理解的循环。
因为，在他看来，理解循环中“前理解”是此在难以摆脱的先验图式，它体现为既与的语言构成我们理解的边界，成为我们存在的有限性。
甚至可以说，语言只要对存在意义加以解释，就必得滞留于时间维度中，既摆不掉“前理解”这一先验自明性，又摆不掉“解释的循环”这一内在性。
因此，将语言的诗化本质同存在的“缺席”联系起来，是海德格尔在语言的诗化中寻求的解决之法。
海德格尔深谙语言的幽妙之处就在于它显示出语言自身的深不可测的无意识原生域。
诗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的“缺席”，同时也是在的“召唤”。
总体上说，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注重人们理解的普遍性。
他不是在旧阐释学的意义上将“解释的循环”看作整体和部分的循环，而是从本体论角度认为这个循环揭示了存在和认识的根本条件，是此在的本体论特征之一。
从此，解释学走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不仅是文本（text），而且整个世界和人生，以及存在和世界的一般关系，都成为阐释学的对象。
海德格尔已为阐释学朝存在本体论转向提供了一般的理论原则，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系统地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论的哲学阐释学。
四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一）是当代阐释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他于20年代初在德国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语言学，并师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很深的研究，后来长期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是一位国际哲学界思想界相当活跃的著名学者。
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大部头代表作＜真理和方法＞，其后又出版了论文集＜哲学阐释学＞。
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
他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所显露出的阐释学的危机看作一个“谜”，他回避了海氏哲学归宿的形而上学问题，然后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阐释学，并建立起自己的哲学阐释学体系。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明确指出：
“我们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对解释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要揭示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并进而说明，理解从来不是对于某种给定‘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对于对象的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言之，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
”④伽达默尔强调，阐释学并非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并不追求“一般阐释学”所标榜的那种科学方法的“客观性”，相反，哲学阐释学的中心在于关注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的状态，关注入类理解活动这一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中共同的东西。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庞大，其范畴和概念也相当复杂。
这里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以从几个主要方面弄清其基本观点。
第一，强调哲学阐释学的普遍性和“解释的循环”的本体性。
伽达默尔要求哲学阐释学的普遍性。
在他看来，理解的能力是人的一项基本限定，人正是凭借彼此的理解才能生活在一起。
这种限定首先在言语和对话中的共同性中得以实现。
也就是说，人们的说、写和交往，甚至潜意识活动和内心独白，都是在寻求理解或自我理解因为，渗透于对话中的语言和理解，总是超越对话中的任何一方理解而扩展着已表达的和未表达的无限可能的关联域。
伽达默尔在＜阐释学的挑战）中认为，解释的普遍性从一般意义的某种特殊性经验开始，就审美经验而言，“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每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
”
然而，理解毕竟不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所进行的理解。
伽达默尔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言语的理解基础也构成一种不可克服的疑难，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第一个揭示了其形而上学的限度，这个限度可以用“个体性不可言喻”的语言加以表达。
这意味着语言永远达不到个人的最高奥秘，因而也无法解除这奥秘。
所谓阐释学循环，其实是转向世界上的存在自身的结构，即转向主客体分裂的扬弃，而主客体分裂则是海德格尔提出的有关存在的先验分析的基础。
然而，伽达默尔在（阐释学的挑战＞中写道：
“海德格尔随后又完全抛弃了阐释学的概念，因为他看到这个概念不能使他走出先验思辨限定的范围。
这样，他的哲学本来试图通过他所谓的转向来回避先验的概念，却越来越陷于表达方面的困难之中，以致众多读者认为他的哲学中诗意多于哲理。
在伽达默尔看来，在“理解的循环”这一难题面前，海德格尔靠语言的唤神的诗意本质和多义的原始生动性向在本身趋近。
然而，在的不可描述性造成了生存和理解的两难处境，海德格尔终于没能走出困境。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阐释学面临着自身的冲突或断裂呢?
伽达默尔在面临阐释学的危机之时，陷入了痛苦的反思。
他不愿追随海德格尔从时间性转向空间性，而是坚持沿着历史性（时间）的道路去建立自己的哲学阐释学，从而达到了哲学阐释学的顶点。
伽达默尔在＜阐释学的挑战＞中说：
“我完全理解，对于后期的海德格尔来说，我确实没有抛弃胡塞尔用众所周知的力量保持的现象学的内在范域，这个范域并且也是我早期带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哲学研究的基础。
我同样理解，人们以为我在对阐释学循环的依恋中可以识别这种‘内在’，而事实上，要打破这个循环在我看来是一项无法实现的要求，我甚至可以说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违背意义本身。
因为这种内在只不过是对理解是何物的一种描述。
然而，稍稍深究一下，即可看出伽达默尔确乎存在想打破这种“内在”的想法和努力，尽管他标举“游戏原则”和“对话逻辑”，希翼通过对话的无穷回答显示出永恒变化，并试图阐明言语的对话特征，把一切锚定在主体的主观性上，但似乎未见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二，强调人的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出发点是反对一般阐释学和以贝蒂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理论”学派所坚持的客观主义立场。
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而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
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对象，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历史性的。
理解的历史性包含三方面因素：
其一，在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
其二，理解对象的构成；
其三，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
在恤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历史构成了我们的偏见（Vorurteil）。
所谓偏见，指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理解。
伽达默尔声称：
“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
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
”伽达默尔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抛弃偏见，而是必须将促进理解的正确偏见（合法的偏见）和歪曲理解的错误偏见加以区别，因为合法的偏见是进行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为解释者提供了视界，使过去和现在交织融合。
显然，伽达默尔的“偏见”源于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观点。
这就表明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
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
传统是先于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传统总是在历史变化中有选择地保存，因此，我们与传统总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没有超出传统之外的理解者，也没有与传统无涉的文本，人与文本都处在世界之内，处在传统之中。
因此，“理解是把自身置身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
⑨然而，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偏见，也就是说，不仅传统决定我们，同时，我们也决定传统。
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视界（Horizont），而“视界属于视力范围，它包括从一个特殊的视点所能见到的一切”。
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
视界具有敞开运动的特点，人的前判断产生了变化，视界也会产生变化，反之亦然。
“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如下事实，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视界。
视界是我们悠游其间，而又随我们而转移的东西。
”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
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亦称“初始的视界”），而去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亦称‘现今的视界，，）。
蕴含于文本中的作者原初的视界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理解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
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
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说，任何视界都是流动生成的，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视界的超越。
理解者的理解对象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
他说：
‘‘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
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作‘效果历史，。
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
，’理解意味着对自己不熟悉之物的理解，以通过解释活动去消除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陌生性和疏远性，克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造成的
8、你是如何得志DIY手工艺制品的？
但是，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之内进行的，历史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始终是历史的一部分。
因此，伽达默尔既不同意历史客观主义看法，即所谓把历史看作可以供解释者重新复制的东西，也不同意黑格尔、狄尔泰的历史主观主义态度，而是认为，历史既非客观的对象，也非绝对精神或生命的体验。
历史绝不重复过去的东西，它是可能性与现实性、过去与现在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伽达默尔那里，历史的内部结构不仅要求具有解释者理解的阐释学情景和自身独特的视界，以对传统进行开放，而且重视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
阐释学经验具有一个对话模式，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形式。
伽达默尔说：
传统不仅仅是我们学习认识和体验把握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
它像一个‘你’一样表达自己。
这个”‘你’、不是一个客体，而是处于同我们的关系之中。
”文本是一个‘‘准主体”，只有破除了那种生硬的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代之以我与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问答关系，我们才能倾听他向我们说的话。
这样，文本好像不断向理解者提：
个又一个问题，而为了理解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文本业已回答的那些问题。
通过这种互相问答过程，理解者也不断超越了自己的视界。
“理解一个问题意味着问这个问题，理解一个观点就是把它理解为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问与答的对话过程中，文本向理解者敞开，它向我们言说。
而理解者为了理解他人和理解自己，又必须使文本说话，问题问得越多，文本也说得越多。
一个答案意味着又一个新问题的产生，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
人类通过与文本的‘‘阐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
而效果历史代表了进行积极和创新理解的可能性。
解释者在效果历史中发现自身的情境，他必须在这种情境中凭藉自传统而来的偏见去理解和迫问传统，因为“预期一个答案就假定了问问题的人是传统的一部分，并将自己看作它的听众，这就是效果历史的真理。
，，e也就是说，对历史现象的任何认识都是以效果历史的结果为指导的，因为效果历史先在决定了什么是值得去认识的。
毋庸讳言，人类在不断理解中不断超越自身，人类在不断更新着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始终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
第三，强调人的理解的语言性。
从当代哲学的发展看，本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1inguisiticturn）。
无论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都十分重视研究语言哲学，并且在这个共同的课题中表现了诸多分歧和相互交融。
伽达默尔认为：
“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同学都比较注重工艺品的价格，点面氛围及服务。
对语言的重视，使伽达默尔从解释对话的问答逻辑中更深一层地发现了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家不只是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是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
伽达默尔对此深为赞同，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中，着重阐述了语言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哲学阐释学的‘‘对话”逻辑是不同于科学的“独白”逻辑和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逻辑的，阐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
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是过去与现在实际互渗的介质。
理解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艺术文本或其他文本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
语言是一切解释的结构因素。
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
语言不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而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的世界。
伽达默尔指出：
“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特有的态度或世界观。
“人类世界经验的无限完满性意味着，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
”更进一步说，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不仅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在世界中得以表现这一事实才有它真正的在。
因此，语言本原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
可以说，伽达默尔十分重视语言对世界的揭示作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语言是“我”与世界的交接点。
语言把‘‘我’’与世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不可离弃。
附件
（一）：
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实现自己。
然而，我们掌握语言，我们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
伽达默尔强调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力图打通语言本体到世界的道路，使阐释学获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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