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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认人们之间是平等的,并应互相帮助。

但是,院舍照顾的弊端不久就暴露了出来。

(三)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作为一门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带头者是美国。

191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成立,吹响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号角。

这个专业组织的成立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它让社会工作者看到了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存在的非标准化、非规范化和非专业化的问题。

因此,进入2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标准化和规范化运动在美国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化进程。

同时,在实践领域,社会工作也开始了类似的标准化和专业化进程。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社会工作世俗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与社会工作的世俗化同步发展的。

在这两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中的宗教价值逐渐让位于以科学和知识为基础的专业价值,人本身无条件地被放到社会工作专业的中心位置来考虑。

帮助人不再是一种宗教上的义务,而是一种人道主义义务。

社会工作完全被放到人与人关系的天平上来检验。

二、价值和社会工作的总体界定

(一)价值和社会工作的意义

高登斯坦(H.Goldstein)是这样来说明价值和社会工作的关系的:

“价值被认为是社会工作定义的基础,同时被看作是社会工作的唯一基础或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

它还被认为是社会工作技术的源泉,是对某些人进人某种职业的动机和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关系互动的特征、关系的解释。

总之,在社会工作的结构中,价值被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H.Goldstein,1973)。

列维(C.S.Levy)说: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

它不仅是做事情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关于做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和它应该如何去做的准则。

对于人们,它充盈着理想主义的抱负和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被对待的理想主义的理念……对普通凡人不能期待的实践和关照却都可以期待于他们(社会工作者)”(c.s.Levy,1976)。

(二)价值和社会工作者

高登斯坦把社会工作者描述为“充满价值的人”,正像社会工作文献可被看作是满载价值重担的劳作一样。

林德曼(E.c.Lindemann)从社会工作者和公民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说明价值和重要性。

他说:

“在社会工作者和公民之间所发生的关系构成一个道德方程式”(E.C.Lindemann,1949)。

这就是说,社会工作者对于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公民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作为社会工作者,构成其生命意义和道德责任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社会工作者普奈尔(R.Pernall)对此有如下回答:

我们重视生命,我们重视人对人的人性,我们重视对人的尊敬,我们重视来自自尊的接受者和施予者的真正的尊严,我们重视带来富足生活的礼物——但是它们必须能够被分享,如果这些并不是我们所持有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将死亡。

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工作者,价值是其生命意义的全部。

在精神上,他是被价值所武装和充满的;

在行为上,他是为价值所指导的和驱动的。

“武装”和“指导”意味着价值的意识层次。

“驱动”意味着价值的潜意识层次。

这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工作者的意识甚至潜意识层次,都充满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

但是,一个实际的社会工作者同时具有其个人的价值目标,因为人们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动机是不尽相同的。

胡尔米和马兹尔(A.Holme&

J.Maizels)指出:

“作为一种职业,它代表着人们在有关方面的一种努力,以便发现他们更容易体验自己是人类的方式,发现某种自我实现的形式”(A.Holme&

J.Maizels,1978)。

奥登(w.H.Auden)对社会工作者的自高自大提出如下批评: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帮助其他人;

其他人在这个地球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并不知道”(w.H.Auden,1963)。

这种批评表明,社会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在特定的社会工作者那里有可能被异化。

这是我们在思考价值和社会工作者之间关系时必须重视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价值和知识

随着社会工作的世俗化,社会工作者思考社会工作的方式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重点出现了一种转移,即更加注重在知识一价值领域,而不是从功能、活动或方法领域来考虑社会工作。

把价值从知识中区分开来的讨论开始于普姆弗莉(MurielW.Pumphrey)。

她:

价值的意义是导向某种情感。

掌握它们的个人往往要做出个人牺牲和通过努力工作来维护它们,而群体则围绕着价值动员起来,根据它们,群体进行奖赏或惩罚。

根据普姆弗莉的看法,价值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具有情感的性质。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价值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区分的。

尽管如此,高登(w.Gorden)还是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差别。

例如:

(1)关于个人:

价值——个人是社会首先要关心的;

知识——在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

(2)关于民主政府:

价值——民主政府对于人性来说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知识——民主政府把最终权力交给人民。

只有把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统一起来,社会工作才会有生命力。

(四)价值和技术

狄姆斯(N.Timms)说:

“价值不仅一直被看作是代表社会工作者的庄严的偏爱,而且也是社会工作技术所由产生的源泉”(N.Timms,1983)。

英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在讲到社会工作任务时也指出:

“技术产生于价值”,但是,它并没有指出产生的形式。

伯恩斯坦(S.Bernstein)在对群体工作的讨论中,明确指出群体工作的方法和技术与价值的关系。

他说除非价值被界定、被评估和被实施,否则事情就是瞎搞。

价值给予它以见识、眼光和辨别力。

没有实施方法的价值将是不幸的价值。

价值和方法是互动的,案主和工作者可以相互学习,价值就是这个动态互动过程的组成部分。

三、价值和反价值

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意义。

有价值存在,就必然有反价值存在。

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个道理在知识领域里成立,在价值领域里也成立。

在社会工作中,这个问题虽然有人提起,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被忽略了。

我们之所以使用“反价值”这个词,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由价值所投下阴影的注意。

反价值的问题,既存在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之中,又存在于社会工作者与机构的关系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社会工作者的相互关系之间。

英国院舍照顾中的丑闻、美国向贫穷开战运动中社会福利资金的不公平流动和分配、社会福利院中工作人员对神志不清的女患者的性侵犯等,都是社会工作反价值的实践表现。

从理论形态而言,社会工作的反价值包括操纵和家长作风。

(一)操纵

操纵是同社会工作的自由和自我决定价值相反的。

长期以来,操纵环境一直是社会工作的一个目标。

但是对案主的操纵显然是被禁止的。

不管是在利益上操纵其他人,还是代表案主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工作价值规范的。

布雷格和施培特(Brager&

Specht)提出判断是否操纵的四个标准:

谁受益、活动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和行动的性质。

操纵行为包括为了取得某种效果而精心安排事实,不提供信息、夸大、歪曲事实真相或者撒谎(Brager&Specht,1973)。

避免操纵,不仅关系到专业的纯洁性,而且关系到社会服务机构的正义性和道德责任。

华里(A.Ware)提出了关于操纵必须满足的四个条件:

(1)如果A不干预B的生活方式,A的选择或A对这种选择的坚持力量将会完全不一样;

(2)A限制B,使B做出特定的有利于A选择的可能性增加;

(3)B没有感觉到或不理解A的影响;

(4)A是B的道德代理人,A对B的结构性取舍结果负有道德性的责任。

在这个定义上,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咨询关系是被排除在“操纵”之外的。

在公开的政治场合,操纵在道德上依然是不被接受的,虽然它在政治上受到辩护。

(二)家长作风

家长作风是与法律实践相关联的,但是社会工作干预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社会工作历史的特定的时期,家长作风一直是受到倡导的,并认为对于某些当事人,社会工作者应该扮演积极的家长角色或行为。

后来,由于社会期待家长角色应由社会机构来扮演,因此,个别社会工作者的这种家长式的行为就受到了挑战。

家长作风涉及对另一个人自由的某种干预限制。

狄沃金(G.Dworkin)说:

“说到家长作风,我基本上把它理解为是对一个人行动自由的干预。

有人为之辩护,说这种干预对被干预者的福祉、美德、幸福、需求、利益或价值是绝对有好处的”(G.Dworkin,1979)。

韦利(A.Weale)提出评价家长作风的三个标准:

(1)对一个人自由选择生活计划的干预不应该严厉;

(2)干预包含着对那个计划中某些成分的偏爱与支持;

(3)计划中明显存在着由于当事人没能力决定其自己的目标因而必然会导致某种失败的理由。

不管怎样,即使在缺乏预见性、成熟等条件下,家长作风也不应该在社会工作中存在,因为它可能由于对标准的定义问题而导致工作者的放纵和对当人事的侵犯。

第二节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一、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的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

信仰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是西方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

这些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于新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

因此,新教伦理、人道主义和社会福利观念成为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的深厚基础。

(一)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韦伯论证了这种新教伦理是和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通的。

他把新教伦理当作社会变迁的发动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

根据基斯一鲁卡斯(A.Keith—Lu—cas)的研究,新教伦理包含以下基本假设:

(1)人要为他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

(2)人性基本上是罪恶的,但是它可以通过一种意志行动来克服;

(3)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艰苦工作实现物质繁荣;

(4)社会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使物质繁荣成为可能的法律和秩序;

(5)不成功或越轨的人不应受到帮助,虽然应该做出有限度的努力,以便恢复或激发这些失意者为了他们自己更加努力工作;

(6)对变迁的主要激励是在经济或物质方面发现奖赏和惩罚(A.Keith-Lucas,1972)。

基斯一鲁卡斯在这里所阐述的自我负责、意志胜恶、艰苦工作和物质繁荣、法律和秩序、助人自助、奖赏和惩罚等新教的价值观念,许多至今仍然是社会工作价值的组成部分。

即使有些已经变化的价值,过去也曾是制定社会政策或社会工作实践的理念基础。

(二)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的最初形态是“人文主义”。

这场以复兴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为目标的“人文主义”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人道主义运动。

其实质就是反对神学,提倡人学;

反对神权,提倡人权;

反对神性,提倡人性;

反对愚昧,提倡理性;

反对迷信,提倡科学;

反对神道,提倡人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倡人道主义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它的历史功绩如下:

第一,直接触发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统治的基础;

第二,人道主义和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弘扬了科学和理性的光辉,促进了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第四,以抽象的形式提出了“人”、“人权”、“人性”和“人道”等概念。

这些不仅是反对封建宗教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构成了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进一步推动文化发展和思想进步所必需的营养材料。

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中心或为本位的哲学价值理念。

概括起来,它有如下组成部分:

第一,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它是以人为本位的,而不是以神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为本位;

第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是自由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

第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四,伦理上的人道主义,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一切权利,包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公民等方面的全部权利。

在基斯一鲁卡斯那里,人道主义是和实证主义、乌托邦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所谓“人道主义一实证主义一乌托邦”(humanist-positivist-utopian)信仰体系,简称HPU观点,它包括以下基本假设:

(1)社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的物质和情感需要。

(2)如果人的需要被满足,按照HPU体系所使用的词汇,那么人就会获得善良、成熟、正义或生产的状态,通过它们,人和其社会的大部分问题都将被解决。

(3)一般说来阻碍人获得这种状态的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

按照HPU的描述,这一困难归咎于个人教育的缺乏,他的经济地位,他的童年关系或他的社会环境。

(4)这些外部环境可以被那些拥有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人,运用“科学方法”所操纵。

(5)人和社会最终会达到完美的境界(Keith-Lucas,1972)。

在基斯一鲁卡斯看来,HPU是美国人的第二大信仰体系,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论述亦构成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基础。

(三)社会福利观念

社会福利具有其描述定义和功能定义。

社会福利的描述定义分为两个范畴:

第一,作为非市场经济让渡的社会福利,它以免费的方式向需要者提供食物和服务。

第二,作为满足基本需要服务的社会福利。

人的基本需要不仅是身体上的和物质上的,而且包括个人和社会功能的增强。

因此社会福利服务从直接的关照扩大到社会化、娱乐、法律咨询等诸方面,为人的现实生活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二、西方社会工作传统的价值体系

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中,关于价值体系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影响最大的有三个范畴:

第一是由社会工作实务操作定义所代表的价值范畴体系,第二是由比斯台克(F.Biestek)所发展的价值范畴体系,第三是由泰彻(M.Teicher)所发展的价值范畴体系。

虽然它们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其表述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别,存在着“是”和“应该”、“权利”和“需要”之分野,也有一些实质内容上的差异。

(一)操作定义的价值体系

美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操作定义包括六条价值叙述:

(1)个人是社会首先要关心的对象。

(2)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

(3)它们具有相互的社会责任。

(4)尽管对每个人来说,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人类需要,但是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说是唯一的,与其他人是不同的。

(5)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通过积极地参与社会,实现每一个人全部潜能和社会责任假设。

(6)社会有责任提供各种方式,克服或阻止在个人和环境之间存在的自我实现的障碍(W.E.Gordon,1962)。

操作定义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与新教伦理中的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完成了从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过渡。

这种价值理念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二)比斯台克的价值体系

比斯台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TheCaseworkRelationship(个案工作关系)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他认为:

(1)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2)人在生理、智力、情感、社会、审美和精神方面具有天赋的潜能和权力;

(3)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

(4)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由于其有自我实现的义务,他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力;

(5)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并且他有这样被考虑的权利和需要;

(6)为了其潜能的实现,人有要求合适的手段的权利;

(7)每一个人需要在其社会提供的权力和社会保证的机会方面和谐发展,以满足他在身体上、心理上、经济上、美学上和精神上的基本需要;

(8)人的社会活动在其自我实现的斗争中是重要的;

(9)社会有义务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

(10)社会通过其个体成员的贡献有权利变富。

(三)泰彻的价值体系

泰彻认为:

(1)每一个人都有作为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2)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和得到周到的对待;

(3)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影响他的决策;

(4)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发展他自己的能力和天赋;

(5)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地分享对货物和服务的控制;

(6)对于为了理性行为所必需的信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完全和自由获得的权利。

(四)三种价值体系的比较

泰彻的价值体系与操作定义的价值体系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仔细比较起来,操作定义和泰彻的价值体系还有相当的差异。

首先,前者更多的是从社会的立场上来说话,例如,“个人是社会首先要关心的对象”,“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等;

而后者,则主要是站在个人立场上来说话,例如,“每一个人都有作为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和得到周到的对待”等。

其次,前者采用更加肯定的语气说话,多用“是”、“有”和“存在”等字眼;

而后者则多采用虚拟语气说话。

这也许是其基本立场的不同所致。

最后,前者更加一般化,更加接近知识范畴;

而后者则比较具体化,更加接近价值范畴。

比斯台克的价值体系居于二者之间,它兼有上述两个体系的特征。

它从个人的立场直接论述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它们是“至高无上”的,但所使用的语言则完全是肯定的;

它比其他两个体系对人的价值的叙述更加详细和具体。

它认为人在生理、智力、情感、社会、审美和精神方面都具有天赋的潜能和权力;

其表达形式更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工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自我决定”、“个别化”等在这里已经直接被提出来。

另外,它的知识和理论基础比其他两个体系更加广阔和深厚。

因此,可以认为,与其他两个体系相比比斯台克的价值体系更能代表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更能发挥持久性的影响。

三、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矛盾与争论

在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争论。

概括起来,它们包括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矛盾和争论,在社会工作中不同学派之间的矛盾和争论,社会工作者、机构和社会三者的矛盾和争论以及社会工作价值观由理论到实践过程的矛盾和争论,等等。

(一)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对立

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长期受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钳制和束缚。

正像社会学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受到限制一样,以实施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更容易被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排斥。

例如产生于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会社”一开始就曾被当作“社会主义”而严加防范。

这尖锐地反映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的矛盾与对立。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虽然容忍了“慈善组织会社”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密切关注的。

西方社会把一切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社会工作都标定为“激进的社会工作”,这就是一个明证。

(二)不同学派之间的价值观争论

在社会工作内部,不同学派之间在价值观的内容、重点和取向上亦存在着争论,作为代表的是功能学派和治疗学派的矛盾和对立。

这两个学派的对立发端于美国,对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功能学派起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其代表人物是两位女性:

维吉尼亚·

罗宾逊(VirginiaRobinson)和杰西·

泰弗特(JessieTaft)。

罗宾逊的“AChangingPsychologyinS0.cialCasework”(社会个案工作中不断变化的心理)和泰弗特的“TheRelation0fFunctiontoProcessinSocialCasework”(社会个案工作中功能与过程的关系)这两篇最重要的文献为功能学派奠定了基础。

功能学派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认为,社会个案工作的技巧并不是精神病学的附属物,而是基于帮助而不是治疗这一特殊过程概念之上的一项完全独立的技术。

这一思想在泰弗特的文章中有着清楚的体现,她认为,有一个领域并且只有一个领域,在这里局外人和局内人,工作者和当事人,机构和社会需要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

只有一个领域提供给社会工作者把它发展成专业的可能性——这就是帮助过程本身。

治疗学派起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它主要以精神分析的理论化、扩展的人格类型、心理一社会和心理一性欲发展阶段、具有特色的防御机制和个人成熟水平等为方法论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的劳瑞(F.L0wry)概括出治疗的三种类型:

操纵,目标在于环境的丰富或修正;

环境治疗,集中改变环境以便影响个人关系;

强化治疗,目标在于态度和关系的修正。

治疗学派把其服务看成是可以精确度量的,功能学派则反对这种对“治疗”一词的使用。

他们不愿意把治疗范畴化,并采用广义的“治疗”概念,认为当工作者和当事人达成一种互惠的契约关系时,这就是一种“治疗”了。

(三)社会、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三者在价值观上的矛盾

一般而言,社会工作者的价值体系是由社会价值所决定的,是受到机构价值影响的。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三者并不总是处于和谐一致的状态,有时候它们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西方社会的社会价值是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影响的。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并不能保证社会都认同社会工作者所信奉的价值体系。

英国保守党和法国保守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政府执行了削减社会福利的右的政策,宣传的是社会工作中的反价值。

因此,当代社会工作已经不再是福利制度消极代理人的角色,而是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运作和走向以及社会福利变迁的社会环境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它还肩负着监督与变革的责任。

机构是政府社会福利项目的制定者和发放者,它需要雇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福利项目的执行者和代理人。

机构的价值应该反映社会的价值。

在社会价值处于良好运作的情况下,有时候机构并不能忠实执行社会的价值。

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大批福利资金都流向了不该流向的地区和机构,结果引起60年代末的城市骚乱。

这是机构违反社会工作价值的典型事例。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工作者要么坚持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卷起铺盖走人;

要么违心地跟着干,牺牲社会工作的神圣价值。

(四)价值从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的矛盾

专业的价值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总是一致的。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规定了个案工作者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细目,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以下八项:

(1)说服;

(2)直接改变当事人的态度和行为或操纵他们;

(3)做一些为了当事人或针对当事人的事情;

(4)控制和指导当事人;

(5)忠告,提供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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