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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集》与《全宋诗》，可以称作是20世纪宋诗的两大文献工程。
一在世纪头，一在世纪尾。
陶文鹏20世纪的宋诗研究从纵向上看也正是一个两头热、中间冷的过程。
莫砺锋五四前后的白话诗也与宋诗颇有渊源。
胡适说“最近几十年来，大家都爱谈论宋诗，爱学宋诗”，甚至还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他说的“宋诗运动”并非指“同光体”，而是指与“同光体”水火不相容的白话诗人。
因为在胡适看来，“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正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程杰当时这样诠释传统是为文学改革服务，从谣谚、乐府民歌、词曲以及宋诗中寻求文学进化和革新的规律，为文学革命张目。
陶文鹏关于宋诗与白话诗的关系，葛兆光写过一篇《从宋诗到白话诗》，说得很清楚。
程杰葛兆光先生在两者间的比较贯通很有见识。
大约同时苏州大学马亚中先生也有文章涉及这一点，好像出发点不同。
莫砺锋这种思潮对学术研究也有所影响，胡适的文学史著作对宋诗评价就较高。
陶文鹏后来朱自清写《宋五家诗钞》与此也不无关系。
莫砺锋由写诗而派生的宋诗研究，往往只注意到几位大家。
陈衍《宋诗精华录》虽然入选达130人，但大多只有一二首作品，其中选诗10首以上的只有14人，而《石遗室诗话》中论到的宋代诗人也不多。
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大量的宋代诗人还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
程杰就认真的研究来说，确实如此。
但有一个现象也须指出来的是，我们建国后的文学史，可能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的影响，有关宋诗的部分偏轻，涉及的诗人特少，包括我们系主持、最近出版的两卷本《宋代文学史》。
倒是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诗史著作，论到宋诗时还能客观地提到一些中小诗人，如1925年出版的李维《诗史》，就提到夏竦、宋祁、郭祥正、袁世弼、参寥、惠洪，宋末的方凤、方岳等。
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开个名单，材料似乎也只是从《苕溪渔隐丛话》来的。
30年代有两部关于宋诗的专著，常被人们提起，一是胡云翼的《宋诗研究》，一是梁昆的《宋诗派别论》。
前者有一些章节谈宋诗特征、唐宋诗风格异同，虽只是大略说说，但有些启发性。
后者专门以派别立论。
虽然有泛流派的倾向，流派的标准也不一致，有些名目、提法明显失当。
但从流派人手，应该说抓住了宋代诗史的一个纲。
宋诗宗派意识强，风格流派多，体派显得特别重要。
今天讨论宋诗体派，总免不了要提到梁昆这本书。
陶文鹏20世纪40年代的宋诗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是很有影响的。
其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宋诗的，比如说关于唐诗与宋诗的不同及其划分，可以说为历史上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科学的辩证的颇有说服力的总结。
书中对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也作了独到的评价。
还有缪钺先生的《论宋诗》，虽是单篇论文，但对唐宋诗艺术的比较，很生动，也很精辟。
莫砺锋五六十年代，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极大影响，宋诗研究自不能例外。
那时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著作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当然是一本有许多卓越见解的书，但是前言里指责宋诗“把末流当作本源”，并不符合实际，也未搔着宋诗痒处。
而选目中黄山谷诗只有3题5首，仅及陆游诗的九分之一、范成大诗的四分之一、刘克庄诗的二分之一。
这无疑是当时那种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价值、轻艺术价值的习气所造成的。
只要把钱钟书《谈艺录》中有关黄山谷的段落拿来对照一下，便可看出这一点。
陶文鹏当时所发表的宋诗论文，总数不足200篇，其中谈陆游、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倒占了一半，所以对宋诗的研究在总体上是偏颇而肤浅的。
程杰与《谈艺录》相比，钱先生的立场确实有很大改变，但当时仍嫌“左”得不够，事实上他的《宋诗选注》一出来就受到了批评。
五六十年代，在宋诗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讨论热点，一个是关于苏轼的政治诗；
一个就是钱先生这一选本。
钱先生这部书，虽然有局限，个别细节上也有疏误，但还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书中以否定的立场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宋诗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
据说，王水照先生曾说《宋诗选注》要用四种眼光来读。
水照先生的具体意见，我不清楚。
但《宋诗选注》确实远非一个作品读本。
首先是它以选见史，入选大家、名家大都有较详辟的评论，贯穿起来就是一部简明宋诗史。
前言和一些重要诗人名下陆续讨论了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继承与创新、书本与创作等，集中起来不啻是一部宋诗通论。
另外如文同名下谈以画喻景的写景法，苏轼名下讲比喻，曹勋名下论宋代边塞诗，刘子�名下讨论理学家诗，范成大名下讨论田园诗，这些问题在宋诗中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予以专题探讨。
打开这本书，总能感受到钱先生对宋诗全面而深入的知解把握。
书中信息量这么大，并非一般的功夫。
几年前我与秦寰明先生话及此书，一致感慨，就对宋人别集等文献资料阅读而言，今日治宋诗者要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是很难的。
钱先生这一选本至少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30年内宋诗研究的最大收获。
莫砺锋“文革”结束以后，宋诗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一阶段，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论文和著作，文献的整理也很有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如果与唐诗、宋词相比，宋诗的研究仍是比较冷落的。
我们虽然不能知道研究者的确切人数，但从发表论著的情况来看，搞宋诗的人大大少于搞唐诗的，也不如搞宋词的人多。
我想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唐诗、宋词的作品数量适中，《全唐诗》5万首诗，加上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也不到6万首。
凡是研究唐诗的人，大多通读过《全唐诗》，钟振振即读过6遍。
但是《全宋诗》即使出齐，有几个人能够通读一遍？
即使勉强通读了，恐怕也很难形成较全面的印象，因为作品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搞宋诗的大多是以几个大家为对象，很难兼顾中小诗人。
这样凡是想专治一代诗歌而又不受“浅尝辄止”之讥的学者，多半会选择唐诗。
因而，即使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渊博的人，也难免有掌握材料欠全的缺点。
《宋诗选注》里选了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注中说明是据《瀛奎律髓》所收的5首而选的，并说这不见于《东莱诗集》，其实原诗29首俱在，题为《兵乱后自嬉杂诗》，存于宋刊本《东莱外集》。
如果钱先生看到全部29首，也许选目会有所变化。
二是唐诗研究的基础较好，作品的整理、诗人生平的考订，都已有较好的学术基础，现在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望得更远。
程杰搞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工作要从头做起。
立论偏颇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陶文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唐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全国性的学会早已成立，年会如期举办，还有《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两种专门刊物，队伍壮大，发表阵地也多，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
而研究宋诗的人则像是散兵游勇，又很难有机会“樽酒论文”，“招兵买马”。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立一个“宋代文学学会”、“宋诗学会”，创办一份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刊？
程杰宋诗研究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
宋诗在古人那里长期遭冷遇，当代又受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双重夹击，严重地影响了学科的起步。
学科建设、研究队伍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
课题本身的难易倒是其次的。
其实难易是相对的。
唐诗意境多在虚处，宋诗则在实处。
虚处要搞清、要落实就难。
研究唐诗，生平考释、作品编年、知人论世就相对难一些。
宋诗所谓“用人行政”、茶马市货、议论赠答、旧闻轶事一应俱在，诗人生平事迹、作品背景实证材料相对多一些。
唐诗研究基础好，然盛极难继。
宋诗量大，一望略无开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关键是要人力投入。
而宋诗之真正引起注意，有所投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
莫砺锋当然，如果不与唐诗、宋词攀比，仅在宋诗研究自身范围内考察，这二十年来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首先是文献工作。
北大编了《全宋诗》，如此浩繁的一代文献总集，将为研究者提供很多方便。
川大编的《全宋文》也很有用，有关宋代诗人的资料大都可以检得。
程杰别集的整理工作也很有成绩，朱东润先生的梅集校注、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注、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诗注、陈增杰先生的林景熙集注、傅平骧与胡问陶先生的苏舜钦集注都值得称道。
可惜整理的面还不够广。
不用说许多中小诗人，就是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这样的大家，至今我们读的仍是宋人、清人的旧注。
陶文鹏宋人以学问为诗，像苏、王、黄这样的大家久久不见新注本，也许是因为难度较大吧。
莫砺锋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找我整理山谷诗集，我因学养不够，知难而退了。
陶文鹏在作家年谱的编写方面，于北山先生的《陆游年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青年学者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作者请我当责任编辑，洋洋数十万言，材料丰富，为黄庭坚90%以上的诗编了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中华书局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傅璇琮先生编辑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孔凡礼先生百万字的《苏轼年谱》，最近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莫砺锋这类工作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做。
陶文鹏文献整理之外，这二十年也有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著，在许多课题上有所突破。
莫砺锋比较突出的是对几个大家的研究。
如苏、黄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不但发表的论文较多，而且还开过几次讨论会。
苏轼研究学会的活动比较多，出版的论著也不少，其中如王水照、刘乃昌、谢桃坊几位先生的书都颇有学术价值。
程杰1991年，在首届唐宋诗词国际讨论会上，我和秦寰明提交了一篇宋诗研究的述评，分别从宋诗整体探讨、作家研究、体派研究、比较开拓研究几个方面详细谈了70年代末期至当时的情况。
在作家研究一栏中，集中谈了苏、黄的研究情况。
自那以来，作家研究仍以苏、黄、杨、陆等少数几个大家比较热门。
苏轼研究这几年的收获较多，除莫先生提到的，朱靖华、王洪、张胜宽、唐玲玲、钟来因等先生也都有专著，文鹏先生也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
陶文鹏本来我是想致力于宋诗特别是苏诗的研究的。
但比起你们两位，我是太不努力了。
近几年来，我只发表过一篇《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还有一篇论苏诗人物形象塑造的。
程杰20世纪80年代早期您关于苏轼的文章，好像有一篇《苏轼山水诗的理趣、谐趣、奇趣》，至今我还有印象。
陶文鹏我读过王守国先生的专著《诚斋诗研究》，在对诚斋诗的微观阐释中揭示宋诗美学的宏观特征；
还有王锡九先生的《宋代的七言古诗》，对从北宋到南宋诸多作家的七言古诗的艺术风格特色作了具体细致的评论，都使我获益匪浅。
莫砺锋黄庭坚的研究更多地带有一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味道，因为以前套在他头上的无非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帽子，现在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诗和诗论，评价虽不一致，但大多承认他在这方面都是有贡献的，而且是很有独创性的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力求准确地把握黄庭坚诗歌艺术的特征以及历史地位。
程杰钱志熙、凌佐义、刘清渊等先生，还有莫先生您自己，近几年的论文，讨论黄诗创作分期、题材内容和内格特征，有所展开和深入。
莫砺锋我认为，宋诗研究的重点从陆游转到苏、黄，这本身就是学术的进步。
程杰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如惠洪、张舜民、韩驹等，这几年零星有一些专论发表。
胡明先生有一本《南宋诗人论》，多论小诗人。
王兆鹏先生也间有些考论南宋小诗人的论文。
研究视野也有一些开拓的好苗头，如有一些论文，从诗人交游关系、创作活动方式入手解释创作问题。
欧阳光先生还发表了专著《宋元诗社研究》。
陶文鹏近二十年中，宋诗的总体特征、发展阶段、风格流派、创作思潮、作品思潮、作品论析各个方面都不断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
程杰关于宋诗总体艺术特征和价值地位的论著还不少，但这一课题很难深入。
莫砺锋宏观的讨论容易片面和肤浅，要真正评价这方面讨论的收获，需要做一番排比思考，写个专题综述才行。
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我觉得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写得不错。
它的主要贡献倒不在于建构了一个宋代诗学的体系，而在于对宋代诗学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论概括。
这种概括体现了作者对宋代诗学的特征和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又善于用现代的术语和表述方式来叙说它们，不像有些著作专用似是而非的新名词来包装一知半解的论点。
作者对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方面的材料都掌握得很好，所以书中征引广博，例证适当，在整体上呈现出从材料到理论的思维方式，结论是实事求是的。
还有几部书也值得一提，一是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它虽然不是专论宋诗的，但书中对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及由此造成的文人心态谈得很好，而这些正是我们理解宋诗特征生成原因的关键。
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了宋诗研究的过程，并从文献学和文学史的角度对宋诗作了简明的介绍，使人一目了然。
程杰兄的博士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也写得较好，虽然是个老课题，但仍有不少发明，视野开阔，论证也细密。
程杰我很后悔写得那么长，实际也只在几个小问题上有点意义，几篇论文就行了。
莫先生谈到的之外，还有一些成果值得一提，如赵仁��先生的《宋诗纵横》，横向探讨宋诗与宋代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系，纵向论述宋诗发展的过程。
韩经太有《宋代诗歌史论》。
胡明、许总、秦寰明、张晶、祝振玉等先生都有论文在继续从总体上讨论宋诗。
陶文鹏我读北大时的老师，已故的赵齐平先生的《宋诗臆说》，有意识地结合宋诗发展的线索及与之相关的问题选取名家名篇，即事究理，通过作品谈问题，不仅方式新，材料实，所见也深。
程杰赵齐平先生潜心宋诗，记得最早电大系统用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赵先生写的宋代部分，关于宋诗的，都写得简明中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顺便提一下，北大张鸣先生，是赵先生的学生，他有一部宋诗选本，不仅选目讲究，注释细实，而且以选寓论，颇存见识。
陶文鹏选本中，程千帆先生的《宋诗精选》，虽只是一本作品选，但对作品的评析中显示了著者精辟的艺术眼光，很有学术价值。
程杰另外还有许总的《宋诗史》。
1991年我们写十年宋诗研究述评时，还在感慨“国内尚未出现一部哪怕是描述意义上的宋代诗史”，第二年他的《宋诗史》就出来了。
陶文鹏这部《宋诗史》写得还比较粗糙，但开创之功，不应抹煞。
陈祥耀老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古典诗歌丛话》，其中有《宋诗话》一章，对缪钺《论宋诗》的观点有所发展，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不乏独到之见的“宋诗史”。
莫砺锋就深度而言，宋诗研究在某些专题方面的成就更好一些。
例如唐宋诗的关系，就有不少较好的论文。
齐治平先生的文章《中国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争》对历代的唐、宋诗优劣作了很全面的总结，材料很丰富，态度则不偏不倚，很有参考价值。
唐诗对宋诗的影响，宋诗对唐诗的沿革，学术界已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展开了具体细致的研究，像宋初三体、四灵等对唐诗的继承，欧、梅、苏、黄等人对唐风的变革，李、杜、韩、白诸人在宋代的地位之升降，南宋诗坛对晚唐诗的不同态度，这些方面都发表了不少很有见解的论文。
程杰一些体派研究的核心论文，如关于江西诗派的、江湖诗派的、西昆体的，也多是很过硬的。
莫先生的《论王荆公体》，秦寰明关于欧、苏、梅三家诗的论文，王水照先生关于欧、梅文学结盟与诗风演进关系的几篇论文也都有分量。
陶文鹏还有获得《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的张宏生先生的《论元祐体》。
他的《江湖诗派研究》，是继砺锋先生的《江西诗派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宋诗流派研究专著。
莫砺锋文学史的考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比如宋初诗坛的风气递嬗过程中王禹��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又如吕本中提出江西诗派名称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江湖诗派的成员有哪些？
等等，都曾展开过讨论，并得出了新的结论，订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误说。
当然这方面的成果还很零碎，远远比不上唐诗学界。
陶文鹏大陆以外的宋诗研究似乎也与我们这里一样，“行情”不如唐诗宋词。
莫砺锋我对大陆以外宋诗研究所知不多，只知道台湾成功大学的张高评教授的成果值得注意。
张教授曾计划以个人力量编纂“全宋诗”，近年来他编了《宋诗综论丛编》、《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书，并独自撰写了《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宋诗之新变与代雄》等专著，他大概是台湾学者中最专注于宋诗研究的一位。
张教授对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很热心，他编的书中两岸学者的论文都有，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程杰张高评先生不仅自己专心致志，似乎手下还颇有些人，有一批学生也在搞宋诗。
另外台湾还有龚鹏程先生，发表过关于江西诗社的专著。
关于王禹��、黄庭坚、吕本中、范成大等，台湾也有专著发表。
遗憾的是两岸阻隔，信息不畅，许多论著只是听说个书名。
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个宋代诗文研究会，不定期出版《橄榄》杂志，主要刊载宋诗译作和论文。
陶文鹏日本老一代学者吉川幸次郎有一部《宋诗概说》，有一些看法颇有影响，常为人们提起。
二、宋诗评价：
异同优劣
陶文鹏对宋诗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我们暂且谈到这里。
下面我们是否就宋诗的评价，唐宋诗的优劣论争，谈谈看法。
因为宋诗在历史上受冷遇，关键是个诗歌观念问题，如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如果对宋诗在总体上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正确的态度，会影响到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莫砺锋总体上如何评价宋诗，确实是宋诗研究拨乱反正的首要问题。
这二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较多，也很有意义。
有的论著虽然仅在某一方面有所收获，也值得欢迎。
宋诗的艺术成就在哪里？
宋诗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对于总数达几十万首的一代诗歌来说，当然很难用几句话来作高度概括的。
从宋人严羽到今人缪钺、钱钟书的一些著名论断可能是最为精辟的，我们很难超越。
但是学术要发展，现代学术不能满足于点评式的几个警句，我们仍应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力求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宋诗的总体特征。
1991年在成都的宋代文化研讨会上，我和周裕锴等人报告的论文都是关于宋诗的某些特征的。
当时有位先生发言说，这些报告都没有抓住本质，是“瞎子摸象”。
他的话说得不大好听，弄得主持会议的曾枣庄先生有些紧张，怕影响了讨论会的气氛。
其实我倒觉得“瞎子摸象”并没有什么不好。
对于宋诗这头大象来说，很难用一句话说清它的形状，不妨先说它鼻子像绳子，腿像柱子等等，合起来就能有个大致的轮廓了。
不过我们要注意，不要说大象就像一根绳子就行了。
程杰更不能说大象就是根绳子。
美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是什么，宋诗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领域的本体认识和自然科学不同，最终只能是“盲人摸象”，所谓相对真理的总和是谓绝对真理，“开眼见象”永远只在期待之中。
这还不是不得已的策略，而是认识论的必然规律。
陶文鹏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摸宋诗这头大象才比较客观些呢？
莫砺锋自从有宋诗以来，准确地说，是从宋诗形成一代诗风以来，对它的评价总是以唐诗为参照系数的。
唐宋诗的优劣之争，一直持续了一千年，我们几乎无法离开唐诗来单独评价宋诗。
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历时性比较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断代。
传统的做法是把五代诗归于唐诗，宋诗则从陈桥兵变以后算起。
然而正像前人所指出的，唐诗与宋诗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唐代的杜甫、韩愈创了宋诗的某些渊源，而宋代的西昆体、陆游、杨万里、“四灵”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归唐风的倾向。
这样，究竟以哪些诗人作为唐诗的代表，又以哪些诗人作为宋诗的代表来比较呢？
也许较多的人同意以苏、黄作为宋诗特征的代表。
那么唐诗呢？
就成就大小而言，当然应以李、杜为代表，可是宋人不一定这样看。
南宋的叶适就说过，“庆历、嘉�v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
他认为宋人学杜，所以与唐诗异趣了。
闻一多先生论诗史，是把唐代天宝末年作为界限的，他认为初唐都属于前期，而中、晚唐则与宋诗一样属于后期。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观点，那就不能把杜甫和中、晚唐诗与宋诗相比来揭示宋诗的特征，因为这两者间的关系应是大同小异。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观点，但至少应该考虑到具体的、复杂的情况，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几个例子就轻易作出结论。
程杰有比较才有鉴别。
宋诗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存在于与汉唐诗歌的比较之中。
典型的宋诗，或者借用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宋诗的“理想类型”，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
抽象存在于具体，而不等于具体。
认识上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但理论上的概括和抽象又不能脱离实际。
宋诗的本质特征应放到唐宋诗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要充分考虑到宋诗创作各个阶段和层面的情况，甚至还要联系宋以后“唐宋诗之争”的情况。
比较，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广泛进行。
只有在唐宋诗演进嬗变过程比较清楚，各个层面得到深入研究，比较得到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宋诗的所谓本质特征有一个较为切实、全面、深刻的认识。
当然，我这里是就认识逻辑而言，实际的研究中具体环节和层面的考察与宏观的思考、理论的概括之间是双向渗透，互相促进，不断深化的关系。
而且从文学史的结构看，某一时代诗歌风格特征的问题，本身也只是文学史认识的一种角度，不构成一个孤立的目的，认识过程就更不会是孤立封闭的。
陶文鹏近二十年来关于宋诗总体特征的讨论是从毛泽东关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味同嚼蜡”的著名论断开始的。
当时颇有些人写文章来论证这一点。
莫砺锋这当然是可以的，人各有见么。
但是那些文章往往从宋诗中引几首诗为例，多半是邵雍《击壤集》或黄庭坚等人写哲理禅理的诗，也就是特别缺乏形象性的，从而证明宋诗确实“味同嚼蜡”。
这种论证方法显然不能导出公允的结论来。
难道那几个例子就能代表几十万首宋诗？
要那样论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唐诗中找出足够的例子，证明唐人不懂“形象思维”，唐诗“味同嚼蜡”。
程杰毛主席自己也有趣，如果我们不避牵强附会之嫌的话，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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