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发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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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没人干”的劳动，属于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具有劳动时间长、简单重复、技术含量较低、工资报酬也较低的特点。
只要不断地完善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人工智能制造成本，大多数“没人干”的劳动，人工智能机器人都能胜任[6]。
（二）替代劳动者“不愿意干”的劳动
许多“脏”“累”“险”“害”的劳动，劳动者不愿意干。
“脏”就是工作环境卫生条件不好。
譬如，下水道的疏通。
“累”就是体力或脑力付出较大。
譬如，超过Ⅳ级的体力劳动。
“险”就是工作比较危险。
譬如，登高架设作业，包含2米以上登高架设、拆除、维修、高层建（构）筑物表面清洗。
“害”就是对身体有危害。
譬如，爆破作业以及矿山安全检查作业等。
上述劳动者不愿意干的劳动，一般技术含量较低，不属于与人交往的情感性劳动，也不需要创造性。
因此，针对这些劳动的特点，根据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完全可以开发出人工智能机器人从事这些劳动，这既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效率，又可以减少这些劳动对劳动者身心的危害。
（三）替代劳动者“干不好”的劳动
有些高强度长时间的重复性劳动、高精度或高速度的操作性劳动，劳动者“干不好”，但这些劳动，人工智能机器人完全能够胜任，而且人工智能机器人拥有相较劳动者的比较技术优势，可以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人工智能机器人拥有相较劳动者的成本优势，人工智能机器人就能替代劳动者从事这些劳动。
（四）赋能劳动者
赋能劳动者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人机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创新效率。
1.人机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各有优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既可以形成替代关系，也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前面阐述的三种替代劳动，利用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替代关系。
事实上，也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补关系，提高劳动效率。
AlphaGo之父戴密斯·
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认为：
“人机合作可以达到1+1>
2的效果，人类的智慧将被人工智能放大。
人工智能和AlphaGo都是工具，就像哈勃望远镜一样，可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7]弗兰克·
罗森布拉特（FrankRosenblatt）曾经指出，人与人工智能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谁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一些事[8]。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具有互补性，人机融合可以取长补短。
譬如，达芬奇手术刀是人机融合的成功范例，借助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技术，外科医生控制智能机器人进行辅助手术，有效地提高了手术精准度，减少了人手颤抖带来的不便和事故。
再譬如，中国团队NextVPU开发的盲人眼镜，将摄像机信息转化为语言，用声音告诉盲人，让盲人能方便地上街行走以及阅读文献等[9]。
人是时空和能量有限的，而人工智能可以超越时空和能量的限制趋向于无限。
人机结合可以实现有限与无限的有机统一，扩大或增强人类的智能，形成更具智能的系统，放大劳动能力，提高劳动效率。
2.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创新效率
人工智能是一项具有通用性的技術创新，它可以向生产和生活等各领域广泛渗透，即“人工智能+”，产生涓涓细流式的全方位创新。
正如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的发明，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收益一样，它会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加快人类文化演进的速度。
从创新思维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是扩展劳动者创新思维的利器。
譬如，生物医学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发现新的药物筛选方法，提高发现新药物的效率;
数学家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发现新的寻找数学公式的方法，提高数学家数学创新能力[10];
借助互联网，数字智能化可以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实现创新“众包”，真正实现集思广益，显著提高创新效率[11];
人工智能可以把一部文学作品或绘画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区别开来，从而使作家或艺术家能够更好地学习文学创作艺术或绘画艺术，提高艺术创新能力;
借助人工智能，管理者可以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和决策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等等。
二、人工智能赋能三大产业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赋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提高这三大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一）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
用高科技武装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借助智能新技术可以打造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发展农业“第六产业”，为农业转型升级赋能，使农业生产实现智能化决策、可视化管理、精准化生产等，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2]。
精准农业相对传统农业而言，既节约了资源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少了环境污染，有利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③[13-14]。
智慧农业通过各种农业生产专属的App，具有在线培训、农情预警、种植指导、供需发布等多种功能，为农民生产提供具体指导。
数字农业给每一件农产品提供“身份证”，建立起包含食品安全追溯、地域特色展示、惠农措施落实等多个指标的农产品评价管理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智能化。
当前，智慧农业正在我国发展壮大。
譬如，大型无人机企业广州极飞科技（XAG）公司开发出能高效播洒农药的自动驾驶无人机，在考虑耕地形状和风向等情况的同时，能高效地以全自动模式播洒农药，同时无人机在播洒农药时精细拍摄农作物生长、病虫害和周边环境情况以及耕地形状，并测量土地肥力。
XAG根据这些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态势等，向农户提供施用农药和肥料的品种、数量和时间以及农作物的最佳收获期等建议。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提高养猪效率和生猪保险效率④。
2018年12月6日在北京建成的京东植物工厂向国人展示了智能新技术支持下的现代种植业的巨大魅力和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它可以实现农产品从农场直达消费者餐桌，践行对消费者负责到底的承诺[15]。
日本媒体认为，农业或成为中国下一个在智能新技术引领下的高科技起爆点[16]。
（二）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
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使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
人工智能通过六种方式赋能制造业，即生产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管理智能化、装备智能化、销售-制造智能化和产业生态智能化等[17]，可以实现分工深化、产业链延长、成本节约、效率提高、价值提升等五个目的。
生产智能化是指通过大数据智能和自主智能实现生产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包括生产决策、业务流程、工序适配、生产成本控制、物流和人力资源管理、生产安全监控、客户反馈、效益评估等重要内容。
产品智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使产品拥有智能，成为智能产品;
二是指产品智能化程度。
智能产品按功能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消费型智能产品，譬如智能家居、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和智能汽车等;
二是服务型智能产品，譬如智能医疗产品、智能健身器材、智能安保机器人和器材、智能教育机器人、家用生活辅助机器人等;
三是生产型智能产品，譬如智能产品分拣机器人、智能物流配送机器人、智能导航机器人等。
产品智能化程度可以用整个功能完成的自动化比例来衡量，譬如智能汽车，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整个过程，由机器自主控制程序比例或时间比例。
管理智能化包括生产流程管理智能化和管理决策智能化两个方面。
生产流程管理智能化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流程安排、仓储、物流、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纳税、利润分配等实现智能化管理。
管理决策智能化包括确定企业目标、界定生产问题、查找生产问题的成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为解决问题收集信息数据并对方案加以评估、比较方案并选取最优方案、实施方案、监控方案的实施过程等实行智能化管理。
管理智能化有助于优化目标产品和工程的设计，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装备智能化是指通过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使装备具有信息感知、数据分析、目标决策、方案选择、生产执行、安全维护等功能，实现装备的自适应、自组织、自调控的目的。
装备智能化通过集成化、系统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把单机智能化设备拓展为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实现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全过程的智能化生产。
销售-制造智能化是指通过智能化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现实客户并挖掘潜在客户的产品需求信息，以需求定供给，实现精准供给，并以需求定制造的智能化生产方式。
销售-制造智能化生产方式具有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特点，克服了传统被动型生产方式的缺陷，实现根据现实客户和潜在客户的需求制定生产方案，组织生产制造的目的。
结合增材打印（3D打印）等智能生产新技术，销售-制造智能化既可以像传统生产方式那样大规模、单品种批量化生产，也可以小规模、多品种个性化生产。
销售-制造智能化体现在对现实客户和潜在客户需求的主动化管理与制造，核心在于人工智能的全程参与。
产业生态智能化是指产业生态系统借助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信息共享、系统集成、生產协同的智能化。
借助产业生态智能化，把孤立存在的企业与周遭企业相关联，与供应商和客户相连接，与周边社会环境相适应，从而与周边环境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智能化有助于整个产业系统的和谐共生、协调共存、互补共进、发展共荣。
（三）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
自2013年开始，中国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是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6.1%，此后这一比重逐年上升，2015年达到50.5%，2019年进一步上升到53.52%[15]，这表明中国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逐渐地普遍进入了服务经济社会，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50%，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美英等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都超过了70%。
发达国家借助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使得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摆脱了鲍莫尔-福克斯假说⑤[18]，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甚至于超过了制造业⑥[19]。
但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没有摆脱鲍莫尔-福克斯假说。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2013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19年经济增速下降到6.1%。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学术界虽然存在争议[15，20]，但是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确低于制造业⑦[21]，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从世界经济史的视角看，自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会拓展实体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末期实体经济都存在显著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⑧。
因此，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会遵循这一经济规律[22]。
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既与我国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末期，实体经济存在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有关，也与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有关。
在信息技术出现以前，服务业普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问题（Baumol'
scostdisease），但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借助信息技术逐渐解决了鲍莫尔成本病问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甚至高于制造业[19]。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一方面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实体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实体经济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另一方面将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大大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1，18]。
因此，我国借助智能新技术，将有望解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实现既发挥服务业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长处，又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的。
服务业可区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⑨，请见表1。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而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魏作磊和刘海燕（2019）[20]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或以上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否一定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研究。
其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比重上升与经济增速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
分行业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
威廉·
鲍莫尔（WilliamJ.Baumol，1967）的“成本病理论”认为[23]，服务业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或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提高生产力，它具有“点对点”“人对人”“同时同地”“不可储存”的特性⑩[24]，相对于使用高效率生产设备的制造业来说，服务业的生产成本会更高、生产效率会更低。
但鲍莫尔所研究的服务业主要是教育、艺术表演、市政服务、餐饮业、理发业和休闲活动业等劳动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而不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
事实上，借助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譬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劳动生产率高于制造业的目的[19]。
魏作磊和刘海燕（2019）[20]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借助信息技术，正在逐渐解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而生活性服务业要解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还任重而道远。
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深化和创新发展，它不但能够解决生产性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效率，还将进一步解决生活性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18，25-26]。
譬如，鲍莫尔（1967）认为，莫扎特四重奏，300年前需要4个人演奏，300年后仍然需要4个人演奏，生产效率没有提高。
但借助智能新技术，这一现象将得到根本改变。
虽然今天莫扎特四重奏仍然需要4个人演奏B11，生产效率似乎没有提高，但借助智能新技术，观众可以无限扩大。
过去观众受时空限制，莫扎特四重奏没有规模经济，但现在借助人工智能、互联网、5G、AR/VR等技术，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欣赏莫扎特四重奏，观众可以无限增加，因而今天的莫扎特四重奏具有了规模经济。
自现代教育诞生以来的数百年，师生比不但没有下降，一些教育发达国家还在上升，由1∶14上升到1∶12，甚至更高。
但是现在借助互联网慕课，1名教师可以同时教非常多的学生。
譬如，清华大学现在大约有280门慕课，有800多万名学生，1名教师可以教授3万名学生，最多的一门慕课有96万名学生[27]。
借助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教师和学生可以超时空交流，教师可以把常见问题的回答交给人工智能，由人工智能不知疲倦地24小时给学生解惑答疑，而人工智能回答不了的问题，会主动交给教师来回答，同时人工智能会学习教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下次再遇到学生提出同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就能回答了[15]。
这意味着教育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借助智能新技术也有望得到解决。
“无人餐厅”“无人旅馆”“无人超市”，政务网上办公，机器人送外卖等新现象层出不穷，将来会逐渐普及。
类似地，其他生活性服务业也有望借助智能新技术而彻底或一定程度上解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
因此，借助人工智能等智能新技术，我国生活性服务业有望解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人们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虽然人工智能永远不能替代人类的发明创造、情感性、艺术性等方面的劳动[3]，但由于人工智能可以提高物质劳动生产率，可以使人类从繁重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发明创造、情感性、艺术性等方面的劳动，因而，这将有助于创新创业，丰富创新劳动成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人工智能创造消费者剩余
当前流行的对一个经济体的核算标准是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或GNP（国民生产总值，GrossNationalProduct），它发端于1937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专家、美国商务部团队共同合作开发的研究成果，这套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是20世纪许多国家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有效地指导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
但这套系统主要针对实物经济，对服务等非实物经济活动难以衡量。
当许多经济体进入到服务经济社会时，这套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譬如通过微信网络打电话，虽然满足了打电话双方的沟通需求，但这一活动对GDP的贡献为零。
在智能新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不但能够如前文所述可以通过替代劳动、赋能劳动者和三大产业创造物质财富，同时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3]，可以为人类提供许多智能服务，这些服务因为“免费”B12，因而不会被计入GDP或GNP，但它实实在在地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增进了消费者福利，因而提高了“消费者剩余”。
Google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Varian）团队研究了公众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阅资料节省的时间问题，研究表明Google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消费者剩余。
譬如，公众提出一个问题：
“在做小甜饼时，使用黄油还是人造黄油会影响小甜饼的大小吗？
”针对这一问题，如果不借助Google，而是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在不考虑来回图书馆时间的条件下，大约需要22分钟找到答案。
如果借助Google，则只需要7分钟。
Google为公众节省了15分钟时间。
如果这15分钟时间用来劳动，按照美国劳动者平均22美元/小时的薪水计算，Google可以每年为美国劳动者带来超过500美元的收入[11]。
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具有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因而这将为消费者带来巨大的消费者剩余。
“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可以免費为学生解答学习问题。
“人工智能+视频”，消费者可以免费在网络上听音乐、看视频。
“人工智能+养老”，人工智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养老服务。
“人工智能+交通”，人工智能可以为游客免费提供导航服务。
“人工智能+安保”，人工智能可以免费为公众提供安保服务。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它能够为公众提供巨大的消费者剩余，产生巨大的社会福利。
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越多，它产生的难以被计入GDP或GNP的社会福利就会越大。
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可以显著地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从而增进国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四、人工智能赋能政府
即便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问题，何况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加以矫正。
政府矫正市场失灵，首先要正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次要矫正政府失灵B13。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府对市场的排斥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曲折过程[28]。
虽然2013年党中央就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时至今日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中。
政府要矫正政府失灵包含两个含义：
一要防止政府角色扮演不当，二要正确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
要防止政府角色扮演不当，关键在于政府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要努力实现政府治理目标。
2018年7月国务院在修订版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明确指出，政府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第二个目的要转变政府治理理念。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改变政府治理理念，把政府单方面治理转变为多方协同治理[29]。
多方协同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深入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自治、共治的作用。
第三个目的要提高政府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首先，应借助人工智能加强政府组织内部间的协同治理。
一要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数据收集的质量、数量和数据的利用率;
二要通过跨界的数据智能挖掘和集成，进行跨层级、跨业务、跨部门、跨地域的整合，提高政府协同治理的水平，消除“信息孤岛”现象。
其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社会参与政府治理的程度，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的前沿技术，理应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科技支撑作用。
在智能新技术时代，政府应当与时俱进地把握经济规律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要建立政府与市场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实现政府与市场共享大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数据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海量的大数据中，20%是互联网数据，80%是组织数据，而组织数据中的80%由政府掌握[30]。
政府应利用掌握的大数据，一方面提高政府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与市场分享大数据，提高市场效率。
第二，要构建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体系、市场管理法规和行为规范、道德标准，防控市场风险。
人工智能既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31]，需要政府未雨绸缪，为智能新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政府应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监测、分析、调控市场行为，促进市场信息对称，消除“柠檬市场”现象，打击垄断行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格局，提高市场效率。
第四，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政府可以更积极主动地扮演破解市场“囚徒困境”的角色，提高市场效率[32]。
第五，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政府能更有效地监测市场产生外部性的程度，奖励正外部性，处罚负外部性，提高市场效率。
第六，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政府可以精确供给公共物品或服务，充分满足市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求。
五、结语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四种途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替代劳动以及赋能劳动者，从而扩充劳动供给，丰富劳动内涵，拓展劳动外延，增加劳动财富，提高劳动效率;
二是人工智能赋能三大产业，促使三大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延伸产业链，拓展功能链，提升价值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
三是人工智能创造消费者剩余，提高社会福利;
四是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矫正政府失灵，进而矫正市场失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经济效率。
尽管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有上述积极作用，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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