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俄国重新分配住房问题初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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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重新分配住房，是相对于十月革命前住房私有制下的分配情况而言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随着土地和住房所有制的转变，在不改变城市现有房屋总量的情况下，依据有关住房理论制定新的住房分配政策，由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对住宅的人均居住面积和居住人数作出调整，从而一举解决住房危机，实现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
在俄罗斯学界，关于苏联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多会提及。
但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多突出重新分配住房所取得的成绩，如劳动群众从地下室、陋室搬迁到资产阶级住宅中的人数及居住场所的变化，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
苏联解体后问世的成果中，大多运用解密档案，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使这一问题的始末日益清晰[2]。
但对于为什么要重新分配住房，分配的标准是什么，重新分配住房后劳动群众的住房状况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怎样评价这一举措等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苏维埃政权在1917—1921年颁布的住房政策为依据，广泛吸收俄罗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重新分配住房思想的产生及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探讨，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重新分配住房思想的产生及政策制定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很快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迅速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实现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布尔什维克党对城市现有住房进行了重新分配。
这种思想的产生，既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住房现实直接相关，又与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观构想相契合，同时还受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影响。
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严峻的住房现实，直接影响着重新分配住房思想的产生。
十月革命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十分狭小。
1913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4·
4平方米[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又使住房蒙受巨大损失，城市住房总面积的14%报废[4]。
1918—1920年间，俄国住房总面积的损失超过20亿金卢布[5]。
因此，新政权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住房短缺的危机。
总体紧张的住宅资源危机又因严重的阶级差别而加剧。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人普遍栖身于陋室、地下室、工厂的集体宿舍及客栈里，居住条件十分恶劣。
对于他们来说，富人的宫殿、府邸是力量、权力和品位的象征，能够住进资产阶级豪华、讲究的大宅院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6]。
正因为如此，当“改天换地”的时刻到来之时，饱受居住条件之苦的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布尔什维克能够迅速出台新的住房政策，使自己的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1918年9月《北方公社》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但是，只有最终从潮湿的地下室和黑暗的单间中搬出来，永久性地居住在城市最好的住房里，无产阶级才能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翁、统治者，而不是生活的奴隶[7]。
严重的住房短缺，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热切企盼，都促使布尔什维克党迅速解决住房危机。
从战时的环境看，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新政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巩固执政根基。
但是，从另一角度讲，在战乱、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实在无暇也无力维修旧住宅及建造新住宅。
两难中，对现有住房进行重新分配成为迅速解决住房危机的唯一办法。
重新分配住房的思想还与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观构想相契合。
在尚未夺取政权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已对未来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提出了基本设想。
这些设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夺权后的无产阶级如何解决住宅问题进行过讨论：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
……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8]。
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阐述了夺权后的无产阶级迅速解决住房危机的途径：
“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
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
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9]。
上述论述包含了几个原则：
1）无产阶级解决住房危机的政治前提是夺取政权；
2）通过剥夺房主，工人搬进房主的房子里共同居住，可以立即解决住房危机，只要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些措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3）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应该为公民公社建造大厦；
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
这些原则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无产阶级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认识。
在写于1917年8至9月间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分析了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论述，提出“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10]。
10月，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一文中列宁指出：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列宁进一步阐述道：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
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2男2女住着5个房间，于是说：
‘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11]。
从这个假设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住房问题的解决无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
只要在国家的指挥下，将穷人分配到富人的住宅里共同居住，就可以迅速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
文章写作时布尔什维克党尚未夺取政权，因此，列宁关于重新分配住房的设想还比较笼统。
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分配住房，没有具体说明。
重新分配住房思想的产生还深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影响。
连年战争，俄国的经济千疮百孔。
为了赢得内战，布尔什维克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一切经济命脉集中在国家手中，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
在这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方式下，新政权不断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使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可以通过非常政策和措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经济管理方式和直接过渡的思想对住房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执政党试图抛开市场机制，采用纯粹的行政手段对城市现有住房进行重新分配，迅速解决住房危机，并实现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
综上所述，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住房现实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观构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住房事业的深刻影响相结合，产生了重新分配住房思想。
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刻出台相关政策。
在沙皇俄国时期，土地和住房都是私有财产。
因此，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建造于土地之上的住房私有制成为新政权能够对住房进行重新分配的基本前提。
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土地》的法令，宣布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一切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12]。
在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后，新政权于1917年11月和12月相继颁布两个法令，宣布“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里取缔一切建筑的私有财产权……1万人以下的城市，经中央批准后也可以执行该法令”[13]；
“在城市禁止任何不动产和土地进行买卖、抵押等交易”[14]。
通过上述法令，国家将土地和住房完全掌握在手中，为重新分配住房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土地和住房公有化政策出台的同时，重新分配住房的政策也陆续颁布。
1917年10月末，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关于在解决住房问题的事务中城市自治机关的权力》的决议。
决议规定某套住宅或房间在三个月内无人居住就被视为空房产，城市自治机关有权将需要住所，或居住在人口过密，或有损健康的房屋中的劳动人民迁入空住宅[15]。
从决议内容可以看出，国家授权地方自治机关分配空住宅给劳动群众中居住条件最差者，这些人无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即可获得住宅。
至于按照什么标准分配空住宅，该决议未作出规定。
从颁布的时间可知，该决议是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仓促出台的。
以分配空住宅为开端，重新分配住房工作揭开了序幕。
1918年2月17日，《消息报》上公布了《关于红军家属和失业工人迁入资产阶级住宅以及住房标准的法令草案》[16]，法令规定家庭中每个成人不多于一个房间；
不满10岁的孩子中，两个小孩相当于一个成人的分配标准；
六个及以上成人的家庭可以有一间厨房。
于是，所有居民，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一律平等地以按人均享有的房间数量作为住房标准。
该法令将重分住房的工作分为两步。
首先针对空住宅和资产阶级住宅。
法令把资产阶级界定为：
“靠资本收益为生的人、商人和带有雇佣劳动的工业企业主”[17]。
第一步工作结束后，工作转向包括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内的其他城市居民。
这两个步骤中涉及的住户，都要依据房间占有量标准重新分配家庭的房间。
如果房间占有量超标，意味着这套住宅出现了富余房间，就必须立刻腾出来给红军家属和失业工人居住。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该法令是对1917年10月决议的补充和完善。
至此，空住宅、资产阶级及其他所有城市居民的住宅，一律按人均住房面积标准进行分配。
红军家属和失去经济来源的工人是重新分配住房的优先考虑对象。
对红军家属的照顾，有助于鼓舞前线将士捍卫政权的斗志；
对失业工人的照顾，则表现出无产阶级政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但是，在执行2月法令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
在资产阶级住宅里，一个房间往往有25、30、40或更多平方米。
根据2月法令的内容，每间房间居住1—2个成人就不算超标，这就意味着1—2个成人可以居住在一间至少25平方米的大房间里。
这样的居住条件，无论对于原住户，还是依此标准搬迁来的新住户，都未免太奢侈了。
更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分配方法，可供分配的富余房间和能够实现搬迁的人口无疑都是很少的。
于是，各城市往往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分配住宅。
例如，莫斯科苏维埃规定人均面积标准为：
成人、不到2岁的孩子是10平方米，2—12岁的孩子是5平方米[18]。
人均面积超标的住宅，就必须允许其他人（无论是否相识）共同居住，这种居住方法叫做“紧凑使用住宅”（уплотнение）。
为了统一重新分配住房的标准，1919年7月17日，卫生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全国住房面积标准：
所有居民不分年龄，一律为8平方米[19]。
于是，所有的住房一律以政府规定的人均住房面积为参照。
如果一套住宅中的人均面积超标，就意味着出现了“多余的面积”，就必须允许其他人迁入。
综上所述，苏维埃政权的重新分配住房政策经历了“无明确标准地分配空住宅→按房间占有量标准分配全市居民的住宅→按人均面积标准分配全市居民的住宅”的演变过程。
重新分配住房标准的调整，使每一位城市居民都拥有平等的住房面积，且有利于腾出更大的空间，为更多的贫苦人提供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
二、重新分配住房政策的实施
从上述政策可以看出，重新分配住房的基本内容就是由地方各级机构按照人均面积标准对住宅的居住人数作出调整。
如果某住宅出现了多余的面积，就必须允许贫苦人搬进来“紧凑使用”。
此外，也会有部分资产阶级被迁出住宅。
负责分配住房的机构是地方苏维埃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和工会。
最基层的分配组织是房屋委员会[20]，主要负责搬迁、确认住房面积等工作。
为了实现紧凑使用住宅和搬迁，1918年初，各城市的区苏维埃专门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住宅委员会，成员来自各区的工业中心、红军近卫军指挥部和工会管理局。
住宅委员会还负责统计本区的红军和失业工人，统计空住宅并分配住宅[21]。
住宅委员会的上级机构是街道住房委员会和区住房委员会，他们负责综合统计和直接的迁入、迁出工作[22]。
重新分配住房的实践充满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浓郁的理想色彩，明确贯彻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阶级原则。
作为这一原则的体现，非工人成分，尤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可疑分子，或者被迁出住宅甚至迁出城市，或者被迫与工人阶级紧凑使用自己的住宅。
同时，劳动人民，尤其是居住条件最差的工人搬迁到了资产阶级的住房里。
例如，1919年7月26日，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
鉴于苏维埃俄国处于战争时期，住房、交通和燃料都出现危机，因此，无法立刻改善全体工人的住房条件，只能优先考虑居住条件最差的工人的搬迁问题。
按区确定搬迁人数，整个莫斯科预计搬迁5250人[23]。
1920年5月12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在1920年夏季将栖身在根本无法居住的住所里的工人家庭及远离工作地点的工人家庭迁移，并按区确定了搬迁人数，预计为1万工人提供设备完善的住房[24]。
工人向资产阶级住宅的搬迁，彰显了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在莫斯科，从住宅中迁出资产阶级的工作主要由中央住房委员会[25]和区非常搬迁委员会负责。
到1918年末，莫斯科有3197名资产阶级分子被迁出住宅，2万名工人搬进这些设施齐备的住房里[26]。
在彼得格勒，俄国第一保险公司的职员齐哈诺维奇的遭遇很具代表性。
他一家四口，需要在1918年12月从石岛大街26/28号楼的一套住宅迁出。
区住房管理机构11月30日的信中谈到了搬迁理由：
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将这栋楼划拨给了苏维埃各局及其职员，齐哈诺维奇的住房是留给职员弗列罗娃的。
房主虽然竭力反抗但无济于事，全家被迫于12月19日迁出[27]。
重新分配住房的实践表达了人人平等的政治诉求。
1918年2月17日法令规定，房主与迁入的住户人人平等[28]，二者按照人均8平方米的标准。
共同“紧凑使用”一套住宅，这样的住宅就是公共住宅[29]。
公共住宅在18世纪初的俄国就已出现。
当时，住房的分配市场化，经济实力决定居住条件。
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减轻经济压力，收入较低的市民经过协商，几家合住在一套住宅里，这就是公共住宅。
一套公共住宅里的住户基本属同一阶层，经济实力相当[30]。
苏维埃政权初期出现的公共住宅，与前者存在根本区别。
这一时期，贫苦住户的公共住宅是通过行政命令分配而得到的，教授、官员、演员和食堂服务员、钳工、清洁工等共居一室且权利平等，没有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差异。
苏维埃政权宣布“紧凑使用住宅”的主要动机，就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居住条件平等。
昔日威风凛凛的资产阶级，被迫让无产阶级住到自己的住宅里，他们表现出来的绝望态度让共产党员非常满意[31]。
重新分配住房政策中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面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公社房。
从1919年开始，莫斯科苏维埃开始有意识地将同一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住房里，组成公社房。
一所公社房通常由单独的一间间房间、公共厨房、公共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理发室和商店等组成。
这意味着除了睡觉这种纯属个人的行为需要在单独的房间里完成外，饮食、教育子女、洗衣和洗澡等一切行为，都要在公共场所完成。
布尔什维克党引导工人组建公社房，受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党内产生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32]。
在他们的意识里，公社房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
公社房多由同一企业的工人组成，大家在一个企业工作，又在一栋住房里生活。
在这个劳动、日常生活集体中将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旷工者、破坏劳动纪律者、游手好闲者和玩忽职守者，会因受到道德谴责被孤立，而先进生产者会因工作业绩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
由于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始终受到集体的评判和监督，所以，人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也无法逃避应有的劳动义务[33]。
从这里我们知道，公社房肩负着改造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使命。
1919年以后，号召工人组建公社房成为重新分配住房的工作重点。
按照规定，公社房的居民在就业和升学方面享有优先权，还可以免除多项税收[34]。
据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的资料，到1923年3月1日，莫斯科共有1075所公社房，超过10万名工人在此居住，占全市居民总数的6·
6%[35]。
1923年，莫斯科40%以上的青年工人居住在公社房里[36]。
彼得格勒的公社房是在1918—1919年间出现的[37]，1921年组建了第一批青年公社房[38]。
除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理想色彩之外，重新分配住房还表现出强制性特征。
1918年2月17日法令，针对房间超标者和执法机构在重新分配住房中担负的任务，均作出了强制性规定。
房间超标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区苏维埃报告家庭人口数和房间数量，如不执行规定，将被强制迁出住宅，并被没收全部财产。
作为基层房屋分配组织，房屋委员会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向区苏维埃汇报辖区内富余房间的准确数据，其全体成员将被逮捕，并被没收全部财产[39]。
在重新分配住房的过程中，因木材价格昂贵影响取暖，市中心的住所远离工作地点等原因，许多贫苦工人不愿搬迁。
为此，人民委员会在1920年5月颁布了《关于在劳动人民中正确分配住房的措施》法令，规定国家机关有权将居民从一个地点迁往另一地点[40]。
从这里可以看出，搬迁已成为不取决于工人意愿的强制性行为。
而国家之所以强制工人搬迁，主要还是受到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
国家试图通过强制搬迁，将工人普遍安排在公社房里，实现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
1921年8月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住房管理的决议》[41]，对紧凑使用住宅和将住户迁出住宅问题作出了严格限制。
至此，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重新分配住房的工作宣告结束。
三、重新分配住房的结果
通过重新分配住房，部分劳动群众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从地下室、陋室搬到资产阶级宽敞的大住宅里，居住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到1920年5月，雅罗斯拉夫尔大约有8600名贫苦工人搬进资产阶级的住宅[42]。
到1924年，莫斯科有50万以上的工人和家属从陋室、地下室和集体宿舍迁入资产阶级的住房里[43]。
彼得格勒共有55—60万人迁入资产阶级的住房里[44]。
搬迁到新居的孩子们惊奇地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和宽大的窗户，激动地低声问父亲：
“沙皇是住在这里吗?
”[45]
但是，尽管部分劳动群众的居住场所改善了，整体来看，重新分配住房并没有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危机。
例如，直到1923年，彼得格勒仍有60%的工人居住在市郊设施极差的住房里[46]。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的供不应求。
一方面，可供紧凑使用的住宅数量有限。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60%的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里[47]，住所普遍简陋、拥挤，卫生条件极差。
因此，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工人数量众多。
与对住宅的巨大需求量相比，可供紧凑使用的住宅数量很有限，且遭到战争的破坏。
另一方面，国家并没有将所有可供紧凑使用的住房都分配给劳动群众。
由于战争破坏，许多城市的办公楼都无法使用。
为了安置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城市苏维埃往往将最好的住房划拨给了它们。
例如，1918—1921年，莫斯科市人民教育局分得1443所住房；
莫斯科市卫生局分得397所住房。
这些住房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独户住宅或私邸[48]。
据官方资料统计，全国有三分之一收归公有的建筑，包括住宅和商业用房，都被各类机关占用了[49]。
重新分配住房的惠及面十分有限，大部分劳动群众并没有改善居住条件。
工人在沙俄时期的生活环境就非常拥挤。
重新分配住房后，城市居民或以紧凑使用住宅的形式居住在公共住宅和公社房里，或依然居住在集体宿舍、陋室里。
因此，从拥挤程度上来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在莫斯科筒子楼式的公共住宅里有38个房间共用一个厕所的情形[50]。
在巴士曼街，不分年龄和性别的21个人住在一套六个房间的住宅里[51]，一个房间至少要居住三个人，非常拥挤。
上述史实说明，重新分配住房并没有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危机。
不但如此，这种分配方式还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比如，搬迁住户不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就是一个新问题。
城市住宅的构造与郊区小房子的构造是有区别的。
郊区的小房子有地窖、地下室，院里有井。
搬迁后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设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52]。
此外，房间内部的环境也与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不符。
搬进新住所的无产阶级，经常将原住户的大厨房和浴室变成卧室。
为方便起见，将天花板和墙上的灯挪动了位置[53]。
还有，搬迁住户经济压力巨大。
著名的统计学家斯特鲁米林在1919年5月写道：
工人没有表现出特别愿意搬迁的样子……在木材价格昂贵的情况下，太宽敞的住宅带来的已经不是舒适，而是贫困……老爷的住宅位于市中心，而工厂位于郊区，搬到市中心的工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赶往工作地点……雇马车搬家一趟需要支付300卢布，这些钱可以支付工人一年的房费。
这是工人根本承受不起的昂贵享受[54]。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为了实现搬迁和完成日常生活，工人至少需要支付搬迁费、交通费和取暖费，经济负担沉重。
重新分配后的住宅遭到破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住房公有化后，房屋不再属于任何个人，这样一来，住户与住房之间没有责任义务关系，住户不爱惜住宅。
此外，人口稠密，文化素质低下，在较差的居住环境中养成的不良生活习惯等，使住房遭到人为的污损：
工人阶级毫不吝惜地摧毁镶木地板[55]；
锅圈痕迹留在了帝国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红木和美纹桦木上；
孩子们从镶嵌着饰物的桌子上抠出颜色闪变的珠母，在珠母上刻下名字，表示这是属于自己的[56]。
据统计，在重新分配住房政策实施之初，莫斯科就有7000所住房，共计4·
1万套住宅遭到破坏或者报废[57]。
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住房危机。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苏维埃政权通过行政手段对当时的存量住房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迅速解决住房危机的唯一举措，具有合理性。
经过重新分配住房，部分劳动群众的居住水平有所改善，但住房危机没有根本解决，由于住户缺乏对房屋的主人翁意识，还引发了对住房的进一步破坏。
实践表明，采用纯粹行政命令的手段重新分配住房仅是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解决住房困难的应急措施，从长远看，不利于恢复和发展住房事业。
尽管重新分配住房的结果并不理想，但这一措施所表达的消灭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政治诉求，执政党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治理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居住形式的愿望，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朦胧观念和美好追求。
无论成败与否，它代表着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作者简介：
张丹，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注释：
[1]如Т·
В·
Кузнецова，КвопросуопутяхрешенияжилищнойпроблемывССС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жилищныйпеределвМоскве·
1918—1921гг·
）//ИсторияСССР，1963，№5·
А·
Левский，НапутяхрешенияжилищноговопросавСССР//ИсторияСССР，1962，№4·
[2]如ИринаКулакова，ИсторияМосковскогожилья·
М·
，О·
Г·
И，2006·
ГерасимоваЕ·
，ИсториякоммунальнойквартирывЛенинграде·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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