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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方言实地调查取证，以赵元任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大面积的方言调查，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两广、江西、云川等地的方言着作，为后人的研究积累了大批语料。
到了后四十年，中国的汉语的汉语方言研究有了极大的飞跃。
学者不仅延续前辈开创的方言研究的传统，还接受吸取了海外方言研究的精髓，如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等等。
此外，新生代的学者还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引申，提出一生成语法学、生成语音学来归纳总结汉语方言特点，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与研究历史相关的--汉语方言学史，也是我们应多加以关注的一门学科。
汉语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别,但纵观中国方言史的研究,大多倾力于上古或近代,六朝唐宋方言研究则显得尤为薄弱。
把汉语方言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开始于20世纪。
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草创的标志。
所以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很薄弱的。
何耿镛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是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汉语方言学史的通论性专着。
对语言学家的汉语方言研究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语言学家的方言观,另一方面又可从方法论的层面深入当时的方言研究,是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柳玉宏，2006）
3.研究对象：
为了叙述方便，这里的研究对象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进行划分。
主要包括两个对象：
汉语方言系统（语音、词汇、语法），地域方言
首先就语言内部系统，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一个研究情况的梳理，之后再借这个梳理对地域方言的分类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4.研究现状：
汉语方言系统：
（1）语音
共时—方音的区域特征方言的音韵特征（声韵调）
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以“同”为研究切入点。
汉语方音系统的研究虽是研究各地千差百异的方言，但一定区域之内，多种汉语方言语音往往有一些共同特征。
而这种方音区域共同特征的形成往往包括纵向的同源关系（亲属关系）和横向的渗透关系。
“换言之，同源的姊妹方言之间必定会有相同的语言特征。
如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李如龙）而横向渗透的区域特征往往分布于大小方言区的交界地带。
方音区域特征的研究不仅要分析方言的声韵调，还应关注起语音变异的考察点，如音值变异。
音类变异等方面。
此外，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总结其分布的规律性，如渗透性关系的方言分布与亲属关系的方言分布有何不同。
方音的音韵特征则立足于“异”。
有些文章看似在确立分区标志，但实质仍是在找寻音韵特征，方言的区别其实就是其特点。
罗杰瑞着,陈秀琪译《从音韵看汉语方言》中，便是以汉语方言分区为基础，根据各地方言特点来进一步划分官话的十五条区分标准，这十五条区分标志，换言之既是官话的十五特征。
此外，方音的共时性考察还可以小见大。
通过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测试各语言点的元音，由此探知元音及其音位的元音格局，最后由元音格局归纳出该语言的元音系统性的，其表现内容包括：
元音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表现,整体的分布关系等等。
这一方法的具体展示可参考时秀娟的《汉语方言元音格局的系统性表现》。
历时--汉语方音语音的演变方言音韵史
汉语方音之所以发生演变，究其原因，主要有有两种：
方音自身演变和语言接触产生的音变。
人们由于发音上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引起发音动作的改变。
发音上省便的要求使音节内部不同语音成分相互影响，改变了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原有的发音部分和发音方法，变得相近或异同。
（王福堂，1999）方言接触引发的变化源主要有两个，语音因素和词汇因素。
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历史的观点去透视都是叠置的系统,都有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成分的沉积。
其中不但有历代共同语语音的成分也有古方言的成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自身的创新。
因此,方言语音与广韵系统的对应关系总是不整齐的,有的音类一分为几,有的音类合几为一。
把这些对应汇总起来,拿古今语音演变史作为参照,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李如龙，2000）
（2）词汇
就语言比较而言，词汇比较比语音、语法比较的难度大。
这是因为音系句型的规则有限，其演变规则相对整齐，而且便于形式化；
而词汇是无限的，受外界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形式化的难度比较大。
（戴庆厦，2002）
在进行方言词研究时，往往以横纵两个方向进行比较。
横向比较侧重于以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为中心，纵向比较侧重于观察其历时系统。
横向--汉语方言特征词
在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中，应当以方言特征词为比较中心。
“这是因为一定批量的特征词是划分方言区、考察方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基础材料。
”（李如龙）方言特征词的比较研究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为方言间的关系定位。
方言特征词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历时时代和复杂过程，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
纵向—历时系统
如果以历时的眼光对方言词进行考察，可以从纵向角度考察其历时系统。
并有效地分析其历史层次考证其语源，比较其形成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种类别:
承传词、变异词和创新词和借用词。
对于这些基本词汇的变动和分类，有助于辨别不同时期基本词汇及其与各方言的基本词、特征词的关系，更好地探索汉语词汇史的形成发展过程。
但如许宝华于《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中所言，词汇研究还应共时历时相结合，深入开展词汇调查研究，绘制方言词汇地图，并建立电脑语料库。
（3）语法
汉语方言的研究过去一向只重视语音、词汇，直到20世纪70年代，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才开始逐渐获得学者的关注。
语法学界也开始逐渐兴起“标准语语法—方言语法—历史语法”的语法研究三角理论。
实际上，方言语法在研究中往往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又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材料，并且，它还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
“从9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方言语法专着,比较有影响的如何耿铺《客家方言语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钱乃荣《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言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张一舟、张清波、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1）、林寒生《闽东方言语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邵敬敏&
周芍）
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不仅要结合共时与历时的观点相结合，还应积极吸收外来理论观点。
对方言语法材料的调查，应做到内省法、集中调查法、表格法、随机录音法的有机结合。
至于方言语法研究，则如邢向东所言，当加强宏观比较，把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结合起来。
而就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方法，刘丹青曾提出可通过借鉴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三种语言观之下的语言研究方式来观察研究汉语方言，即由形式语法的测试法（test）发展出“内省测试式的方言语法调查”，由功能语法的语篇法（text）发展出“语篇式的方言语法调查”，由类型学的跨语言（跨方言）验证法（attest）发展出“验证式的方言语法调查”。
在本文中，有关语法方面主要侧重于阐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即，生成语法学--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生成语法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从结构形式入手，探讨人类语言的特点。
通过生成语法学的理论运用，将汉语方言的研究提升至形式化。
理论化的层次，注重汉语语法形式化的对比，结合形式语言学和汉语方言学，将方言语料和理论相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例如将普通话和粤语进行语法系统的对比，特别是方言语法形式化的对比，如倒置双宾语、与格结构的差异等，来进一步发现语言机制的系统性。
“以生成语法学的参数理论分析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提出了“显性参数化的假定”，对参数理论作出严谨的限制：
语言差异应该限制于显性的成分（语音、音韵、形态和词类等性质），除此以外，其他成分应该是一致的。
”（邓思颖，2003）
研究汉语句法，哪怕是方言间的小小差异，都可以对一般语言学理论作出贡献，让汉语研究加入世界语言学理论的行列。
（黄正德，2003）
地域方言：
作为描写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方言就是一个语言单位，是全民性的，有它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
（袁家骅，1988）
在谈及地域方言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方言分区。
但在实际操作时，由于对划分标准的看法不一或是由于方言本身特征不明等情况往往为分区工作带来困难，这使得汉语方言区的划分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
詹伯慧先生在《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一文中指出,划分汉语方言要坚持“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的原则,其中的语言材料一般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够显示出它的个性,对于其他方言具有排他性,二是充分显示出它的共性,对于本方言区各地方言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并精选出一些典型性的特征,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依据和鉴别方言的主要特征。
“1987年版的地图集对汉语方言分区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主要有五项，一是把汉语分成了‘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平话区、客话区’等十区”。
（熊正辉&
张振兴，2008）
由于地域方言的多样性，研究角度也呈现多样化。
这里主要谈四个角度：
一、以方言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比较对象。
如陈晖&
鲍厚星撰写的《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一文，文章以湖南省各方言与湘语之间的关系为主要探讨对象，辅以当地方言分布情况介绍语音分析来加以说明，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光宇的《吴闽方言关系试论》。
二、对方言研究本身进行的研究。
这种研究类型以方言研究史为主，如乔全生的《晋方言研究综述》便是以时间为刻度将晋方言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解说。
类似的研究还有以语音史或是词汇史的研究综述，这里就不一一说明。
三、从共时角度对方言系统进行全面的描写，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角度，不仅在综述性的汉语方言语法着作中有专门的研究章节，如袁家骅等着的《汉语方言概要》，或是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也有一些文献着作针对某些方言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如侯精一.的《现代晋语的研究》，张树铮《山东方言历史鸟瞰》。
四，也可采用逆向思维，从方言的形成发展模式来看待汉语方言的发展模式。
如麦耘的《从粤语的形成和发展看汉语方言的形成模式》，借助源语言以及语音要素的“波浪扩散”等理论来推算粤语形成的历史轨迹，从个性推导出方言发展的个性。
5.主要研究方法：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方法往往以描写和比较，定性、定量分析与类型归纳相结合为主。
描写与比较侧重将平面描写与共时（普通话）比较、历时（古汉语）比较相结合
描写的是实际调查得来的口语，比较的是纵横两面：
方言、共同语和古汉语。
50年代的全国方言普查形成了更加明确的方言-普通话-中古音的三角比较研究方法。
（李如龙，2001）方言的研究要从横切面的描写，特别是语音的描写入手，然后进一步做纵的历史的比较。
个别方言的特殊语音成分（词汇和语法）有些事外来的影响或独立创新的结果，也有些是古语的保存而在其他方言中消失了。
在语言的研究中，不论是共时的分类还是历时的演变，其基础都是数量的累积。
因而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必须充分注意量化统计以便进行合理全面的量化分析。
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有利于人们在特定范围内对某些语言现象获得整体认识，并且确切反映语言现象的性质。
定性、定量分析与类型归纳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将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有效的分析及类型划分。
6.研究新视角：
语言地理学--汉语方言地理学
方言地理学,又称语言地理学,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的分析、解释来研究方言间的关系,研究语言的历史及其演变。
它兴起于欧洲，传入亚洲后在日本获得追捧，但中国语言学研究向来以古典文籍为重，且故土辽阔实践操作不便，所以汉语方言地理学的概念一直不受重视。
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创始人当首推比利时学者贺登崧。
在他的着作《汉语方言学》中详细阐述了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理念，针对汉语方言区的特殊性如汉语特点、地方史等方面提出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并且对调查表和调查方法提出详细说明，强调提问以间接询问为主。
着作中还根据他在华北的大同和宣化地区进行的方言调查,，绘制出方言边界线。
并提出以后的研究需做到，一、逐步扩大地域，二、关注同言线束和方言边界线。
但近年来，汉语方言地理学已开始逐步获得关注。
受方言地理学的影响，我国的方言研究工作开始重视方言与地理的关系，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绘制方言地图。
如陈章太所言，我国方言地图绘制工作起步晚，规模小，数量少。
但在80年代后，随着关注的增多，调查的丰富，地图类型得以完善。
此外，学者还不断对其进行延伸。
曹志耘的《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便是从语言地理的分布类型，进一步延展至分类模式，结合《汉语方言地图集》，提出汉语方言存在对立型以及一致型的分布类型。
对比语言学—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
国内有关的方言词汇研究往往侧重于通过比较方言之间或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异同来总结现代汉语的特征。
但既然是汉语方言研究，其首要任务应当是考察和研究方言词汇的差异性。
方言词汇的重要差异往往体现在方言词汇构词差异上。
考虑到词的内部结构形式是靠语言、语素及其组合关系来表现，因而在探究其构词特点时可结合词三方面进行分析。
此外，词义差异也是研究重点之一。
通过对义素、义位。
语素义三者差异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揭开词义差异的特点。
同时，对方言词汇成分差异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方言的表现特征。
通过对方言词汇自身差异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我们掌握方言词汇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更有利于我们分析这种差异与其他学科，如语音学、词汇学之间的关系。
生成音系学—汉语方言的连续变调模式
生成音系学是在生成语法学框架中发展起来的音系理论。
它的目标是用形式化的明晰方法，来描写解释人头脑中的语音知识。
（沈家煊，）
我国第一个用生成音系学理论对汉语方言的声调和连续变调进行分析的学者是王世元。
他提出声调是音节的属性，连续变调是声调规则作用于底层表达式的结果。
在研究汉语连续变调时，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声调的内部结构、声调规则运用的范围以及变调过程的相互作用。
同时，由于汉语方言中连续变调的情况各异，在分析不同现象时应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
针对这种情况，陈渊泉就提出以标准化的节律化规则构成来分析上海的变调辖域，以最大投射右边界来分析厦门话的变调辖域。
用生成音系学的学科知识来解决汉语方言的连续变调问题，无疑为汉语方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但这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音韵学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生成音系学基础知识。
海外华人方言研究
方言调查不应只局限于国内，还可延伸至国际，须知，我国定居在海外的华人（包括港澳台的同胞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应在6000万以上。
由于各地方言背景、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必然造成使用词汇上的差异。
但在这方面着作较少，如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以及学者汇编的《全球华语词典》，等等。
我们应扩展研究眼界，开创海外华人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新视角。
电子科技的运用
将新的语言科技与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采用HTS语音训练合成工具和STRAIGTH语音合成器,结合古音系统来转写汉语字音。
以此为基础设计一套面向汉语方言语音合成的通用发音文本，进而实现汉语方言点的合成语音语料库的录制。
7.结语：
汉语方言可以说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李如龙就曾写作《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来强调汉语方言对于语言、词汇以及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汉语方言还与社会语言学息息相关。
因而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大力关注方言，保护弱势方言，使汉语研究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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