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高中历史下册医疗与公共卫生一古代中国的疫病与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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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2页）一书中认为，从流传的疫病来看，我们的祖先遭受着众多流行病的袭击。

虽然学者们对于疫病分类各有侧重，但疟疾、痢疾、伤寒、天花、麻疹、结核病、狂犬病、恙虫病、麻风病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等则是较为常见的。

此外，霍乱、鼠疫、性病、白喉、猩红热、克山病等也时常发生，带来的苦难令人断肠。

瘟疫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国古代关于疫病流行与防范的记载不绝于史。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2页）中指出，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对疾疫的文字记载。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多种传染病病名，如疟、疥、蛊等，并且还有“疾年”的记载，这很有可能是对疫情的最早认识。

喻嵘、黄爱群则在我国历代疫病流行及防范述略》（载《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文字记载较清楚的最早疫病发生在周代。

潘明娟和王社教《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一文认为，两汉是中国古代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从疾疫的爆发年代、爆发季节以及发生地域来看，其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公元150—200年应是两汉时期疾疫最频繁的阶段，这一时期发生了9次疾疫，平均每5.6年发生1次疾疫。

从每年的发病时间来看，两汉时期能够区分发病季节的疾疫有25起，其中春季9起，夏季11起，秋季0起，冬季5起。

这说明疾疫的发作与月令、气候有关。

据王文涛在《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中的研究，两汉疾疫虽多发，但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和分散，迄今尚无比较确切的疾疫统计数字。

两汉疫病流行次数为50次，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汉代平均约8.52年发生1次疫情。

这些疫病传播与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在50次疫病中至少有10次与战争有关，占了总量的五分之一。

从疫病流行次数的多少来看，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

疫病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也有极大关系。

汉代治世疫病少，乱世、衰世疫病多。

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力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生活质量提高，疫病的流行频率就较低。

反之，政治黑暗，政局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疫病流行就频繁，疫情就严重。

从疾疫爆发的地域分布来看，王文涛认为，北至匈奴所居的草原地带，南至交趾，均发生有疾疫。

从数据来看，南北方疾疫爆发次数极不平衡。

而之所以出现疾疫爆发区域的不均衡，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与两汉时期关东地区气候特点相关，这一区域四季分明，气温差异较大，如果寒暑错时，就会导致疾疫流行；

第二，可能也与文献记载详细与否有较大关系。

西汉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在关中，但关东仍为一重要的经济中心，东汉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均在关东，因此，文献记载较为详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同时也是瘟疫高发期。

薛瑞泽《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从306—325年，短短20年就发生瘟疫12次。

此时期疫病的流行具有鲜明趋势。

其一，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旦发生疫病，往往使人口大量死亡。

其二，疫病流行与天灾人祸密不可分。

在水旱灾害或战争之后，常常发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

其三，疫病的爆发时间有其规律可循，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疫病，但大多集中在冬春季节更替之时。

龚胜生和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362年中至少有76年发生过疫灾，平均4.76年发生1次疫灾，疫灾频度为21%，不仅高于其前的先秦两汉时期，而且高于其后的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

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

三国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东晋以后疫灾重心迁移到长江下游的江苏。

这三省疫灾省次数占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总省次数的60%。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鄙地区疫灾几乎全部与战争有关。

陈丽《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规律及特点》（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认为，到了唐代，瘟疫发生有所减少。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29年间瘟疫发生了12次，平均10.75年1次。

安史之乱后135年间发生9次，平均15年1次，但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危害程度远大于安史乱前。

北宋时期瘟疫发生情况：

太祖到仁宗时期（960—1063年），103年间共有10次，平均10.3年1次。

严重瘟疫出现3次。

这期间既有明显低发期（963—994年，两次疫情间隔31年），也有明显高发期（994—1010年），17年间发生5次。

从英宗到北宋灭亡（1063—1127年），64年间共发生5次瘟疫，但严重瘟疫出现3次。

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载《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一文认为，隋唐五代时期气候相对暖和，流行的疫病主要有天花、疟疾、痢疾等，另外可能还有鼠疫、流感、白喉等。

与其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宋元明清相比，隋唐时期疫灾相对稀少，疫灾频度约12.4%，其中盛唐所在的8世纪疫灾频度最低，而隋末唐初、唐末五代时期疫灾相对频繁，说明动乱时期是疫灾的多发期，社会环境对疫灾的流行具有深远影响。

至于疫灾的地理分布，隋朝是北方多于南方，唐朝与五代是南北基本平衡。

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三角洲。

李胜伟在《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中不认同唐代是疫病的低发期这一观点，他指出，关于唐代疫病的流行情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数字，但唐朝应是中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

唐朝的这31次疫灾，总的概率为每9.4年发生1次。

邱云飞在《两宋瘟疫灾害考述》（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6期）中不否认唐宋时期是中国疫病的低发期，认为瘟疫在两宋时期的发生并不平均，其间又有一定的不规则的韵律性变化。

两宋49次瘟疫有15次季节及月份均不详。

其他34次中，春季有11次，夏季有20次，秋季2次，冬季2次，夏季最高，占60%以上。

春夏两季为两宋时期瘟疫的多发季节，其中尤以三、四、五月最为集中。

从地域分布来讲，两宋时期的瘟疫共涉及现在的十个省区，这十个省区几乎占到了宋朝疆域的大半，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其中涉及浙江省的瘟疫最多，达28次，几乎占到了宋朝49次瘟疫的五分之三。

两宋时期瘟疫空间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生在都城的瘟疫次数较多。

总起来说，两宋时期都城共爆发瘟疫22次，占总次数的44.9%。

都城的瘟疫次数多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瘟疫的记载比较详备；

其次，当时都城人口众多，人口流动性也比较大，很容易形成瘟疫。

进入明清时代，疫病又进入一个高发期。

据陈旭在《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5页）中估计，明代276年中，至少有168年出现过疫情，总的疫灾次数在330次以上，其中大的疫情发生了75次。

明朝疫灾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特点：

在整个明朝历史时期，前期疫灾次数少，中期和后期次数多。

疫灾在季节分布上的基本特征是：

夏季最多，冬季最少。

在空间分布上，如果按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区域的地理角度划分全国，基本特点是中部地区偏多、南部地区偏少、北部诸省疫灾次数居中。

从南北方的划分方法来看，明显表现出南方较多、北方较少的特点。

导致疫灾出现的因素有很多，大体可以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类。

具体来说，前者包括大水、大旱、虫灾、地震、天气反常等原因，后者包括饥荒、战争或军事行为以及人群过于密集等原因。

在各种因素中，有的单独导致疫情，有的是交织作用使然。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一书中认为，清代的疫情在历朝历代中，从数量上居于首位。

其他估算，清代269年中全国发生大、小瘟疫149宗，其中，清朝前期的197年中有84年发生了疫病，后期72年中有50年发生了疫病。

但对此数据，有学者表示存疑。

王秀莲主编《古今瘟疫与中医防治——千余年华北疫情与中医防治研究》，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第13页）研究认为，清朝单是华北地区就发生大小疫灾556次；

余新忠则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中认为，清代江南地区一共发生大小疫灾就多达659.6次。

程杨、李海蓉、杨林生《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载《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依据对《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国灾荒史记》《人类灾难纪典》等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表明：

从时间上看，明清时期疫病的发生越来越频繁，清朝后期1840年以后，疫病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空间上看，明清时期疫病的分布具有普遍性和分布不均的特点，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的规律。

浙江省、河北省、河南省、福建省、山东省、江西省是疫病发生最频繁的省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病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梅莉和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一文认为，从疫病种类上看，明清时期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严重，鼠疫也时有发生。

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2页）中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除了各地普遍存在、早已成为地方病的天花、麻疹外，以霍乱、伤寒、细菌性痢疾和急性肠胃炎等肠道传染病为主，从清中期开始，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渐趋增多，疟疾仍为各地夏秋不时出现的地方病。

此外，还有大头瘟、蛤蟆瘟、羊毛瘟等一些尚不能确切判定其为今天的何种疾病的瘟疫。

总之，在历史上中国是大疫频繁发生的国家。

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一文指出，3000多年大疫史上有两个活跃期（2—3世纪、16—19世纪），且有愈后愈多之势，从百年一遇，到数十年一遇、数年一遇；

东部多，西部少，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最甚；

存在着灾害链，有旱疫、涝疫、饥疫等10多种灾害链。

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载《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的分析，还总结了以下规律：

第一，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在公元前770到公元1911年间，疫灾频度为25%，平均每4年中就有一年发生过疫灾。

第二，中国疫灾的时间分布不均衡，3—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14—19世纪的明清时期是中国两个疫灾高峰期。

疫灾频度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变化相关，大体而言，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也是社会相对稳定、国力相对强盛的时期，反之则反之。

第三，中国疫灾频度具有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性变化，较小的周期叠加形成较大的周期。

在世纪和千年时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气候的寒冷程度成正相关，寒冷期疫灾频繁，温暖期疫灾稀少，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寒冷期越长，疫灾频繁期也越长，3000年来，中国气候的趋干趋冷，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疫灾日趋频繁的长期变迁趋势。

第四，中国疫灾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城市重于乡村，都城重于一般城市，人口稠密地区重于人口稀少地区，自然疫源地区重于非疫源地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重于自然灾害少发地区。

第五，区域开发过程和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分布变迁起着重大影响，3000年来中国疫灾区域有从黄河中下游向外逐渐扩展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迁移的趋势。

2.古代中国疫病的影响

疫病的发生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也有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方面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领域展开了诸多研究。

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基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的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

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页）一书中认为，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

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

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载《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

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

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

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无不兵戎相见，虽然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不尽相同，但常有疫病的伴发和流行，因此瘟疫与战争的关系就引起重视。

瘟疫流行给国计民生带来损失，人民的生命财产深受其害，甚至影响战争的胜负。

反之，战争也带来瘟疫的蔓延和流行。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6—31页）一书认为，历史上记录与战争有关的疫病流行只有80起，占疫病流行总数的11%，反映了历史上的部分情况，瘟疫流行对战争影响有以下四种情况：

疫病流行而导致战争失败或罢兵；

疾疫流行兵员大减，影响战争进程；

军队远征，异地传播疾病，难民流动，扩大疾病传播范围，使战乱灾难更加严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进行细菌战争。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3—56页）一书中指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兵败赤壁，以致造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之局面。

曹操为何兵败于赤壁呢？

在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是曹军发生大疫所致。

曹军兵败赤壁的原因是众多的，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场大疫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这次在赤壁之战时曹军中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流行的十分可怕、凶猛的传染病中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它直接导致了曹军战争的失利。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一文认为，疾病影响到了唐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唐蕃双方都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双方的拉锯格局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中服从了自然规律的安排。

具体来说，唐军受到了高山（原）反应的制约，吐蕃军受到了天生惧怕炎热天气的体质特性困扰。

高海拔保卫了吐蕃的腹地，使其从来没有遭到过唐军的实质性威胁。

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对双方都会产生影响。

吐蕃得益于高原海拔，却受困于高海拔地带居民特有的惧怕炎热的体质特征，使得自己的军事优势在遭逢内地炎热季节时往往荡然无存。

高原使得唐蕃双方都有所得、所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双方斗争的局势。

总之，在历史上瘟疫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也可以延长战争的时间，使经济衰退，人口顿减，旧社会本来就灾难深重，瘟疫流行更是雪上加霜，家破人亡，甚至人相食，田地荒芜，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部分倒退。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1580—1644年》（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疫病的流行除了影响一场战争之外，还可能会导致王朝的更替。

崇祯初年，旱情继续发展，民变不断，群雄并起，起义的农民持枪执矛，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大地呼啸而过。

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旱灾又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陷入饥馑，军队的征战不断将疫情沿途传播，形成明末鼠疫扩散的动力之一。

华北社会在战争和鼠疫的共同侵袭下度过了明代末年的最后时期。

在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

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

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黄勇《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载《求索》2004年第2期）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疫病的出现，还影响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从汉末到魏晋，是道教兴起的重要时期。

道教之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混乱无序、黑暗苦难的时期酝酿成熟，除了分裂战乱这一因素外，还与当时疫病的盛行有关。

当瘟疫日益严重的时期，民间道教运动就会活跃起来，而且表现得异常极端；

当瘟疫之灾有所缓解的时候，道教运动就会变得相对温和起来。

道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瘟疫之灾，它为战胜瘟疫之灾提供了技术系统和信仰主义两种解决之道。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道教在汉末魏晋时期得以形成发展的原因非常复杂，瘟疫只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原因，它对道教的形成也许只有隐性的潜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绝不容忽视。

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病与文化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4期）一文认为，瘴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文化符号，其分布状态的改变以及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折射出的是岭南地区文化上的变迁。

这样的变迁，同样透过人们对瘴疾本身的认识过程表现出来。

瘴疾在病因病机上被纳入中医理论的范畴，瘴疾在辨证施治时被视作岭北的疟疾、伤寒。

医家在瘴疾的防治方面改良风土的努力，揭示出岭南地区的土著文化逐渐为中原华夏文化所濡化的内涵。

刘雪芹和曹礼龙《瘟疫与风俗关系之初探》（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认为，瘟疫与各种习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节日习俗都是原来预防或庆祝战胜某种疫病的活动，对瘟疫一般有预防作用。

人们生活中一些与瘟疫有关的禁忌与习俗，像用水与丧葬习俗都是促使瘟疫产生的重要因素。

通过长期的与杀伤力巨大、给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疫疾斗争，人们有了朦胧的认识和初步经验尝试，它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种活动与禁忌能把瘟鬼挡在门外，保佑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全，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畏惧而又无奈的心态反应。

3.政府与民间的疫病应对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疫病的发生、流行都会给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轻则危害人民健康，重则导致国家政权颠覆，所以，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历来颇受各朝代重视。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认为，长期以来，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得力的疫病防治措施。

由于疫病具有流行性、群发性、连发性、危害大、频率高等特点，因此，防疫救灾工作的统一协调措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王文涛《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一文指出，在两汉疾疫多发时期，两汉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抗疫救灾措施。

如发放药物、医治疫病、强制隔离病人等；

还减免田租、赋税，施放财物，开仓赈济，安置流民，节用抗灾。

赵曙《唐代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若干问题探析》（载《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认为，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

统治者也通过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赈灾送药、战争之后下诏埋瘞骸骨等手段防控疾病。

同样，与传染病流行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也同样受到重视，例如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

设置城市排污系统；

改善生活居住环境；

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等方面收效良好。

韩毅在《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6页）一书中认为，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宋以前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救治的局面。

这是宋代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宋代政府将“疫灾”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加以应对。

孟君和张大庆在《大众医学史》（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一书中指出，宋代政府除了疫病发生时的具体救治措施外，国家参与医书的收集、校勘、出版，开设国家药局，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乐于研究医学，医生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宋代开国之初，承唐制设太医及翰林医官。

除京师外，地方各州郡也设有医官，并有相应的考试规则。

宋代除设有医官院外，还曾以法律形式规定有关医生职业道德、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为了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北宋设立了官药局，这是世界医政史上的一个创举。

药局是官方经营的药业机构，以收购民间药材、制作并出售经炮制的药材或成药为职责，也参与政府组织的赈济医药的活动。

梁其姿在《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135页）一书中认为，到了元代，政府对医疗政策也相当重视。

与宋代相比，元代政府的医疗政策有其创新之处。

元统一中国后，在医学制度上虽有沿宋之处，但也有创新的政策，足以显示其对医疗重视之程度。

元代中央对医学训练学生之方式一如宋代之严格，在地方要找通医书之良医做医师，同时要求医学教授挑选医户或药家子弟中之优秀者强加训练。

进入明清时期，政府不再如前代积极推动地方医生的训练，亦不甚重视地方医药的资源分配。

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以继承，而且，明中期以后，也普遍没落，渐由原本的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9—220页）一书中认为，进入清代后，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

清朝的统治者连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废弛，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偶尔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疫情是天大的事情，直接关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