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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沈战役胜利后,孟泰跟随解放军从通化铁厂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鞍山钢铁厂。

望着千疮百孔、七扭八歪的高炉群,孟泰心痛不已,他冒着严寒,刨冻雪抠备件,迎着臭气,扒废铁堆找原材料,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收集起来。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工人都行动起来,短短数个月,回收了上千种材料,捡回上万个零备件。

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

到1949年6月7日,鞍钢炼出第一炉铁水,炼铁厂修复的三座高炉用的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

孟泰成为鞍钢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全国。

  1949年12月16日,重工业部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钢铁会议,确定东北为1950年钢铁生产的重点。

到1949年年底,鞍钢已经恢复了3座高炉、4座平炉、5座焦炉和3座矿山。

  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

中共中央于1952年5月4日批示:

“要集中全国力量首先恢复和改建鞍山钢铁公司。

”同时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

  

 千山

  千山古称积翠山,又名千顶山、千华山、千朵莲花山,素有“东北明珠”之美誉。

千山风景名胜区位于鞍山市东南郊,总面积125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区面积44平方公里。

共有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大佛景区、天上天景区、五佛顶景区和百鸟园五个游览区,景点300余处。

  千山为东北佛道两教圣地,佛道两教同居一山。

远在隋唐时期,千山就有寺庙建筑,清代中期,道教传八千山,相继建成了“五宫”,“八观”、“五大禅林”、“十二茅庵”等58处不同风格的庙宇和大量的碑、塔、亭、阁。

在千山大佛景区内,一尊天然形成的巨型弥勒大佛威严正坐山巅。

大佛身高70米、肩宽50米、头高10米,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千山一大奇观。

  千山春天梨花飘雪,夏日郁秀滴翠,秋时漫山红叶,冬季银装素裹,植被覆盖率在95%以上,百年以上古松万余株,盛产梨、山楂、榛子,核桃等。

  “三大工程”

  “一五”时期,中共中央将建设鞍钢列为“重中之重”。

  鞍钢进入大规模建设和发展时期,最初的表现就是人口迅速增长,当时从全国48个城市70多个单位集中了55000多人开赴鞍山,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500多人,当时被称作“五百罗汉”。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建高潮在鞍钢掀起,重点进行了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炼铁高炉“三大工程”建设。

  1953年,鞍钢三大工程相继完工,鞍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恢复和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有了钢,就可以搞建设,盖厂房、造机器、造汽车、造拖拉机,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之初,用的钢板都是鞍钢生产的。

  当“三大工程”建成投产时,毛主席给鞍钢职工发来了贺电。

鞍钢把第一根无缝钢管切下一段,献给了毛主席,《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手捧第一根钢管的新闻照片。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给鞍钢全体职工复信祝贺“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无缝钢管厂

  我国第一座无缝铜管厂,目前以三套热轧无缝铜管机组为“龙头”,以石油管加工生产线和冷拔(冷轧、旋压)生产线为“两翼”,具有年产40万吨能力的大型无缝铜管生产基地。

其主导产品有高,中、低压锅炉管、厂油管、地质管、合金管、汽车半轴套管、厂油裂化管、化肥管和结构管等,应用于冶金、化工、机械、石油、电力、航天、船舶、军工等行业。

  炼铁总厂7号高炉

  炼铁总厂是鞍钢发展历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工厂之一,是一个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企业,自建厂以来,英雄人物不断涌现。

  当年,以孟泰为代表的鞍钢工人以主人翁的情怀和战天斗地的气概,恢复7号高炉生产,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争气铁”,7号高炉曾被誉为“高炉王”。

  鞍钢大型轧钢厂

  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具有最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轧铜厂,是我国重轧生产基地之一,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修铁路、建厂房、桥梁,以及巨型机器的机架、机座等的材料、轮船兵舰上的龙骨、拖拉机上的履带、制造无缝铜管的管胚,都由大型轧钢厂轧制。

  “鞍钢制造”无处不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鞍钢就为新中国造船事业的发展,开发出了中国万吨巨轮所需要的2C、3C,4C造船板。

新中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所用钢材就是由鞍钢生产的。

我国目前建造的最大的30万吨超大型油轮中,鞍钢船板使用比例达9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产一,二代主战坦克全部采用鞍钢研制的“603装甲板”,而我国第一颗地对地弹道式火箭所用的蒙皮和内外壁用钢板均为鞍钢生产。

  鞍钢是我国铁路重轨生产基地,重轨产品已经用于京九铁路,青藏铁路,秦沈客运专线等重点工程,还为胶济客运专线提供了批时速为250公里的单根百米长钢轨,这条客运专线因连接着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地青岛而被誉为“奥运专线”。

在“水立方”项目中,鞍钢共提供8000多吨优质钢材,约占“水立方”所需建筑结构用钢的三分之二。

  三峡水利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工程,上海磁悬浮列车工程……“鞍钢制造”无处不在。

 

  鞍钢宪法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广大基层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对社会上盛行的长官意志,一言堂,不尊重科学,浮夸蛮干等官僚主义行为产生反感,尤其对苏联式“一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

于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出现了一场革命,诞生了一个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被毛主席命名为“鞍钢宪法”。

  马钢宪法

  解放初期,鞍钢150万吨的生产能力,几乎就是中国的全部钢产量。

  1956年,随着“156项”的引进,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

这时,很多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随同专家回来的是一批到过苏联学习的干部。

同时也带回了苏联“三大件”——皮夹克,波罗的海收音机和俄国老婆。

不知不觉中,当初那些穿着破棉袄,腰系麻绳的“进城干部”也渐渐地洋气起来。

  那时,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很大的。

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

但同时,苏联的集权化管理方式也被引进到了中国。

  前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俄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规程、规范,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马钢宪法》。

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苏联标准。

  在苏联专家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也被照搬过来。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核心是实行“一长制”。

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制度。

  但是,苏联经验的照搬,并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

随着“一长制”的推行,领导干部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变得难以沟通了。

  如果说《马钢宪法》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使用空间的话,那么把苏联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则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广大基层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对苏联式“一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

“鞍钢宪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双革”运动

  1953年起,鞍钢有步骤地加强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和责任制。

仅技术管理而言,1953年到1955年间,鞍钢共制定和修改技术标准243种,技术规程417种,建立与健全了各项技术规程和质量监督工作,但并没有产生轰动全国的管理经验。

  当时的一初轧厂是日本留下的德国克鲁伯轧机,年产150万吨,二初轧厂是苏联乌拉尔重型厂1150轧机,年产180万吨。

解决初轧机产能不足的问题,成为提高鞍钢产量的瓶颈。

解决这个瓶颈的就是初轧机超压下实验,苏联的管理规程是很严格的,对轧机的压下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对压下规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风险,做出了成绩鲜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将意味着必须负法律和政治责任。

  当时二初轧厂的孟泰对初轧机超压下实验非常支持,孟泰对工程技术人员宋必达十分重用和信任。

“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出了事我来担着。

”正是有了这样的干部参与,才使得初轧机超压下实验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

初轧机超压下实验终于结出了果实,这便是双锭轧制和七双经验。

初轧机的产量几近翻番地增长,达到年产320万吨。

经验推广到鞍钢全公司,各厂纷纷响应,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开展起来。

这就是鞍钢“双革”(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由来。

  毛主席论管理

  50年代中期,毛主席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的,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地运用。

”1957年,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

“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它错误的那一面,就可以少走弯路。

  1958年,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寻找套中国企业自己的法则。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他说: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鞍钢雷锋纪念馆

  鞍钢雷锋纪念馆总面积400平方米。

展区共分为四个部分,即雷锋在家、雷锋在鞍钢、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踏着雷锋的足迹。

馆内共收录图片248幅,实物80件。

  纪念馆前面停放着“雷锋号”推土机,雷锋到鞍钢后最早是一名推土机手,“雷锋号”推土机原为斯大林80号推土机,是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煤车间当工人时驾驶的。

  在这台推土机上,雷锋初步实现了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理想,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红旗手,还作为先进生产者参加了鞍山市青年社会班底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鞍钢报告

  根据全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的通知和省委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经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已占全区工业战线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出现了领导干部,新老工人,技术人员、勤杂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在鞍钢实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大专学校师生,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甘落后,你追我赶,竞相革新的大好局面。

  鞍钢职工干劲很大,许多厂矿职工,为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下火线。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在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兴奋地说:

“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

  鞍钢提出大搞技术革命规划时,有的干部认为“设备是第一流的,轧辊是国外进口的,轴承是国外设计的,改革设备违反设计原理”,“谁也解决不了辊道掉牙的问题”,说得技术革命比上天还难。

而提出生产规划时,有的干部认为生产中的潜力已经挖尽,再发展必须增加场房四处,吊车七台,工人五百名等,按照他们的办法,也只能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四十。

  厂党委坚决地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论调,发动群众,不断进行思想革命,鞍钢第二初轧厂组织了153个三结合突击队,采取“七包”,即包思想发动,包提出方案,包进行试验、包技术鉴定,包组织实现,包总结推广,包纳入规程,发挥了显著作用。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前几年就提出了“三化”口号,但是过去只是依靠少数人搞,搞了几年也未实现。

现在把任务交给群众,大干了十天,就实现了“八化”。

  毛主席批示

  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3月22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为该报告写了近700字批示,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7,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女贵制。

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

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进入第三阶段。

主要表现在工人参加小组管理方面:

小组管理的内容更加丰富了,管理范围逐渐扩大了,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基本实现了人人参加管理”;

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参加劳动的形式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改革规章制度方面主要是破了根据一长制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两参改三结合的制度,根据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的原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大减少了科室业务工作量,使干部有更多时间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也为工人管好小组生产工作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在三结合方面,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的三结合,不只是在技术工作上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而且是企业管理工作上专业管理与群众参加管理紧密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

  实践证明: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不仅是当时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和调整企业内部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也是广大职工学习政治、学习管理知识,学习生产技术和学习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笔记:

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可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同时,也有利于干部改造思想,避免过于浮夸,密切干部群众的关系,实现正确的领导和指挥方式。

这样就会从根本上避免了领导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为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技术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群众参加管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

因而,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

在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工农群众、干部和技术管理人员的三结合,这是企业管理上的新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结合使领导和群众、工农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不仅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促进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发展。

  “马宾宪法”

  毛主席命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鞍钢宪法”,马宾功不可没。

这期间,还有毛主席戏称“马宾宪法”的趣话。

  东北解放后,马宾出任鞍钢总经理,在他领导下,鞍钢出了许多著名劳模,如孟泰,王崇伦等。

但出乎许多人意料,马宾放着总经理不干,却要去念书。

1951年到1956年,马宾到苏联西伯利亚所大学读冶金,读了四年本科加上一年研究生,当年的中学生成了“硕士”(苏联时称副博士)。

  回到鞍钢,让他再当总经理,马宾却执意干生产总指挥。

因鞍钢经验报告是马宾执笔写的,毛主席曾当面对马宾笑语:

“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鞍钢宪法”是几十万鞍钢职工的创造,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

他们还在继续创造,是要“中国式”(“中国特色”),但更是社会主义方向的创造。

马宾说:

“我们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学习。

  推广“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批示后,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积极生,创造性十分高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

如洛阳有色加工设计院和洛阳铜加工厂研制的“三机架冷连轧可控硅供电”,郑州轻金属研究所研制的“铵光卤石法炼镁”等,这些成果不但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而且经济效益也非常显著。

  工业战线上各级领导,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转变领导作风,在生产第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密切了干群关系。

有的厂矿还实行“三三制”,规定干部1/3参加劳动,1/3调查研究,1/3坚持做好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促进了机关工作人员作风的转变,摆正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使广大生产工人受到鼓舞。

正如工人所说:

“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领导带头干,群众劲更高。

  通过学习“鞍钢宪法”,不少冶金厂矿企业都建成了一个团结战斗,廉洁高效的领导班子,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对于执行制度,各企业都能做到一个“严”字,严格要求,严格对待,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首先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做遵守制度,执行纪律的模范。

  在加强企业管理中,有不少企业还特别注意发挥老工人,老劳模的作用,重大问题主动征求他们意见,重大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碰到技术难关主动请他们出来当“诸葛亮”,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大庆是中国工业战线上一面久不褪色的红旗。

大庆经验基本内容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外,还包括“三条要求,五个原则”、“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内容,是“鞍钢宪法”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工人民主管理基础上落实岗位责任制,实现了企业内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管理体制。

  “鞍钢宪法”精髓

  用“宪法”一词来形容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这套企业管理办法,表现了毛主席对它的高度欣赏和充分肯定,也表达了毛主席对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且有实效的工业管理方式的迫切心情。

  鞍钢创造了“鞍钢宪法”,是工人民主管理探索实践的成功经验总结。

它一方面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厂长经理体会工人处境,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特权,保证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强调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为了自己利益在企业有说话权和管理权,从制度上保护工人权益,进步确立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鞍钢宪法”成为我党领导工业企业的指导方针。

它对于调整企业内部的各类人员的相互关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大作用,各行各业,许多企业因此而获益,中国石油工业突飞猛进、核工业的诞生,航天工业的从无到有……无不体现着“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

  中国能够提出“鞍钢宪法”,并得到毛主席高度肯定,这是与中国长期革命战争期间形成的深刻的群众运动经验分不开的。

干部和工人分工虽不同,但都是主人翁。

正是这种“主人翁”地位的优越感,以及长期享受“领导阶级”的政治待遇,鞍钢才会出现“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才能在鞍钢通过并施行。

企业管理重器

  鞍钢创造了“鞍钢宪法”,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史上第一次管理创新。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些新兴企业也对企业文化建设做出积极的探索,和“鞍钢宪法”一样,华侨城有《华侨城宪章》,华为有《华为基本法》,都是企业管理法方面的探索。

  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谈到企业成功因素时说:

“我相信,一个公司惟有在一个哲学的方针受到遵循时,才能成功。

  作为中国企业重器,“鞍钢宪法”影响了一大批新兴企业家。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哲学的烙印。

  华为是当今中国最令人瞩目的企业之一,任正非则是中国企业界最为人熟知的“学毛标兵”,直到今天,任正非仍然坚持学习与应用毛泽东思想。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华为,每个人都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沟通与交流。

据称,华为在内部还有例行民主生活会,不变的主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华为基本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制定的第一部系统的企业管理大法。

华为基本法凝炼、概括,涵盖华为的理念、方针,政策、目标,文化与精神,使每一员工以此为规范,有所感悟,有所体验,有所心得,使华为的文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以此向每一个员工传递,重塑每一位员工,使之溶入到每一个华为人的血液呈。

  《华为基本法》中,不仅容纳文化与理念的内容,还包括华为的发展战略、组织形态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基本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产品与技术政策等大政方针,同时还有基本的业务流程、员工守则等规章与制度。

  “鞍钢宪法”为《华为基本法》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如加大各部门的管理含量,提高管理的科学水平,造就“销售员+工程师”和“工程师+销售员”队伍,由基层培养与选拔管理者,优化管理队伍,研究开发面向市场,面向客户等,此乃“两参”的现代版本。

  又如,建立新的绩效考核体系,工资福利制度,重整业务流程,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加强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对公司发展战略,组织的研究等,这是华为版“一改”。

再如,协调各部门的关系,规范各部门职能,实行任职资格等级制度,职务轮换与工作地轮换,员工淘汰机制等,为华为版“三结合”。

  曾有记者采访时问万科的王石:

“您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吗?

  王石回答:

“应该说价值取向是很明确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讲究一个是鞍钢宪法,一个是大庆精神,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就是参加社会实践,参加劳动,三结合就是干部、技术员、工人,在我的印象当中,改革开放学一些管理的时候发现中国很多东西是日本学习的,鞍钢宪法是日本人学习的,鞍钢宪法在万科是贯彻的,再一个是大庆精神,大庆精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儿,优秀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丢掉,像这种基本的传统的东西,在万科是牢牢地树立的。

  墙外花更香

  对“鞍钢宪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

托马斯教授评价说:

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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