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先秦文学概述+文学源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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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宍”，古“肉”字。
这首民歌简短、质朴，诗句整齐，有和谐的韵律，是比较古老的歌谣。
一说：
反映先民为死去的亲人守护尸体时的情景。
《吕氏春秋·
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
候人兮猗。
“禹行功。
见涂山氏之女。
禹未之遇。
而巡省南土。
涂山氏之女。
乃令其妾候禹于涂。
女乃作歌。
歌曰：
候人猗兮。
”现安徽怀远东涂山有望夫石，相传即为涂山氏所化。
这也许是最早的爱情诗了。
这也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
（传说此女为治水的大禹送饭，见其化为熊，羞愧之下，化为石头。
大禹向石头索要儿子，石头崩裂，夏启诞生。
）
此外还有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
除了歌谣以外，远古时期还有一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
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
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诗乐舞合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
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
大概到了和平安定的“神农氏”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葛天氏部落的乐舞中窥见一斑。
人们在这一时期常用当时艺术的最高形式——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自然力、祖先以及对“图腾”的崇拜上。
他们甚至相信，音乐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能感动、媚悦神灵，它可以使自然听命于人。
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
《史记·
司马相如传》载：
“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
“操牛尾”是描写他们歌舞时手拿牛尾做道具，“投足”是说他们用踏脚来打拍子，是一种舞蹈的姿态，“操牛尾”踏歌而舞，所歌八阕：
“载民“（即“始氏”）歌唱祖先的由来；
“玄鸟”歌唱原始部落图腾；
“遂草木”“奋五谷”歌唱草木茂盛、五谷的生长；
“敬天常”“依地德”反映人民对生产有关的气候、土地的重视，遵循自然法则。
“达帝功”反映了先民的宗教信仰。
这八阕有诗，有音乐，有舞蹈，是三者的结合。
这三者结合是早期诗歌发生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中，可以看出，记载中原始先民的那种“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姿态。
在这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里，有3组舞者，每组5人，从他们手挽着手列队舞蹈，包括舞者头上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和每人都有一个小尾巴来看，很有可能是一种扮演鸟兽的舞蹈。
除此而外，在我国的许多地区所发现的岩画中也可以看出乐舞的历史痕迹。
前面所说的“诗乐舞合一”主要针对诗歌而言所谓，《诗经》在西周时期最早就是礼乐之歌舞。
“文史哲不分”，是就杂文这个领域而言，先秦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就是历史著作，《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也可以看作哲学著作。
但周易又是占卜之书，《论语》又是语录，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读懂这些书，不能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入手，要有历史的眼光，把他们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
在文学史上，先秦是中国文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因此，在文学史的开始阶段，不仅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掺杂在各类文章之中，得以培育生长，而且语言表达的一般技巧的发展成熟，也对文学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这个时代，文学同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我们既需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把许多哲学论文、历史著作包容在先秦文学史中。
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
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
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
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
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
一般认为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
《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
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从群体特征而言，先秦文学作者有以下流变。
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
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
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
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
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
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
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
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
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在先秦文献中，历史著作构成重要的一支。
早在文化由官方掌握的时代，其中心就是巫文化和史文化。
最初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师不仅主持占卜、沟通人神，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
以甲骨卜辞为例，它既是巫师占卜的产物，又是巫师收存的“窖藏”，其意义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档案馆。
到周代，巫的作用逐渐退化，于是才有了专门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统治者言论及国家重大事件的史官。
《汉书·
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现存《尚书》大约是周王室史官保存的历代文献汇编，《春秋》则是鲁国官史。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也都有统称为《春秋》的史籍，不过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至今。
以后，随着文化下移到社会，官方的资料也有流传出来的，于是出现由“士”编纂的史书，即《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类，这可视为史官文化之流变。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
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屈原以及《离骚》也是贵族文学。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
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
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
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上古文化与夏商文学：
关于中国的古史，古人一般认为始于“三皇”或“五帝”，以后是夏、商、周三代。
现在看来，“三皇”、“五帝”都是无法证明的传说。
夏王朝的存在，虽为许多学者所相信，并有不少人认为传说中禹的儿子启以子继父，改变领袖由公众推举的惯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但这些至今未有确切的文献可供证明。
我们只能说，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国，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文化的晚期。
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思想，使得前人习惯于把中国的远古社会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并为之虚构出某种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说，便由此产生）。
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相互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相隔较远、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有显著的区别，说明彼此之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特别是八十年代三星堆的出土，更说明上古文化的丰富性。
有人说：
“我们以前描述的历史太清晰，幸好有三星堆。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然而，三星堆的出土又让我们对五千年的文明进一步有了信心。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
上下五千年"
，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
而"
三星堆"
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
比如：
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
河南安阳出土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铜方鼎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
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然而，三星堆文明还没有文字记录。
但是，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汇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了主导地位。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族群、邦国之间，为了夺取土地、人口、财富，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发生战争，导致相互兼并和国家机器的成熟。
这个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来得剧烈。
在中国古代的南方，气候湿热，多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相当丰富，维持生存也比较容易。
因此，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从事大规模的战争，既没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的自然条件。
于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长时期中维持下去。
而在天然物产缺乏、却便于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的黄土高原和黄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为强大的群体，以展开生存竞争。
我们可以注意到：
无论传说中的还是信史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等等，多发生于北方。
夏姑且不论，商、周作为中国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兴起于黄河流域。
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
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
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们所发生的影响也更大。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华北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
清末，有个叫王懿荣的官吏，他非常爱好考古和文字学。
一次，他在生病时，正在对着处方查看药味，突然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刻有许多的花纹，而且那绝不是天生的纹路。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花纹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耐人寻味。
居于丰富的学识和大胆的猜测，他认为这是古时的一种文字，并下决心弄清这些“字”的来历。
不久，他得知这些龙骨是从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贩运而来的，而其中有“字”的则是从河南安阳西北5公里的小屯村运来的。
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这个地方正是殷（商）代的国都所在地。
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
其形式简朴，文句单一，言辞简练经济，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表达方式，如：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又如：
戊子卜，？
贞：
帝及四夕令雨？
帝弗其及今四夕令雨？
王占曰：
丁雨，不？
辛。
旬丁酉，允雨。
（今译：
戊子日占卜，？
问道：
上帝到第四天晚上允许下雨吗？
又问道：
上帝到第四天晚上不允许下雨吗？
时王武丁占视兆相认为，丁酉日下雨，辛卯日不下雨。
第十天丁酉日，果然下雨了。
现存所有卜辞，均是就战争、祭祀、农事等各项事件问卜于鬼神，以确定凶吉可否的记录，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氛。
这些简单的占卜记辞是巫卜人员在努力探求未知命运的过程留下的特殊的文字符号，体现出先民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前行摸索的精神状态。
在大量占卜实践过程中，这些刻写在龟甲兽骨等特殊载体上的文字符号，就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言辞体式，并成为占卜类文体的滥觞。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
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
特别是它有助于把文体特征稳定凝固下来。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周原先是主要活动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
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武王伐纣，取代了商的地位。
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
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
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４７５）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
周的国家组织要比商来得严密，文化也比商更为成熟。
由于周王朝重视利用宗法纽带维系王室与同姓邦国、姻戚邦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其意识形态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义，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
但是，同商代比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间权力的唯一来源、人间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祸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时也称为“帝”或“上帝”，更多的场合是称为“天”。
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无上权威。
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样，随时参与人间的活动，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改变“天命”。
“天命”的授受，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
在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
同时，人本身的行为，有了更大的决定意义。
随着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关于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有“礼”的建设。
通过礼，周文化在多方面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运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确立等级秩序。
这一点在《春秋》《左传》等史书里多有记载。
《诗经》也是制礼作乐的产物。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礼乐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
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
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
如《尚书》、《春秋》等。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
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王的权威。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代集权皇帝的权力。
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
所以，自古以来各个族群，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相传商有三千余国，周初也有一千余国，春秋时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更只剩十余国。
周初所建立的邦国，范围都不大，经过不断兼并，春秋、战国时出现了一些大国。
它们拥有远远超过王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自然也就拥有了远远超过王室的权威。
大国之间的武力争夺，导致中国最终走向统一。
南方的国家，如吴、越、楚，原本处于中原联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义上的关系。
到春秋时代，它们也投入了各国间的武力竞争，由此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
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诸子散文，属于讨论政治、哲学、伦理等问题的思想性著作。
因为它是在论辩争鸣的风气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逻辑愈严密，使用的修辞手段也愈丰富。
如果说历史著作主要发展了文字的叙事能力，那么诸子散文则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这对后代包括文学散文在内的各种文章，当然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先秦诸子在论说事理的过程中，还经常引用寓言故事帮助说理，不但散文，诗歌在战国后期也得到重大发展。
《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
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
试以《左传》、《战国策》与《尚书》、《春秋》相比，以《庄子》、《孟子》与《论语》、《墨子》相比，我们会得到十分强烈的印象。
这样一个总的时代气氛，对《楚辞》的产生必然有重要影响。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
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
丰饶的天然物产使南方人民的谋生活动较少艰难，曲奥多变的地貌和丰富多采的植被容易培养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未曾消退的、相信人与鬼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导致种种奇幻的想象。
《楚辞》表现了更丰富的情绪和美感。
秦、汉统一以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
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典范而存在。
当人们需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与道德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往往标举“风雅”，同时也常常有人把《国风》——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作为抒发朴素的真情的榜样来推崇；
而期望以美丽的语言抒发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诗人，多效仿《楚辞》。
有时加上一部《庄子》，“庄骚”并称，更具有思想自由翱翔的意味。
第一章 上古神话
【教学设想】作为先秦文学的起点，要把远古神话的产生、发展、流变的过程梳理清楚。
注意将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比较，探讨中国远古神话的特点。
重点和难点：
几则神话材料的解读、阐释、理解。
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和价值
一、什么是神话
古人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神话”这样一个词汇，也没有“神话”这样一个概念，有之但有“怪”、“神”、“谐”、“异”等称，含义约略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话”，或我所说的“广义神话”。
但是以这类词语（还有复合词“神异”、“神怪”等）撰著的书籍，内容却极为复杂，多有涉及野史杂闻，并不全属神话。
神话是什么？
一般认为，神话是古代人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口头创作的神异故事，表现了初民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力。
茅盾先生曾下过一个定义：
“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颂，却确信以为是真的”。
（《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63）。
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人类童年时代。
面对林林总总的天地万物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注入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日月运行、风云雷电等，先民感到迷惑惊异、神秘莫测，自然界的无穷威力甚至使他们恐惧，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崇拜思想，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
“神”的产生，意味着神话时代的开始。
神话对先民很重要。
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
比如保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的意义与合理性。
如鲧、禹、夏启统治谱系的承传。
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
如女娲造人。
再次，在神秘莫测的世界中先民积累了很多强烈的情绪体验，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如九个太阳、后羿射日等故事。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开放的艺术奇葩，以特殊的形式反映了初民生活和历史，展示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具有鲜明的原始性、超自然性、幻想性。
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滋养也是后世文学艺术的土壤。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山海经》是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古籍。
这部书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或西汉初期。
其作者以及性质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一部地理书，鲁迅说它是一部“巫书”。
不管怎么说，它里面保存了很多远古神话，其中有不少神话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
一、神话的类别。
神话的内容丰富复杂，主要有：
1、创世神话
对于世界的形成和人类起源的探索，是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后乃有三皇。
这则记载出自三国人徐整之手，形成文字较晚，但渊源古老。
天地混沌如鸡子的观念，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东西方不少民族的创世神话里都有宇宙开端之核心是蛋即“圆”意象。
由蛋孵化动物的直观印象，进而生发出带有哲学意义的“蛋”的具体形象，这种思维的神秘性、混沌性、象征性、以及借助于直观事物来传感和领悟的特征，正是原始思维的本质特点。
此外，《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纪年历》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
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海，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这个故事体现了原始思维中人和自然相对应的原始思维。
2、始祖神话：
对于人类的起源，同样充满好奇。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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