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经济学案例第一章绪论案例与分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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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重商主义认为：
应重视商贸和新版图的开发，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看起来好像永无枯竭。
重商主义者认为随着国家的人口增加，国家征收的贡税也增多；
人口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多，用于出口的商品也就多，因而能换回外国货币，即金银也多；
人口多，兵源丰富，可以用武力去占领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更多金银，掠夺更多的财富。
这个时期，因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使农业极其衰落。
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重农主义，他们认为：
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产品，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其代表人物是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他强调人口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人口是国力和财富的象征，主张采取稳定和鼓励农村人口增长的政策，这一观点构成其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是早期经济学发展的萌芽，没有形成经济学体系，而资源经济的朦胧思想只是零散分布于经济学思想中间。
二、古典时期的资源经济思想
从17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时期，资源价值论的最早思想萌芽起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
配第和休谟（DavidHume,1711～1776）。
随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亚当·
斯密、杰文斯、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他们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
自然资源的稀缺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得到解决。
由资源的稀缺性产生的环境资源的分配和利用问题是环境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并影响了古典经济学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使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逐渐发展占据了主流地位。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
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在其《税赋论》（1662）中提出著名的论断：
“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
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财富生产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人口数量过少或不足，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劳动和土地（这里土地是全部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代名词）是价值的两个并列的源泉。
他奠定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也成为资源经济学最早的思想萌芽。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Adam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1776）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
财富是物质产品，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的积累和分工来发展生产。
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价格调节机制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核心思想外，还认为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商品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稀缺资源的分配而非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靠，最多产和成本最低的资源开发可以调控价格。
农业具有超过其投入的产出，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不是土地稀缺，而是资本积累规模和劳动投入量。
斯密不曾对矿藏的成本和可得性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矿藏的可得性抱着完全乐观的态度。
因为像煤等自然资源储备总会存在木材等替代物，所以价格水平总会由于替代性影响而存在限度；
至于金银等贵金属和钻石，因其缺乏替代品，所以他们的价格不存在有影响力的约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是边际主义理论的先驱者，是相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认为：
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表现在资源市场上价格的上升，相对稀缺来自于自然有限的再生能力，收益递减原则只适用于农产品和鱼类供应，不适用于储存有限的矿物产品，但是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却仍然能通过较高的市场价格得到反映，在出现市场失效、生产外部性和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就难以反映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
他相信自由经济导致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其论证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
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使资本积累停止，人口保持稳定，经济进入稳定状态，最终会停止，尽管对外贸易会暂时延缓这一过程。
在资源的产出问题上，他看到了技术进步在促进生产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技术与资源稀缺间可以进行一定的替代，技术是解决人与环境冲突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技术往往是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认识到技术进步会把越来越差的资源纳入开发利用的范围，也没有强调出不是资源的有限而是资源的质量导致的地租的差异。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是绝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
在其《人口原理》中表明了关于人口增长与资源产出增长比例关系的著名观点：
即人口增长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等资源产出的增长却呈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加限制，那么，抑制人口的增长就只能是依靠战争、瘟疫、饥荒等手段。
构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原因是人口和劳动力而非环境质量下降。
增长的人口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表现或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
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会因报酬递减以及消费不足而引起增长停止。
现代经济学将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制约人口数量的思想命名为“低水平均衡人口陷阱”，简称人口陷阱论。
虽然马尔萨斯忽视了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生产力，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人口增产趋缓，以及政府对人口能有效控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他所揭示的要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否则人类将面临自我设置的“生存困境”的思想，对以后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
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提出了静态经济论与自然和谐论思想。
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62）中对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资源稀缺观点全部进行了吸收，并从技术进步上加以发展和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
劳动、资本以及自然是任何社会生产必备的三种要素。
土地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土地报酬递减律。
矿物燃料的开发利用突破了报酬递减法则的限制。
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并引起利润下降、地租上升以及工资上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停滞状态。
关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界限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均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水平，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景的大量消失。
穆勒的结论是：
“生产的限制是两重的，即资本不足和土地不足”。
虽然穆勒的理论没有明确稳态存在的条件，但却第一次提出了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问题，并揭示了如果人类社会的产出超过自然所允许的限度，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失衡。
从这以后，环境问题就被正式纳入到了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中。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斯坦利·
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人。
代表作有《煤炭问题》（1885）等。
稀有物品的价格将是昂贵的，顾客争相获得额外单位，将会使物品如钻石和银子，产生出高额的市场价格。
不可再生资源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稀缺性约束，是制约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
他警告说英国最有价值的煤层的急速消耗，煤炭储量不久将被耗尽，开采成本会增加到工业不再能够正常运转的极限点。
三、马克思的资源环境观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
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对资源与环境的思想体现在《资本论》（尤其是第三卷）和《剩余价值论》中，其理论核心是劳动价值论。
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与商品的物质属性相关的使用价值，二是与生产劳动相关的交换价值。
他提出：
“劳动力和土地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关于财富，他认为：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
由于劳动强度不同，自然资源提取部门可以创造最高的剩余价值。
关于资源价值，他认为：
资源可以源源不竭地得到，因此用户成本是零或接近零。
并认为当前的提取削弱了拥有者延期提取的未来利润。
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不存在收益按比例递减的情况。
因为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和制度的变革会使未来的富足可能比稀缺更真实。
关于地租，他认为：
地租不高是自然资源提取部门的总特点。
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馈赠，即使没有任何人力劳动成本，它也具有重要的交换价值。
地租是和土地私有制相联系的剩余利润的一种形态，地租不会使劳动价值论失效。
随着社会进步如果低劣的土地被投入垦殖，地租将会在旧有的肥沃土地的地租基础上上升。
积累是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被要求与越来越多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并行发展。
关于制度，他认为：
基于多种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使土质恶化，当土壤被以最疯狂的方式使用情况下，制度将不可持续，危机是工业进程中固有的。
马克思对从资本主义废墟中崛起的新阶级社会下未来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富余状态持乐观的态度。
四、新古典时期的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延续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思想下，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法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家明确了资源最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并从只重视生产研究转向消费和需求方面研究，从全社会角度研究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其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福利经济学中。
在资源价值方面，更强调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侧重于分析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水平。
为解决环境问题，多实行以市场为依托的政策刺激手段，比如税收制度等；
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多采用制度学派的分析方法，从产权制度和政府行为等方面来完善环境管理等；
在经济增长与资源变量关系的分析方面，更加重视可更新资源、可改造资源，如人力资源等与绝对资源极限的互补或替代上。
1．庞巴维克和索利的边际效用价值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vonBohm-Bawerk,1851～1914）在1884-1887年在其《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和《资本与利息》的著作中提出：
市场价格本身就是边际价格。
土地地租与矿藏地税在理论上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矿藏的回报率一部分是由价值下降、一部分是由它们的资本化价值的利润决定的。
前者反映了提取进程而带来的矿藏价值的下跌，后者本质上和从土地上得到的净回报相同。
索利（Sorley）在1889年用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
他分析了税费对煤炭和钢铁业的影响后指出：
固定地租、单位矿区地税和通行费对土地拥有者能够提供保护作用。
次级矿藏不能无限的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持续的。
最终的矿产资源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产一旦涉及价格，对其征收矿产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
他认为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资源的价值分析。
2．马歇尔的资源经济学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和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善于贯通百家，把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综合而成折中的理论体系。
其资源环境思想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外部性，马歇尔首次尝试通过引入外部性的概念进行经济分析，他最早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概念。
在《经济学原理》中他提出：
“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
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
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称为内部经济。
”外部性产生于商人没有支付市场外部的成本而分享了外部的利益。
（2）关于稀缺性，他承认资源稀缺将导致产品价格升高，但否认稀缺构成经济增长的约束，他认为趋于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将刺激农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减弱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限制。
在出现政府干预、市场失效和生产外部性情况下，市场价格更难以反映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
（3）关于矿业和农业理论，他认为：
收益递减原则适用于农产品和鱼类的供应，对储存有限的矿物产品不适用，但是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却仍能通过较高的市场价格得到反映。
因为矿产资源的开采能力不仅与开采的投入和逐步加大的开采难度有关，而且与矿产资源的耗竭速度有关。
如果开采初期就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并以较快的速度开采，则同样储量的矿产只能持续较短的开采时间。
因此，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远比农产品复杂。
（4）关于资源价值，他认为：
自然资源除了作为生产性输入外，还向人类提供休闲和生产性服务，这种环境服务功能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是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功能，由于生产的外部性影响，环境重要的服务价值常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并未计算在许多产品的价值中，从而加重了环境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反映，并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得到消除。
从马歇尔时代开始至60年代，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恶化问题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
随后的拉姆齐（（F.Ramsay）的优化增长理论和哈罗德（H.Harold）对耗竭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支持了马歇尔的思想。
因此，马歇尔否认绝对资源稀缺约束可能性和认为经济上有用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都能通过市场价格得到反映的观点在60年代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
3．庇古的福利经济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阿瑟·
庇古（AutherCerilPigou,1877－1959）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和“公共财产”概念的创立人。
（1）提出庇古税的概念。
他于1920年在他的老师马歇尔研究外部性问题的基础上，发表了《福利经济学》，指出：
边际私人净产值与社会净产值的背离是产生外部性的原因，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是政府征收“庇古税”。
之后，许多经济学者按“外部成本内部化”原理，不断丰富着庇古税理论和应用研究，强调政府采取经济政策，例如，价格机制以及税收、信贷、罚款、赔偿等手段，使社会损失纳入私人厂商的生产成本，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施征税，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施奖励和津贴，从而使边际的社会收益与边际的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减小。
这成为政府管制自然资源供求和干预经济合理性的重要理论基础。
（2）提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
庇古提出的内部经济是厂商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时就是内部经济；
反之，厂商的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时就是内部不经济。
若厂商的行为给其他厂商及其他经济主体带来无须付酬的利益，就是外部经济；
反之，若厂商的行为给其他厂商及其经济主体带来得不到补偿的损失，便是外部不经济。
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不同。
马歇尔所指的外部性是企业活动从外部受到影响，而庇古所指的是企业活动对外部的影响。
在分析环境污染时的外部性是庇古意义的概念。
（3）提出福利的效用评价与财产转移论。
庇古认为：
福利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对于个人，如果一个人欲望稳定，他持有一种商品越多，那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持有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持有量所获得的效用就越来越小，直至为零。
对于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
关于财产转移，他认为：
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两种办法：
一是自愿转移，即拿出一部分财产兴办教育、保健设施；
二是强制转移，即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来实现，例如，征税。
关于分析资源消耗对后代人社会福利的影响方面认为：
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
除非政府进行利益补偿，否则必将减少经济福利。
政府既应当保护当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
为此，庇古提出三条政策措施：
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
1936年，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价格刚性”基础上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庇古的管制理论互相促进，使战后50-70年代政府直接干预公共自然资源的生产与供求关系的效果明显增强。
4．霍特林规则
美国数理经济学家哈罗德·
霍特林（HaroldHotelling,1895～1973）在1931年发表了论文《耗竭性资源经济学》，提出了耗竭性资源的霍特林规则,即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其优化的条件是资源的市场价格等于边际开采成本和资源的影子价格之和，资源的影子价格的变化率应与市场利率相等，简单地说即资源价格的变化率与市场利率相等。
当政府感到国家的耗竭性资源正以很快的速度减少时，可以对资源提取生产税或征收消费税，这样可以降低当前的提取率，使利润率下降，延长耗竭性资源损耗的时限。
5．萨缪尔森的公共资源分析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nthonySamuelson,1915～）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理论体系。
1954年他发表了《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以新古典的价格机制理论对公共品的供求做了系统的综合，他对公共物品概念作了其后广为接受的表述，将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一般均衡分析和帕累托效率等运用到公共物品最佳供应的分析，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源如何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最佳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即萨缪尔森模型。
他对公共性很强的自然资源优化配置机理的揭示是一大突破，虽然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但其理论没有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方法上与马歇尔和庇古的自然资源配置理论一脉相承。
6．哈丁的公共地悲剧理论
英国学者哈丁（GarrettHardin1915～2003）在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共地的悲剧》的文章中提出：
“如果一个牧民在他的畜群中增加一头牲畜，在公地上放牧，那么，他所得到的全部直接利益实际上要减去由于公地必须负担多一头牲畜所造成整个放牧质量的损失。
但是这个牧民不会感到这种损失，因为这一项负担被使用公地的每一个牧民分担了。
由此他受到极大的鼓励一再增加牲畜，公地上的其他牧民也这样做。
这样，公地就由于过度放牧、缺乏保护和水土流失被毁坏掉。
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每个牧民只是考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他们的整体作用却使全体牧民破了产。
”哈丁认为，在没有制度的约束下，公共事物中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有限的公共资源与无限的个人欲望之间必然会发生资源的滥用、破坏甚至枯竭。
在共享公共事物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是造成公地悲剧的根源。
其核心问题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
五、现代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
20世纪3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标志，以国民收入决定为理论中心，以国家干预政策为基调的现代经济学体系。
二次大战末到20世纪60年代后，一系列非经济理论例如，热动力理论、生态学理论等开始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资源环境思想的束缚，被引入到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资源有限论的确立，资源经济的综合研究进入了辉煌时期。
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心首推资源短缺问题，其次是环境和生态问题，并发生了二次环境意识革命：
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初，经济学开始转向对环境的重视，主要是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被揭示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形成了悲观派、干预派和调和派三个主要流派。
另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国际性公共产品，许多原有的概念被重新界定，伴随着全球资源短缺、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不断严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渐形成。
1．卡逊夫人的《寂静的春天》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
卡逊夫人（RachelCarson,1907～1964）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揭露了有机农药的广泛应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破坏，她指出人类向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经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记录，这种破坏不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自然的其他生命。
该书向人类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破坏的后果，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环境保护思想著作，它对传播公众环境意识，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
戈尔（AlbertArnoldGore，1948～）所说：
“《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它应被看作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之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在此背景下成立，美国各州政府开始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
2．罗马俱乐部的悲观增长极限论
1968年在意大利成立的罗马俱乐部是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悲观派的代表。
由丹尼斯·
米都斯（DennisMeadows）主持下，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指出：
人类社会发展由五种趋势构成：
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急剧增长，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其主要结论有：
人类必须有目的地要么在全世界范围内，要么在一些国家内暂时停止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以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
米都斯用“全球模型”研究了世界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五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将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作为经济增长极限论的主要论据，提出了“零增长论”的著名论点，并预测出人类经济增长在2100年以前将达到极限，并下了定论：
“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和随后的崩溃”。
米都斯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被批判为过于悲观，但是他们把五个变量作为有机统一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推动了环境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引起了世界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
在第二份报告中指出：
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社会进步的后果，这是因为在世界发展中，社会的进步导致了非级差性的增长，因而得出结论：
“必须实行世界体系的限制增长”。
第五份报告是美国物理学家德·
卡博尔和意大利化学家乌·
哥伦波提出的，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限度不单纯取决于生态环境因素，而且受到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科学技术、自然资源拥有量以及生态环境状态的限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尽管可以延长人口和工业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可克服社会经济中自然物质的限制，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无限性与地球有限性的矛盾，人类活动的“外界限度”仍应注意和研究，人类应“自觉抑制增长”，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状态。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的主要缺陷有：
各种计算模型把世界处理为一个地理上不加区划的单纯实体；
把大多数自然资源纳入到非再生资源范畴；
忽略了能源、制造农业生产方式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此外还低估了价格机制对资源开发的调节作用等。
3．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
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下一个200年：
关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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