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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
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
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
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
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
“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
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
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
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
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这可算作他的“外王”。
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
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
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
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三立”出自于《左传》：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
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
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
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
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
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
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
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的人种田家庭，又耕又读。
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
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
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5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
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
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5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
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
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
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
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
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
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
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
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
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
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
畏道、畏法、畏舆情。
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
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
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
“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
“谨”就是指谨慎。
“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
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
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
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
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
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
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
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里，他为自己立下志向。
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
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
”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
“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精神鉴临，予不食言”。
他发了这个誓言：
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
下面又讲：
“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
此我之素志也。
”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
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
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志。
与他后来大半生的事业比，这只能算是小的。
但即便是小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来说，仍然值得借鉴。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
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
储才就是储备才干。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
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
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
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
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
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奉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
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
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
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限于时间关系，我只带一个例子。
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
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
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
“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
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
“敷衍、颟顸”。
“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
“颟顸”就是糊涂。
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
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
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
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
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苦，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
谨于小而失于大；
徒尚无饰，不求实效；
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
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
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
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
“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
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
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
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
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确引导君王。
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
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
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
”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
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
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
自己的努力更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
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
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
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疏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二）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1852）末，一年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
这便是前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
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
什么是团练？
团练就是民兵，配合、协助正规部队。
没有事，大家都是农民，有事了，拿起刀枪，就是军队。
这个制度自古以来就有。
这43个团练大臣，后来死的死，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惟一一个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就是曾国藩。
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大做强。
回过头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过去团练只在县里，在乡下，当时所有的团练大臣都因循旧例，但曾国藩不是这样。
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马上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眼下的团练不行，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在省城里建立一个大团，才好指挥。
有什么突发事变，立刻把团练派出应付。
哪地方有乱子，省城里有一支人马才好去弹压。
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一个大团，人数不多，只有1000人。
朝廷同意了。
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他最亲信的好朋友调出，利用他们原来在湘乡的团练基础，把1000人调到长沙，编成三个营。
这些人拿薪俸，穿军服，每天训练。
他们工资比别人拿的高，待遇也好。
不要做别的事情，每天操练，听候命令，这实际上就是军队，名义上仍叫团练，但实质已经变了。
这是第一步。
曾国藩在长沙城里，完全按照严格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跟长沙城里的其他军队形成对立。
那些士兵原来都是懒散惯了的，八旗、绿营完全都是老爷兵，根本不训练。
到训练时就在街上找个要饭的，给他十文钱二十文钱代替，他们自己下馆子上酒楼。
曾国藩严格训练，他们不高兴。
此外，曾国藩为了地方上安定，大开杀戒。
凡是遇到有作战的抓了就杀。
后来有人讲曾国藩是“曾剃头”，就是从这开始的。
就地正法，坏了规矩。
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员，所以省里的行政官员很不满意。
军队不满意，省政府市政府对他也不同意，他在长沙就呆不下去。
于是，他就给朝廷打报告，说现在南部很乱，北部相对安定些，请朝廷允许我到南部去镇守。
朝廷同意了，然后他到衡阳，借口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扩张军队。
很快就在那个地方建立水陆两支人马，20个大营。
水营10个营，陆师10个营。
再加上辅助人员8000多，共18000多人，号称2万，在衡阳建立一支军队，浩浩荡荡。
这样，他就从民兵师长变成一个正规军队的总司令，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领这支军队，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汉打下来了。
打下武汉以后，他给朝廷上一个报告，要求攻打南京。
曾国藩带领湘军收回中南重镇武汉，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
那时候打南京，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第一号项目，谁拿到了，谁就是最了不起的。
湘军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曾国藩却向朝廷要到了这个项目。
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打南京，做大做强做到第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真正的做大做强何其艰难！
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
从衡阳出师到打下武汉，这七八个月里曾国藩历经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四散溃逃、湖南军政两界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的羞辱。
他打了败战，回到长沙，长沙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进。
一个堂堂朝廷大员，为国家的事情打了败仗，竟然连自己的省城也进不了，这个羞辱非比一般。
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
经过一个短暂的胜利时期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
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
这期间，曾国藩遭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的小说第一部《血祭》的最后一段，写他很凄凉地回到家里守父丧，那时是他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这一切，曾氏都忍了。
他用湖南乡间的一句土话来安慰激励自己：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一个好汉牙齿被人打脱了，连血一起吞到肚子里。
“打脱牙和血吞”，一层含义是不示人以弱，不要人怜悯，不在人前求取宽容。
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仇恨记在心里。
野史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有一个湘军将领写报告，说现在的是“屡战屡败”。
曾国藩拿来改了一下，改作“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一字之动，精神面貌就完全两样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
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
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
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
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
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
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
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
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
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
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
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
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
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
这很奇怪！
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
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
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
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
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
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
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
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
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
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
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
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
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
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
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
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
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
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
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
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
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
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
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
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
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
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
背后藏的是什么呢？
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
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
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
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
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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