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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man）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泰斗阿罗（KennethArrow）等,都对这类问题作过评论,因而从
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了什么是货币,把握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懂得了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
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反过来看,可能主要正是因为经济
学家们在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
问题上所见各异、莫衷一是,才衍生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和当代经济学中的林林总总的门派和思
·
16·
①西美尔:
《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
1995-2004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
想体系。
货币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和一些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米尔
顿·
弗里德曼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明星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曼昆（N.GregoryMankiw）
却说“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购买其他人的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
①在其《货币哲学》
中,社会学家西美尔则把货币视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价值的现金化”（mobilisierung）:
“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reification）,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
”②
在围绕着理解和把握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长期困扰,自然
引起了专业哲学家们对货币问题的注意。
譬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R.Searle）就曾从语
言哲学的视角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和界说。
在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③
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制度观:
我从钱包里
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
着某种颜色和符号。
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
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
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
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
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Yap）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轮）认作货币,大石头就在
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作为大额货币这一事实非常吻合。
另据曼昆说,在二次世界大战
时的战俘营中,战俘们也曾用烟卷做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的“货币”。
就连在1989年
苏联解体前的物价飞涨时期,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
④宏观经济
学家曼昆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无疑佐证了语言哲学家塞尔的洞识。
沿着货币可归结为人们的认
可和约同这一思路,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度事实”,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
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
（collectiveintentionality）。
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
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
因此,塞尔认为,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度事实,
26·
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
①
②
③
④曼昆:
《经济学原理》下册,第202—204页。
JohnR.Searle,TheConstructionofSocialReality.NewYork:
FreePress,1995.
西美尔:
《货币哲学》,第63、107—109页。
社会哲学家西美尔的这种定义,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曼
昆对货币的定义一样,实际上都遇到了“用一个更难定义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本来就难定义的概念”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货币被定义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和“价值的现金化”,那么,进一步的问题
是:
什么是“价值”?
对于这种定义和靠定义把握货币的本质的做法的问题和困境,西美尔本人似乎也
意识到了。
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明确地承认:
“至于价值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一如存在是什么的
问题一样,是无法回答的”（见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页）。
当然,西美尔这里的问题可以通向马克
思和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西美尔本人显然自己封死了这条通路。
在同一著作中,西美尔
曾明确指出:
“价值从来都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一个保留在主体之内的判断”（见该书第7页）。
这
里的问题说到底是:
如果说我们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是价值,我们又怎样能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弄清什
么是货币呢?
见弗里德曼编《货币数量论研究》（瞿强、杜丽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曼昆
《经济学原理》第3版下册（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02—206页。
弗里德曼和曼昆的
这一界定乍看来似乎是很现代、很时髦、很到位。
但如果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会发现
这种定义问题多多。
其要害问题是,弗里德曼和曼昆的定义是用一个更难定义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本
来就难定义的概念。
如果说货币是一种资产,那么什么又是资产?
不说明和弄清什么是资产,这种定
义岂不等于什么没说?
继续思考下去,这就通向从维特根斯坦、奥斯汀（JohnL.Austin）、赖尔（Gilbert
Ryle）到斯特劳森（Peter,F.Strawson）、达梅特（MichaelDummett）、塞尔（JohnSearle）、克里普克（Saul
A.Kripke）等当代语言哲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了:
我们必须用词来界定词,用语言来解释语言。
对象化为社会实在。
有了集体意向性,某种东西就成了货币。
根据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L.Austine）和塞尔的人们以言行事、以言创造制度事实的语
言哲学思路,依照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和胡塞尔所提出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
at）这个概念,并参照1982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Buchannan）的
“意见约同性”（consensus）这一专业术语,在最近的一些文著中,笔者达致了对货币的存在形式
的一种塞尔哲学式的理解: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交往中一种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和“意见
约同性”的制度实在。
从货币本身的功用来看,笔者也试图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把货币比作为
市场的魂、经济的镜、价格的体、交换的桥,以及社会资源配置“装置”的“润滑油”。
在此基
础上,我们最终把货币视作商品与劳务交换、市场运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人们生活游戏
中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建构（an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ofhumanintentionality）。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货币的本质的上述理解和把握,还只是依照奥斯汀—塞尔语言
哲学的进路仅从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贝壳、金、银、印钞、银行卡、支
票,甚至二战时战俘营和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市场中的香烟,以及雅普岛上谁也搬不走、移不动
的大石块,等等）上对货币这种人类社会的某种制度实存所做的一点认识上的“逼近”。
现在看
来,要进一步理解货币这一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实在,还要从“宏观”上———即从一
个社会或实行同一货币的经济体（不仅仅限于一国,如现在实行同一欧元的欧盟诸国）的实体
经济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关系上———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
②换句话说,只有大致理清了一个
社会或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对应关系,我们方能对人类生活世界中的货币
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二、从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看货币的本质
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
他具体解释道:
“对于货币来说,我们所要问的不是‘什么’和‘怎样’,而是‘多少’。
货币的
这种特质或无特性最先在其全部的心理纯粹性中表现出来,..货币的质惟独由其量而定。
”③
西美尔的这一命题,蕴涵着十分深刻的思想。
因为,货币作为市场中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
其主要社会和经济功用就是标示交换的量。
在商品货币（如金银）阶段是如此,在法币（fiat
money）体系形成之后,更是如此。
依照货币的这一主要功用来审视货币现象,我们会发现,西
美尔的“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这一命题,不但在宏观经济总量上来说为“真”,从微观的单
笔交易来看也是如此。
现在看来,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什么是“货币”问题上的困难,并不在于货币形式本身,而
在于如何理解经济学的深层哲学基础;
而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又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认识“价
值”这一点而展开的。
譬如,在谈到货币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当代经济学家,无论
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一般不假思索地说,货币的功用在于衡量商品和
36·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①②
③西美尔:
《货币哲学》,第188—189页。
英文为“prehension”———这里借用哲学家怀特海（AlfredN.Whitehead）《过程与实在》中一个术语,意
为在其自身整体多样性的各种内在联系中领悟、抓住和掌握。
参见A.N.Whitehead,ProcessandReality:
AnEssayinCosmology.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29。
韦森:
《从语言哲学看货币的本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
韦森:
《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年,第57—74页。
劳务的价值,因而货币本身只是一种价值计量和储藏手段。
结果,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不管是
哪一个学派,说来说去好像最终都绕不开价值论问题。
进一步的困难在于:
到底什么是价值?
这里也许毋庸赘言,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曾给出了一个“自
恰”的理论范式,因而古典经济学也有一种“自恰”的货币理论。
同样,自杰文斯（S.Jevons）、
门格尔（C.Menger）和克拉克（J.B.Clark）以来,尤其是自马歇尔（A.Marshall）的《经济学
原理》1890年出版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也内涵着其似乎“自恰的”边际效用价值论①。
然而,从现实的经济分析来说,这两种自恰的价值论似乎都是“美丽”（自恰）的不实用,而反
过来说则是实用的不美丽（自恰）。
具体来说,在分工巨细的现代商业体系中,不管运用任何统
计手段,不论使用多么快和多么大容量的计算机,也无法将一件简单商品的“价值”还原为某
种古典经济学范式中的“社会抽象劳动”。
另一方面,那种建立在一种心理估价基础之上的新古
典经济学的“古典”边际效用价值论,更像是一种“天方夜谈”。
正是由于种种美丽自恰的经济
哲学应用上的困难,在现实中,人们在谈论和实际使用“价值”一词时,往往只是指“市场价
格”,而不是“价值”;
而价格,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货币标量”。
即使人们在谈到一件商品的
“价值”或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些经济总量指标时,实际
上也往往是指在某一既定时点上的“货币价格标量”。
因此,在人们说某种币值“值”多少,以
及当人们说某一笔财富和某一经济总量“值”多少时,实际上只是指那一时点上以某一时刻所
认定的货币量符所代表的“货币标量”为多少,因而,这既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或经济总量
包含多少“抽象劳动”,也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和经济总量代表多少“边际效用”。
这实际上
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以及在经济学家们的现时话语中,人们总是不能离开“货币”的维度
谈“价值”,因而也不可能离开货币的维度来谈“货币”。
这里我们不妨拿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两个著名公式来说明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货币数量
论的经典公式“费雪方程”:
②
MV=PT
（1）
在式
（1）中,M为货币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T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
数,即包括服务流量（如工时、居住年数、千瓦时等）,也包括生产这些流量的实物资本项目
（厂房、设备等）,又包括既代表着实物资本项目又代表着“信誉”这样的无形“资本”项目的
种种债券等。
令国民收入总量Y=PT,我们可以知道,从形式上来看,依照这一费雪方程,一定
时期的货币总量M和国民收入Y均是一个给定的量,即Y=MV,M=YPV。
很显然,从费雪方程
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货币的总量是多少,以（货币）价格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是多少。
至于Y
到底“（价）值”多少,我们并不知道。
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常说国民生产总值为多少,我们只
是指它是多少货币量（如多少美元）,而这“值”是什么,除了这一货币标量外我们一无所知。
46·
②严格来说,这一方程应被称作为“纽康柏—费雪方程”。
因为,其最早形式是由SimonNewcomb于1885
年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见S.Newcomb,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NewYork:
Harper&
Brothers,
1885）一书中所提出,而由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雪（IrvingFisher）于1991年在其名著《货币购买
力》（见IrvingFisher,ThePurchasingPowerofMoney.NewYork:
Kelley,1961）一书中全面阐释和传播开来
的。
当然,这一货币数量论方程的思想早在英国古典哲学家大卫·
休谟那里已经萌生了。
马歇尔的一段经典名言为:
“当‘边际效用和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和价值一样受供求关系的支配’
时,‘生产成本原则’和‘最终效用原则’..则是供求万能法则的组成部分”（见A.Marshall,
Principlesof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61,pp.280,410）。
从马歇尔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巧妙而含混地绕开经济学的价值论困扰。
当然,从一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多少万吨钢、多少万辆车、多少亿度电、多少万
人次游客之收入诸如此类的具体统计数字,但一旦把这些具体的实物产品的数量或服务量还原
为单一货币价格标量而总计到GNP或GDP这些经济总量中,我们就只知道“值”多少（货币单
位）,却就不知道这“值”到底是什么了。
尽管我们不知道同一货币经济体的“总价值”是什么,离开了货币价格这个标量,我们又
不能知道这一“总量”到底“值”多少,但在一个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我们至少可以断
定,在一定时点上,用价格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个既定的量,而这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在一
定时点上也肯定是一个给定的量。
虽然实际情形是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专家也很难精确知道一
个社会在一定时点上的货币总量到底为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有这么一个既定的货币总量。
另一方面,给定一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水平,一个经济的潜在生产总量也总是给定的。
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只不过是经由这些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所产
出的物品和劳务流量在市场交换（包括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中被“货币价格”这一“‘值’
表”大致测量到的数量结果。
由此看来,货币的价格单位,与水表中的“立方”,电表中的
“度”（千瓦时）一样,仅仅是一个数量标度而已。
到这里,我们也就大致理解了西美尔所言的
“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然而,货币标量与水表和电表这些由“科学的”制造技术所决定的固定标量装置的一个主
要不同是,由于货币本身是一种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建构,在现实中,以及在理论经
济学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货币幻象（monetarycranks）。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手上储存100
万的美元现钞,我们可以说他非常富有,或用日常话语来说,这个人是个百万富翁。
一个人握
有百万钞票在手,是否意味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也有100万美元物质“财富”与之相对应存在
呢?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可以这样认为。
因为,假如他把这一笔钱带到市场上去交换,他会买
到“值”（至少他自己认为值）100万美元的东西。
但是,假如他不拿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作为
“储藏手段”而把这笔现钞放在瓦罐中,埋在床底下,那这笔货币是否还代表着有100万美元的
东西存在这里或那里?
这笔货币本身是否还“值”着什么?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
（1）是否一个社会的货币总量（乘以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
的（财富）总量是等值的?
（2）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的货币是否代表着一定的存量财富（下面
我们将会马上讨论“财富”这个素来令经济学家十分头痛的词）?
换句话说,是否货币本身有游
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独立“价值”?
①不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显然也不能较清楚地把握到底货
币是什么这一问题。
如果说一定量的货币（这里撇开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的商品货币如金银不论）总
“值”什么———即能交换某种物品和劳务———的话,那么,这种“值多少”是这笔货币本身所内
含着的吗?
从上面所举的100万美元的例子中,人们大概会这样认为。
但是,假如情形是一个伊
拉克老汉在萨达姆政权被美国大兵赶下台之前在罐子里埋藏了印着萨达姆头像的100万第纳尔的
伊拉克货币呢?
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
现在,美国占领军临时管制委员会已宣布废除了萨达姆
时代的货币。
霎时间,伊拉克居民手中的印着萨达姆头像的“货币”都一文不值了。
但这是否
意味着美军临时管制委员会的一个命令就消灭掉了所有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着的“价值”
了?
具体到这个伊拉克老汉的事例上,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一下子就被美国大兵减少了100万第
纳尔的财富了?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不是”,并认为只是“消灭”掉了旧伊
56·
①尤其是在考虑那些埋藏在瓦罐中的金银这些“商品货币”时,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的伊拉克人的“集体意向性”,此举并没有减少任何伊拉克社会的“财富”。
那么,如果是这样,就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和储藏手段而言,100万旧伊拉克第纳尔和100
万美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这场美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
值现在到底“值”多少?
又有多少个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能说出个一二来?
即使将来一些（历
史）统计学家依照新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的比值回过头来“计算”出现在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种第纳尔与美元之间比值又是怎样制定的?
依什么标准制定的?
即使现在人为地将这两
种货币的币值比率制定出来,即使将来的历史学家能依此比值估算出现在的伊拉克的国内生产
总值,那这“数字”难道不就成了人们通过一些“人为决定”的伊拉克第纳尔和美元的比值而
人为地“建构”出来的?
如果说用“价值”来定义货币有着上述种种困难的话,用“财富”来把握货币也会遇到同
样的问题。
当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从人们持有财富的角度把货币定义为一种资产。
但什
么是财富?
在“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这一经典论文中,弗里德曼给出了这样一个似乎“自
恰”的财富数量公式:
W=
Yr
（2）
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界说,式
（2）中W表示财富存量,Y代表收入总流量,r为利率。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不涉及货币是什么,这个公式显然给出了“财富”一词一个非
常精巧和规范的定义。
但是,如果用此定义来进一步界定货币是什么,这种对财富的定义等于
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如果货币被界定为代表一定量财富W的资产的话,那么,货币本身又是
由总收入Y除以利率r来决定,而无论Y还是r均是以货币单位来衡量的———这样一来,弗里德
曼说来说去不还是用货币标量来界定货币?
由此看来,弗里德曼的这种货币定义,难道不是一
个同义反复———或者说“重言式”（tautology———或者说“套套逻辑”）的定义?
当然,返回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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