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生态学的经济内涵Word下载.docx
《第十二章 生态学的经济内涵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十二章 生态学的经济内涵Word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它们组成了经济上的“私人”部分。
置于这个基本结构之上的是“公共”部分：
政府机构为了达到各种社会目的的花销，包括从医院的建设到对越南“敌人村庄”的轰炸。
最后则是政府行动和私人部分管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它包括政府对生产活动（如对健康和环境的保护），某些大规模的经济运转和国家财政政策的管理。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专业，通过明显平等的理论上的准确性，在支持美国各个不同政期的相当矛盾的政策上，是足以引起争论的。
直到最近，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环境因素的作用也仅被做了稍微的考虑，例如，在美国大部分教科书中，都只有几页是讨论这些问题的，而且是作为“外部经济效果和经济负效果”来提到它们的。
比较通用的词“外部经济效果”被引入经济理论之中，是为了应付一旦出现了违背基本的经济过程——交换的情况的。
在其单纯的形式里，一种交换必须是相互和自愿的，之所以发生交换，是因为双方都希望从中有所得，所以相互都许诺是自愿的。
相反，一种外部经济效果既不是互利的，也不是自愿的：
汞使氯的生产者获利，却损害了渔业生产者，它的使用对一部分人是自愿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非自愿地受其所害。
这是一种外部经济负效果，或相反的外部经济效果。
在理论上，一种外部经济效果是可以存在的，但在实际上不大普遍。
这样一个外部经济效果可以以一个管理良好的高尔夫球场或农场为邻的家庭为例：
它享受到宜人的环境。
因为传统的经济学是以共同受利、自愿交换的市场为依据的，所以，直到今天，外部经济效果还可以在其中发现一席之地，这是不足为奇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外部经济效果看做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转移，它在本质上基本还是社会性的，在一种经济理论与私人事务之间的联系，比与社会事务之间的联系多得多的情况下，它是很难适应的。
但是，由于最近环境问题的出现，产生了大量的外部经济负效果，经济学家们开始比较注意这个在经济理论上迄今仍是一个极小的小平面了。
他们面临的任务在前面已说过了：
怎样才能估计出环境紊乱的社会成本，而且这种成本是否能够被经济体系的经营和管理所适应。
最近很多人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常常是以一位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A·
G·
皮古的理论为指导的。
他提出靠征收经营税把外部经济效果内在化，并补贴那些很少享受到外部经济效果的企业，带给他们一定的外来价值。
对一种外部经济效果的税收当然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个价格可以表示出它的“真正”成本，包括在环境紊乱上的成本，或为阻止环境恶化而进行各种控制的成本。
一些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种类似的方法，市场体系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保护的成本。
经济体系不需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现在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自愿的交换。
生产者承受了控制污染的成本，或者为其使用了一个作为倾倒污物的地方的环境而付了费用，于是先前的外部过程内在化了，并从此而受制于市场的影响。
面临控制污染或税收的成本，生产者们将竭力一步步地把新增的成本，以一种价格增长的方式，转到消费者身上。
在付过税的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些税收来保护和重建环境。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产生某些相对小的事情。
一件是需要有一个复杂的管理，颁布许可证、税收、监督的系统，这些都是对“自由企业”精神的侵犯。
并且对自由交换添加了新的限制；
这种自由交换是使市场系统正常运转的条件。
另一件则是某些生产者可能会情愿用付税的方式来购买污染权，用一种不是税收可以补救的方式来损害环境。
远比这种事情更严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一种传统的“市场”经济学，从根本上是与环境的完整性所不相容的？
在这方面，有一个来自小E·
戴尔的很可靠的线索，一位《纽约时报》金融方面的撰稿人。
他认为，私人企业经济体系是按着“铁的规律”管理着，它享受着一条在生产和产量上都是加速度增长的规律的支配，这个增长不能被终止，因为“获取利润的动机几乎总是推动着个人，使他做出每天都要向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的决定”。
把这条铁的规律运用到对环境完美的需求上，戴尔的结论是：
“我们的技术，曾经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总值不断增长，也可能会发现一条脱离一个接一个的污染问题的途径。
……可是最终我们也不能肯定大功已经告成了。
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仍将继续下去。
……长远的解决方法是非常明显的：
“使‘人物’（产量）数字小一些。
”
这种观点在那些工业家关于环境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响（例如第三章中所述），它声称，经济体系是受其铁的规律所使而增加了生产力，并由此而增加了产量的。
然而，因为更多的产量就意味着更多的污染（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含糊其词地用生态系统的天然局限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来说明），唯一留下来能够限制产量的方法就是减少人口了。
鉴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只要总的资源看来还足以供养这些人口，那么，这个方法在我看来，就相当于用卸掉所装的货物，和迫使乘客落入水中的方法来救一条漏水的船。
人们不得不询问，是不是这船并没有出什么严重的毛病。
于是，环境危机再次证实，它具有一种与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相对抗的倾向。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
私人企业经济体系的经营要求，是否可以与生态管理共处。
其实，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现今世界上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系的关系之中，这个体系即社会主义，这是后面将要涉及的问题。
在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和私人企业体系的基本关系方面，最完整的研究是由K·
W·
卡普所完成的。
195O年，卡普，当时是威斯里扬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但遗憾的是，却常“被人忽视”的书：
《私人企业的社会成本》。
它之所以是了不起的，首先是因为，早在环境污染普遍发生之前，它就对其严重性做了严肃的研究。
它的了不起还在于，因为它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企图从考虑这些外部经济效果的角度来证实，用一句卡普的赞扬的话来说，就是：
“经济增长使得很多事物孤立起来，最主要的一个事物就是经济理论。
在这本书里，以及在1963年的修订本中，卡普对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做了以下重要的研究：
它们在实质上关系到企业经营的传统成本，在某些工业中，其范围可达15％。
他认为，在事实上，当环境的外部经济效果成本包括在总的企业成本中时，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就可能是在全部成本超过总的利润的情况下进行的”。
最后，经济学对外在效果的分析，要求对财富和生产力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概念重新认识。
根据这种观点，卡普进一步对私人企业经济做了如下批评：
人们刚把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分析的传统概念置之脑后，就开始考虑那些未付的社会成本了，这就变得很明白：
私人投资标准下的社会效率，以及因此在私人企业条件下的，未定分配过程的有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幻想。
因为，如果由于实际的总的生产成本有着被转嫁到其他方面的倾向，从而企业的成本就不能测定实际的总生产成本，那么，传统的成本利润微积分学就不单会使人产生误解，而且是用一个制度化的藉口来为大规模的掠夺做掩饰的。
实际上，这种掠夺己超过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他们的继承人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谴责那种在企业经营体系下的人对人的剥削时，所记得的每一件事。
总而言之，卡普认为，传统的私人企业经济理论，是没有能力来适应由当前的经济力量——现代技术，这个非常的来源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的。
这便出现了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私人企业体系的基本性质与维系生态的稳定中间的不相容性达到了何种程度？
而生态的稳定是任何一个生产体系要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第二个是私人企业体系，至少从当前的形式来看，其本身就没有能力提出大量的担保，去保证“付清自然的债务”。
这个债务已经由环境危机所承受了，如果生态上的崩溃可以避免，这个债务肯定就会很快被偿还。
那么，私人企业体系所固有的这种无能为力已到了何种程度？
下面是一种考虑这些问题的无把握的尝试。
从私人企业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入手，对这种尝试是会很有用的，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主要动力——私人利润。
在美国这样一类私人经济体系中，污染和利润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
让我们回忆一下前面两章。
在美国，急剧的环境污染，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生产系统的技术变革紧密联系着的。
我们的很多污染问题，都可以追溯到1946年以来的一系列发生在工农业上的大规模的技术更替上。
大量新的、迅速增长的生产活动，在产生污染物上，要比它们所代替的旧方式容易得多。
这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私人企业一直都情愿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到一系列新的生产企业当中，这种新企业与急剧的环境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什么驱使着这种类型的投资？
用海尔布朗纳尔的话说，就是——
投资是为了代替旧的资本，还是为了给新资本派用场，主要的考虑在实质上从来都不是为了个人的使用，或者为了使投资产生让公司所有者所满意的效果。
与其相反，决定投资的试金石是利润。
在战后企业经营中，新技术的引用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把利润与技术联系起来的经济因素是生产率，生产率通常是用来表示单位劳力输入所产生的产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海尔布朗纳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期间引用了新的技术。
下列关系似乎也出现了：
战后经济上的新投资，和预料到的一样，一直是向着非常理想的方向前进的，并且确实在产生、增加着利润；
这些投资大量以新技术的引用为基础，技术是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如果这些关系，就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在导致美国环境危机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技术更替上，效力是很大的话，那我们就果然会通过适当的统计数字发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要比被代替的旧技术的生产，获利更多。
也就是说，新的、有着更多污染的技术，要比旧的、但污染较少的技术，获利更多。
现有的资料似乎证实了这种预测。
肥皂普遍被合成洗涤剂所代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也提供了有关肥皂和合成工业的总的经济资料。
1947年，基本上不存在洗涤剂生产，这时肥皂工业从销售中所获的利润是30％。
1967年，两者的总生产量中，肥皂约占1／3，洗涤剂约占2／3，其销售利润为42％。
从这期间（1947－1967年）的资料中可以算出，仅洗涤剂销售的利润约占52％，明显高于纯肥皂的销售利润。
重要的还在于，这方面的工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显著增长，与用以销售的产量有关的劳力输入下降了约25％。
显然，有利可图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洗涤剂迅速地替代了肥皂——及其产生的环境污染——有了一个有力的说明。
这也有助于解释，尽管肥皂在达到大部分洗涤目的上仍继续有其用处，它还是被洗涤剂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了。
如果说它不是使社会受益，那它就使投资者受益。
合成化学工业是另一个例子，它说明了这种技术发明有利可图的道理。
还可以从一本关于化学工业经济学的参考书中，很容易得到证实，这本书是由生产化学工业家联合会——MCA（ManufacfuringChemists’Association）出版的。
化学工业，尤其是合成有机化学制品的生产，在1946-1966年间，其利润率有着一个不平常的高纪录。
在那个时期，全部制造业的平均净利润值是13．1％，化学工业平均值则为14．7％。
MCA的材料还为这种意外的高利润率做了说明。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引用新发展的材料为基础的，尤其是合成材料。
在一种新发明的化学产品进入市场的4-5年间，利润总是高于一般的平均利润的（有创新的公司所享受的利润，是无创新的公司的两倍）。
这是因为，研制这种材料的公司享有专利权，它为树立一种高的销售价格提供了条件。
四五年后，一些较小的竞争者有能力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手段了，当他们进入市场时，供应增加，竞争加剧，于是价格下跌，利润也随之下降。
在这个时候，大的、有创新的公司，通过它广泛的研究和开发努力，已经准备引用一种新的合成材料，从而能使其高利润率得以恢复。
事情就如此继续下去，这就像MCA的材料所指出的：
“要保持高于平均利润的差额，这要求不断发现新的产品和新的特点，通过它们，在过去的那类产品被包括在低利润的日用化学制品中时，仍然可以获得高利润差额。
”因此，在合成有机化学工业中，其最高投资比率之一便是研究和发展项目（1967年，占销售的3．7％，可与其对照的是，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比率是2．1％），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这样，这种工业特别突出的高利润率，表现为使得那些新的通常是非天然的合成材料，每隔一段短暂的时间，即得以开发和生产的直接结果。
这些合成材料进入了环境，并因那些已知的原因，同时在污染着环境。
这种情况对一个生态学家来说，是最感恐惧的，因为在4－5年的时间里，当一种新的合成材料，如洗剂剂或杀虫剂，被大量运入市场——也进入环境——的时候，的确是来不及看到它的生态后果的。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其后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而且，大量投资到新的生产技术上的惯性，也使得重新治理变得尤其困难。
正是这个在工业中不断增长的利润体系，是对环境造成急剧有害的影响的真正原因。
非常有意义的是，从1966年以来，化学工业的利润地位急剧地下降了。
工业界的发言人自己曾经把环境上的考虑作为这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讲述过。
例如，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位工业官员指出，很多化学公司发现，杀虫剂生产已逐渐无利可图，因为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求。
由于这些需求，有关发展新的杀虫剂，及试验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的成本，便急剧上升。
在这同时，官方取消或暂时中断的杀虫剂注册，在1970年已由25种增到123种。
结果，很多公司放弃了杀虫剂的生产，尽管总的生产还在继续增长。
有个公司报告说，它取消了杀虫剂生产，因为在其他领域的投资有指望成为更好的买卖。
环境上的考虑对新化学制品影响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NTA，一种代替洗衣剂中磷的、被认为是无污染的物质。
公众把水污染的原因归结到洗衣剂中的磷上，因此，在这种压力下，工业上研制出NTA，用它来代替磷。
当时，有两个大公司为了生产NTA，已经在建设工厂，每个工厂的成本大约都是1亿美元。
当工厂部分建成时，美国公共卫生局反对使用NTA，因为实验室的动物受NTA影响，发生了生育缺陷。
新的工厂不得不被废弃，对这些公司来说，其代价是相当大的。
由于这种危险，结果，在化学工业上的研究和发展支出最近一直在下降，这是一个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这个工业地位的过程。
另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说明污染与利润之间联系的例子是氮肥。
在美国玉米生产区的一个典型农场里，如果每英亩产量比目前平均产量低25－30蒲式耳，农场主则可能无利可图。
就如前面所说过的（第五章）那样，目前的玉米产量是以大量使用氮肥为基础的。
在这种情况下，玉米所吸收的氮已达到饱和，结果，相当数量的氮从地里排了出去，污染着地上水。
换言之，非常明显，在当前的情况下，农场主必须使用足以污染水的化肥，才能保证他获得一点利润。
大概一个可用以说明经济生存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悲剧性联系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引用一个农场主的话了。
这是一位有思想的农场主，他最近在伊利诺斯污染控制委员会前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一个农场主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就是不断把钱花在化肥上。
这是我们的生产手段之一，它几乎从来没有使其价格超过所有可能的范围，而机器和其他农业上的投资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拿我来说，每英亩花在化肥上的钱超过了3美元，可是我的经验是，每付出1美元，就可赚回3美元。
如果鉴于今天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不再去使用化肥和化学制品，我将怀疑，我是否还能继续经营我的农场。
如果政府确信，我们的生产手段对社会是一种危险，我便希望研究和发展出足够的替代品来。
国家的统计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农场主这种关于化肥，或杀虫剂在经济上的意义的观点。
这些统计证实，这类化学制品可以使农场主在花了1美元后，赚回3－4美元，而其他的输入，如劳力和机器，可获得的利润就要低得多。
这又是一个例子，它说明，高利润率与那种对环境有着特别压力的实际情况是相联系的，当这种实际情况受到限制时，利润也就随之下降了。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由汽车工业提供的。
在这一工业中，小的、低功能的汽车，被大的、高功能汽车所替代，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在利益的可得性与重要的引擎动力——如马力——之间的关系上，似乎还没有特殊的资料可用，在手边仍然有着一些比较一般的证据。
最近发表在《未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
在汽车的容量和销售价格降低时，边际利润下跌的趋势甚至还要更快些。
例如，一辆基本价格为3000美元的标准美国汽车，给它的制造者所带来的利润大约是250到300美元之间。
但是，当价格降了1／3，到了2000美元时，工厂的利润就会降一半。
在价格降到2000美元以下时，利润的下跌甚至还要猛烈。
显然，引进一种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汽车，就必然要有一个相对的低能、低压缩的引擎，和一个低的总重量，并要以低价格出售。
因此，从相应的销售价格而言，它所获得的利润低于标准的重型、高功率、高污染的机动车。
这也可以说明亨利·
福特第二最近的一个评论：
“微型汽车生产微型利润。
我们从第九章中还可以回忆起来，在使环境问题不断严重的大规模的技术更替上，最突出的是一定的建筑材料：
钢、铝、木材、水泥和塑料。
在建筑和其他用途中，钢、木材逐渐被铝、混凝土和塑料所代替。
1969年，从钢生产（用高炉形式）和木材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整个销售额的百分比）各为12．5％和15．4％。
与此相比，那些代替了钢和木材的产品则产生了特别高的利润：
铝为25．7％，水泥为37．4％，塑料和合成树脂为21．4％。
对环境影响相对微弱的技术，被那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技术所替代。
伴随着这种替代而来的，是利润上的显著增长。
铁路货运（对环境影响相对要弱）被卡车货运（对环境有急骤的影响）的替代，也有同样的情况。
在这方面，经济资料是不大明确的，因为与卡车相比，铁路的投资相对较大（卡车的通行证是由政府管辖的道路所提供的）。
然而，卡车运输似乎仍然能产生出比铁路运输明显要高的利润，铁路方面分给股东和有专利权的股份享有者的净收入率是2.61％，而卡车是8.84％（1969年）。
联系前面所说的例子，在那些情况下，似乎可得利润增长的时候，也正是一种新的、对环境影响更大的技术，替代了旧的技术的时候，当然应当注意，并非所有的新技术都具有这种特点。
例如，燃煤的机车被内燃机所代替，在1946到1950年之间，改善了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因为运送每吨货物时，内燃机燃烧的燃料要比烧煤的引擎少得多。
可是很遗憾，这个改进由于铁路货运被卡车所替代而被破坏了，与此同时，铁路处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也不能坚持进行改进了。
这也证明，一定的新技术，全新的，而不是顶替了旧技术的——如电视和其他的消费电器，都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而且不会对环境产生急剧的影响。
前面所说的观点，并不是意味着它们已树立了一条规则，即利润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污染的增长，而只是说，很多引起严重污染的新技术，比之它们所代替的少污染的技术，也随身带来了较高的利润。
这也并非意味着，这些问题都是故意针对企业家而言的。
其实，很多迹象当中，某些是较早就出现了，而生产者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经营中潜在的环境效果，直到生物承受的极限被超越了之后，这些后果则以生态崩溃，或以人类病患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
不过，尽管有着这些局限，这些关于在私人企业体系中的，污染和可得利润间的关系的例子，仍然是需要严肃对待的。
我认为，它们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某些人将会强调，污染与可得利润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污染会使环境质量蜕化，而即使是最贪婪的资本家，其企业未来的成功也是依赖于这个环境的。
一般来说，这种看法是相对有力的，因为情况确实如此，即工业污染正在毁灭着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以及生产所依赖的真正的“生物资本”。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从氯化钾工厂中产生的汞污染的潜在后果，这种工厂是以其成功的经营为基础的，由这样一个工厂生产的每一吨氯，要求1．5万加仑（1公升＝0．26418加仑（美）。
——译者注）水，这些水都必须达到常规的净化标准。
这种水是从附近的河流和湖泊中获取的，这些河流和湖泊的净化是通过生态循环达到的，其循环的动力来自大量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
因为汞的化合物对大多数生物有机物都是有剧毒的，所以从氯化钾工厂排放的汞，必然会成为这些工厂所依赖的净水来源的一个严重威胁。
然而，在这个和另一些例子中的事实也证实，工业管理，在其受到外来力量的强制之前，一直是在继续着一个似乎是荒谬的，自我毁灭的，污染其自身所依赖的环境的过程。
一个统计学家，丹尼尔·
法伊夫，最近做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它有助于说明这种在一个企业牟取的利润，和它正在趋于毁灭其本身的环境基础之间的荒谬的关系。
他的例子是捕鲸业，这个行业捕杀鲸的速度是那样快，以致于那些鲸很快就要走向灭绝，结果，这个行业由于它的这种做法，而将其自身从企业中驱逐出去了。
法伊夫提出，这种“不负责任的”经营，与一种“负责任的”经营正好相反，这种合理的经营应该是，使鲸被捕杀的速度与其再生的速度一样快。
他指出，尽管一种不负责任的经营将最终是毁灭自己，但它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不是社会，那也至少是企业主，要是从这种不负责任的
升级会员 